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與亞里士多德對照王國維“第三種悲劇”之美感三維分析    王國維在紅樓夢評論中借用叔本華“第三種悲劇”的說法研究中國悲劇美學的本質和美感特質。它認為美術的任務在于描述人生困境并提出解決之道，而悲劇的使命就是展示人生欲望與痛苦的生存困境，進而提出緩解存在之惑的精神超脫之道。比較西方悲劇美學的開山鼻祖亞里士多德的悲劇觀，實則發現中西悲劇美學的出發點與終極追求的一致性，然而起點到達終點的過程卻呈現不同的風貌，展示不同的悲劇美感特質。本文分兩部分：第一部分，探析王國維與亞里士多德悲劇美學的共質：悲劇本質存于人的缺陷，悲劇價值在于實現平衡。第二部分，王國維

2、“第三種悲劇”之美感三維分析。具體如下：其一，人生情趣：非致力理想而安于現狀；其二，心靈開解：非重視行動而冥思苦想；其三，自悟自救：非英雄精神而凡人主義。王國維悲劇美學思想精髓集中體現文藝理論著作紅樓夢評論之中。該評論在探討“第三種悲劇”美學特質之前對人生進行了深刻的剖析。他認為，生活的本質是欲望，而痛苦源于與生俱來的欲望，有欲望必然伴隨痛苦，這種痛苦在現實生活中無法排解因為欲望是人的本性。人生面臨的死劫，恰恰造成了人生的各種悲劇，這種人生之“劫”與亞里士多德的“失誤”說具有異曲同工之妙。學術界在分析中西悲劇美學相同之處之時總是彌漫著命運感的原質，認為兩種文化語境下的悲劇都被一種隱形的命運所統

3、攝，其實這種說法看似合理其實不符合邏輯。其實，亞里士多德在詩學里從來沒有提及“命運”這樣的說法，而且還明確地譴責古希臘戲劇所用的“機械降神”，即遇到無法解決的情境就請神來解決的辦法。在論述悲劇人物應該如何設置時這樣描述：“還有一種人，介乎這兩者之間：他不以美德或正義著稱，他所以陷入否運，并非因其邪德敗行，而是由于錯誤。”悲劇人物之所以陷入災難并非具有主觀故意作惡的可能，而是由于自身疏忽大意或者由于認知缺陷而導致毀滅性后果。正是因為在主觀上不可能避免那些潛藏的失誤，再加上古希臘人一種強烈的命運感，很容易輕信希臘悲劇被命運所籠罩。如果拋開過于主觀性的論斷，重新解讀亞氏悲劇實質上它非但不附合命運而且

4、是排斥命運的，它強調的是命運對立面人。與其說希臘悲劇重視命運，毋寧說它更重視人本身的價值。人在行動之前沒有意識到失誤，不是冥冥之中自有安排的天意，這種失誤不是天意所為而是人本身的缺陷所致。王國維在分析賈寶玉之玉來歷時這樣描述：“此可知生活之欲之先人生而存在，而人生不過此欲之發現也。”這是在說欲望是先于人而存在的，在人還沒有存在這個世界之前，就先驗的存在那里，而人生的閱歷不是形成欲望的外在條件，它只是一個展現欲望的舞臺而已。乍一看來，這種說法具有一種憑天由命的宿命論傾向。但是有這種錯覺并不代表王國維強調悲劇美學意象的命運意識，作為深受傳統文化影響的王國維自然不會游離于中國式的人生情懷。關注人生關

5、注人本身才是王國維悲劇美學的初衷。它發現人本身具有一種頑疾，這種頑疾就是欲望，而欲望會帶來無窮無盡的痛苦。簡言之，人的缺陷是造成悲劇的根源。為此，中西的悲劇美學在起點上不約而同的都達成了一致。正是因為人本身的缺陷，才會導致人的困難，而人的缺陷是先天固有根本無法解除，為此悲劇無法規避。這種殘酷的現實在現實中根本無法得到有效解決。為此它們都不約而同地將希望寄托在悲劇藝術之上，盡管在探索的過程呈現不同的路徑，但是它們的終極目標卻是一致的。正是因為人生的缺陷，才需要藝術來化解人生的頑疾并開拓一條出路。為此亞里士多德提出了悲劇的凈化說，而王國維開辟了一條解脫之道。關于凈化的內涵一般都停留在表面化和抽象化

6、的揭示，并沒有進行穿透性和層進式地分析。其實，根據“卡塔西斯”術語的提示，凈化本身應該包含凈罪、宣泄和陶冶三層子美感。它們何以產生又如何層層推進的呢？所謂凈罪，就是悲劇人物對因為自身的缺陷造成可怕的后果，這是人本身的罪過，就應該由人本身來受罰。所謂宣泄，悲劇人物無不猶豫的為追求更高理想而寧愿承擔風險的精神，讓審美主體領悟承擔毀滅肉體成全精神的永恒靈魂不死精神力量，為此那種害怕肉體毀滅人生就此終結的痛苦隨著高尚的精神追求煙消云散。所謂，陶冶，就是情感的領悟促使人的自主性完美人格的形成，人的精神品格為此達到一個新維度。西方悲劇更多強調在破環性的代價中創造整體地和諧與秩序。王國維強調，紅樓夢的精神在

7、于描述人生地欲望與痛苦，并且為化解人生欲望與痛苦探尋了一條精神出路。“宇宙一生活之欲而已，而此生活之欲之罪過，即以生活之苦痛罰之，此即宇宙之永遠的正義也。自犯罪自加罰，自懺悔自解脫。美術之務在描寫人生之苦痛于其解脫之道，而使吾儕馮生之徒于此桎梏之世界中，離此生活之欲之爭斗，而得其暫時之平和。此一切美術之目的也。” 生活的本質充滿欲望，欲望作為一種人性的惡，是一種罪過，是罪過就要受到痛苦的處罰，這是一種自然正義。人類自己本質地錯誤需要自己來懲罰，而自己的痛苦需要自己來解脫。最后實現精神與肉體，理想與現實的和諧，達到一種整體的平衡。通過與亞里士多德悲劇美學的比較，發現中西悲劇美學確實存在可溝通指出

8、，并且折射悲劇美學具有跨越民族的普適性。同時，在比對中也發現王國維“第三種悲劇”所具有不同于亞里士多德悲劇美學的獨特美感。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其一、凡人主義之人生旨向所謂第三種悲劇，即“由于劇中之人物之位置及關系而不得不然者，非必有蛇蝎之性質與意外之變故也，但由普通之人物、普通之境遇逼之，不得不如是。彼等明知其害，交施之而交受之，各加以力而各不任其咎”。第三種悲劇是針對前兩種悲劇提出的，第一種悲劇是由壞人使壞造成的，第二種悲劇是盲目的行動導致的。而第三種悲劇既沒有極惡毒的人陷害，也沒有遇到像西方悲劇那種夸張地災難，它只是描寫普通的人普通的境遇常規的隱痛。王國維認為，第三種悲劇之所以感人至深超過

9、前兩者，就是因為它不是偶然的例外的，而是人生固有無處不在的。這種悲劇，以一種合理存在的方式足以破環人生的福祉，而這種破環卻得不到救濟，反而以冠冕堂皇的合理性加諸其它人不斷地蔓延成為人生不可組成部分。所以這種悲劇寫得是普通人，在人生洪流中非善非惡擁有人的復雜性大眾化的人。這種人物設置顯然有別于亞里士多德選取的悲劇人物，像俄狄浦斯是人中之精英，是有缺陷的人中人。其一、安于現狀之心靈開解兩種人物的設置的區別，反映悲劇精神追求的指向的差異。亞里士多德悲劇人物是非常熱衷于精神追求的，但是精神追求本身不是目的，而為了實現人的理想渴望挖掘人的潛能的生命力促使它們在面對信念時義無反顧。即便遭到滅頂之災也在所不

10、辭，因為他們堅信，對人而言，還有比肉身更重要的就是信仰，肉身是短暫的，而信仰是永恒的。王國維悲劇人物的思維方式則是把視點落在現世人生上，人生才是人的全部，而人身則是人生的主體，沒有身體的保存，其它皆是虛無飄渺的。所以，在面對困境之時，王國維反對那種過激的追求更排斥身體的損壞。他之所以提出解脫之道，主要是考慮緩解人在生活中的各種痛苦，同時也為疏通精神的郁結。這樣就保存了肉身與精神的平衡，保持了人的完整性，更多追求的人生的情緒，而不是純精神的信仰。其二、冥思苦想之自悟自救亞里士多德悲劇人物特別注重行動性，理想不是停留在心里層面，它更多是促使人物義無反顧行動的原動力。即便行動存在代價和風險，但是也阻礙不了自主選擇的步伐。行動彰顯的是一種的一種自主能力，為充分驗證自我的存在感，必須在行動中脫穎而出。王國維的悲劇美感恰恰走了另外一個路徑。正是濃烈的人生意識，所以不會輕易去追求人的完整性理性而毀滅人真實存在的完整性。所以，在行動面前小心謹慎，甚至通過以靜制動的方式保持現實與理想的平衡。這不代表無作為，因為無作為還沒有解決人生中人的精神困境。王國維認為，人的精神力不在于用精神指導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