銀行管理論文-我國銀行貸款融資體系的研究綜述摘要：比較金融系統方面的研究一直處于金融理論的前沿，而金融機構在資產定價和公司財務領域的重要性也日益彰顯，考慮到中國金融體系的現狀，本文首先從金融抑制的重新解釋出發，就金融抑制表現在銀行貸款融資體系的微觀基礎進行討論，并從多維角度分析銀行信貸資本配置的現存問題及融資缺陷，在比較金融系統理論的基礎上，運用公司財務和金融機構領域較為成熟的模型思想，將政府、銀行以及不同所有權結構的企業等市場主體同時納入到分析框架中，深入地剖析了銀行貸款融資過程的微觀結構。本文作為關于銀行貸款融資體系的一篇具有開創性意義的研究綜述，不僅可以促進理解和評價中國金融體系的結構以及效率，而且對該領域進一步的研究能夠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關鍵詞：金融體系；銀行貸款融資；銀行監控；融資效率金融體系的效率對于整個經濟體的資源配置效率發揮著關鍵作用。始于20世紀70年代末的中國經濟體制改革逐步引入了市場競爭機制、激勵機制和股權結構改制，企業層面在生產、技術、營銷和人力資源管理等方面已經有顯著的改善，但鑒于復雜和困難程度，我國的金融體系改革相對滯后。因此，關于資本配置的效率問題成為目前經濟體制改革的焦點。我國現階段的金融體制仍表現為銀行貸款融資體系所主導，不成熟不完善的資本市場也正在經歷一定程度的變革。作為占據銀行業半壁江山的國有商業銀行，20多年來其改革大致經歷了19841994年的專業化改革階段、19942003年的國有獨資商業銀行改革階段以及2003年底開始的股份制改革階段，改革取得顯著成就的同時，銀行內部系統、管理層和風險控制等方面還相對落后。而本文所討論的銀行貸款融資體系，在比較金融系統理論的基礎上，運用公司財務和金融機構領域較為成熟的模型思想，將政府、銀行以及不同所有權結構的企業等市場主體同時納入到分析框架中，深入地剖析了銀行貸款融資過程的微觀結構。一、中國金融抑制的重新解釋和微觀基礎我國目前仍然存在一定程度的金融抑制(FinancialRepression)，然而，其內涵卻不同于McKinnon(1973)、Shaw(1973)所提出的金融壓抑和Hellman、Murdock與Stiglitz(1996,1997)定義的金融約束。金融壓抑就是政府對金融市場進行嚴格的管制，抑制了金融發展，進而阻礙了經濟增長的一種狀態，具體表現為高通脹率、負的實際利率、高存款準備金率、市場分割和數量歧視等；而金融約束則被認為解釋了東亞經濟發展奇跡金融壓抑和經濟增長并存，其本質在于政府通過一系列由存款利率控制、市場準入限制等組成的金融約束政策給私人部門創造租金機會。這兩組概念偏重于從金融深度和政府直接干預的角度來解釋，但中國的金融抑制實際上更體現為金融廣度的限制（吳曉靈，2006）和政府決策的間接性影響。中國的M2占GDP的比例2004年、2005年和2006年分別達到159%、164%和166%，而如果對M2增長結構貢獻分析，我們會發現企業存款增速最快，企業存款的上升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貸款造成的，可見從金融深度的角度而言，我國的金融抑制并不明顯。另外，政府也已經逐漸退出對經濟的嚴重干預，例如初期的高存款準備金率政策、對信貸總量和信貸結構實施貸款規模管理以及嚴格控制利率浮動等，目前政府更為注重市場化的調控方式，并著力從宏觀引導管理上推動匯率和利率市場化體制改革。但如果從政府本身的目標優化角度出發，如部分市場主體具有實際控制力的國有產權性質，其商業運行模式與決策還是會間接影響到資本配置的過程。因此，對于中國現階段的金融抑制，我們需要建立新的理論框架，可以重新解釋為非完全利率市場化條件下的金融資源配置效率低下和金融發展的廣度限制，具體表現為金融機構服務效率，投融資渠道制約、市場個體預算約束程度以及政府過度承擔金融風險償付責任。而作為目前資本配置的主要途徑銀行貸款融資體系，正是當前中國金融抑制傳導作用的重要微觀基礎。從規模上比較，截至2005年年底中國的銀行體系控制了金融產業中九成以上的資產，銀行信貸占GDP的比例（1.11）甚至高出德國式銀行體系主導型國家水平（0.99）；從相對重要性比較，中國的結構性活躍度指標和結構性規模指標都相對較低（Allen,Qian和Qian,2005），表明銀行體系目前仍占主導。如果從企業融資渠道分析（見表1），貸款融資占據絕對優勢。另據2003年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的一項大樣本統計調查，我國企業的融資方式一直較為單一，銀行貸款是最常用的融資手段，有68.8%的企業經常使用銀行貸款，在各種企業負債方式中，短期銀行貸款也占據了絕對重要地位。另據德國IFO經濟研究所、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等機構2002年進行的專門針對中小企業的融資情況調查，國有企業和私營企業獲取外部資金的主要渠道都是銀行貸款，其中國有企業在初創時期和現在依賴銀行貸款比例分別為75.55%和82.29%，而私營企業在初創時期和現在依賴銀行貸款程度比例分別為70.25%和67.72%。中國人民銀行中國貨幣政策執行報告顯示截至2006年年末貸款融資比重仍高達82%，2000年至2006年的平均水平超過80%?？梢?，銀行貸款融資體系的效率將在很大程度上制約資本配置的效率和金融發展程度。那么，金融抑制表現在銀行融資體系的微觀基礎具體表現在哪些方面呢？可以概括為，銀行等金融機構缺乏商業化運作模式，服務缺位和效率較低；企業銀行貸款融資功能弱化，私營企業較難獲得銀行貸款，特別是銀行貸款的事前和事后監控存在一定的真空區域；銀行和企業在貸款融資過程中逐步形成軟預算約束陷阱；而政府仍舊承擔過多的本應由市場主體擔負的金融風險償付責任，表現為政府對國有企業貸款違約的變相救助與對銀行貸款顯形和隱形的擔保。而這種表現在銀行貸款融資體系中的抑制成分，正是造成中國的金融發展現狀和經濟發展現狀一定程度上不匹配的重要原因。二、銀行信貸資本配置的現存問題及融資缺陷第一，從信貸資本的價格分析入手，分析1995年2005年十年期間我國存貸利率政策調整的走勢。1996年到2002年經歷了八次降息以后，2004年10月29日中國人民銀行上調金融機構存貸款基準利率并放寬人民幣貸款利率浮動區間和允許人民幣存款利率下浮，特別是金融機構（不含城鄉信用社）的貸款利率原則上不再設定上限。隨著我國的金融改革特別是匯率和利率市場化機制的推進，2006年4月28日，又繼續上調金融機構貸款基準利率，一年期貸款基準利率上調0.27個百分點，由現行的5.58%提高到5.85%，但存款利率保持不變；同年8月19日，中國人民銀行宣布上調金融機構人民幣存貸款基準利率，金融機構一年期存款基準利率上調0.27個百分點，由現行的2.25%提高到2.52%，一年期貸款基準利率上調0.27個百分點,由現行的5.85%提高至6.12%；進入2007年后，由于信貸投資過熱和流動性過剩的影響，宏觀金融調控的重要性凸顯，3月18日金融機構一年期存款基準利率由2.52%提高到2.79%，一年期貸款基準利率由6.12%提高到6.39%。盡管利率市場化改革在不斷深入，但金融機構（特別是國有銀行）的貸款定價還是普遍缺乏商業化模式，大多數新增貸款仍然徘徊于基準利率邊界，甚至更低。圖所示，國有銀行貸款利率曾以2004年前3個季度平均高出基準利率0.124倍提高到2004年第4個季度高出基準利率0.134倍，但馬上在2005年第1季度下降到0.130倍，且一直維持到當年最后一個季度，上升至0.135倍。注：1.將1994年到2001年每年的賬面不良貸款率均加5%，得到按照五級分類的不良貸款率。貸款利率浮動較小可能的原因在于，一是對于業務規模較大的國有商業銀行在目前流動性過剩的情況下利率執行空間有限，特別是貸款市場爭奪優質客戶日益激烈的競爭；二是政府決策的間接性影響，如政府擔負國有市場主體一定的金融風險償付責任使得貸款本身的風險溢價降低；三是一部分貸款申請者由于效率低下、滾動債務較多或者過分依賴關系型貸款而無力承擔過高的利率水平。然而，商業銀行面對不同規模、不同類型客戶的信貸需求時必須決定有限的信貸資源如何配置的問題，價格一定時供給量變化的背后，就是商業銀行的風險定價機制在發生作用，信貸資本的價格市場化就涉及對風險收益及風險損失的最終權衡效果。第二，銀行貸款結構方面存在三個不平衡：即國有企業和私營企業（如表2所示）獲得貸款難易程度相差較大；貸款逐漸向大企業、大行業（主要體現在房地產和制造業）和大城市集中，中小企業、其他較具增長潛力的行業以及欠發達地市，則面臨日益嚴峻的外部資金融通困難；短期貸款份額逐漸下降而基本建設貸款、其他中長期貸款份額上升，短期貸款是大多數企業獲得外部融資的主要來源，其份額下降也說明銀行為了實現不良貸款余額和不良貸款率持續保持“雙降”而放棄發放一部分具有一定風險的商業貸款，但過于謹慎也不利于銀行風險監控體系的完善。信貸逐步集中、信貸結構中長期化、和潛在信貸風險累積之間的矛盾可能在經濟快速發展過程中逐漸顯現，從而導致銀行的資產情況惡化，并最終引起金融系統性危機的爆發。2.在五級分類得到的不良貸款率的基礎上，從2000年開始每年的不良貸款余額均加上14000億元，2003年開始每年不良貸款余額再加1969億元，2004年開始每年不良貸款余額再加2787億元，2005年不良貸款余額加7050億元，從而得到剔除剝離影響后的不良貸款余額。另外，中國農業銀行的股份制改革將在2007年啟動，政策性剝離不良貸款額度將會占較大的比例。數據來源：施華強（2005），中國銀監會官方網站（）和CEIC數據庫第三，銀行事前和事后的監督控制（特別是事后監控）缺乏商業模式引導。作者曾對幾家國有商業銀行北京市分行信貸管理部進行過實地調研，貸款前的審查方面，銀行并非特別強調企業的財務狀況和持續盈利表現，而是通過設置較為繁雜的手續、嚴格苛刻的貸款抵押和擔保條件等篩選貸款申請人，其結果可能使得差的項目成為漏網之魚，而真正具有盈利性和技術含量的新型項目卻被“擋在了門外”，特別是對于那些中小企業而言。貸款后的監督則更為松懈，由于銀行發放的大部分貸款都具有一定抵押或擔保，因此沒有動機在事后跟蹤企業貸款使用和建立風險預警機制，也較難為企業提供相關的指導意見和合理的重組債務方案，不能充分發揮銀行作為特殊的金融中介服務機構的監督職能，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容易滋生不良貸款并引發企業逃廢金融債務的行為。第四，遺留和潛在的不良貸款。盡管我國銀行的不良貸款率和不良貸款余額從2002年起在表面上都有所下降，但如果考慮剔除政策性剝離和貸款分類方法改變的影響，國有商業銀行的不良貸款問題仍然不容樂觀，如表3所示。那么在國有銀行陸續實現股份制改革以后，如何從銀行內部控制機制上控制新增不良貸款的形成和累積，如何進一步增強其自身消化不良貸款的能力，如何有效緩解政府對不良貸款救助所產生的銀行道德風險的負面作用，如何防范銀行上市后由于貸款集中趨勢和行業性波動風險而導致的不良貸款滋生效應等，這些方面作為保證銀行貸款融資體系穩健高效運行的重要環節，都有待進行充分研究與探討。第五，從企業本身來看，國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