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對書籍情有獨鐘 藏書擺滿40個大書架文化名人大多喜好收藏書籍，比如南宋詞人周密積累舊書4萬卷，建藏書樓為書種堂、志雅堂、浩然齋等。近現代著名的文學家和哲學家胡適更是如此，他不收藏字畫、碑帖，也不收藏古玩，對書籍卻情有獨鐘。據說胡適的藏書擺滿了40個大書架，以線裝為主，中文書居多。當時北京琉璃廠有多家古籍書店，店主經常為胡適送貨上門，有時候胡適的朋友們也幫他收集一些舊籍。由于歷史原因，胡適的藏書分置于中國大陸與臺灣兩地，后世研究者與普通讀者都難以一窺全貌。不過，隨著三年前北京大學圖書館與臺灣胡適紀念館聯合編纂的胡適藏書目錄出版面世，皇皇四巨冊、300萬字的載錄規模，使胡適的藏書概貌，終于得以兩岸合璧，終可為世人較為充分的了解了。但胡適藏書目錄所載錄的，大部分只是以文字描述的書籍基本特征，如出版年代、出版社名稱、冊數、開本、館藏編號等，并無直觀形象的書籍圖像來一一對應展示。這對于有專業藏書癖好，希望深入研究胡適藏書者來說，無疑是有些許遺憾的。畢竟還是只能望書興嘆、空自懷想而已。幸好，前些日子北大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與北大圖書館聯合舉辦了胡適與北大文獻展，將胡適遺留在大陸的部分藏書精選展出，從某種程度上彌補了胡適藏書目錄有文無圖的遺憾，為部分藏書愛好者及專業讀者提供了觀瞻這些珍貴藏書的難得機緣。1紅樓夢祖本亮相古本小說與水經注，曾是胡適的研究重點，也是其藏書的精品所在。此次展覽，就以這兩部分胡適藏書為重點，加以集中展示。可以看到，除了胡適隨身攜帶至臺灣珍藏的脂批甲戌本之外，胡適藏書目錄中列置的紅學版本悉數登場，程甲本與東觀閣本兩大紅樓夢早期刻本現身展場，大有艷壓群書之勢。眾所周知，程甲本是清乾隆五十六年(1791)，程偉元和高鶚將紅樓夢前80回與后40回合成一個完整的故事，以木活字排印出來，書名定為紅樓夢，通稱程甲本。這是紅樓夢小說文本脫離抄本體系，獨立成為刻本流傳之始，程甲本就是目前通行的所有紅樓夢出版物的祖本。而東觀閣本是程甲本的早期翻刻本之一，也是流傳最早的帶批注的翻刻本，在紅樓夢版本史和傳播史上都占有特殊的地位。胡適當年珍藏的這兩部紅樓夢早期刻本，與其珍藏的那一部脂批甲戌本一道，為其開創新紅學奠定了文獻基礎，其歷史價值與研究價值都非同凡響。其中，程甲本的前護頁上有胡適題記，稱紅樓夢的版本之學可算是我提倡出來的。我先得程乙本，始知尚有程甲本，程甲本很難得，馬幼漁先生藏有此本，今年他慨然贈送給我，我歡喜極了，故托北京松筠閣重加裝鑲，并記于此。胡適。十八、五、廿四、晨四時。遙想1929年5月24日凌晨4時，胡適伏案在程甲本上寫下了上述題記，他當時的喜悅之情，可想而知。時年38歲的胡適，徹夜未眠，通宵讀紅的那份激動，敢于自稱首倡紅學的那份自信，都在這一頁題記中表露無遺。胡適題記中提到的松筠閣，也是中國舊書業的百年老店。松筠閣創辦于清光緒年間，店主劉際唐去世后，松筠閣交其長子劉殿文經營。最初以經營線裝古籍圖書為主，后因抗戰爆發，北平淪陷，古籍生意慘淡。精明的劉殿文另辟蹊徑，將松筠閣轉為以專營雜志為主的店鋪。而胡適將程甲本交付松筠閣重加裝鑲之時，應當還在其轉型專營雜志之前，這又為中國舊書業的一段歷史做了旁證。2胡適撿漏水滸傳在古本小說收藏與研究中，胡適還曾關注過水滸傳。此次展覽，亦有其所藏古本水滸傳入展。值得一提的是，這次展出的一百一十五回本水滸傳版本稀見，與通行本一百回、一百二十回、七十回本不同，傳世極為稀少。日本學者大內田三郎在其水滸版本考一文中，認為一百一十五回本水滸傳屬于該書初期版本，稱其甚似草創初就，未加潤色者；此外，這一版本的水滸傳，海內外公私藏均無全本。特別有意思的是，此次展出的胡適所藏一百一十五回本水滸傳，首冊有胡適題記，還透露了他購藏此書的經歷，宛如一段撿漏小史，亦是一段書林掌故，頗可一讀。題記原文曰：十，一，三，我在琉璃廠肄雅堂看書，忽見此書，驚喜過望；店家不知寶貴，幾不取值，或者他還笑我傻哩！ 胡適。撿漏是一句古玩界的行話，形象的體現在撿上，因為古玩界普遍認為撿漏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行為，故而，北方的方言，用一個撿來寓意它的難得，是極詼諧的表達，也是漢文化中調侃文化的形象化體現。而胡適則把撿漏用在了收購舊書上。顯然，胡適的專業眼光讓他在專營古籍的北京舊書店中如魚得水，撿漏的機遇大增。以至于偶遇一百一十五回本水滸傳這樣的大珍，竟因店家不知寶貴，幾不取值，而得以撿得大漏。題記中提到的肄雅堂，與前邊提到的松筠閣，同是百年老店。肄雅堂是以裝裱修復碑帖、書籍、字畫著稱的一家百年老字號。它開設于清光緒年間，店主丁夢松(原名清喜，字子固，河北束鹿縣人)。該店與松筠閣等，于1950年代歸并入中國書店，繼續從事古籍購銷、整理出版與裝裱修復工作。胡適的這些藏書題記，都可為這些北京舊書業的百年老店做最為直接的見證。3父子倆均為水經注題記再來看胡適所藏水經注版本。抗戰伊始，胡適出任駐美大使，繁忙工作之余，因與國內學者王重民(19031975)的通信研討，對涉及水經注的諸多學案產生了濃厚的興趣，遂一發不可收拾。自1940年代始，胡適開啟了其十余年的水經注專題研究生涯。此次展出的胡適所藏大量水經注版本，即是他這段學術生涯的直接見證。明崇禎二年(1629)的古香齋刻本水經注，是胡適所藏水經注版本在大陸所遺存最早者，書前有題記稱其在美國英國遍借不得云云。清康熙年間項氏群玉書堂刻本水經，是沈兼士(中國語言文字學家，與其兄沈士遠、沈尹默有北大三沈之稱)贈送給胡適的，起因是胡適先到沈家看書，發現了此書幾個奇特之點，友人即慨然相贈，亦是書林嘉話。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小山堂刻本水經注釋，是胡適為所藏水經注版本做題記字數最多的一種。題記中稱這部沈大成校本，過錄在乾隆五十一年初刻的趙一清水經注釋之上，可說是雙璧。趙氏書初本已很難得了；沈大成用季滄韋何義門兩本校勘，又抄錄戴震早年校本，加上沈氏自己的校記，都可供考證資料。胡適對這部書的版本之重視與研究之細致，足見一斑。還有一部四庫全書鈔本水經注釋，頗為特別，為胡適藏書目錄未收錄者。該鈔本封面有胡適的鋼筆題記，文曰：殘存鈔四庫本趙氏水經注釋八冊，共存卷二，河水二 卷三，河水三卷四，河水四卷七至卷八，濟水一二卷十七至十九，渭水上中下王重民先生用法幣五千六百元買了來送給我。此本原是照四庫本鈔的，卷二三四，七八是原樣。余卷的首頁都是被書估換了半頁。胡適卅六，六，九日上午此次展覽中，胡適在藏書封面上用鋼筆題記的并不多見，這也正體現著所謂新派學人藏書以實用為上，并不忌諱所謂藏書品相的觀念。另一方面，這部四庫全書鈔本水經注釋，竟未錄入胡適藏書目錄中，屬錄外品，這也讓觀者頗感意外。揣摩起來，可能是編目時該鈔本尚未入胡適藏書專庫，后來清查別庫時方才發現。這種情況并非偶然，乃歷史遺留問題，應當盡快徹查補正。事實上，胡適遺留在中國大陸的藏書曾分藏三處，即北大圖書館、中國社科院與國家圖書館，這對系統整理胡適藏書一直就存在諸多不便。長期以來，除了明確評定為善本的圖書以及檔案文稿有專庫編號之外，還有相當一部分未提善的胡適藏書曾被置于普通館藏書之列。曾一度出現過讀者借閱館藏普通書籍，一不小心就借到了胡適藏書的情況。當然，也正因為如此，這一部胡適藏書的錄外品才會悄然入展，讓觀者大飽眼福與拍案驚奇了。清光緒十四年無錫薛氏刻本水經注，封面有胡適的朱筆題記所謂全氏七校水經注初刻校改本，這部版本胡適認為錯訛很多，從學術價值而言并不高，但這一藏本的特別之處乃是因其還曾遞藏于胡適次子胡思杜(19211957)之手。該書牌記頁有胡思杜題記：民國卅八年六月廿七日胡思杜過錄一遍。這說明，胡思杜曾于1949年6月27日，閱讀并抄錄過該書。而此時，胡適早已飛赴美國，而胡思杜堅持留在中國大陸，父子兩人就此天涯兩隔，至死未再相聚。可想而知，當時身在美國，之后轉赴臺灣的胡適，根本不可能知曉，他的兒子正在閱讀并抄錄他的藏書。或許，這本水經注上的父子二人題記，就是他們最后的筆墨神交罷。4蔡元培轉贈尊聞錄展覽中還有一冊蔡元培轉贈胡適的尊聞錄，格外引人注目。尊聞錄是熊十力的語錄體著述，收錄其九十九段談話和三十通函札，約五萬言，于1930年10月自費印行一百五十冊，分贈蔡元培、梁漱溟、林宰平等。展覽中的這一冊尊聞錄，封面上有蔡元培親筆題詞，曰：熊十力先生屬轉贈胡適之先生，十九年十月卅日，蔡元培。書中還夾有一通蔡元培寫給胡適的信札，信文轉錄如下：適之先生大鑒：承賜大蟹，拜領，謝謝。昨忘將游案兩件奉上，今補奉，乞便中交與中公總務處。熊子英屬轉奉尊聞錄一冊，請詹存。專此并祝早安。弟元培，十一月六日。這一冊蔡元培轉贈胡適的熊十力所著尊聞錄，胡適藏書目錄上失載；而書中所夾蔡函，蔡元培全集亦失載，胡適來往書信選中亦未載，胡適日記中也未提及，可謂一書引出多般佚文與逸聞來了。查胡適日記可知，蔡函寫成的前一天，1930年11月5日，胡適已從北京奔赴上海有一周時間，當時正與蔡元培密切磋商關于中國公學新任校長人選事宜。此外，因馬君武任校長期間引發各種糾紛，蔡、胡二人也正在為其善后。譬如中國公學曾租游伯麓的房子為上海校舍，定約五年，但馬君武倡建新宿舍，故僅租一年。游氏要求校方賠償毀約損失，久未得應，遂告上法庭。胡適日記中提到的蔡先生今早九時把狀子傳票送來，托我代表他去了此事，即指此事；而蔡函中的游案也應即指此事的相關案卷。蔡函應當寫于1930年11月6日晨，夾在尊聞錄書中，不是以郵寄形式，而是以便條形式遞至胡適寓所的。可能胡適對尊聞錄的內容不十分重視，這從他的日記未曾提及，也未因此事與蔡元培、熊十力有過通信，書中甚至也沒有鈐蓋藏書印鑒等細節可以揣摩得到。或許，胡適拿到此書后，蔡函便一直夾在書中，未曾取出；所以導致后世研究者在整理輯錄蔡元培全集、胡適來往書信選時無從察知，且胡適藏書目錄編印之際，該書可能也未納入胡適藏書專庫編號存放，所以沒有錄入。蔡元培為人嚴謹，對熊十力囑其轉贈著述事，確實一一交辦；除卻這封看似孤證的蔡函之外，還有相關史料可以查證。1930年11月24日，在致尊聞錄的整理者、熊十力弟子張立民的復信中，蔡明確提到承寄尊聞錄四本，除自領一本外，余均照十力先生所屬分別轉致。(詳參蔡元培全集第十二卷)由此可知，熊十力確有囑托蔡元培轉贈尊聞錄一事，前述種種佚文與逸聞本有所自，只是年代確已久遠，細節還須細看。除胡適藏書之外，此次展覽還選入了一批包括沈從文、徐志摩、鄭振鐸、鄧廣銘等知名學者在內的，與胡適相關的簽贈本、往來信札等參展，更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