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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檔簡介

1、    試論三國時期曹魏的書法藝術    劉亞梅【摘要】三國時期的書法藝術“曹魏最盛”。具體表現:一是曹魏的書家群體,其中以鐘繇和衛覬為代表;二是曹魏的碑刻。它在隸書風行繁榮四百年后,開啟了晉代行書、唐代楷書的繁榮局面。【關鍵詞】曹魏書法;書法藝術;書家群體;碑刻“三國鼎立,不過四十余年,戎馬倉皇,實無心于藝事;然書法則承漢末洪流,大家輩出。三國之中,魏為最盛”。本文就三國時期曹魏的書法藝術,從以下三個方面作一探討。一、“魏書最盛”的原因1、與曹操“唯才是舉”的政令密切相關天下至曹魏,形成鼎立三分的局面,魏在中原,地域最為廣大,曹操頒布“唯才是舉”的政令

2、,羅致了大量的有才之士,出現了“文士云蒸,書家鱗萃”的局面。最終讓曹魏的書法藝術所取得的成就占據了中國書法史的重要一頁,應該說曹操不僅是政治家、文學家、書法家,而且是曹魏書法藝術的成功的領導者和組織者,他在促進書法藝術發展和提高書家地位上功不可沒。2、與書寫工具筆墨紙硯的進一步發展密切相關至三國,筆的制作在漢代的基礎上又有所改進,出現了軟毫和硬毫相雜的兼毫筆。而歷史上最早見于記載的制墨專家是三國魏的韋誕,他制的墨,世稱“仲將之墨,一點如漆”。紙的大量生產和盛行是在三國時期開始的。建安年間,就出現了造紙能手左伯。經他所造的紙有細、軟、勻、薄的特點,精良蓋世,書畫家競相選用,有“左伯紙”之稱。三國

3、時,硯向輕巧、精致及多樣化發展,出現了一些新種類。總之,筆墨紙硯的進一步發展為這一時期的書法家們的藝術才能的充分發展提供了極大的便利。二、曹魏的書家群體在曹操的大力倡導下和漢書法的遺風余烈的籠罩下,曹魏涌現了一大批書家,計有曹操、曹丕、鐘繇、梁鵠、胡昭、杜畿、司馬懿、韋誕、邯鄲淳、關枇杷、孫子荊、韋熊、文昭甄皇后衛瓘、衛覬、應璩、杜恕、司馬師、夏侯玄、司馬昭、韋康、鐘會、張揖、魏高貴鄉公、衛瑧、王明山、張緝、諸葛誕、李苞、潘宗伯、韓仲元、毛弘、鐘毅、宋翼、陳翕、蘇林、虞松、唐綜、鐘興、韋秀、毛弘、江偉等。衛覬、衛瓘、衛恒,為祖孫三代;是父子倆的有鐘繇、鐘會,杜畿、杜恕,韋誕、韋熊;三父子的有司

4、馬懿、司馬昭、司馬師;為兄弟的有韋誕與韋康。在這些書家中,不少是曹魏的重臣,如司馬氏三父子,鐘繇、鐘會、杜畿等。魏代書家以邯鄲淳、衛覬、韋誕、鐘繇最為知名,是我國書法史上的重要人物。邯鄲淳,魏穎川(今河南禹縣)昆陽人。黃初宮博士給事中。“善蒼、雅蟲、篆、許氏字指”,書法八體悉工,師于漢曹喜,尤精篆隸。恢宏古文,嘗教諸皇子,太祖敬異之。在正始中,邯鄲淳書古文、篆、隸三體石徑于漢碑之西,這就是后來稱的魏三體石經或正始石徑。魏三體石經留古文遺韻,揚漢篆余波,存八分之楷則,對前代篆、隸二體作了出色的小結,特別是其小篆,縱勢長方,舒展挺拔。衛恒四體書勢評邯鄲淳書云:“淳篆書師曹喜,略究其妙。蔡邕善篆,然

5、精密閑理不如淳也。”邯鄲淳是魏書家中的傳統派,功力極深。衛覬,魏河東安邑(今山西夏縣)人。漢末為司空掾屬;魏國既建,拜侍中,徙尚書。“好古文,鳥篆,隸草,無所不善”。劉宋羊欣采古來能書人名云:覬“善草及古文,略盡其妙,草體微瘦,而筆跡精熟。”書跡相傳有“遺筆獨存,鴟視虎顧,雄偉冠時”的金針八分書魏受禪表。衛氏古文宗邯鄲淳,幾可亂真。衛氏家族對兩晉南北朝的書藝有很大的影響。其子瓘、孫恒、宣、庭,曾孫仲寶俱有書名,家風四世不墜。其后人衛夫人就是書圣王羲之的老師。韋誕,魏京兆(今陜西西安)人。“太和中,誕為武都太守,以能書留補侍中,魏氏寶器銘題皆誕書云”。青龍中,洛陽、許、鄴三都的宮觀建成,詔令韋誕

6、“大為題署,以為永制”。韋誕是制筆、造紙的能手,他瞧不起皇帝給他用的筆墨,認為不合用,他說:“蔡邕自矜能書,兼斯、喜之法,非流紈體素,不妄下筆。夫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若用張芝筆、左伯紙、及臣墨,兼此三具,又得臣手,然后可以建徑丈之勢,方寸千言”。可見他對筆墨紙要求甚高,自信心極強。傳韋誕作剪刀篆,又稱金錯書,并善飛白。魏最有創造性的書家是鐘繇。鐘繇,穎川長社(今河南長葛)人。他曾先后師承東漢工篆隸的曹喜、擅長行書的劉德升、八分精絕的蔡邕,融各家之長為己用。他非常刻苦,在書法方面下力很深。少年時,隨劉勝往抱犢山學書三年,后曾與邯鄲淳、韋荊、孫子荊、關枇杷、魏太祖切磋書藝。鐘繇求韋誕的蔡邕筆法

7、,韋誕不與,氣得嘔血,后發韋誕墓才得之,書遂大進。鐘繇嘗與子會論書云:“吾精思學書三十年。若與人居,畫地廣數步;臥畫被,穿過表,每見萬類,皆畫象之。”存世的受禪表,傳為鐘繇刻石。其傳本書跡有:宣示表、賀捷表、薦季直表、墓田丙舍帖、力命表、還示帖、調元表等。上尊號傳為鐘繇書。鐘繇的書法成就主要表現在楷書方面,雖然他能寫隸、行、草諸體,但其他書體對后世的影響和在書法史上的地位遠遠不及楷書。在隸書產生和發展的兩漢就已經孕育著楷書,鐘繇吸收了沖破隸書規矩,方正平直,簡省易寫的異化了的漢隸簡牘的有效成分,以真書的橫、捺,取代了藏鋒,翻筆的隸書的蠶頭和波磔,并雜以篆、草的筆畫,為楷書(又稱真書,當時亦稱之

8、為“隸”)的定型化作出了貢獻。他的楷書,字形較扁,未脫離隸意,但筆法已改方為圓,結體茂密雄強,筆畫清勁遒媚,出乎自然。雖然鐘繇的真跡不傳,但仍能從歷代翻刻的他的作品中窺見一些面目。我們將魏甘露元年寫的譬瑜經與鐘繇的傳世諸帖相較,它們的用筆、結字有許多共同之處,著名學者羅振玉以流沙墜簡的漢魏簡牘中魏景元四年簡與鐘繇法帖相較,得出結論說:“魏晉以后諸書,楷法亦備。昔人疑鐘太傅請帖為傳撫失真,或贗,作者以此卷證之,確知其不然也”。鐘繇是三國時期的巍然卓立的大書法革新家,直到如今,學者莫不宗法他。張懷瓘書斷稱他:“真書絕妙,乃過于師,剛柔備焉。點畫之間,多有異趣,可謂幽深無際,古雅有余,秦漢以來,一人

9、而已。”三、曹魏的碑刻曹魏的碑刻現存世的有:魯孔子廟碑(又稱孔羨碑)、受禪表、膠東令王君廟門斷碑、黃初殘碑、上尊號奏(又稱勸進表)、曹真殘碑并碑陰、范式碑(又稱范運卿碑)、丸都山毋邱儉紀功刻石(又稱高句麗刻石)、三體石徑、王基碑、李苞開閣道題紀、張君殘碑(又稱征羌侯張君殘碑)、蘇君神道、皇女等字殘碑、張君神坐、鮑寄神坐、鮑捐神坐、鶴鳴等字殘石、張盛墓表等。這些碑刻都是隸書,但大多字體方正,筆畫峭勁,已極少漢碑茂密雄肆之氣,充分顯示出隸書的衰退跡象。不過,就從這些碑刻中也能使人感到隸書向楷書過渡已在所難免。以上列舉的曹魏碑刻中也有樸茂凝重,不失漢碑風骨的。如黃初殘碑、膠東令王君廟門斷碑、范式碑、

10、王基斷碑、鮑捐神坐、鮑寄神坐等。雍州金石記評黃初殘碑書法與曹全碑相似。膠東令王君廟門斷碑方整峻拔。翁方綱曾“潛心坐臥其(范式碑)下者三日”,他對此碑評價甚高:“得見此碑,于千百年書學淵源,一大關捩借以發明,不亦大快幸哉!”,還說:“是碑,于勁利之中出以醇厚,而頓挫節制,神采煥發,實出漢皇象、梁鵠諸家之上”。王基斷碑雖然拓本只有半截,其實并非斷碑,而是半截書丹后已刻,半截未刻,出土時朱書還較明顯,與熹平石經、夏承碑、華山碑等同一體系,在書學史上有重要研究價值。鮑捐神坐和鮑寄神坐可以說在曹魏碑刻中獨樹一幟,此兩神坐書法勁拔自然,別有趣味,毫無受禪諸碑的方整,少韻致的習氣。四、曹魏書法藝術的影響三國時代是書法藝術的特殊時期,它使隸書風行繁榮四百年后,在山重水復疑無路的情況下,突然柳暗花明,轉到楷書這“又一村”的書體上來,開啟了晉代行書、唐代楷書的繁榮局面。藝術的轉折時期是最偉大的時期,三國在書法上又是一個確立師承關系,形成書法流派的時期。而曹魏的鐘繇和衛覬正是這一時期最有代表性的書家。鐘繇,師從曹喜、邯鄲淳、蔡邕、劉德升等人,后來墨跡流傳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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