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紅樓夢兩種英譯本的翻譯接受美學研究    姚婷婷摘 要：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學創作活動不再是單一文化背景的主體參與。紅樓夢的英譯作為中國古典文學文化“走出去”的先鋒，肩負著更多的民族榮譽和國人期望。本文從翻譯接受美學的視角下研究紅樓夢霍克斯和楊憲益夫婦兩種譯本的讀者接受性問題，探討譯文與目標語讀者之間的動態聯系，這會為中國古典文學翻譯提供新的思路和策略，提高中國古典文學的世界認同，進而促進中國優秀古典文化在海外的傳播。關鍵詞：接受美學；翻譯接受美學；目標語讀者；譯者：h315.9 ：a ：1673-2596（2016）12-0101-02一、接受美學

2、與翻譯研究古典文言小說的語言既存在音韻、節奏等外在可感知的形式系統，也存在情趣、意境、哲理等內在理念的非形式系統，而這兩種系統的相互滲透所帶來的不確定性和復雜性使得古典文學翻譯面臨巨大挑戰。接受美學進入我國并不算晚，早在80年代后期就有相關的研究成果。楊武能在闡釋，接受與再創造的循環文學翻譯斷想一文中就首次綜合運用接受美學原理論述了“文學翻譯活動的全過程包括譯者作者和讀者譯者作者的闡釋、接受和再創造的循環”1。穆雷的研究對象主要是習語翻譯，接受理論中的一些主要概念和研究方法被引入到習語翻譯研究中，他也引用了許多實例進行對比和分析，探討了涉及中西兩種不同的文化差異的翻譯策略2。馬蕭的研究成果也頗

3、為引人注目，他站在譯者和目標語讀者的角度，在接受美學理論的基礎之上考察了整個文學翻譯的實施過程，著重研究了目標語讀者對翻譯過程施加的影響以及發揮何種作用，同時論證了語言與文化在翻譯的過程中的可接受性程度3。這些學者都運用了接受美學中的重要原則和概念，探討翻譯中譯者、文本和讀者之間的關系問題。可見，接受美學和翻譯研究息息相關，所關注的翻譯問題范圍也較為廣泛，并且解決了翻譯實踐中某些具體問題。因此，將接受美學引入古典文言小說的翻譯研究切實可行，它會將研究目標轉到目標語讀者的審美接受和審美經驗上。紅樓夢是中國古典文言小說的巔峰之作，這部作品的內容涉及封建社會政治、經濟、文化、教育、民俗等許多方面，但

4、原著語言中豐富的文化內涵和作者高超的語言技巧卻給譯者造成了巨大挑戰。紅樓夢的英譯本中，最為完整和影響最深遠的兩部作品是楊憲益和戴乃迭夫婦的a dream of red mansions以及大衛·霍克斯的the story of the stone。這兩部譯本問世30多年，無論是在譯界還是在讀者群中都褒貶不一。兩位風格迥異的譯者在翻譯中都力圖使譯本易懂、通順。比如霍克斯針對原作無定本的情況采取了“不符學術規范”之法，即以120回程高本為主，在翻譯過程中隨時根據此本出現的敘述邏輯矛盾綜合其他版本文字尤其是80回抄本系統的文字，以便譯本有一個周全的敘述邏輯與一個完美的故事展現4。接受美學指

5、導下翻譯觀反對傳統文論只重視原著作者和原著作品的做法，更多地把翻譯中心轉移到譯作和目標語讀者身上。翻譯研究畢竟是作者作品譯者讀者四元動態的連續過程，并不是靜止、保守、封閉、互不侵犯的領域。無論是從多元系統論還是從譯者主體性出發，在接受美學的關照下，除了紅樓夢的譯者和譯本，目標語讀者尤其應當被列入翻譯研究中，而在讀者和譯者文化多元的背景下，翻譯研究還要關注多元文化元素。從接受美學理論角度出發，研究多元文化背景的目標語讀者與譯者、目標語讀者與譯本之間的對話與互動意義非凡，這使接受美學、翻譯美學以及文化翻譯學有機結合起來。二、兩種譯本的接受性對比楊憲益和霍克斯兩種譯本，許多學者都有這樣的共識：楊憲益

6、夫婦的譯文忠實于原文，多采用異化手法，譯本中的人名多為音譯；霍克斯多采用歸化手法，試圖彌合中西文化上的差異。歸化策略主張在翻譯過程中采用透明、流暢的風格，最大限度地淡化源語的陌生感和異質感，“譯者所要做的就是讓譯作隱形，以產生出一種虛幻的透明效果，并同時為其虛幻身份遮掩：譯作看上去自然天成就像未經過翻譯一般”。而異化“通過干擾目標語盛行的文化常規方法，來彰顯異域文本的差異性”5。在紅樓夢第一章節中，原文如述：“后面又有一首偈云：無材可去補蒼天，枉入紅塵若許年。此系身前身后事，倩誰記去作奇傳？”霍克斯在其譯本中將其譯作：“on the back of the stone was inscribe

7、d the following quatrain： found unfit to repair the azure sky，long years a foolish mortal man was i. my life in both worlds on this stone is writ： pray who will copy out and publish it？”6楊憲益夫妻譯本：“on its back was a buddhist verse：unfit to mend the azure sky， i passed some years on earth to no avail；

8、my life in both worlds is recorded here； whom can i ask to pass on this romantic tale？”7“偈云”乃是佛教術語，譯曰頌。偈語是指佛教高僧的預言，體裁和中國古代詩詞類似。楊憲益處理為“buddhist verse”，更強調了宗教的意味，暗示了佛教在普通百姓中的地位及影響，似乎“佛說”即代表了一種權威，不容懷疑。而霍克斯譯本中的“quatrain”僅指四言絕句，不過是反映了格律上的特征罷了。對于“枉入紅塵若許年”這句的處理，無論從句式還是措辭，楊和霍都有很大的分歧。霍克斯采用了倒裝的句式，強調了主人翁“i”是“a

9、 foolish mortal man”，愚蠢又平凡；楊氏夫妻使用主謂結構，落腳點放在“no avail”，碌碌無為一事無成。后一句中霍克斯譯文中的“writ”和楊氏譯文中的“is recorded”的譯法也引起不同文化背景的目標語讀者的分歧，因為在母語為中文的讀者看來“writ”是指“傳票、令狀”，記錄人一生的傳記又怎么能以法律文書的形式來確定呢；歐美讀者可能對“writ”一詞更為熟悉，更能直觀地與某些概念性的東西對應上。但不得不提及的是霍克斯譯本中的諸多長句會令閱讀不暢順，冗長的句型會令讀者顧此失彼，往往迷惑不解，難以稱得上是標準的好英文。相較于楊憲益，霍克斯早年曾先后在牛津大學和北京大學

10、求學和任教，較高的受教育程度令其精通英漢雙語，卓越的語言文字能力使得他習慣于書寫邏輯關系較為復雜、表達更“文縐縐”的長句。楊憲益的翻譯風格則更為“接地氣”，由于其母語為漢語，漢語的語言特點更偏向于意合，楊的譯本顯然受到這種語言特征的干擾。 翻譯原著中這首經典短詩：“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都云作者癡，誰解其中味？”霍克斯的語言更加平時貼近口語：“pages full of idle word； penned with hot and bitter tears： all men call the author fool； none his secret message hears？”6霍克斯的譯

11、本所使用的詞匯量稍遜于楊氏譯本，繞開了許多生僻詞匯；楊氏譯本則包羅萬象，試圖保留原著中所有的內容，句子則相對較短，句式更為簡單。因此大多數母語為英語的讀者認為霍克斯的譯本語言更好，理解相對容易些。所以我們也順理成章的認為霍克斯的譯本比楊憲益的譯本可接受性更高。紅樓夢原著對于讀者所造成的記憶困難和閱讀阻滯不僅體現在語言的“文言性”，也體現在其錯綜復雜的線索和龐大的人物關系脈絡。因此翻譯接受美學既要考慮不同目標語之間轉換的可接受性，也要兼顧兩種不同文化轉換的可接受性。例如英譯中的lee xin這個名字可能對應著多個中文名字李新、李鑫、李欣等，而每個中文名字都有不同的含義，甚至難分性別。同樣，紅樓夢

12、中賈瑞的英文譯名“jia rui”在不諳中文的目標語讀者看來不過是一堆字母組合，而“賈瑞”取意為“假瑞”。“瑞者”寓意天賜之福，有好兆頭之意。而在原著中，賈瑞身先赴死，其后紅樓眾美相繼香消玉殞，可見這是個虛假的吉兆，故稱其為“賈瑞”。一個簡單的名字，卻包含著巨大的諷刺意味，而譯本中只在音韻上做單純模仿，“賈瑞”的內涵蕩然無存。缺乏對目標語讀者的研究和了解也會影響譯本的接受性。中國許多古籍翻譯工作距今年代久遠，當時擬定翻譯計劃和翻譯方式的組織者對目標語也不甚了解，對翻譯目標和目標語讀者的閱讀習慣也懵懂不知，顯然會影響譯本的接受性。一些藏頭詩、藏尾詩等的穿插也有曲徑通幽之妙，但這些文化差異給翻譯帶

13、來的翻譯帶來的困惑就不是 “歸化”、“異化”能夠解決的。無論是從多元系統論還是從譯者主體性出發，除了譯者和譯本，目標語讀者也應當被列入翻譯研究中，讀者對譯本有著最直觀的感知和評判。其實就兩個譯本的可接受性而言，都不失為上佳之作，不但保有了原著絕大多數語義和內容，也創造性地融合了中英兩種語言的精辟之處，為海內外讀者帶來一場文化的饕餮盛宴。但就對目標語讀者的研究這一層面來看，中國古典文學作品的傳播與擴散遠不及西方文學。很多英美讀者在閱讀紅樓夢英譯本之前完全沒有接觸過任何有關內容，哪怕是電視和電影作品，他們很容易因為紅樓夢的卷帙浩繁以及文化的陌生化而中斷閱讀或打消閱讀的念頭。而西方許多著名文學著作在

14、中國的推廣毫無疑問是成功的，除了一些優秀的影視作品以及媒體的包裝宣傳，質量上乘的各類譯本也功不可沒。同一譯本中既不乏林紓這樣文言白話式的翻譯，也不乏傅雷那樣行云流水式精準的譯本，往往一部作品擁有七八個不同譯本，滿足了不同層次讀者的需求。這些按照讀者需求以及認知水平的譯本為文化的傳播打下了堅實基礎，而這些正是中國古典文言小說翻譯缺少的。三、結語目標語讀者對于譯本的可接受性對翻譯研究不可忽視的，當然這種可接受性并非一成不變，而是動態持續變化的過程，因為同一個譯本會因為時代變遷影響讀者的可接受性，經典譯本固然歷久彌新，陳酒裝新壺也未嘗不可。楊憲益夫妻所譯紅樓夢與霍克斯所譯的版本在譯界均為翹楚，更多關

15、注兩個版本中多元文化背景下譯文讀者的參照地位以及譯文讀者的反應接受效果，也許就能理解釋霍譯紅樓夢在海外更為暢銷而楊譯紅樓夢在國內口碑更好的原因了。目前國內對于紅樓夢兩種譯本的目標語讀者反映的相關研究并不多，多數停留在理論層面，闡釋學和接受理論等理論的引入極大豐富了翻譯理論的研究內涵和研究方法。翻譯接受美學理論的確立也會為翻譯研究向實證化轉向打下堅實基礎。參考文獻：1楊武能.闡釋、接受與再創造的循環j.中國翻譯，1987，（06）.2穆雷.接受理論與習語翻譯j.中國翻譯，1990，（04）.3馬蕭.文學翻譯的接受美學觀j.中國翻譯，2000，（02）.4王麗耘，熊誼華，程麗芳.“歸化”與霍克斯紅樓夢譯本的評價問題j.外語學刊，2015，（01）.5venuti， lawrence.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