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公共空間視角下的古城功能研究以“黔陽古城”為例The public domain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the ancient city function research In "Qian yang" city as an example 文本刊編輯摘要：關于古城保護與開發的研究，往往采取建筑學自身的專業角度，從古建筑的形式、結構、材料等方面加以討論。然而忽視了中國傳統建筑和城市營造中對于公共空間的社會功能重視。本文選擇黔陽古城“宗廟、場鎮、書院、官衙”四位一體的公共空間作為切入點，從社會學的結構理論出發，初步探討了古城建筑公共空間及其承擔的社

2、會功能之間的關系。【Abstract】Research on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ancient city, often take their own professional point of view of architecture, ancient aspects of architectural form, structure, materials, etc. are discussed. However, ignoring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architecture and urban create the

3、 public space for social functions attention. This paper choose Qianyang town "ancestral temple, town, college, government office," one of the four public space as a starting point, starting from the structure theory of sociology, and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old city and its c

4、ommitment to building public space between the social function of the old city.關鍵詞：公共空間，古城保護，社會秩序【Keywords】Public space, the ancient city protection, social order傳統建筑思想中，一座城市整個空間體系是有著嚴格的界定的。我們常常說的“坐南朝北、背陰負陽”等，事實上也體現著古城的營造過程中的整體功能思維。不同的街巷承擔著不同的功能，發揮其多層次的公共空間價值。在我國的城市化進程中，由于保護意識的長期缺位，在現代性建筑思維的指導下，原本結構

5、整齊、功能完備的古城空間，被人為條塊化、孤立化和碎片化。不僅沒有實現城市管理者本來的設計規劃意圖，反而妨礙了古城整體形象的提升和推廣。究其原因就在于，城市的發展過程中忽視了公共空間存在的意義，忘了城市其實是一個有機“活體”，除了其自身的政治、軍事和經濟功能之外，還承擔著居住其間的人的日常生活、交往習慣和公共秩序等文化需要的功能。1.理論視角自德國當代最重要的社會理論家哈貝馬斯提出來“公共領域”的概念之后，對公共空間的研究得到重視，隨著社會學的發展和研究水平的提高，其內涵和外延都有不斷演變。但縱觀學史總的來說，哈氏的理論其本質上是說“公共空間存在的目的是在建立一種秩序”。而且這種秩序的建立，其意

6、義不僅僅是人對于空間的簡單物質功能需求，同時更多追求的是一種精神的享受，滿足人與人、人與社會交往的有序。所以我們看到西方很多具有歷史文化特征的街區、公園和道路是“親人”的，貼近人們日常生活。一方面，其建筑形式、建筑尺度、城市規模是恰當的非聚集的，居住空間能適應人對于自由的追求；另一方面，他們特有的文脈肌理、歷史文化保存得很好，自然而然會對空間生出一種親切感。帕森斯則認為公共空間的存在發揮適應（交換）、達鵠（精神）、整合（權力）、維模（規范）的系統功能（AGIL）。作為市場的公共空間，是改變原有的雜亂無章的交換形式，形成一個有秩序的公平交換場所；作為宗教的公共空間，是為人們提供一個頂禮謨拜與神交

7、流的秩序，使人們的宗教儀式的行為更加有條理有約束；而教化為目的的公共空間則不僅是為人們提供一個教育設施，更重要的是在精神上建立一種秩序，告訴人們什么是社會應崇尚的，應尊敬的，從而在人們的思想上建立一種道德規范；而作為權力象征的公共空間更具有代表性，因為權力本身就代表著一種秩序，是權力階層對其他階層強加的一種制約，因此具有權力象征的公共空間，也可以說是一種秩序的象征。當然還有偏重于其它功能的其它形式的公共空間如道路、公園等，它們同樣是在建立一種秩序，道路是建立人們出行的秩序，公園是建立休閑的秩序等等。總之，自有公共空間開始，秩序便始終存在。不難看出，從鄉土社會中析出的中國式古城鎮一直都符合上述種

8、種的表述，雖然經歷了長期的社會組織形式、社會文化背景的演變和變遷，始終都保持著“宗廟、場鎮、書院、官衙”四位一體（或并不完整）的“公共空間”。這種公共空間結構與社會秩序功能重疊的文化特征，對古城保護和開發具有相當的啟示意義，也是本文選此視角對湖南懷化黔陽古城加以審視的原因。2.湖南懷化黔陽古城保護現狀黔陽古城（包括洪江古商城）作為南方絲綢之路湘黔古道的主要支線，在歷史上曾經有過一個響亮的名字，叫“煙銀特道”。早在漢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建縣，東漢為舞陽縣，即顯市鎮雛形，唐代設龍標縣，先后為巫州府、沅州府、敘州府，宋元豐年置黔陽縣，從此到民國末年，一直是縣治所在。號稱“楚南第一勝跡”。黔陽古

9、城自西漢至今綿延2200 年，比云南麗江大研古鎮早1400年，比同在湘西境內的鳳凰古城早900年，它是全國保存最完好的明清古城之一，也是中國難得留存下來的、最具原真風貌的隱逸之都。2003年開始，黔陽古城全面啟動規劃建設，堅持“保護性開發”原則，在尊重民俗文化與自然規律的前提下，做好黔陽古城的保護和開發利用工作。對古城內的旅游商品市場、游客接待中心等進行了修建與完善，并引進湖南申德實業發展有限公司為戰略投資者，啟動鐘鼓樓廣場、老爺巷、古城街道改造等大項目。古城依南北兩條主要街道而形成的魚骨狀道路，古稱九街十八巷。現存較完好的歷史街區有：以商業店鋪為主的省級文化保護單位南正街；以會館碼頭為主的上

10、河街、下河街等。此外，縣衙、書院、文廟、芙蓉樓、古客棧、亭臺樓閣、祠堂戲院等，羅列有致，功能齊全。在尊重文化傳承與尊重生態環境的前提下，有效保護了古建筑群的固有格局和歷史風貌，改善了居民的生活居住環境，使“山水、古城、人家”三者交融的古城風韻得以傳承。這座“活著”的千年古城并沒有成為白天熙熙攘攘、晚上便人去樓空的歷史遺存，而是古城保護開發與古城日常生活融為一體，服務于這里的居民。3.“公共空間”的社會功能特征分析黔陽作為一座古城，建城至今已形成相對穩定的城市規模和相對穩定的文化秩序，如古城布局、建筑風格、文脈傳承等。討論古城的保護與開發，不能舍棄這些已形成的秩序重新開始，因為舍棄它們就等于割斷

11、歷史的臍帶。事實上也不可能割裂，黔陽古城長期形成的相對穩定的社會秩序就包含在“宗廟、場鎮、書院、官衙”四位一體公共空間體系中。3.1宗廟：精神的空間爾雅.釋名載：“宗，尊也；廟，貌也，先祖形貌所在也。”所謂“廟”是用來陳設安放偶像的，是仿照了故去的祖先的形貌而繪制或塑造；而宗廟建筑也是按其生前處所而構筑和仿建。所謂“宗”，是在氏族自然或人為分化后，各分支共同尊奉一個始祖、圣祖或先祖于神廟。嚴格說來，“宗”與“廟”在本意和釋義上還是有所區別。宗族作為人類學概念，通常把它視為一種有血緣和地緣關系的社會群體或社會組織，它以實行族長制和長幼尊卑的族人關系制度形成宗法宗族秩序。黔陽古城，有千百多年的歷史

12、，宗廟文化積淀深厚。從宋代開始，黔陽一帶陸續有宗廟興起，至明、清最為鼎盛，至今猶存鐘鼓樓、火神廟和節孝祠等，這些廟觀祠堂，或雄踞山頂，或立于市街，規模龐大異常，構造巧奪天工。祠堂建筑在西正街及周邊得到了充分體現，街中宗祠、世宅比比皆是，有謝氏、陳氏、邱氏、鄧氏、孫氏等各宗祠。在古代寺廟、宗祠，是文人集會以及廣大信眾朝拜禮敬的地方，又是舉行婚喪節慶等公共活動的場所。宗祠，除了供奉祖先牌位外，也是家族成員議事、執行族規家訓的地方，一向被視為地方宗族的精神象征。尤其是位于古城北端的育嬰巷內的節孝祠，祭祀黔陽縣歷代孝子、詩人、義士、節婦，祠堂后再緊挨著普通的民居。這種聚落建筑實際上就是宗廟建筑“重祭祀

13、、注教化”的顯著特征，承載著傳統的道德倫理功能。宗祠空間、進深布局，體現了“長幼有序”的原則，也反映著禮樂秩序和道德倫理，起到了潛移默化的教化作用。從周朝開始，宗法制度既是中國封建社會統治的基礎，宗廟作為親族活動“公共空間”的載體，將封建等級制度、家族世系、倫理關系等秩序通過古城建筑的形式得以體現。3.2場鎮：生活的空間“城鄉市集，皆有常期，遇期遠近皆至，日斜而退”，場鎮集市曾是我國歷史上的常態，是封閉的小農家庭互相聯系的場所和方式，成為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必要的組成部分。作為特定地域人群生活空間，不只是一個提供市場交易的場所，更是一個人際網絡、凝聚情感的社交場所。處于商品經濟的今天，古城鎮的場

14、鎮市集經濟功能大大淡化，更多地是成為了共同集體記憶、地方性秩序體系的一部分。社會學家認為“過去的集體經驗被賦予了特定的文化意義，可以成為一個群體的特殊性文化資本，以區別于其他的群體，增強群體的凝聚力”。作為“公共空間”，古老的市集是消費的地方，又不僅僅是物品的交換，還涉及情感和心理交流的需要。黔陽古城是湘楚苗地邊陲重鎮，發源于云貴高原的清水江和潕水河在這里匯成沅江直達洞庭，是滇、黔、桂、湘、蜀五省地區的物資集散地，歷史上商賈聚集、貿易發達。明清時期浩浩皇木、滾滾洪油、屢屢煙土、列列妓船，使得沅水河畔這座軍事重鎮成為中國南方絲路上的商貿名城。同時修建了寶慶會館、衡陽會館、太平宮等充滿瀟湘各地風情

15、的會館，供各來往商客行商居住之用。時至今日，黔陽還是一座體系完整的多功能古城，北正街、東正街、南正街、西正街4條古商街保存完好，尚有原住民居住其間，開店營生，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古老的場鎮傳下來的社會習俗、慣例、傳統等一方面與市場活動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一方面也維系著市場交易的進行。從制度的角度看，市場交易機制也是一種人為的安排，習俗與慣例支配著參與交易的雙方必須遵循集體的公共道德、遵循共同的經濟利益。我國歷史上長期存在著“專賣制度”，是官方的正式制度。而“官商”之外，還存在大量的小生產者的“私商”，他們交易的場所正是大大小小的場鎮。透過黔陽老商街所保留的一些地方性交易規則，我們或許能夠厘清地域

16、性民間習俗在國家經濟中是如何扮演資源配置者的角色。而場鎮所保留的傳統商業習俗與交易慣例是自然經濟條件下形成的行為規范，也是一種社會秩序。3.3書院：規范的空間書院是我國獨特的教育方式，作為地方性的教育組織，最早出現在唐朝，是私人或官府所設的聚徒講授、研究學問的場所。正式的教育制度則是由朱熹創立，發展于宋代。作為一種實施藏書、教學與研究三結合的獨立教育機構。書院制度萌芽于唐，完備與宋，廢止于清，前后千余年的歷史，對中國封建社會教育與文化的發展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傳統書院的模式，不同于朝廷官學，更不同于國家義務教育。書院的設立，大多是民間自辦，聘大儒名家為教授，以道統、圣人之學立教，求學者自行慕名向

17、學。客觀上起到了傳播文明、教化民眾的作用，對于維持地方社會的秩序，具有明顯的社會控制功能。黔陽古城現存寶山書院及龍標書院舊址。寶山書院為市級文物保護單位，坐落在城東古龍標山普明寺北面，占地699平方米，清代古建筑，庭院式兩進木結構，兩側有高大封火墻，院內青石鋪地，有天井、藏書樓、古柏樹、古樟樹。現存寶山書院修建記石碑一方，赤砂石質。明嘉靖乙酉仲冬進士榮祿大夫太子太保刑部尚書蒲田林俊撰文，至今仍保存完好。在歷史上，學院作為民間非正式教育制度，在鞏固政權、實現文化認同與社會整合上，發揮著積極的作用。據記載，從宋代至清代年間，黔陽共出過進士、舉人100余人，出過四川按察使王有為、四川提督黃忠浩等一批

18、高官，可謂人文薈萃之地。至今，這種尚文之風，已成為了古城厚重的歷史文化遺產。同宗廟的設立一樣，告老還鄉的士大夫設立書院，接納本鄉本土弟子來讀書學習，一開始就具有其明確的社會功能和文化目的：既維系以儒家文化價值核心的地方精英集團的利益，進而實現兩種目的。一是取得國家各級官僚機構的認同，一部分弟子在經過書院的多年苦讀，進入仕途，參與國家決策或政治運作的具體過程；二是建立起書院的合法性和權威性，一部分弟子通過傳教著書，終身以傳播傳統文化為業，在鄉村社會擔當著精神領袖的角色及社會輿論與道德評判的主導者。因此書院作為“公共空間”，有著重要的社會功能，能夠以其間受教育的士人為載體，以各種方式和途徑向當地社

19、會各階層進行道德教化。持續影響著一個地方人們的行為規范、風俗習慣、道德觀念以及文化信仰等。3.4官衙：權力的空間傳統中國是一個以小農經濟為基礎的社會，國家王權與社會民眾的聯系主要是賦稅和兵役。傳統社會“依靠血緣和地緣的傳統習俗、民間權威進行自我整合”，權力規則和秩序形成與高高在上的王權并行在兩條軌道上，家國一體的龐大帝國內部不但沒有形成一個有機整體，相反卻是“一盤散沙”的原子狀態。正是因為“傳統國家對其臣民所實施的控制能力相當有限”，依憑長期形成的古城鎮的地域中心作用，處于政權最末梢的縣衙等一般都設立在場鎮，并配套“公共空間”設施衙門、學署、監房等權力機關，由此，朝廷王權的聲音得以古場鎮間接傳

20、遞到鄰近的村落，政治權力也借助對場鎮的管理進入并控制鄉村社會，場鎮也成為政權控制社會的起點和終端。黔陽古城始建于西漢高祖五年，置鐔成縣，唐代易名龍標縣，宋元豐三年（公元1080年）置黔陽縣。新中國成立前， 一直是黔陽縣治所在地。古城衙署，南宋時為茅草蓋頂，寶慶元年，縣令饒敏學將其“易茨以瓦”。明洪武毀于兵焚，景泰元年復建。明成化二十年（公元1484年），知縣陳剛增修贊政廳、常平倉、庫房，又于堂前修八字衙門、鼓樓。清康熙三年（公元1664年）知縣張扶翼翻新。雍正六年（公元1828年）大堂側增廊堂甬道，戒石碑亭。道光十七年（公元1838年）又造書房、橫屋、丁夫住房、男女監房共27間。同治六年（公元1867年）修簿冊書房3間，同治八年增建8間。始建后，幾經更迭，至今猶存舊址。孔子說，“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引自論語·顏淵）還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