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中央、國家機關公務員錄用考試申論試卷(地市級)注意事項1.申論考試與傳統的作文考試不同，是分析駕馭材料的能力與表達能力并重的考試。2.作答參考時限：閱讀資料40分鐘，作答110分鐘。3.仔細閱讀給定的資料，按照后面提出的“作答要求”依次作答在答題紙指定位置。4.答題時請認準題號，避免答錯位置影響考試成績。5.作答時必須使用黑色鋼筆或圓珠筆，在答題紙有效區域內作答，超出答題區域的作答無效。給定資料1.在城里公立小學開學的9月1日，張老師的打工子弟學校也開學了，在垃圾場邊的平房里，18名學生走進了簡陋的教室。同是小學教師出身的李某夫婦創辦的“行知打工子弟學校”，則在一片荒蕪的菜地里迎來了求學的孩子們。最早的一批打工子弟學校就這樣在有志之士的努力下艱難地生存了下來。這樣的學校數量有限，仍有眾多的外來務工人員子女不知道哪里有學上。在某民辦大學做管理工作的孫某為了讓從農村接出來的孩子有學上，在郊區找了五六家公立小學。但是，校方要收取1萬元到10萬元不等的借讀費和贊助費，這些高昂的費用讓孫某感到發懵。因為公辦學校門檻高，在城鄉結合部，條件簡陋、收費較低的民辦農民工子弟學校如雨后春筍破土而出。然而，這樣的學校絕大部分都戴著“非法”的帽子沒有辦學許可證，很難逃脫被關停的命運。已有3年“辦學經驗”的秦老師說：“要拿辦學許可證，必須有房屋產權證。可由于經費緊張，學校只能租用別人的場地及房屋。別說我們拿不出房屋產權證，就連房東也拿不出，因為房東也是租村里的地。”一度擁有1500多名學生規模的私立金星小學就是因為校舍所在地被拆遷，從此銷聲匿跡了。“沒有政府的支持，我們也不敢在硬件設備上加大投資。”辦學人代某說：“艱難辦學，最希望的是能有合法的地位，學生可以放心讀書，老師也可以安心工作。”實際上這類學校的教師隊伍很不穩定，往往春節一過，教師走掉一半是常事。許多年輕教師都把私立學校當作跳板，一旦找到合適工作，立馬就跳槽走人。開學已經好幾天了，因為交不起300多元的學費，12歲的陳某遲遲沒有報到。和陳某一樣，由于家庭生活困難，不少農民工子女不得不放棄求學。樹人學校也是一所農民工子弟學校。開學已經一周，還有100來名學生沒來報到。校長既失落又無奈，“反正每到開學，總得少那么百八十人。有的回老家了，有的轉學了。至于有沒有人輟學，那就沒辦法統計了。”春節過后，8歲的鄉村女孩兒張某在B市郊區的一所公辦小學里迎來了新學期，但更多“漂泊”在市郊的農民工子女難有這樣的待遇。“我也想去公辦學校上學，至少那里有好的食堂，但學費實在太高。”一想起夏天早上帶的飯菜到中午有點變味發餿，一位小學四年級學生心里就有點發酸。“B市的公辦學校，用的都是B市地方實驗教材。將來考大學，因為沒有戶口，孩子還得回去考，怎么辦？”從山西來B市打工的張某愁苦地問。考慮到這個因素，許多家長不得不把孩子送到使用全國統編教材的民辦農民工子弟學校。“我媽媽很少給我零花錢，我也沒有什么新文具，總覺得在班里抬不起頭。”這是一個“有幸”到公辦學校就讀的農民工的孩子所遇到的尷尬。記者在采訪中發現，有不少鄉下來的孩子，在大部分是城市孩子的公辦學校里，都有孤獨、自卑的感覺。對此，中國社會科學院一研究員表示，要警惕農民工子女心理“邊緣化”傾向。他說，農民工子女本身就在經濟條件等方面處于弱勢地位，好不容易能與城里孩子坐在同一個教室里接受質量較高的教育，卻又要承受來自各方面的不理解。生活上的困難沒有讓他們退縮，可這種心靈的創傷卻難以撫平。2010年8月頒布的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中明確指出：“堅持以輸入地政府管理為主、以全日制公辦中小學為主，確保進城務工人員隨遷子女平等接受義務教育，研究制定進城務工人員隨遷子女接受義務教育后在當地參加升學考試的辦法。”“同在藍天下，共同成長進步”，這是溫家寶總理在考察北京玉泉路打工子弟小學時，在學校黑板上寫下的題詞。廣大人民群眾都希望并相信在實施綱要的過程中，這美好的愿景會變成現實。2.新華社、中國青年報記者聯合進行了一項問卷調查。這一調查歷時7天，在北京、上海、廣東、浙江、江蘇、山東等地，向農民工發放調查問卷131份，其中有效問卷125份。73名受訪者表示，最大的愿望是自己的孩子能“和城里孩子享有同樣的待遇”，43名受訪者最希望能“降低收費標準”，17人希望能“有供農民工子女就讀的專門學校”。調查同時顯示，78位受訪農民工表示，通過“朋友介紹”為孩子在城里聯系學校；16人表示“從媒體報刊獲悉”有關學校信息，5人表示“向城市教育部門咨詢”，2人表示由“家鄉教育部門推薦”，1人表示“學校主動上門”。調查表明，有46名農民工子女，曾經因為父母務工地點的變化而被迫轉學。其中轉學1次的有10人，轉學2次的有12人，轉學3次或3次以上的有24人。在回答子女在城里求學遇到的最大困難時，54位受訪者表示是“費用太高”，占受訪總數的43.2%；46人表示是“沒有城市戶籍”，占受訪者的36.8%。選擇“住處附近沒有學校”、“受城里人的歧視”、“畢業后拿不到畢業證”的受訪者比例依次為16.8%、6.4%和4.8%。“我本來準備把小孩送到公立學校，但因為不是本地戶口，我找的一所學校每學期竟然要8000元的贊助費，另外還要交這費交那費，最終還是沒有去。”在N市打工的羅某告訴記者。調查同時顯示，有20名農民工表示孩子在上學時曾“遭受到拒絕”，7人表示“做了很多努力學校才接受”；有19位受訪者表示孩子在學校“有過不公平待遇，但不嚴重”，3人表示孩子在學校“有過不公平待遇，情況比較嚴重”。調查還顯示，77.6%的受訪農民工表示，孩子“學習成績一般”或“成績不好”。88名受訪者表示，“從來沒有”或“不一定”有時間輔導孩子學習，占受訪總數的70.4%。“小孩只要聽話，知道尊老愛幼就行了。我整天忙，沒時間想太多，學校的質量也就不管了。”今天33歲的王某來自南方某縣，以幫酒店洗臺布為生，談起孩子的教育，他無奈地說。3.近年來，在發展邊境少數民族地區教育的過程中，地處西南邊境的L縣堅持“調整一些不合理校點布局，逐步推進寄宿制辦學”的工作思路，特別是結合國家在L縣實施的“西部地區農村寄宿制學校建設工程”，對本縣的學校布局進行調整。通過該工程的實施，L縣各鄉鎮學校布局更加合理，辦學條件進一步改善，辦學效益得到了明顯提高。L縣在將教育資源的合理配置作為中心工作來抓的同時，注意發動社會各界共同關心和支持，努力把寄宿制學校辦成群眾滿意，家長放心，學生“進得來、留得住、學得好”的學校。撤并教學點，意味著自己的子女要去更遠的地方讀書，來回的交通又不方便，難免會讓家鄉心存疑慮。L縣充分利用報紙、廣播、電視等宣傳媒體，開辟“創建”專欄，還利用掛橫額、張貼標語、出板報等形式大力宣傳創建寄宿制學校的重要意義，營造良好的輿論氛圍，動員社會各方面的力量都來關心、支持創建工作。縣教育局、鄉鎮政府干部牽頭，帶領教師和村干部分頭走訪學生家長，認真聽取群眾意見，并做好摸底工作。通過宣傳發動，提高廣大群眾的思想認識，形成全社會關心、支持、參與創建工作的良好氛圍。L縣把創建寄宿制學校作為改變農村教育現狀的重點工作來抓，有效利用各方面條件，努力提高辦學效益和質量，積極為農村教育的發展創造條件。一是充分利用“義教工程”、邊境建設大會戰教育建設項目、中小學危房改造工程等項目的資金投入，完善了學校的各項設施。幾年來，共投入資金4379萬元，建設了教學用房56幢，學生宿舍樓89幢，學生食堂79幢，學生廁所73間。二是推進教育資源配置方式的改革，統籌規劃學校布局。針對農村校點多、規模小、難以實現有限資源優化配置的情況，L縣從各地的實際出發，按照人口自然分布、統籌規劃學校布點的原則，把辦學的規模效益作為工作的立足點和重要目標。L縣的學校布局調整工作堅持因地制宜、科學規劃、先易后難、逐步實施、規模辦學，提高了效益，盤活了教育資源。在著力于調整中小學布局、撤并教學點工作進程中，根據當前政府財力和群眾承受能力，重點建設一些試點學校，形成了富有特色的實踐模式。其一，聯村辦寄宿制學校。隨著人口出生率越來越低，學校生源減少，村村辦學校的現象將成為歷史，聯村辦學勢在必行。如響水鎮棉江、四清、高峰、紅陽等村由于靠近設施完善、教學質量好的鳴鳳中心小學，L縣便利用“義教工程”43萬元資金，在鳴鳳中心小學建起了學生宿舍樓、教學綜合樓和學生飯堂，擴大學校規模，將其建成寄宿制學校。其二，創辦民族寄宿制學校。L縣武德、金龍、水口等3個鄉鎮同屬邊境鄉鎮，部分村屯由于地處邊遠山區，交通不便，許多適齡兒童不能按時入學讀書。為了解決他們的入學難問題，L縣在武德鄉中心小學創建了寄宿制學校，招收武德、金龍、水口等3個鄉鎮部分村小學四、五年級的學生，國家給予一定的生活補助，學生統一到校寄宿就讀，實行封閉式管理。目前，該校有在校生752人，寄宿生532人，近十年來共培養了1000多名少數民族學生。其三，創建邊境形象學校。L縣抓住邊境大會戰教育項目建設工程實施的機會，積極籌措經費，重點建設一批國門學校，進一步改善了辦學條件。現在水口鎮羅回中心小學、彬橋中心小學在校生均在500人以上，寄宿生達150多人；水口中學、彬橋中學的寄宿生均超過400人。4.越是上學難，有些農民卻越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上學受教育上。如F村各家相互攀比“不惜血本供孩子讀書”，以至出現了忍饑挨餓、傾家蕩產供孩子讀書的“英雄”。教育的成本越來越高，有社會學家計算過，一個大學生4年學費大約相當于一個農村居民20年的純收入。不用說西部貧困地區，連基本脫貧的東部地區的農民孩子的“大學夢也越來越遠了”。實際上，新世紀以來，農村孩子在大學生源中的比例與上世紀80年代相比，幾乎下降了一半，這就意味著“通過高考，農村孩子向上流動的渠道”正在“縮窄”。貧困家庭用于教育的支出占其收入的比例仍相當大，也就是說，農民傾其全力支持了教育的發展；而現在一旦出現了大學生就業危機，貧困農民家庭所受的損失將是巨大的。在當下中國農村出現了必須引起社會高度關注的現象：H省的一個調查表明，個別地區的農村貧困生的失學率高達30.4%，輟學的學生基本上都是20世紀90年代出生的那一代，他們的父母有的過去還能讀到高中畢業，而他們之中有數量可觀的人初中還沒有讀完，由此導致的勞動者文化素質的下降，對未來中國發展的影響，確實令人擔憂。有社會學家指出，“在一些地方已經出現明顯的因教致貧、因教返貧的現象”，“G省的抽樣調查顯示，由于教育因素返貧的農戶，占返貧總數的50%”。農民寄希望于教育使他們的子女另尋出路的想法靠不住了，于是“輟學”之風抬頭，用一著名作家的話來說，就是用輟學來“保護人心，保護土地，阻止下一代向充滿著蔑視、冷漠以及焦灼不寧的慘淡日子滑落”。但也如這一作家所說，這樣的選擇既顯得“荒唐”，又有些無奈。而且也還有許多農民幾乎是孤注一擲地仍然將孩子的教育放在生活中的第一位，這樣的“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努力確實給人以悲壯感。一位下鄉支教的大學生說，這是“困境中的不絕希望”。如果不對農民寄以希望的教育（包括農村教育及城市教育）進行新的反思與改造，如果不從根本上解決教育資源的合理分配與農民子弟就業難的問題，恐怕很難實現他們可以看到并應享受的教育，即廣大農民寄以希望的教育。5.柳延希望小學是李某當村主任的時候籌資修建的，可惜只用了七八年就撤了，留下了空蕩蕩的校園。上世紀90年代，和中國大多數農村一樣，李某所在的棗園鎮延店則村，也經歷了轟轟烈烈的建校潮。然而時隔幾年，新的農村教育布局調整又讓很多農村小學陷入“沉睡”狀態。這其中，也殃及部分希望小學。柳延希望小學的幾間教室已被村委會用做辦公室。當年的籌建者、已不再擔任村干部的李某，如今也搬到學校住。他的任務是看守校產，清除雜草。如今，村里還有50多個孩子在鄰村的裴莊希望小學上學。由于路有點遠，又不能住校，大人們只好每天騎車接送孩子。“現在除了房子，什么都沒了。”在校門外的一堆磚頭瓦礫里，李某找到了唯一能見證這所學校歷史的一塊石碑，那上面蓋滿了泥土，看不清碑文。他讓孫子端一盆水過來澆在石碑上，然后用手慢慢地抹去碑身上的泥土，這才露出了清晰的字樣：延店則村希望小學占地1260平方米，共建教室10間和李某不同，同樣是校園看護人的向老師不甘心學校就這么閑著，他在已經撤掉的學校里辦起了幼兒園。撤校前，向老師是校長。學校原來只有12口窯洞。2004年3月，經聯系，香港某紡織有限公司董事長趙先生捐贈20萬元，為學校修建了一棟兩層教學樓。然而，當教學樓建好投入使用時，四至六年級的學生卻并到了鄉中心小學。學生一下子少了一大半。“這一并，低年級家長的心就動搖了，學生哪里多就往哪里送。”向老師說，“2007年后半年，就沒有學生了，學校也就撤了。”于是，幾個村民又找到向老師，鼓動他在學校里辦一所幼兒園。他雇了一名老師，一名司機，還買了一輛面包車用來接送孩子，辦起了幼兒園。可一年多后，向老師又開始發愁了，“娃娃少，成本太高了。”原來，每個孩子一學期1000元，每天上下學接送不說，中午還管一頓午飯。每個月還要給請來的教師、司機開工資，不賺錢不說，還賠錢了。幼兒園再往下辦，也很難了。6.2009年是希望工程實施20周年。20年來，希望工程共募集資金56.7億元，資助346萬名家庭困難青少年繼續學業，資助建設15940所希望小學，為支持經濟落后地區基礎教育事業，促進青少年發展作出了積極貢獻。從1999年開始，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經過調查論證后，開始實行希望工程戰略重點轉移：由過去對貧困失學兒童的普遍救助，轉到對優秀受助生的跟蹤培養；而希望小學也由起初的硬件建設為主，轉向教師培訓、現代化教育設施軟件建設為主。根據教育部公布的數據，2007年全國小學在校生10564萬人，而1998年全國小學在校生是13953.8萬人，9年間減少了3300多萬人。伴之而來的是鄉村小學數量的銳減，20余年間，中國的鄉村小學從1985年的83萬所，至2007年已撤并至34萬所。這其中包括部分早期建設的希望小學。據2010年10月25日報載：截止2008年12月，G省長陽縣76所希望小學有53所被廢棄。這樣的情況隨著“撤點并校”的政策大規模推廣，在越來越多的地區出現，很多希望小學被撤銷，要求與鎮小學或中心小學合并，因個別條件無法合并的，直接被閑置。部分校舍被當地村委會再利用，作為臨時教學點等，服務于周邊村民。但更多是被困置下來，甚至直接被用作倉庫，有的操揚被翻墾成了田地，準備種上苞谷，有的學校甚至養起了豬和雞。來自Y市共青團市委希望工程辦公室的統計數據顯示：截止2008年4月25日，Y市某區運行的希望小學有119所，撤并38所，其中最早興建的京溫希望小學，已經變成了紅棗產品加工廠。這里原來每個行政村都有一所小學，可如今只剩下3所了。教辦主任張某介紹：本世紀初，生源開始銳減，2001年，有一個鎮在校學生2400多，可現在不到1100人，這個鎮流動人口占到一半左右。隨著越來越多的人外出務工，部分學齡兒童只好隨家長走，異地就讀。記者采訪過程中見到了不少“空巢村莊”，年輕人紛紛外出打工，留在村里的，基本上都是四五十歲以上的中老年人。農村稅費改革后也引發了農村學校經費的緊張。2001年，我國農村實行稅費改革，取消了原來的教育集資和教育附加，學校的經費由財政支持。而學校過多讓有限的經費投入像撒胡椒面一樣，有效投入降低，于是進行大撤并。撤并之后，留下了大量校舍，在有些村子，學校校舍依然是最漂亮的建筑。可這些校舍有的被用做村委會辦公室、黨員或者群眾活動室，有的被村集體租賃出去成為廠房或倉庫，還有一部分仍處于閑置狀態。7.鄉村文化的衰落，引起了許多學者的擔憂和焦慮。這些學者有不少出身于農村，他們有著自己的鄉村記憶，和對現實鄉村的直接觀察和體驗。因此，他們的憂慮就特別值得注意。故鄉的傳統生活方式正在消亡與崩潰。這里既有傳統的以民間節日、宗教儀式、戲曲為中心的地方文化生活的淡出、空洞化，也包括曾經相當活躍的，與集體生產相伴隨的農村公共生活形式（如夜校、識字班、電影放映隊、青年演出隊）的消逝，更有在純凈的大自然中勞作和以家庭、家族、鄰里親密接觸、和睦相處為特點的農村日常生活形態解體的征兆和趨向。生態環境的惡化，家庭鄰里關系的淡漠和緊張，社會安全感的喪失，使鄉村生活已逐漸失去了自己獨到的文化精神內涵。賭博、暴力犯罪，這在很大程度上都是鄉村社會文化精神缺失的表征。于是，有研究者產生了更深層面的焦慮：“傳統鄉間倫理價值秩序早已解體，法律根本難以進入村民日常生活，新的合理的價值秩序又遠沒有建立，剩下的就只能是金錢與利益。”一些農民對自我價值的認知完全趨于利益化，錢成了衡量自我價值的唯一標準，消費文化已經成為農村社會的主宰性的意識形態，它對生活以及人生意義的設定已經主宰了許多農民尤其是農村里的年輕人的頭腦，由此帶來的問題自然是十分嚴重的。于是就有了“作為文化生命內涵的鄉村已經終結”的這一根本性的憂慮。而鄉村作為文化存在的虛化，直接導致鄉村少年成長中本土資源的缺失，如今的鄉村少年，他們生活在鄉村，卻根本無法對鄉村文化產生親合力、歸依感，然而，城市文化對他們又是那樣遙遠，這樣，他們生命存在的根基就極易發生動搖，成了在文化精神上無根的存在鄉村文化的危機和鄉村教育的危機，就是這樣相互糾結著。這一切，對那些曾經感悟，至今仍依戀鄉村文化的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