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當代文學論文-六洲歌頭：文化批評的前奏世紀之交的文學研究越來越關注文化，這是由當代社會的巨大轉型引發(fā)的。全球化日益深入地影響我們的生活：電子媒質向紙媒質的一統(tǒng)天下發(fā)出強勁的挑戰(zhàn)，媒介文化深刻地改變了我們的生存境遇，大眾文化走向前臺，時尚文化采用了浪潮式的運作方式大批量復制，視像文化占據了我們生活的主要空間，而網絡文化也越來越快地變革著人類的交往方式。的確，是社會變革的現實向我們提出了要求，要求今日的文學重新審視原有的文學對象，越過傳統(tǒng)的邊界，對現實文化予以足夠的關注。因此，文化批評的興起便是自然而然的事情。這里，我們向讀者特別推薦六洲歌頭當代文化批評叢書，以引起對當下文化變革現實的關注。編者當代文學發(fā)生了很大變化。當代文學正在快速地走向歷史，走向社會，走向文化。為著回應這一變革時代的需要與召喚，我邀集王岳川、陳曉明、王一川、周憲、程光煒、周寧等多位著名學人共同編撰了六洲歌頭.當代文化批評叢書，以期對此旋轉的世界留下幾頁吉光片羽式的解讀。一不同于80年代文學發(fā)生的由中心到邊緣的三級拋離，90年代中國的人文學術經短暫的沉寂以后重新出現繁榮景象，而其中又以文化研究或文化批評最為引領風騷。90年代中國人文學術區(qū)別于80年代的最主要特點之一，就是文學藝術研究從80年代的注重形式與語言本體轉向重新關注文學藝術與社會文化語境的關系。人們不再局限于文學藝術本身的視野，而是把文學藝術視作一種文化實踐，并與人們的日常生活與文化消費聯(lián)系起來，與中國社會的歷史進程及其全球處境聯(lián)系起來。90年代幾次大的人文學術討論，如關于大眾文化的討論、關于人文精神的討論、關于后現代與后殖民的討論、關于全球化時代第三世界文化戰(zhàn)略問題的討論等等，無不體現出詩學（文學理論）與文化交融的新趨勢。文化批評的出現在學理層面上說是與對于西方文化研究的理論、實踐與方法的引介分不開的。這里所說的文化研究（culturalstudies）是指產生于60年代的英國，由霍加特（R.Hoggart）與威廉姆斯（R.Williams）開創(chuàng)的英國伯明翰文化研究學派。幾十年來，文化研究在全球范圍得到迅猛發(fā)展，成績斐然。文化研究的范圍涉及文化研究的歷史、性別政治、民族性與民族認同、殖民主義與后殖民主義、種族、大眾文化、身份政治學、美學政治學、文化機構、文化政策、學科政治學、話語與文本性、重讀歷史、后現代時期的全球文化等。文化研究沒有固定的特殊的方法，它以實踐性的目的為準繩，更傾向于選擇個案的、實用的、策略性的方式，如文本分析、語義學、解構、人種論、會談記錄、心理分析、綜合研究等等，只要適用都可以為文化研究提供重要的洞識與知識。西方意義上的文化研究在90年代被陸續(xù)介紹到中國，同時也被不同程度地運用于當代中國文化研究，成為90年代文化批判的主要話語資源之一（尤其是在大眾文化研究與后殖民主義批評中）。當然，中國90年代的文化研究從根本上說還是本國國情的產物。西方的文化研究理論與方法在進入中國以后，由于語境的不同，已經產生了極大的變形。中國的文化研究只能也必須扎根于中國社會文化本身的土壤。對于傳統(tǒng)文學批評家而言，文學是藝術的、審美的、超越了功利關系與社會利益并具有超時空永恒價值的自主領域。文化批評不同，文化批評不是通過參照文本的內在的或永恒的價值，而是通過參照社會關系的總體地圖，來解釋文化的差異與實踐。它更關注現實。它有一句口號：一切都在于語境。它立足于打通詩學（文藝理論）與文化之間、高雅文化與大眾文化之間、文學藝術與社會其他領域的界線，集中關注文化與其他社會活動領域的之間的聯(lián)系，而不是把文化作為一個孤立自足的整體。可以說，不管是英國傳統(tǒng)的文化研究，還是新歷史主義或文化詩學，都是要辨明與闡釋文化與社會之間的關系，以及文化與權力、文化與意識形態(tài)霸權等的關系，并把它運用到各個經驗研究領域。文化批評總是嘗試重新發(fā)現與評價被忽視的邊緣群體的文化。它是一種高度參與的分析方式，并不標榜價值中立，相反堅持一種批判的、否定的立場。在大眾文化研究、女性主義研究、后殖民主義研究中它都堅持了這一從邊緣顛覆中心的立場與策略。可以說，對于文化與權力的關系的關注以及對于支配性權勢集團及其文化（意識形態(tài)）的批判，是文化批評的精髓。總之，貫穿文化批評和文化研究的整個歷史的理論核心，是其實踐性品格、社會學旨趣、批判性取向以及開放性特點（實踐性、社會性、批判性與開放性）。二從世界來看，世紀之交的文學研究發(fā)生的從語言論到文化論的轉向，源于當代社會生活的轉型。當代世界全球化的背景隨著我國進一步的開放已日益進入我們生活的中心。電子媒質的興起向紙媒質的一統(tǒng)天下發(fā)出強勁的挑戰(zhàn)。媒介文化深刻地改變和影響著我們的生活。大眾文化走向前臺，城市文化快速傳播與蔓延，時尚文化大批量復制，采用了浪潮式的運作方式。視像文化占據人們生活的主要空間，在這樣一個讀圖時代里，甚至視像（鏡像）已反過來影響紙媒介文化，而網絡文化也越來越快地改變著我們的交往方式。是現實向我們提出了要求，文學必須重新審視原有的文學對象，越過傳統(tǒng)的邊界，關注視像文學與視像文化，關注媒介文學與媒介文化，關注大眾文學與大眾流行文化，關注網絡文學與網絡文化，關注性別文化與時尚文化，而文學理論與文學批評則必須擴大它的研究范圍，重新考慮并確定它的研究對象，比如讀圖時代里的語言與視像的關系，網絡文學與文化中的虛擬空間，媒介時代的文學與傳播，時尚時代文學的浪潮化、復制化與泛審美化，全球化時代的大眾流行文化、性別文化和弱勢群體文化問題等。文學自身的發(fā)展也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論題、概念和范疇。如西方從語言論轉向到文化的轉向，對中國本土的文學理論與批評將產生怎樣的影響，如何把握西方文本中心時代理論革命的遺產與文化論轉向的關系，在多種話語共生并在的現實語境中，對話主義歷史性出場的必然性，全球化條件下文學如何重寫現代性與重建文學新理性，以及文學的公共空間，文學的場域和文學的語境，文學的全息性和歷史語境中變換的主導構素，文學的虛擬建構及其虛擬性等一系列新的論題與論域。這些問題都是我們必須予以回答的。我們今天的文化與文學理論面臨著深刻的危機，一切過去被認為是自明的道和理現在已成為必須加以懸擱的東西。過去我們只對問題的結論加以質疑，而今則是對問題的前提和前提的前提加以質疑。有鑒于此，王岳川在他的目擊道存-世紀之交的文化研究散論中告訴我們，如果把文化研究僅僅理解為是對眼下流行文化或世俗文化的研究，那是遠遠不夠的，這有可能使我們忽略文化研究最根本的東西-發(fā)掘當代社會中自我私人性與他者公共性之間的空間，和不同文化之間的相互依存、相互質疑甚至相互對立的關系，以及這種對立中彼此溝通和文化對話的可能性。王一川的雜語溝通密切關注90年代以來我國審美文化、當代創(chuàng)作和影視新潮。他也認為，我們正處在一個雜語喧嘩的時代，我們很少像今天這樣痛切地感受到溝通的困窘和艱難。因此，相互對話和相互融通就有了極為緊迫的必要性。陳曉明主要關注當代多元文化背景下的文化研究和當代先鋒文學的批評話題。他的移動的邊界-多元文化與欲望表達明確指出，世紀之交的中國文化格局發(fā)生了重大的變革。傳統(tǒng)的文學的邊界正在發(fā)生全面的位移。新的多元化的批評意味著一種新的秩序和規(guī)則，意味著溝通、對話和妥協(xié)。但是我們又必須清醒地看到，在當下中國，多元文化與其說是一種已經發(fā)生的文化現實，還不如說是一種有待實現的理論或理想。中國當代批評的路還很長。當下學人對文化研究與文化批評有著各種不同的理解。它是一種指向，一個范圍，一門學科，一種主張，一個學派，或者一種思潮。它作為一個學術研究工程是開放的，它拒絕成為任何意義上的元話語或宏大話語。想要給它界定一個周延的定義幾乎是不可能的。以至于文化研究的大師斯圖亞特.霍爾說：文化研究從來就不是一回事。周憲對此有自己獨特的見解。他認為，模糊地使用文化研究或文化批評這個概念，有時可能比清晰地運用更加有效。因為，對于敏于思考的人來說，所謂文化批評與其說是一種具體的方法和策略，不如說是一種社會關懷或反思的態(tài)度。他之所以把書定名為崎嶇的思路，是因為當代學人面對社會的巨大變動，面對文化的深刻轉型，總是面臨種種闡釋的困境。比如現代性問題，知識分子問題與知識社會學問題，媒介文化與視覺文化問題，既是對我們身處其中的變動的社會文化做出分析和描述，又是對身處這一變化中的人文知識分子自身的困惑和焦慮的反省與剖析。困而思之，思而復困之，社會和文化在不斷變革，所以崎嶇的思路也就沒有終點，沒有完結。本套叢書關注的是當代中西語境下的中國學術問題，無庸諱言，當代西方文化研究構成了我們研究中國問題的主要參照系，并提供了一些可資借鑒的理論資源。但我們的研究絕不是要跟隨西方追逐學術時髦，而是緊緊立足于中國文學-文化的歷史與現實，在理論的本土化中開辟我國文化研究與文化批評的新領域新途徑。周寧的永遠的烏托邦研究了歷史上西方的中國形象，這種形象一經形成，便以其話語霸權影響中國人的中國觀。程光煒的雨中聽楓則更多地關注中國當代詩歌與詩人在世紀之交的精神探索，以批評的方式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