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族傳統的生育習俗及其優生學分析有關藏族婚姻習俗方面的文獻資料極為豐富，國內外對此均有大量的涉獵與研究，使我們管見到藏族傳統文化在婚姻習俗方面的多姿多彩。然而，有關藏族生育及其相應習俗的材料卻相當匱乏，特別是缺乏對藏族生育習俗較為全面與系統的研究，有限的資料也多是從人口學角度對生育情況進行統計和分析。這種情況應該說是不正常的。生育雖然是婚姻的主要功能之一，但生育習俗絕不等同于婚姻習俗。我們看到，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生育觀念、生育狀況與生育習俗。而藏族由于自身獨特的文化背景以及受高原生存環境的影響，在婚姻和生育方面的確產生了大量有其民族特色的傳統習俗，對其中的生育習俗應該給予足夠的重視。從優生學的角度觀察，生育習俗還有優劣之分，將直接影響到人口質量，發掘和提倡正確的、優良的習俗，發現并改變不良的、落后的習俗，有助于增加優生、減少劣生，使藏族的人口質量不斷提高。所以，本文將借助一些統計數字，從優生學的角度出發，對藏族傳統的生育習俗略作歸納與分析，并對高原環境下藏族婦女實現優生的不利與有利因素進行探討。因資料和水平所限，錯疏之處在所難免，如能拋磚引玉，使更多的人關注與研究藏族的生育習俗以及與此相關的優生優育問題，則如筆者所愿。一、自然生育模式引發的生育習俗無論婚姻的形態如何，藏族的生育行為基本上是在自然的、非人為干預的狀態下進行的，即便是現代的農牧區大多仍能見到這種生育模式的存在與表現。（一）多育習俗藏族的自然生育觀與漢族的“多子多福”生育觀是完全不同的，然而其結果大同小異。雖然主觀上不一定愿意多生，但由于對懷孕與生育采取了不加控制、順其自然的態度，故藏族婦女的多胎生育較為普遍。由美國的兩位人類學家戈爾斯坦和辛西亞M比爾于1985年至1988年對西藏牧區帕拉、農區拉薩北郊娘熱村的田野調查結果顯示：帕拉牧區經產婦女4049歲年齡段平均生育數5.9個，而5059歲年齡段平均生育數達6.8個；娘熱村農區經產婦女4049歲年齡段平均生育數3.4個，而50歲以上年齡段平均生育數達6.0個。（注：美戈爾斯坦、辛西亞M比爾：中國在西藏自治區實行的節育政策神話與現實，海淼譯，載民族譯叢1993年第3期。）國內的統計也證實了多育習俗的存在，1990年全國人口普查中顯示西藏藏族婦女5054歲年齡段平均生育率為4.78個。（注：張路、張梅：當代中國藏族人口，載中國社會科學1993年第5期，第182頁。）以上數據雖多來自上世紀80年代，但多育習俗則是久已有之。為何如此說？主要原因有二：其一是在自然生育模式下容易導致多育。有資料表明藏族婦女不但生育年限持續時間長，其生育行為甚至可一直持續到55歲，而且生育高峰也寬于其他民族，從2045歲均有較高的生育水平，（注：楊書章：西藏婦女的生育水平與生育模式，載中國藏學1993年第1期。）這樣，多胎生育成為必然結果。其二是為了緩解藏區嬰幼兒成活率低造成人口數量減少的壓力。有學者認為，僅在民主改革前的100多年間，藏族人口較過去減少了五分之三，（注：謝成范：西藏的醫療衛生事業和高原病研究的成就，載中國藏學1991年第2期。）這其中高母嬰發病率與死亡率是重要因素。如嬰兒死亡率在西藏和平解放初期統計時高達430，（注：健康報，1991年5月16日。）使人均壽命只有35歲左右，多育成為對嬰幼兒成活率低、死亡率高的一種補償，藏區社會也很自然而廣泛地對多育給予了認可與鼓勵。但實際上多育并沒有真正解決藏區當時的人口問題。除了解放前藏區社會及其經濟均停滯不前的原因，也與缺乏基本的醫療衛生條件有關，特別是與普遍缺乏婦幼保健的意識和基本條件有關，即缺乏優生的內、外環境，使母親和后代的生命都得不到保障。民主改革以后，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藏區的社會和經濟均有了較大發展，生活水平不斷提高，醫療衛生和婦幼保健的條件與質量也有了較大改善，多育習俗才真正體現了使人口數量高速增長的功能。當然，將來隨著國家計劃生育政策的逐步推廣與實施，多育習俗將會和內地一樣逐漸消失，代之以少生與優生，以人口質量的提高來促進民族的繁榮與進步。（二）早育、婚前生育及非婚生育的習俗說這些是習俗雖稍顯牽強，但在自然生育模式下，藏區的確存在著較為普遍的早育、婚前生育和非婚生育的現象。早育并沒有十分明確的年齡界限，通常是指19歲以前、尤其是17歲以前低年齡段的生育。從歷史到現實，在西藏都可見到這樣一個現象，藏族婦女的平均初婚年齡和平均初育年齡均較高，但早育的人數與比例卻不低，說明一部分藏族婦女在正常年齡生育甚至晚育，而另一部分則低齡早育。據1990年人口普查資料顯示，1989年的西藏婦女盡管總體上平均生育年齡和平均初育年齡高于全國，但1519歲年齡段的早育比例仍然較全國早育現象嚴重，（注：楊書章：西藏婦女生育水平與生育模式，載中國藏學1993年第1期。）而且還出現了4胎、5胎生育，這在百萬人口以上的民族中是不多見的。（注：張路、張梅：當代中國藏族人口，載中國社會科學1993年第5期，第184頁。）李有義先生在其1951年出版的今日的西藏一書中介紹道：“西藏一般的結婚年齡都很晚，世家偶然有例外，普通人都是在二十歲以后方結婚同時結婚并不是唯一滿足性生活的方法，習慣上婚前的男女可以自由交友，發生性關系也不禁止，所以一般青年男女很少有要求早結婚的。”（注：李有義：今日的西藏，天津知識出版社1951年版，第128頁。）此書還寫道：“西藏的青年女子因在婚前有一段自由浪漫的生活，有好些在婚前就生了子女。”（注：李有義：今日的西藏，天津知識出版社1951年版，第128頁。）早育大致可分為婚內早育與婚外早育，婚內早育指早婚引起的早育，婚外早育則為婚外生育之一種。婚內早育在甘肅藏族中較為常見，而婚外早育在西藏的婦女中相對多一些。婚外生育是生育與婚姻相互分離的特殊現象。這種分離表現為暫時性分離與永久性分離：暫時性分離即為婚前生育，在西藏等藏區常可見到帶有一或二個孩子的母親與孩子的父親舉行結婚儀式的場面，婚前生育與早婚早育一樣是早育的重要原因；真正與婚姻永久性分離的生育就是非婚生育，其中既有早育者，也有非早育者。據西藏大學1988年統計資料顯示，牧區和農區非婚生育的比例分別為6.7%和4.0%。（注：中國少數民族社區人口研究，中國人口出版社1993年版，第46、47頁。）從優生學的角度看，過早年齡的懷孕、生育對少女本身是危險的，少女妊娠可造成高母嬰發病率與死亡率。一方面是因為低齡孕產女自身的身體和心理均未發育成熟，不具備健康生殖和撫育后代的能力，在現代社會甚至還會影響其學習和就業的機會；另一方面低齡段的少女生育的后代先天發育不良，使低體重兒的比例與圍產期新生兒的發病率、死亡率均較高。（注：正常新生兒體重一般應為3000克，低于2500克的稱為低體重兒。圍產期的計算有3種方法：第1種從孕期滿28周至分娩后7天；第2種從孕期滿20周至分娩后28天；第3種從孕期滿28周至分娩后28天。我國和世界大多采用第1種方法。）如在日喀則地區人民醫院婦產科統計的2101例分娩中，1519年齡段婦女的圍產兒（一般指出生后一周左右的新生兒）死亡率達117.65，是所有年齡段最高的。（注：央宗、覃章美：圍產兒死亡100例臨床分析，載西藏醫藥雜志1997年第4期。）山南地區人民醫院婦產科的調查證實，19歲以下年齡婦女所生低體重兒的發生率為26.4%，而在2529歲年齡段所生低體重兒的發生率則為11.97%，（注：廖智慧、黃志峰：高原低體重兒及有關因素的調查研究，載西藏醫藥雜志1997年第4期。）兩者有顯著差異。非婚生育的結果往往是形成單親家庭，雖然在西藏單親家庭中的母親與子女均不受到社會的歧視，但其經濟狀況和對子女的培養教育大多不如雙親家庭，這在國內外的研究中都得到了證實。故早育、婚前生育與婚外的非婚生育現象多是同優生學原理相抵觸的，而且也只能是在一定歷史條件下產生與存在；隨著藏區社會的全面發展、進步，上述習俗自然會改變，被健康、合理的生育習俗所取代。（三）男女嬰家庭地位基本平等的習俗拋開宗教因素與社會地位的影響，單就家庭而言，由于自然生育模式的支配，對所生子女的性別藏族一般也采取了順其自然的態度；另外，由于高原地區后代成活率低，藏族家庭大都喜愛孩子，母親在家庭中的地位也較高，故無論男孩或女孩在家庭中并無大的區別。普遍的現象是，大多數分娩完成以后，無論是男嬰還是女嬰，父母與家人均能欣然接受并給予基本相同的待遇，周圍的人群及其家族對生女嬰的母親及女嬰也不會有歧視性的言行，不存在“男尊女卑”的觀念，在藏族中也從未聽說過因性別歧視原因而出現的棄嬰或溺嬰現象。雖然沒有性別歧視，但由于兩個特殊原因，藏族家庭存在相對更愿意生男孩的傾向。第一個原因是為了縮小男女性別比。在歷年的統計中，藏族的男女性別比均小于100，在實際生活中，人們也能直觀感覺到藏區的男性少于女性。第二個原因是因為藏族男嬰的死亡率明顯高于女嬰，人們自然希望生更多的男嬰以彌補男嬰數量的不足，這種傾向性與重男輕女形成的性別歧視是有本質區別的。據1990年人口普查顯示的西藏全區嬰兒死亡率為97.40，其中男嬰為106.50，女嬰為88。（注：黃榮清：西藏人口死亡率水平及其特點，載中國藏學1993年第1期。）二、生殖崇拜生殖崇拜是以生育繁衍為目的，積淀著人類本質力量外顯或內隱的一種社會民俗現象，是原始社會人類文化和原始思維的遺留。世界各地的各族先民幾乎無一例外地經歷過生殖崇拜階段。（注：蓋山林：我國生殖崇拜巖畫原始生育信仰的歷史畫卷，載美術史論1990年第1期。）藏族的生殖崇拜甚至延續到了今天，原因除了與其他民族一樣源于對孕育現象的神秘與無知，源于對自身再生產的關切以外，還與本民族的生育特殊性有關，其中與藏族的婦女中終生不育率偏高有直接關系。許多研究西藏人口的文獻顯示，雖然西藏婦女多育較常見，但這只出現于有生育能力的婦女群體中，而另一部分婦女由于各種原因終生不育或有少量生育后喪失生育能力。據1982年人口普查統計，1981年6064歲年齡組未育婦女占同齡婦女的1722%。藏族地區6064歲年齡組婦女出生于19171921年，到全國解放時已經2933歲，到1959年西藏民主改革時已經3842歲，因此她們不育的原因和行為是屬于舊社會造成和遺留下來的，也就是說在封建農奴制下的藏族婦女約有1/5左右不能生育孩子，這便成為舊社會藏族人口停滯、甚至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注：張路、張梅：中國藏族人口的發展變化，載中國藏學1988年第2期。）西藏婦女的終生不育率高，一方面是不婚率較高，而主要原因是受不孕癥的危害。不孕癥與舊西藏醫療條件差、衛生習慣不良，特別是與以性病為主的多種疾病的流行有直接關系。無論這一部分婦女終生不育或生育力低下的原因如何，都必然加劇藏族原本存在的生殖崇拜以及尋求精神慰籍和獲得生育力的希望。（一）女性崇拜藏族原始的生殖崇拜現象至今仍在許多地方可以看到，對女性的崇拜主要表現為對女性的身體和女陰的崇拜。對女性身體的崇拜在藏區的藝術作品中表現較多，如在古代巖畫、唐卡、寺廟的壁畫及各種雕塑中，許多女像是裸體或半裸體，以上半身的半裸像最為常見，特征主要是胸部豐滿、乳房突出，即使是“女佛”、“仙女”也不例外。部分女像中還能明顯看出懷孕女性的特征，用腹部明顯隆起、乳房高聳、臀部寬大等手法，直觀形象地反映了藏族先民對孕育主體的認識，如在布達拉宮保存的佛祖釋迦牟尼畫傳的布畫唐卡中，就出現了典型的孕體形象。（注：西藏自治區文物管理委員會：布達拉宮，文物出版社1988年10月第1版，第114、115頁。）對女陰的崇拜可在自然物象崇拜中得到印證。如在西藏米林縣南伊溝附近的一座山上，有一個叫“康珠桑波”（圣雅空行仙女）的山洞，因洞的兩側各有一座相對較矮的山峰，當地人根據這一特殊地貌，把它說成是一位分腿端坐的仙女，而山洞的位置和形狀恰在這位仙女的會陰部，所以，藏歷每月的15、25兩日，附近的珞巴人和藏族人都來拜山，拜山的人都要帶兩把柏葉，進洞前將其投入煨桑灶，并繞著它轉三圈，邊轉邊祈禱。（注：劉志群：珞巴族原始文化（下），載民族藝術1997年第2期，第55頁。）當然，這種女陰崇拜不僅在西藏，幾乎在我國各民族的早期陶器、巖畫、雕塑及自然物象中均有廣泛存在。這些體現了人們祈求生育、繁衍后代的迫切愿望和對孕育主體女性的崇拜心理。（二）男性崇拜一般認為男性崇拜晚于女性崇拜，大約產生于母系氏族社會晚期與父系氏族社會早期的過渡時期。（注：趙國華：生殖崇拜文化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255頁。）對男性的崇拜主要表現為男根的崇拜，即對男性生殖器的崇拜。男性崇拜一方面源于男性在社會生活的作用越來越超過女性，另一方面是人們逐漸認識到了男性與生育不可分割的關系。藏族社會中的生殖崇拜更多表現為男性崇拜。藏族不育婦女在藏歷每月15日轉山轉湖的日子里，來到湖邊，手持轉經筒，拿一個形似男根的木陀，心懷誠意在湖邊不停地轉著，口中念念有詞，祈求神湖賜子。（注：徐桂蘭：中國生育習俗的民族學解讀，載民俗研究1998年第2期，第23頁。）至今在位于青海同仁浪加村西北方向的藏族山神廟內仍供奉著長約20公分的男性生殖器（木雕）和裸體全蹲姿態高約25公分的女性（木雕，稱“龍女”），凡求子的婦女都來此廟拜神點酥油燈。每年一度的“六月六大會”上還要穿插求子作喜劇表演的段落，該舞由一青年男子表演，舞者左手握木雕男性生殖器，右手拿木雕裸體龍女，邊舞邊用左手的木雕男性生殖器在右手龍女的會陰部晃悠。在表演中還用此木雕生殖器點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