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化論文-略論西方環境倫理學的價值立場與內在缺失摘要本文希望從西方環境倫理學存在的哲學理論根據和其價值指向兩個方面來揭示西方環境倫理學的價值立場與價值指向，并進一步從西方文化背景的視角分析西方環境倫理學存在的內在缺失。關鍵詞西方環境倫理學價值立場內在缺失環境倫理學在爭論中前進，其價值立場主要包括兩方面內容：其一是指環境倫理學理論建構的價值基礎，或者說是環境倫理學存在的哲學理論根據；其二是指環境倫理學的價值指向問題，即它所服務或服從于某一社會階級與集團的利益。一、西方環境倫理學的價值基礎與價值指向（一）西方環境倫理學的價值基礎西方環境倫理學主要可分為人類中心主義環境倫理學與非人類中心主義環境倫理學兩大類型，只是在出發點和終極目標上人類中心論者堅持以“人的利益”來統一自己的思想，非人類中心論者卻以“地球優先”來表達自己的理論訴求，因此他們各自從不同的價值立場來構建自己的理論。非人類中心主義作為西方環境倫理學的主流話語，從其總體理論建構上講，他們力圖站在整體主義的立場，把生態系統當作一個獨立的整體，強調生物之間的相互聯系、相互依存以及由生物和無生物組成的生態系統的重要性。正基于此，非人類中心論者以自然價值與自然權利為理論基礎，提出自然事物是價值的載體，自然價值主要由自然事物的性質決定，是客觀的，這種客觀性是以事物的真實存在為基礎的；其次他們認為自然的內在價值是以生存主體的目的性來定義的，生存是生命與自然界的存在目的，追求生存、實現生存這就是自然的內在價值，這種價值與人一樣是有目的性的，這種目的性不僅是客觀存在的，也是一種善的、好的，正因為這種客觀性與目的性，人應該尊重自然、保護自然。自然權利論者認為，權利是一個歷史的范疇，它在內涵與適用范圍上是應該不斷擴大的，既然自然與人一樣存在內在價值，那么自然也應該與人一樣具有權利，這種權利主體范圍的拓展反映了文明與道德的進步。實際上自然權利提出的目的在于對人類行為進行約束與引導。非人類中心論者提出“自然價值論”與“自然權利論”引發了人類中心論者的質疑，生態中心論者主張自然價值的基礎在于自然界的內在結構屬性，以及生態系統內在的相互依賴關系特性是他們的價值表現。自然價值存在與否與人的評價無關。這一理論正好是混淆了價值與存在的關系，忽視價值的屬人特征，如果拋開人的因素就會使環境倫理本身失去存在的基礎，自然的價值也只是生態學意義上的判斷，或是生態共同體的一種存在屬性而已。在實踐中，作為生態個體的人與生態整體的自然之間面臨矛盾選擇時，自然價值論必然會消解人的主體地位，取消人在自然面前的能動性，使人消極被動的適應自然規律，這與將人的主體地位降低到與動物一樣的普通生物地位沒有什么太大的分別，這是一種典型的貶損人的價值與尊嚴，高揚生態共同體的價值與權利的理論，這種理論運用到現實的國際經濟與政治關系中很容易形成一種“環境至上主義”，出現以環境權高于國家主權的論調干涉別國主權的行徑。這種理論的內在矛盾決定了它無法有效地指導人類保護環境的實踐活動。同時也引起了人類中心論者的深刻反省，他們認為：傳統人類中心主義把人看作是宇宙的中心，一切價值的源泉，這并不符合客觀實際。默迪認為，人之所以比其他生物物種具有更大的價值，主要是因為人類目前處于地球和生物進化的頂點，比其他生物具有更大的創造潛力，這也意味著人類的行為對地球生態系統具有更大的影響并由此擔負著更大的責任，人類應該充分理解人類同生態共同體的聯系，處理好人類個體和人類整體的聯系。因此，只要我們堅持地球生態系統的整體性，那么我們就可以建立起一種現代人類中心主義的生態倫理學，也沒有必要像傳統人類中心主義那樣，否定自然的內在價值與人類對自然的道德義務。總而言之，在人類中心論者看來，人類的整體利益與長遠利益是人類保護自然環境的出發點和歸宿點，是促進人類保護自然的行為依據，也是評價人與自然關系的根本尺度，這是人類中心主義者的基本信念。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上，人是主體，自然是客體，人處于主導地位，不僅對自然有開發利用的權利，而且對自然有管理和維護的責任與義務，這是人類中心主義者社會實踐的基本原則。由此可見，現代人類中心論者的價值立論基礎是從全人類的整體利益、根本利益與長遠利益出發，認為解決當代環境危機的根本出路不在是否承認人之外的自然是否有內在價值與權利，而在于立足于人類的長遠利益與根本利益，徹底的貫徹人類中心主義。因為當代世界范圍內的環境問題正是由于人類沒有真正的從人類整體利益與長遠利益出發來維護人類的整體利益，有的只是一種個體利益或群體利益，這正是西方環境倫理學的價值指向在實踐中的偏差產生的。（二）西方環境倫理學的價值指向西方環境倫理學雖然從哲學世界觀的角度，揭示了傳統人類中心論以及建立在這一基礎上的科技理性是生態問題產生的根源，但是它們都脫離一定的社會制度和社會歷史條件，指導人類擺脫生態危機的出路歸結為“是走出人類中心論還是走入人類中心論”的抽象的價值爭論，實際上是一種西方中心論的生態倫理學。由此可以看出，環境倫理學作為一種理論它是服務與服從于一定社會的意識形態的，因此它的價值立場是不可能脫離具體的社會制度與社會歷史條件。從西方環境倫理學的價值指向看，其本質是為西方利益或利益集團服務的。首先，從環境倫理學對環境問題的根源分析看。回顧歷史我們應該清醒地看到：在工業文明的推動下，資本對資源與市場有一個無限擴大的趨勢，隨著資本主義的對外殖民擴張，資本主義開始對廣大殖民地國家的殖民掠奪，這種殖民掠奪破壞了廣大殖民地國家的資源與環境，使環境問題具有了全球共有性。“二戰”后這些殖民地國家走上經濟建設的發展道路時，由于經濟結構本身是附屬于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的，這種經濟發展過程中的結構性慣性，使這些取得獨立后的殖民地國家不得不仍然以破壞本國的資源與環境來維持本國人民的生存與發展的需要。另外發達國家為了提高本國環境質量，不僅把一些污染強的產業向第三世界國家轉移，甚至向這些國家出口垃圾，這是新時期的“生態殖民主義”。可是當代資本主義國家卻借全球性生態危機的出現，在捍衛“人類整體利益”口號下，不僅不承擔其保護生態環境的主要責任，而且對廣大發展中國家實行所謂“綠色貿易壁壘”，這是一種典型的西方中心論的價值立場，其根本目的在于維護本國資本追求利潤的需要。在目前資本主義生產體系不斷擴張的條件下，在生態問題上，如果我們放棄民族利益，實施“全球倫理”只會導致本國更大的生態災難。其次，從西方環境倫理學服務的對象上看。西方環境倫理學作為一種社會意識形態，它不可能在實踐中不表現出服務的對象來，盡管人類中心論者強調，面對當今全球性的環境危機，應該從全人類的整體利益、根本利益和長遠利益出發，通過對人的環境道德價值觀的改變來達到對環境問題的最終解決。但是在現實的實踐中，這種人類中心主義的環境倫理價值觀，從來沒被踐行過，真正踐行的只有“階級中心主義”“集團中心主義”和“地區中心主義”，所以我們不能將當代的環境危機歸為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當代環境問題的實質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為了資本追求利潤、對自然資源過度開發的結果。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作為先發的現代化國家，他們不僅耗費了人類主要的資源，而且在其現代化的早期與完成時期，通過暴力掠奪發展中國家的大量資源，并向發展中國家轉嫁他們的環境污染，而在現代化完成后的現時代，他們利用他們所主導的不公平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使發展中國家不得不以破壞本國的自然資源的發展方式來獲得發展所需要的資金與技術。因此當代環境危機的責任首先應歸于發達國家，他們也理應為改善人類的生態環境承擔更多的責任與義務。最后，西方環境倫理學具有明顯的環境利己主義傾向。在解決環境問題的責任與義務上，世界不同的國家與民族本來應該共同協作才能有所作為，但是實際上各民族國家在利益爭奪中不會真正的遵循這一原則，它最終只能服從并服務于資本利益集團對利潤的追求。美國前總統尼克松認為在世界舞臺上，只有永恒的利益，沒有永恒的原則。在東京舉行的聯合國關于削減污染排放指標大會上，唯獨美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污染排放國，拒不簽署京都議定書。今天的人類活動具有了全球性，我們必須為此承擔責任，但是在環境責任與義務承擔標準上，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應該有所不同，這種責任只能采取相同的環境道德責任與義務，不同的環境道德要求才能彼此協作，這種全球協作不能以犧牲發展中國家的發展為代價。但是西方發達國家在環境問題上的責任理解上卻不愿意承擔主要責任，西方發達國家的這種環境利己主義思想決定了中國的環境倫理學不可能認同西方環境倫理學的這種價值立場。從西方環境倫理學的理論建構上來看，西方環境倫理學畢竟是西方學者面對西方發達國家的現實問題而創立發展起來的，服務于西方民族和西方國家的意識形態，不可能沒有自己的價值立場與價值取向，其思想理論體系的后面隱含著對西方民族的利益和價值的選擇與追求。比如非人類中心論者一味地強調環境倫理學的出發點和最終目的不是人的利益而是自然生物共同體本身的和諧、穩定。沒有進一步揭示被掩蓋在“生物共同體利益”之中的西方發達國家的價值判斷與價值選擇；主張人類中心主義的學者一味強調人類的整體利益與長遠利益，而他們所說的人類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實際上是抽象的，它在本質上是一種地區中心主義，這就沒有進一步揭示被掩蓋在“人類共同利益”之中的西方國家的價值判斷與價值選擇。事實上，西方環境倫理學家無論哪一學派的研究，歸根結底都是從屬于并服務于西方發達國家的生態保護運動的。自從環境問題成為全球性的問題以來，西方發達國家一方面對自己占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消費世界五分之四的商品和服務的事實沒有絲毫的反省，對自己繼續惡化全球生態環境質量的行為沒有有效的制約，推諉或逃避治理全球性的環境責任與義務，甚至繼續半公開或隱蔽地向發展中國家轉嫁環境污染，另一方面又指責發展中國家的生態環境問題，并要求發展中國家建立自然保護區，他們企圖維持世界現存的貧富格局和生態格局，將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不平等現狀凝固化或擴大化。就人類中心主義學派而言，有些學者赤裸裸的站在西方發達國家既得利益的立場鼓吹為維護富國的現有生活方式，不惜犧牲窮國的生存權利。就非人類中心主義來說，有些西方學者雖然包含著對發展中國家的同情，強調權利平等基本需要的優先權，但是同樣包含鼓吹西方發達國家的生態至上主義，即以發達國家的生態環境為中心而不是以全球的環境為中心。例如西方深生態學者主張，人作為一種生態學的“小我”，應和諧地融入整個生物界的“大我”之中，只有全體獲救，個體才能得救。生物權利平等論者主張自然界的一切生物有平等的生存權和發展權，主張人類對自然采取不干預或盡可能的少干預的原則。當我們從實踐的角度來評價西方生態倫理時，更清楚地看出它們的自私。二、西方環境倫理學的內在缺失（一）西方環境倫理學理論根據的內在缺失西方環境倫理學宣稱自己是為了維護全人類的整體利益，但實際上，他們所講的“人類利益”卻是抽象的。因為現實中只有不同利益的具體的、特殊的價值主體與倫理主體，因此人類中心論者主張的以全人類的共同利益為基礎的人與自然的和諧統一，是缺乏現實基礎的。非人類中心論者企圖放棄人類的主體地位來求得人與自然的和諧明顯是不成立的。因為非人類中心論者主張自然生態共同體的價值高于人類的價值，自然生態共同體成為價值主體，要求人類為了自然生態平衡而放棄自己的主體地位，放棄認識和改造自然的實踐活動。這樣就走進了為保護自然而保護自然的誤區了。不僅如此，人類中心論者與非人類中心論者在人與自然的關系問題上，帶有明顯的西方主客二分的觀念與思想。現代人類中心論者把人類的自身價值看作自然界中的最高價值或惟一價值，主張從人類的根本利益、整體利益與長遠利益出發，在尊重生態規律的前提下利用自然、保護自然；非人類中心論者從自然價值與生態系統整體價值出發，主張不光應從人類利益出發，更應從自然本身利益出發來保護自然環境。但是它們卻總是繞不開西方文化中的主客二分、人與自然二元對立的思維方式。盡管現代西方環境倫理學也提出了重建人與自然和諧共生關系的要求，如深生態學、自然價值論等，但是他們忽略了人類與自然之間的滲透性和統一性。把人類發展與環境保護二者對立起來是西方環境倫理學的又一內在缺陷。這里所說的“人類”是從西方國家的利益出發來說明的。西方環境倫理學特別是非人類中心論者認為，西方自啟蒙以來主客二分的傳統的環境倫理思想，導致了今天的環境問題與環境危機，因為人類或者說西方國家總是在資本追求更多的利益與財富的惡性循環中不斷的膨脹，不斷的破壞全球的資源環境，要想解決當今的環境問題就只能放棄發展，保護環境用以休養生息。正如羅馬俱樂部的學者們在增長的極限一書中認為，西方國家的發展已經使全球的環境承載能力達到了即將崩潰的邊緣，西方國家的人要想維持今天的物質生活只能讓經濟發展處于零增長或負增長。總之，他們沒有認識到人類的發展與保護自然雖然存在一定的張力，但卻沒有認識到人類發展與保護自然也存在內在統一性，從而把人類的發展與保護自然環境對立起來，這種單向性思維當然不可能為環境倫理學的發展找到一個更好的出路。（二）西方環境倫理學價值指向的內在缺失西方環境倫理學作為一種價值預設，環境公平性考察的是環境利益和負擔的社會分配問題。一個不能公平的分配這些利益和負擔的社會，至少從表面上是不公正的，因為一談到生態危機問題產生的原因時，許多西方國家所突出強調的只有一個因素，即發展中國家的人口問題。在他們看來，人口問題才是全球生態危機的根源，而至于消費問題、污染問題、貧困問題、經濟增長模式問題等都是由人口問題所牽涉出來的，如果沒有過大的人口壓力，這些問題都是不會出現的，由此發達國家得出的結論就是，全球性的環境問題主要是發展中國家的人口而引起的，因此發展中國家在環境問題上應該承擔更多的責任與義務。這種拋開人類歷史發展實際和社會制度因素來談論當今的環境問題，本身說明西方環境倫理的環境利己主義性質。哈丁用他的“救生艇倫理”把西方國家在處理國際環境事務方面的心態表達得的非常明白。發達國家在指責發展中國家破壞生態平衡的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