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6集：王安石變法這幅清明上河圖生動的記錄了北宋都城東京的繁榮景象以及各階層人民的生活狀況，雖然大宋的的疆域不如漢唐遼闊，軍事上也不如漢唐王朝那么強盛，可是宋代發達的都市文明卻是居中國歷朝歷代之首。此時的東京汴梁，行人如織，摩肩接踵，勾欄瓦肆之內，客商云集，歌女們吟唱著蘇東波，柳永的名句。如此花團錦簇的文明昌盛，讓歷史學家陳演恪不禁贊嘆，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而造極于趙宋之世。然而，就在這個時期，北宋的第六位皇帝宋神宗與49歲的王安石卻掀起了一場轟轟烈烈的改革。如此繁花似錦的大宋帝國為什么要進行改革，它的背后難道隱藏著什么秘密嗎，這位年方弱冠的君主為什么不顧重臣的阻攔，支持王安石的變法主張，在新法推行的過程中，王安石和他的親密好友司馬光，最后為什么會形同水火，發生決裂，縱觀歷史，人們對王安石被人以及變法的評價截然相反，他到底是不是導致北宋滅亡的罪魁禍首呢？陳橋驛可以說是中國最著名的一個驛站，公元960年，宋朝開國皇帝趙匡胤就是在這里黃袍加身，做了皇帝。趙匡胤曾是前朝的禁軍指揮，軍權在握，但得到天下之后，他也不禁開始擔心手下的將帥們哪天也會發動軍事政變，奪取江山，趙匡胤日思夜想，最后定下了抑制武將，振興文教的國策，他要后世帝王優厚士大夫，從此宋朝走向了廣開科舉的道路。但宋太祖旨在防弊的制度設計，阻止在房地的制度設計，卻給宋朝的官僚機構帶來了不小的弊端，宋代官員數量與唐代相比，增加了十倍之多，從而導致了政府分權制度錯綜復雜，冗官冗吏充斥于政壇之上，宋代歷史學家葉氏曾說，自古濫官，未有如此之多。冗官之外更有冗兵，宋代統治者采取養兵政策，每當一個地方矛盾激化時，政府就大量募兵，把社會上的流亡人士收攬為士卒，其用意是每募一人，朝廷即多一兵，而山野則少一賊。到北宋中期，這種情況逐漸惡化，北宋政治家蔡襄說過，天下六分之物，五分養兵。公元1067年，宋神宗繼位后，他發現了這樣一個現實，窮吾國者，兵也，不僅如此，加上龐大的政府官僚開支，宋朝的財政已經入不敷出了，冗官、冗兵、冗費，這正是文化巔峰背后那個脆弱帝國的真正面目。雖有百萬之兵，而不免自貶為至弱之國，雖然士兵至多，但北宋卻頻頻遭受外敵侵擾，除了北方的契丹，西北的西夏外，甚至連南方的交趾都敢頻頻犯境。這一切與宋神宗的期望實在是差得太遠了，剛滿20歲的皇帝怎么也無法理解泱泱大宋會變得如此積貧積弱，他為什么不能像漢武帝、唐太宗那樣宇內稱尊呢。剛剛登上帝位的宋神宗開始對宋朝的未來憂心忡忡，他清楚的知道，宋朝現在隱藏著許多深刻的危機，而當時與士大夫共治天下，是北宋政治史上的一個重要原則，宋神宗便開始不斷的尋匿，希望找到能安邦治國、強兵裕民的治世良臣，宋神宗首先把目光鎖定在大名鼎鼎的翰林學士司馬光身上。司馬光，公元1019年出生于河南省光山縣，是我國著名的史學家、政治家和文學家，司馬光一向以正直敢言著稱，道德學問，為世人推重，宋神宗一開始對他寄予厚望，司馬光卻大談修心之要，教導宋神宗要做到寬仁、明智，英武，他說的道理雖然沒錯，卻矢之空洞抽象，自然會讓務實的宋神宗覺得都是些老生常談，難得要領。范國強：司馬光當時給宋神宗提了六條建議，從修身的角度來說，就是仁愛，明辨是非，處事果斷，總結一下的話，就是仁、明、武，從治國理政來說，他也給宋神宗提了三條建議，就是任官，信賞和必罰。毛麗婭：其實這六條建議，司馬光在此之前給宋神宗的爺爺和爸爸都曾經說過，所以宋神宗聽了司馬光的回答，那么一下就明白，這些不能解決實際問題。隨后宋神宗又找來了曾經主持慶歷新政的大臣富弼，請教邊防事宜，得到卻是一盆當頭冷水，陛下登基不久，應當廣施仁惠，希望您二十年口不言兵。此時的富弼已經垂垂老矣，變得十分老于世故，跟慶歷年間勇于革新的富相公完全判若兩人。范國強：其實宋神宗對富弼寄予很大的希望，畢竟他以前也參加過由范仲淹主持的慶歷新政，聽完了富弼說的話以后，史書上記載，神宗是良久不語。面對朝臣們千篇一律的保守陳舊，宋神宗失望之極，如何解決北宋王朝積攢了百余年的難題，他必須找到一個大刀闊斧的辦法，這時候宋神宗想起了自己當藩王時的機要秘書，韓緯。范國強：韓緯是誰呀，是以前宋神宗做太子的時候，他身邊的一個記室參軍，韓緯和宋神宗的關系非常好，經常陪他讀讀書啊，討論討論問題什么的，韓緯這個人很有本事，談事都談得頭頭是道，說的宋神宗連連稱是，覺得這個人真有學問。毛麗婭：但韓緯總是給神宗說，這些都不是我說的，都不是我的思想，這是我的好朋友王安石說的。由于韓緯經常在宋神宗身邊提到王安石及其變法主張，使年輕的宋神宗對王安石充滿了敬意，最終他將注意力鎖定在當時已經極具盛名的王安石身上，似乎王安石是他尋覓已久的天賜良臣。王安石，字介甫，江西撫州人，是我國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改革家和文學家，早在宋仁宗年間，王安石就寫了長達萬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書，在奏章中，王安石不僅總結了自己多年的地方官經歷，指出國家積貧積弱的現實，還系統的提出了變法主張，可惜宋仁宗主張的是偃武修文的基本國策，加之忙于立儲之事，王安石的這份萬言書沒有引起仁宗和執政大臣的重視。沒有看到宋仁宗的任何回應，王安石就明白，目前改革的時機還沒有到，國家統治者根本沒有改革變法的決心。毛麗婭：王安石是一個性格很固執的人，他有一個外號叫拗相公，他覺得皇上不欣賞他的變法理念，他也根本無意去當什么大官，所以當時王安石是一次次謝絕了朝廷對他的任命。范國強：甚至有一次官府派人把委任狀送到門上去，王安石照例不接受，送委任狀的人只好跪下來求他，王安石則廁所里去了，送委任狀的人見此，便把委任狀放在桌上，自己走了。可是沒想到王安石給追了上去，把委任狀給退回去了。面對自己偉大的報復，得不到發揮和賞識，王安石選擇了等待，他在等待新的統治者能夠認同他的變法理念，從而使整個大宋帝國走上變法改革之路。而王安石的多次推辭赴任，也使他的聲望一次次提升，最后使得宋神宗乃至朝堂上的文武百官們無不渴望見識一下王安石的真面目。為了查看王安石是否真的具有安邦治國的才能，宋神宗開始為王安石鋪路，他首先任命王安石為江寧府知府。公元1067年9月，宋神宗再次下詔，任命王安石為翰林學士。范國強：王安石聽了宋神宗任命，馬上給宋神宗寫了個謝表，一個推遲字也沒有，為什么呢，因為當時翰林學士這個位置太重要了，所有有關國家最重大的、最重要的命令和詔書都是由翰林學士來起草，在唐朝的時候，翰林學士有個外號叫內相，也就是皇宮里頭的宰相。浮云映郭留佳氣，飛鳥隨人做好音，公元1068年，王安石北上面君赴任，此時的王安石感到自己的機會終于要到來，從他這首出金陵的字里行間里可以看出，王安石此時奉詔入京的心情是歡愉和輕快。此時的他剛滿46歲，正是年富力強的時候，他知道他將在皇帝的支持下大展宏圖。宋神宗見到王安石，單刀直入的問，治理國家首先要抓什么，王安石回答道，首先要選擇方法，神宗又追問，唐太宗如何，答道，陛下應效法堯舜，何必說唐太宗呢，堯舜的方法非常簡單、非常關鍵、非常容易，只是后來的學者不能理解，就以為高不可測了。這是宋神宗第一次召見王安石兩人的對話，從這些記錄的字里行間，我們可以看出神宗對于變法的迫切以及王安石的自信。對于大宋的困境，王安石認為，國家財政狀況不好，不是當務之急，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是因為沒有善于理財的人，而同為翰林學士的王安石的好友司馬光，卻持有反對意見，你所說的善于理財者，不過是巧立名目，加重老百姓頭上的捐稅而已，王安石卻說，善于理財者，可以不增加捐稅就使國庫充盈。王安石所說的治國方法，是以憑借全天下的力量來謀取天下的財富，用取得的天下財富來供給天下的所用為原則，從理財用手，來改變積貧積弱的局面，無論王安石的方法是調整地主、國家與農民的關系，還是發展生產，乃至于抑制大官僚地主，強化統治力量，這種以富國為目的的理財主張和變法宗旨，正與宋神宗希望改變大宋積貧積弱局面的目的不謀而合。一個是雄心勃勃的少年君主，一個是胸有成竹的老練能臣，王安石的話引起了宋神宗的強烈共鳴，最后宋神宗認為用王安石來輔助自己是再合適不過的。公元1069年，宋神宗任命王安石為參知政事，全面主持變法，從此王安石的變法正式拉開了序幕。王安石首先將變法改革的重點放在了解決財政問題上，而在理財方面，王安石認為，最好的方法是促進農業生產，農業生產的收獲增多了，稅源自然就會充裕。鄞縣是王安石早先從政時的一塊試驗田，他很早就發現，在一年當中，農民最難熬的時候就是春天，那個時候農民家中的秋糧差還不多快要吃完了，而夏糧尚未收割，正所謂是青黃不接的時候，于是那些有錢有糧的富戶人家就在這個時候以很高的利息借錢借糧給普通的農民。王安石上任后，將官府糧倉的糧食借給農民，到了秋收之后，再由農民把糧食還給官府，并支付少量的利息，這樣一來，就能夠解決農民缺糧的問題，同時還能使官倉里的糧食得到更新，這次地方小范圍的實驗，給了王安石很大的信心。這種正是王安石變法首先從國計民生角度出發，推出的新法青苗法，青苗法靈活地將國家代替富戶，把糧倉儲糧折算為本錢，以百分之二十的年利率貸給農民，以緩和民間高利貸現象，這項新法是王安石變法歷程中最具代表性的一個法令。然而，王安石這個最得意的手筆卻遭到了最激烈的抵制，而反對王安石的這個人正是他的好友司馬光。司馬光和王安石以前便有了爭執的糾結之處，司馬光一直認為天下物產總有一個定數，不在民，便在官，你所謂的善理財，只不過是在剝削百姓罷了，可以看出司馬光反對聚斂，稱國家不能與民爭利，這與王安石以富國為目的的主張恰恰相反。青苗法頒布后，司馬光就給王安石寫了三封信，提醒這位昔日的好友，所謂青苗法根本就是變相斂財的苛政，宰輔之臣千萬不能把目光聚集在財利上，但是，這種善意的提醒王安石不但不買賬，反而當眾大罵司馬光的書信是以文邀名。青苗法從出發意圖上是好的，況且這項法在王安石擔任地方官的時候大獲成功，贏得百姓的稱贊。但萬萬沒有想到的是，此法鋪展到全國，卻產生了不一樣的后果。李勇先：在擔任地方官的時候，因為它地域小，行政層次比較單一，所以說他對信息的了解和處理的比較充分，也比較全面符合實際，那么再加上監督和管理的成本比較低，就使得這個農業貸款系統就能夠正常地運行，而且在小范圍內獲得了極大的成功，那么再加上有上級的這種考核的壓力，王安石本人是很清廉的，也不會貪污受賄，所以說，在他這個小范圍內實行青苗法就非常成功的。范國強：但青苗法在全國推行的過程當中，它也是要經過官府的，它一經過官府就麻煩，里邊肯定會有人鉆這個政策的空子，因為這里邊是有利益的。退出青苗法后，各地官員為了邀功請賞，不僅擅自提高利息錢，還將這種自愿貸款變成了強制分配，這樣就形成了官方高利貸，國家成為了最大的債主，最后不但使下等農戶還不起貸款，也讓上等農戶無端承受息錢負擔，由于富戶還要為窮戶貸款提供擔保，一旦窮戶還不起，他們的負擔就更重了，甚至變賣家產去還貸，窮戶更窮，富戶也變窮，社會反而更加不穩定。李勇先：一些人向地主借高利貸還不起，它的結果往往會造成很多的悲劇，很多的慘劇，如果官府給你的貸款也還不起，官府也饒不了你，那么老百姓諾不起官府，那么怎么辦呢，他必須又要去向兼并之家，向地主借高利貸，而且他利息比官府還要高，那么這樣一來呀，農民實際上就承受了雙重的剝削。青苗法的本意在于減輕農民負擔，但這個政策實施時反而走向了反面，反而使農民的生活更困苦，許多貪官污吏利用變法私下做盡壞事，一時間變法大失民心，百姓怨聲載道。最后，司馬光對王安石做出了回應，一日不罷黜新法，一日不在朝為官，冰炭豈能同爐。但與此同時，朝廷的財富卻因為實行新法，迅速積累了起來，因此之故，公元1077年，宋神宗改年號元豐，意蘊國庫豐足。無論是青苗法還是之后推行的農田水利法等等，這些有利于農業發展的政策，正是王安石針對當時朝廷上積貧的問題而主張的變法，而為了增加政府稅收和緩和社會矛盾，王安石又推行了一些壓抑豪強地主的新政策。公元1071年，一個醞釀已久的新法免疫法正式實行，免役法將原來按戶等輪流服差役改為由官府雇人承擔，不愿服差役的民戶則按貧富等級交納一定數量的錢，它的最大特點就是由民戶出錢代替直接服役，這樣做即解決了大家不愿服差役的死結，又增加了政府的財政收入，可以說是一個利國利民的新法，而這項免疫法的實施過程也十分慎重，從醞釀討論到推行全國，前前后后歷時將近三年時間，而這樣一個新法卻又遭到了司馬光等人的強烈反對。司馬光認為徭役輕重不一，各地戶等也頗為懸殊，而國家統一制定役法政策很顯然是行不通的，富人僅僅支付有限的免疫錢就能將破產之厄運轉嫁與下等戶，而得以逍遙與役法之外，而另一方面廣大下戶農民成為被勒索財富的對象，被逼的拆屋賣妻，家破人亡，而國庫、府庫及官吏私囊則充斥財富，最后有人還上書宋神宗列舉了免疫法的十大弊端，作為改革變法的領袖，王安石成為了反對派首選的攻擊目標，朝野之中反對王安石的浪潮也越來越猛，然而，對于王安石來說只要能夠推進改革變法運動，任何困難都難不倒他，王安石在推行變法的同時，司馬光也在給宋神宗做著思想工作。毛麗婭：那時候司馬光在干什么呢，他在編寫資治通鑒，資治通鑒，顧名思義，是給皇帝提供歷史的參考借鑒，有一次，司馬光就給宋神宗念了蕭規曹隨這一段。范國強：蕭何是劉邦開國的宰相，他定了很多規章制度，后來他指定了一個接班人，就是曹參，曹參接了班之后，一個規矩都沒有變，完全是按照蕭何的辦法來，以至于后來漢惠帝年間國泰民安。從漢高祖劉邦到漢景帝劉啟，70年間以清靜無為的黃老之術治國，這也是國力迅速恢復到文景之治盛世的重要原因，司馬光用蕭歸曹隨的典故，提醒宋神宗，治國不僅僅是不改祖宗之法，最重要的是不給官吏們魚肉百姓的機會。但宋神宗始終不為所動，在他看來，守舊勢力反對變法，在政治上是無所作為的，在變法的道路上，宋神宗給了王安石無比的信任和支持，以至于在后人的心目中，他們成為了古代君臣一體的典范，但是，皇帝還是沒有經受住反對派一波又一波的輪番進攻。就在在改革變法的關鍵時刻，北宋大部分地區爆發了長達十個月的旱災，老百姓的生活陷入了困苦當中，而有一幅圖畫，動搖了宋神宗的立場，京城有個叫鄭俠的官員，在整整九個月的鋪天蓋地的風沙中，他看到了百姓流民的慘狀，而由于青苗法和免疫法，朝廷還要向他們追繳賦稅，這一幕讓他心如刀絞，于是他給宋神宗上了一道奏折，并且自己畫了一張流民圖。宋神宗看完這張圖之后不禁黯然淚下，他非常痛苦，也非常迷惑，因為他實在想不明白， 以富國、裕民、強兵為目的的變法運動，怎么會是這樣一個天下萬分悲苦、海內民怨沸騰的局面，他實在是想不通到底變法運動錯在什么地方，流民圖驚動了憂國憂民的士大夫們，請求罷黜新法，罷免王安石的奏折像雪花一樣朝宋神宗飛來，無比信任王安石的皇帝宋神宗在天災面前、在反對派的質疑下，開始變得猶豫不決。青苗免疫兩妨農，天下嗷嗷怨相公，改革變法是為了富國強民，但卻給百姓帶來了如此的災難。此時，宋神宗慎重考慮了反對派的意見，不僅如此，為了朝廷內勢力的均衡，他不能顧此失彼。公元1074年，宋神宗講王安石罷相。其實，在王安石新法的推行過程中，確實取得了不小的成效，例如，農田水利法實施后，各地興修的水利工程達一萬多處，大量農田得到灌溉，而青苗法不僅幫助了農戶度過了青黃不接的困難時刻，并且也抑制了土地兼并現象繼續蔓延，大大刺激了宋朝農業生產，各種新法制度對增加官府的財政收入也是不能忽視的。從后世看，王安石對經濟的理解已經接近現代經濟學的觀點，他不但理解和掌握用金融信貸刺激經濟發展，而且還試圖在此基礎上設計出一整套制度，我們不得不說王安石變法是具有前瞻性的，但是，他可能實在過于超前，遠遠超出了當時社會可接受的限度，也缺乏必要的技術手段的支撐。無論是政策本身的問題還是執行當中出現的疏漏，乃至于用人方面的失誤，在變法遭到重重責難的情況下，王安石還依然采取強力推行變法運動的措施，對于變法依然不折不撓，誰不推行變法，誰就走人，大肆調離、打壓反對變法的官員，但實際上，變法改革已經深刻地觸及到了社會上各個方面的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