1、安徽是古文化大省， 在中華傳統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學術界有人以區域劃分，把安徽省分為三個文化圈，即淮河文化、黃山文化和桐城文化。從文化內涵上說，淮河文化和黃山文化內容繁富， 門類諸多， 淮河文化有以老子為代表的先秦哲學，以三曹（曹操、 曹丕、曹植）為代表的建安文學， 以華佗為代表的中華醫藥文化，以劉伶為代表的魏晉酒文化，還有淮北梆子戲、鳳陽花鼓等；黃山文化有以戴震為代表的樸學（皖學），有黃賓虹為代表的新安畫派，有底蘊深厚的徽商文化，還有徽派建筑、雕刻、園林藝術、徽劇等，更有人文與自然景觀相結合的山水文化。 我們把這兩個文化圈稱為泛文化。桐城文化與之相比， 內容比較單一，主要表現為文學藝術，其

2、代表者為桐城派。桐城派是統稱，它包含有桐城文派、桐城學派、桐城詩派和桐城書畫派， 還有豐厚的桐城民間文學。我們把桐城文化稱之為精致文化或精品文化。今天我就桐城文派談一點個人淺見。一 .與桐城學派、詩派相比，從時間上來說，桐城文派興起稍晚，但聲譽最高，影響最大。桐城文派起于清康熙，衰微于清末民初，延續二百三十余年。其流行地域之廣， 幾乎包括了當時中國經濟文化比較發達的大部分地區，北至京畿，南達嶺外，東抵江左，西至云貴，都有桐城派作家的身影， 其作家人數多達1200余人，著述二千余種， 隨著中華文化的傳播，桐城文派在海外也有很高的聲譽，因此，不論從綿延的久遠，還是從影響的深廣來看， 在中國文學史上

3、，沒有一個文學流派能與之比肩的。曾國藩譽桐城派為清代文壇盟主不無道理。桐城文派對中國古典散文作了一個很好的總結。它的成就和貢獻是多方面的，我想從桐城派文論思想和創作實踐兩方面來談。首先，桐城派作家在總結前人創作經驗的基礎上，根據自己的創作實踐， 創立了一套系統的、完整的散文創作理論。著名學者郭紹虞先生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中說：“清代文論以古文家為中堅， 而古文家之文論又以桐城派為中堅。有清一代的古文， 前前后后殆無不與桐城派發生關系。 在桐城派未立以前的古文家，大都可視為桐城派的前驅；在桐城派方立或既立的時候， 一般不入宗派或別立宗派的古文家，又都是桐城派之羽翼與支流。由清代的文學史言， 由清代的

4、文學批評言， 都不能不以桐城派為中心。”指出桐城派古文論的強大影響力， 它確實成為桐城派賴以產生、發展、壯大的支柱， 使眾多作家在不同時期紛紛歸附桐城派而形成一個陣容強大的作家集團，出現“家家桐城”、“人人方姚”的局面。桐城派文論最大的特點是“與時俱進”，“因時而變”， 不斷地創新求變， 充實提高， 使文論體系的嚴密性、 系統性、 完整性和科學性達到前人未曾達到的高度，扭轉了古典散文的道本藝末的文學觀點，實現了散文藝術的審美藝術價值。桐城派的文論發端于不在桐城派三祖之列的戴名世，但他的文論主張對方苞乃至后人啟迪很大。他主張為文要“率其自然，行其所無事”，把“率其自然”當作文章的最高境界，強調“

5、修辭立其誠”，作文要道、法、辭三者完美合一，對文章審美要素，提出了“精、氣、神并重”的要求。方苞則明確提出以“義法”為中心的散文理論，為桐城派的文論奠定了基礎。“義法”說也因此成為整個桐城派文論的發端和綱領。“義”指文章的思想內容。“法”指藝術形式， 強調“言有物”、 “言有序”，要求內容與形式和諧統一。值得一提的， 方苞雖然把文章思想內容放在首位， 強調為文要先為人， 但最為專注的還是“言有序”，提出為文“所貴澄清無滓，澄清之極，自然而發其精光”，要求古文用辭力求典雅、古樸、簡約，即桐城派所矢志追求的“雅潔”。劉大 kui （從木魁）對方苞的“義法”說有所突破，在強調“義理、書卷、經濟”同時

6、，十分重視神氣、音節，他說：“積字成句，積句成章，積章成篇，合而讀之，音節見矣，歌而詠之，神氣出矣。”先立神氣以為文法的最高妙處，然后求神氣于音節，再求音節于字句，給人們指出了為文之法和學文之徑。他還認為文章貴在品藻，將“品藻”作為由“神氣”、“字句”等表現出來的文章風格。他特別指出“文貴奇”、“文貴大”、“文貴簡”、“文貴疏”、“文貴瘦”、“文貴華”、“文貴參差”、“文貴去陳言”等審美要求。這種對文章風格的重視與辨析，表明劉大?已突破了方苞單純以“義法”論文而僅提倡“雅潔”文風的傾向， 擺脫了以文學為經學和道學附庸的束縛，肯定了文章自身的審美藝術取向，是對桐城派文論的一大發展。姚鼐的文論思想

7、具有集大成的特色。他不僅繼承了戴、方、劉的文論思想，更從自己所處時代的新學風氣中汲取了完善散文創作的合理因素，進行了全面地總結。 他堅持“義法”說的基本觀點，但指出方苞“只以義法論文，則得其一端而已”，提出“義理、考據、文章”三者“相濟”的治學為文主張。他在漢學盛行之時，獨排眾議，不廢考據，力主漢宋兼容，克服宋學空疏，足見其包容之心，尤為難得。他繼承劉大kui （從木魁）“神氣”說，進而提出“神理氣味， 格律聲色”的八字主張，就古典散文的藝術特征來說，“神理氣味”為“文之精”，是抽象的內在東西； “格律聲色”為“文之粗”，是具體的表象的東西。 姚鼐的“理、格、律”亦即方苞的“義”和“法”，姚鼐的“神、 氣、聲”亦即劉大 kui （從木魁） 的“神氣”、 “音節”、 “字句”， 而“味”和“色”是姚鼐的新發展，它是指文章的風味、 韻味、興味和文章的辭藻、 文采，增強文章的品位和藝術魅力。姚鼐在文論上另一大貢獻是他的“陽剛”、“陰柔”風格說。他在復魯絜非書中，將千姿百態的文風歸結為“陽剛”、“陰柔”二端， 指出了文章的風格與作者個性之間的關系，同時又強調了“陽剛”、“陰柔”的相輔相成， 雖各有“偏勝”，但不可“一有一絕無”，也就是說，陽剛與陰柔作為兩種不同的美學風格，剛中有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