銀行管理論文-入世后中國銀行業的走勢與制度選擇隨著中國入世日趨明朗化，關于“入世”與中國銀行業的話題頻頻見諸于報端。業內人士對中國銀行的未來心存疑慮，銀行的廣大客戶則期待著其想象中的優良服務。所有這些話題和關注有其合理面，但有一點必須注意，在銀行業開放研究方面，無論是規范還是實證研究，均不能做到言之鑿鑿。因此，筆者雖承認“入世”這一變量究竟對中國銀行業造成多大的影響，以及中國銀行業開放的有效性的命題具有很高的研究價值和指導意義，但同時認為這些問題的研究十分困難，實證研究尤甚，它有賴于銀行業的開放速度、程度和其他條件的配合。在中國銀行業面臨開放的當口，必須首先考慮中國銀行業的制度選擇，這是由相對封閉的中國銀行體系將要逐步融入國際金融體系的要求所決定的。一、現有低效的中國銀行業制度安排與“入世”后銀行國際化趨勢之間的沖突1.中國銀行業現有制度安排的合理性及無奈工、農、中、建四大國有獨資商業銀行在全社會儲蓄、存款和信貸資產總量中占絕對比重，它們在中國銀行業體系中占主導地位。1978年以來，中國銀行體系歷經20年的改革，商業銀行從央行和商業銀行的混合體中分離出來，前15年，構建了由行使國家金融管理機關職能的央行和行使專業銀行職能的工、農、中、建等四大專業銀行組成的銀行體系。該銀行體系雖然是對原來高度集中的單一計劃經濟下的金融體系的否定和改革，但同時繼承了原有體系中固有的內部機制不健全、經營效率低下的致命缺陷。93年開始，中國的專業銀行體制向商業銀行體制過渡，央行獨立執行貨幣政策職能和對商業銀行進行監管，成立了三家政策性銀行，承擔原來由專業銀行承受的政策性業務。20年的銀行體制改革在取得巨大成效的同時，出現了制度安排上的問題和矛盾，表現為，國有獨資商業銀行產權關系模糊、約束機制軟化、資產質量低下和資金運營不佳等等。據估計，目前中國商業銀行不良資產比重約為20一30%，若按30計算，1998年損失約為3000億人民幣。1998年的平均資產利潤率僅為0.2，遠遠低于同規模的歐美銀行，也低于香港銀行業2.29的平均資產利潤率，甚至不及問題多多的韓國銀行業0.85的平均資產利潤率。中國銀行業面臨盈利性和流動性雙差的現實，同時，它們又能繼續頑強地經營下去而不倒閉。中國銀行業的這種制度安排盡管在表面上看似一種制度性的低效率現象，但這也是中國銀行業體制改革進程中多種約束條件下的最優選擇。因此，諸如中國銀行業不良貸款等問題不應全歸于制度安排的失效，而應賦予更多的經濟學含義，比如，國有獨資商業銀行為追求自身的利益，它們可能將商業性風險外化為政策性風險，誘使了不良貸款的擴張。2.“入世”后中國銀行業所面臨的銀行國際化趨勢的沖擊如果說在不考慮“入世”這一變量的情況下中國銀行業制度安排有其合理性的話，那么，中國銀行業開放后銀行的國際化趨勢與現今中國銀行業的制度安排必然產生沖突。國際上，銀行業監管要求不斷提高，銀行的外延逐步擴展，可以想象，現有制度安排下的中國銀行業很難適應這樣的要求。（1）中國銀行業面對國際銀行業監管新要求時的無所適從99年6月3日，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對外公布了新的資本充足率框架征求意見稿。這是為適應國際銀行業的發展趨勢而做出的徹底性的修改。盡管正式文件于2000年底才定稿，但它對中國銀行業，尤其是國有獨資商業銀行如何正確對待資本充足率，以及如何為之，將起著深遠的影響。新框架除了進一步保持了資本充足率的地位外，又新增加了二項新的要求：監管約束和市場約束。從而構成了銀行監管的三大“支柱”。新框架預示著銀行監管的發展方向：即銀行監管更加著重市場約束的作用；更加重視監管的成本與效率；更加重視把監管目標與商業銀行的內在激勵機制有機地結合在一起；監管當局將被置于公眾的監管之下。銀行監管的發展方向同時將給中國的銀行業，尤其是國內獨資商業銀行以極大的啟示。中國銀行業不會僅僅滿足于最低的資本充足率要求，還應將注意力投向信用風險、市場風險、以及其他風險的衡量，應根據各種風險規定相應的資本要求。然而，中國國有商業銀行單一主體的現狀遠遠不能適應新框架中的具體要求。銀行在實施“分子策略”、“分母策略”時的空間不大，也缺乏風險退出機制。（2）銀行外延擴展的趨勢與中國銀行業制度安排的矛盾銀行國際間的并購實現了外延上的擴展，它加速了銀行國際化的進程，銀行并購是銀行業乃至整個金融業重建的重要方式，在金融業的發展中始終占據重要地位。銀行之間的并購活動是隨著金融自由化才逐漸增多的。一九八五年以來，每年都有大量銀行并購案發生，美國每年并購案高達四百多宗。進入九十年代，全球化的銀行并購高潮疊起，致使全球銀行業發生巨大的變革。首先，銀行并購規模不斷擴大。歷史上的銀行并購通常表現為大銀行收購或兼并中小銀行，近幾年來則出現了大銀行間的共購，先有東京銀行與三菱銀行并購案（1996年），大通銀行與化學銀行并購案（1996年），后有花旗銀行與旅行者集團的并購票（1998年），美國美洲銀行與費城國民銀行合并成為美國第二大銀行并購案。其次，混合并購成為時尚。銀行趨向業務多元化，涉及證券、信托、保險等業務。新形成的花旗集團的業務范圍涉及商業銀行、投資銀行、保險業等幾乎所有的金融領域，成為全能型的商業銀行。日本的東京三菱銀行、櫻花銀行則緊隨其后。再次，銀行并購金額不斷擴大。美國和日本銀行并購市值逐年創新高。最后，強強聯合成為主導近幾年來，美國和日本的銀行并購雖然局限于國內大銀行之間的聯合，但這種強強聯合萬式符合目前法律環境等的要求。它正在改變國際銀行業的整體格局。銀行并購的根本動因是追求利潤和迫于競爭壓力。比如，美國和日本為圖在國際金融市場一體化中搶占有利地位，近來加大金融改革力度，改善了法律環境。法律環境的變革影響銀行并購的實質和內容。循著這一金融改革路徑，可以發現，美國和日本銀行并購的新變化有其必然性。1998年5月，美國眾議院通過1998年金融服務業法（FinancialServicesActof1998），它對美國銀行業今后的發展具有重大意義。隨著分業經營限制的消失，通過銀行并購，美國將形成一批比如花旗集團一樣的超級銀行。目前我國商業銀行的國際化程度不高，實行的是分業經營和分業管理。盡管在短期內我國銀行業受國際銀行業并購的影響不大，但從長遠來看，我國商業銀行的國際競爭力會受到不利的影響。因此，中國銀行業應適應國際銀行業的發展潮流，結合自身的發展現狀，制定發展戰略；進一步推動中國國有商業銀行的重組，推進體制改革，擴大規模，構造大銀行，增加資本實力和抗風險能力：逐步解決國有商業銀行的不良資產和資本充足率不足的問題。我國銀行業必須主動適應國際銀行業的發展潮流，不斷發展和壯大自身的實力。二、“入世”后關于中國銀行業開放的邏輯判斷銀行業是金融體系中的主要組成部分。因此，銀行業開放應符合金融體系開放的要求和安排。加入WTO后，金融體系開放前其所蘊含的系統性風險是否會在開放后演變成金融危機的命題，將直接影響我們對“入世”后中國銀行業開放的邏輯判斷。1.中國銀行業開放后出現危機的可能性不大隨著中國金融體系逐漸開放，外國有實力的大銀行一旦進入中國并全面開展人民幣業務、外幣存款和貸款業務，中國的商業銀行將可能失去一批存貸款客戶，這或許是最直接和正面的影響。但中國的商業銀行出現支付危機甚至破產的命題不成立。理由是，支持這一命題的約束條件通常有三條：一是占中國商業銀行主導地位的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必須有一家在入世后破產；二是四大銀行中必須有一家的不良資產超過50；三是央行及主權信用手段能為銀行提供近乎完全的支持。中國加入WTO后，中國銀行業的存量及增量對可流動性資產和總資產的支撐力不受損害，因此，根據理論判斷，中國金融體系的支付危機不會出現。然而，“入世”對中國銀行業的直觀負面影響會影響我們在上述所作的判斷：首先，“入世”可能導致中國銀行業業務萎縮；其次，中國銀行業的人才可能流向外資銀行；再次，系統性金融風險可能增加；最后，中國銀行業實行的分業經營、分業管理與世界性金融改革趨勢相悖。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的商業銀行雖然在入世后出現支付危機甚至破產的命題不成立，但重建中國脆弱的銀行體系，是中國銀行業在加入WTO后得以平穩發展而不致引發國內金融危機的重要條件。2.中國銀行業開放順序的邏輯判斷任何國家的金融體系的開放總是分步驟、分階段進行的，在開放過程中的各個階段應進行適應競爭的制度安排。中國現有的金融體系與完全開放間必須有一個過渡期，至于該過渡期的長短則取決于金融改革的壓力和改革任務完成的狀況。同時，也取決于中國在市場開放協議中所做出的承諾。根據“中美雙邊協定”，中國已同意在加入WTO一年后，美資銀行可向中國客戶提供外匯資金，中美合資銀行可獲批準；外資銀行在二年內將獲準經營人民幣業務；外國獨資銀行將在五年內獲準經營；外資銀行在五年內經營金融零售業務。不管過渡期有多長，也不管進程有多快，重要的基金融體系開放的順序。中國金融體系的開放應按以下順序進行：銀行體制改革�；�；培育中國的資本市場�；�；由分業經營轉向混合經營�；�；提高金融經營的透明度。優先進行中國銀行業制度改革的邏輯判斷的理由為：第一、中國的銀行業，尤其是四大國有獨資商業銀行在全社會貨幣資源的分配中占有絕對大的比重，銀行業的安全對中國的金融安全來說具有決定性意義。從中國銀行業在金融體系中的重要地位這一層面而言，若想開放中國的金融市場，就必須結合不良資產的處理加大銀行業，特別是國有獨資商業銀行體制的改造速度，如果中國銀行業自身的素質及資產狀況在現有的基礎上不發生實質性的改善，那么，加入WTO后，隨著金融市場的開放，中國銀行業必將面對這樣一個現實：客戶可能去選擇更有實力、經營水平更高、服務質量更好的外資銀行，客戶的流失將使中國銀行業出現流動性障礙、支付困難、公眾信心動搖等窘境。第二，從中國銀行業在金融體系中的相對成熟度而言，銀行業是中國歷史最長、成熟度最高的金融企業。雖然中國銀行業商業化改造只經歷了二十年，其改革仍有待于繼續，但已形成了包括四大國有獨資商業銀行在內的銀行體系，其中四大國有獨資銀行已被列入世界銀行業前500強（按總資產計）。中國銀行業是最具開放條件的金融機構。因此，中國銀行業體制改革是中國金融體系開放的第一步，這也是中國銀行體制改革的必然延伸。三、中國銀行業的制度選擇從系統性金融風險來看，特別是在中國目前微觀經濟基礎和政策取向條件下，造成中國銀行業困難多多以及與國際銀行業趨勢相沖突的主要根源是制度性因素。我國的銀行業，尤其是國有獨資商業銀行至今仍承擔著一部分商業銀行法以外的“社會責任”。要改變這種情況，必須對在我國占主導地位的國有獨資商業銀行進行產權結構方面的改造，唯有如此，才能從政府制約轉為出資人制約，用釜底抽薪的辦法割斷傳統體制因素與商業銀行經營行為的內在聯系，進而從根本上解決經濟轉型期的“信貸軟約束”問題“入世”對中國銀行業制度路徑選擇的壓力是前所未有的，1.優質資產股份制改造與不良資產處置同步進行中國銀行業的產權結構改革有三條路可循：一是上市；二是向國內非國有部門出售股權；三是國有商業銀行部分股份制改造。就第一條路徑而言，由于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的任何一家的資產均很大，我國的股票市場規模小，不能承受如此大規模金融企業的上市要求，同時目前銀行低盈利性等條件并不能保證銀行能順利地發行股票。因此，在國內上市并一次將其改造為公眾公司基本上沒有現實可操作性。就第二條路徑而言，中國非國有部門目前還不具備將國有獨資商業銀行的部分股權在短期內進行收購的經濟實力，它們擔負不起對國有獨資商業銀行進行產權重構的責任。顯然，第三條路徑才較為可行。按國有獨資商業銀行部分股份制改造的思路，我認為應跳出將銀行不良資產的處置作為切入點的傳統思路，而應引入另一種機制，即優質資產股份制改造與不良資產處置同步進行。這可從兩個層面來理解：第一，不良資產的正確處理可節省大量資金，同時為優質資產股份制改造創造了條件，但必須考慮到這樣一個事實，不良資產處置并不能起到從制度本身消除不良資產產生根源的作用。而優質資產股份制改造恰恰能在一個全新的界面上重塑政府、銀行和企業間的關系。第二，從中國國有獨資商業銀行大部分不良資產的歷史客觀性來理解。就大部分不良資產的成團來看，多數不良資產源于財政的負擔，是體制的代價之一，它不能完全由國有獨資商業銀行來承受這一體制成本。僅僅以不良資產處置為手段改造國有獨資商業銀行則有失公允，因為國有獨資商業銀行并不能從制度上得到保證。對于目前以處置不良資產為主要業務的資產管理公司，可從民營化的角度進行安排。可以考慮讓民營資金以實收資本的形式進入資產管理公司；在嚴格監管的基礎上給民營資產管理公司以較大的業務范圍和適當的政策優惠；以市場化的思路重構目前的資產管理公司，建立相應的制度與規則。2.中國銀行業制度選擇的外部條件及配合中國國有獨資商業銀行實行股份制改造的制度選擇是一項艱苦而長久的工程，就目前的現狀而言，整體改制的條件和環境尚不具備。目前可以對國有商業銀行進行部分股份制改造。但從長遠看，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