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資源管理論文-教化投資：人力資本投資的新形式本文針對現有的人力資本理論將人力資本投資形式局限于教育培訓醫療保健和遷移,而對其他投資形式關注不足的現實,認為適應于現代經濟生活相關的思想觀念價值取向和道德規范,需要相關投入才會形成,這些投入也是人力資本投資不可或缺的形式,筆者將其概括為教化投資經濟轉型過程凸顯了教化投資的重要性教化投資增強了人力資本的資源配置能力,在擴大個體人力資本存量的同時,還提升了社會經濟價值,增加了社會資本關鍵詞:教化；人力資本投資；資源配置能力一引言人力資本投資究竟包括哪些形式,是一個值得進一步深入探究的問題自貝克爾(Becker,1962)將人力資本投資劃分為教育培訓醫療保健和遷移等五種形式以來,既有的人力資本理論主要是圍繞著這五種形式開展理論與實證的客觀地說,它們確實都是人力資本投資的重要形式,能夠對許多經濟現象作出合理的解說但是,如果將現有的人力資本理論用于解釋中國從改革開放到20世紀90年代前期的區域間經濟增長時,卻會出現這樣一個困惑:根據人力資本理論,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增長與人力資本存量(人口素質)具有明顯的正相關按理,這種關系也應在中國各省的社會經濟發展狀況的比較中顯現出來,可是,當我們將中國經濟發展水平具有較大反差的浙江和陜西比較時卻會得出相反的結論:陜西省平均科技教育和文化水平要高于浙江,而浙江省的經濟發展明顯優于陜西但這種現象既不能從自然資源和實物資本(包括國家投資)方面找尋(因為這些方面陜西都不亞于浙江),也無法籠統地歸因于傳統的人力資本投資形式,因為陜西具有更廣闊教育資源雄厚的科技資源和強大的科技開發能力(王文博,1996；王忠民和郭立宏,1997)考慮到在20世紀整個80年代勞動力流動的體制和政策障礙以及實際勞動力流動的規模,勞動力流動至多只能較小部分地解釋這一現象理論界將這一現象或困惑稱為“浙江陜西之謎”59在筆者看來,造成“浙江陜西之謎”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既有的人力資本理論基本上將投資形式局限于教育等五種形式,而其中的教育又常常囿于狹義的范疇,亦即正規的教育,并且主要是科學技術知識的傳播和訓練其實,思想觀念風俗習慣區域群體的價值取向道德規范意識形態等非正式制度也對經濟增長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尤其是在經濟轉型之際本文將那些對適應于新經濟體制的非正式制度的認同并形成相應的行為規范的活動,稱之為教化文章的主旨是通過對浙江陜西之謎的解析對既有人力資本理論的假設條件的拓展,論證這樣一種新觀點:教化也是人力資本投資的一種重要形式同時,在比較教化投資與其他人力資本投資形式異同的基礎上,就如何提高教化投資的收益率提出一些思考二關于教化與人力資本投資的理解按照舒爾茨的觀點,人力資本是一種為提高人的能力而投入的資本,人力資本投資則是指通過對人的投資,增加人的生產能力和收入能力的活動從形式上來看,雖然人力資本投資是對人進行各種投資的花費或者說資本化支出,但它實質上卻蘊含著人所具有的經濟價值之能力在提升的潛質聯系實際來考察這一問題,在人力資本具有經濟價值的潛質能力中,就我們的分析而言,尤為重要的是人力資本所包含的資源配置能力和資源轉換能力對于人力資本的資源配置能力,學者們有寬窄不同的界定519筆者則將其定義為:對經濟條件或制度結構的變化作出反應發現潛在機會,果斷抓住機會,決定資源投放方向和投資組合,以獲得更多經濟成果的能力；而資源轉換能力則是在資源配置既定的基礎上有效制造產品的能力顯然,兩者分別對應于生產經營中的資源配置過程和資源轉換過程作為本文關鍵詞之一的概念教化,與人力資本的這兩種能力尤其是資源配置能力密切相關眾所周知,人是觀念的動物,馬克思也曾以蜜蜂與建筑師的比較來說明人類勞動是一種有意識有目的的活動15在經濟學中,觀念可以視作對人與人之間在生產和交換中結成的關系的理解和理解的差別26,其中,價值取向意識形態風俗習慣倫理道德等等都可以看作是觀念的各種表現形式；同樣,解放思想也可以視為更新觀念的另一種表述教化則是樹立觀念和更新觀念的過程和方式具體地說,適當的教化可以減少降低環境中的不確定性和交易費用,減少機會主義風險節約強制實施制度的費用,并經由改變人們的價值觀念來變更人們的效用函數,從而增進生產性活動,推動經濟增長例如,由于現實世界的復雜性與人類理性的有限性之間的不對稱,當個人面對錯綜復雜的局面無法迅速準確和費用低廉地作出理性判斷以及現實生活的復雜程度超過其理性邊界時,人們可以借助于思想觀念價值取向和道德規范等來走“捷徑”或抄近路12這些非正式制度以世界觀的形式出現從而簡化決策過程,節約時間和費用另一方面,教化也有助于擴大和深化勞動及知識的分工梗概地說,觀念影響著人類經濟生活中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的各個環節,如果通過教化能夠延展人類合作的擴展秩序,那么,教化就可以優化資源配置,提高經濟資源的配置和利用效率歷史和現實表明,觀念是人的對象化能力,包括人們認識反映和利用世界的能力,理解和調整人類自身的能力,而建立與現代經濟相適應的思想觀念,也就是提升了人力資本的資源配置能力不言而喻,這些非正式制度一方面產生于宗教傳統習慣之中,另一方面來自教化倘若傳統習慣等不能適應現代社會經濟發展的要求,那就突顯出教化的重要性,而在思想觀念急劇變革的經濟轉型時期,則更是如此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建設之所以取得舉世矚目的巨大成就,一個重要原因是發軔于20多年前關于真理標準大討論的解放思想可以說,改革和發展的過程,也是解放思想的過程,思想解放推動了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6在經濟學看來,如果思想僵化,沒有創新,經濟世界就成了一個簡單循環的世界,就不會有現代經濟增長事實上,現代經濟增長必須依賴某種特定經濟觀念的普遍化和穩定化方能發生和持續,沒有經濟觀念的準備和“時代精神”的培育,現代經濟增長便不可能(羅衛東,2001)在我國,經濟轉型意味著資源占有方式和資源配置方式的重新定位,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軌迫使人們不得不忘卻舊體制,學習新體制,包括學習那些支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的價值觀念在這個重大而深刻的變革過程中,人們首先需要獲得和提高的是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人力資本的資源配置能力,然后才是資源轉換能力；而且,在轉型初期,提升資源配置能力的人力資本投資收益率也遠高于增強資源轉換能力的人力資本投資解放思想,既為變革創新和企業家精神的培育和弘揚創造了條件,也為人們按照社會需求配置自身的資源提供了理論支撐,還可以降低新制度的實施成本和摩擦成本8,從而降低制度的轉型成本,提升了人所具有的經濟價值,增強了人力資本的資源配置能力因此,我們可以把教化看作是一種人力資本投資,尤其是在經濟轉型中,這是一種高收益率的人力資本投資形式對這個問題的理解,可以從教化投資與狹義的教育培訓醫療保障等人力資本投資相比較中進一步明晰化因為教化投資不僅增加了個人的人力資本,提高了個人的經濟價值,而且也增進了社會品德,提高了社會經濟價值,增加社會資本也就是說,教化投資具有一定的外部效應關于這種外部效應,我們可以通過觀念變革之于經濟增長的分析而得到部分說明庫茲涅茨在研究了許多國家的經濟增長后指出,一個經濟時代中技術和經濟相互作用不僅伴隨著制度變革,而且也伴隨著有關社會信念的改變；而且,為了克服舊信念的阻力并孕育一套新的更合適的價值觀所需的努力和時間部分地說明了每個時代的時間長度13這就是說,在經濟增長的同時必定伴隨著流行價值觀念的迅速變化,這種變化既是經濟增長的結果,同時又是推動經濟進一步增長的原因正由于此,我國學者隨著研究的深入,越來越關注傳統習慣文化道德觀念價值取向等因素在經濟體制改革和經濟發展中的重要作用譬如,吳敬璉和劉吉瑞在其專著論競爭性的市場體制中就單辟一章,論述經濟改革與政治改革觀念更新的關系；24孔涇源在中國經濟生活中的非正式制度安排一文中,對處于非正式制度安排中重要地位的意識形態作了鞭辟入里的分析；12樊綱的中華文化理性化制度與經濟發展對“華人經濟”與“東亞模式”的一種制度經濟學的解釋,在分析傳統文化對經濟發展之重要影響的基礎上,強調要“走上制度理性化道路”8汪丁丁張曙光盛洪茅于軾等學者則對市場經濟條件下的道德問題作了深入解剖在筆者看來,國內學者的以上論述,實際上都是從不同的側面論證了教化的重要性,只不過沒有從“教化投資”的路徑來對這個問題進行專門的分析罷了當然,思想觀念的轉變往往存在著困難性并嚴重滯后于現實凱恩斯在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的結尾提醒道,“狂人執政,自以為得天啟示,實則其狂想之來,乃得自若干年以前的某個學人在經濟哲學以及政治哲學這方面,一個人到了25歲或30歲以后,很少再會接受新說,故公務員政客甚至鼓動家應用于當前時局之種種理論往往不是最新的然而早些晚些,不論是好是壞,危險的倒不是既得權益,而是思想”10薩繆爾森也在其經濟學中引用了諾貝爾獎獲得者以發現革命性的量子理論而聞名的物理學家普朗克的科學自傳中的一段話:“這一經歷(指普朗克從事物理學研究的經歷引者注)也使我有機會了解一件事實在我看來是一件不平凡的事實:一項新的科學真理取得勝利,并不是通過說服它的對手從而使他們認識到這一真理,而是由于它的對手最終都死了,而熟悉這一真理的一代新人成長起來”薩繆爾森緊接著指出,這一教誨同樣適用于經濟學誠然,本文更加關注的是與推動經濟增長相關聯的思想觀念,不過,這些的思想觀念的轉變其實也是如此16舒爾茨在制度和日漸提高的人的經濟價值一文中指出,人的經濟價值之增長對于制度的新要求,在這種適應新人力價值增長過程中存在著制度上的滯后現象18這種滯后固然包括政治和法律等正式制度安排的滯后,但更是思想觀念等非正式制度建設的嚴重滯后對我國來說,經濟轉型還進一步加劇了這種滯后性比如,在社會經濟從自然經濟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過程中,要求人們形成與此相協調的思想觀念價值取向和道德規范,但觀念的根本性轉變是難以一蹴而就的,從而會落后于社會經濟形態和經濟結構的變遷,同時也增加了變遷的難度究其原因,主要是與正式制度可以在短時間內形成變更或廢止,在國家和區域之間具有較大的可流動性和可移植性相比,思想觀念價值取向和道德觀念等非正式制度的形成和轉變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且難以在國家或區域之間移植,更多地只能是演進因此,從這些層面上來理解,我們關于“教化投資”的分析和研究,的確有進一步拓寬和加深的必要三對“浙江陜西之謎”的一種解讀結合以上的分析來解讀“浙江陜西之謎”,可以把這種現象之謎解釋為人力資本所包含的資源配置能力差異所致為分析之方便,我們進一步把人力資本的資源配置能力細分為技術型資源配置能力市場型資源配置能力和制度型資源配置能力技術型資源配置能力是指按生產的技術效率配置資源的能力；市場型資源配置能力包括尋找市場空隙的能力抓住市場機遇的能力和按照市場需求結構調整產業結構的能力等；制度型資源配置能力則表現為制度創新的能力在新制度環境下的適應能力以及人際關系協調能力資源配置能力有時也可稱為應付非均衡的能力,但這里的非均衡,不僅包括舒爾茨所說的經濟條件變化造成的非均衡,也包括由于制度結構變化造成的非均衡眾所周知,經濟增長是由勞動力素質(質量)勞動力數量(物質)資本技術進步制約勞動力發揮作用程度的經濟條件和制度結構等許多因素相互作用共同推動的但自從盧卡斯(Lucas,1988)提出把人力資本作為內生變量的“內生性經濟增長”模型以來,經濟學家們比以往更強調人力資本的“增長引擎”作用3巴羅對98個國家自1960年至1985年間人均GDP增長率的比較分析證明,教育投資是人均GDP增長的重要原因2人力資本投資對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可以通過以下的傳遞鏈條簡約地理解:人力資本投資人的能力增強人力資源價值提升對經濟增長貢獻提高支持這種傳遞鏈條的許多研究表明,人力資源的價值與以受教育程度為代表的人力資本衡量指標之間存在很好的相關性例如,世界銀行1995年人力資源核算的實證分析表明,受教育年限與人力資源的價值具有很強的相關性,其相關系數為R2=0.74(丁小浩,1997)不過,影響這根傳遞鏈條任何一個環節的因素都制約著人力資本投資對經濟增長的效能,因而,我們比較人力資本對于浙江與陜西經濟增長的影響時,必須剔除其他影響經濟增長的因素以陜西與浙江的相比而言,無論是自然資源實物資本還是國家對這兩個地區的投資,在改革開放到20世紀90年代前期,陜西都具有明顯的優勢；從教育科技實力來說,陜西也要優于浙江21由此可見,浙江的經濟增長快于陜西,不能從上述因素中尋找緣由筆者以為,產生“浙江陜西之謎”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既有的人力資本理論的隱含條件在浙江與陜西比較時并不成立一般而言,人的能力來源于三個方面:一是先天稟賦；二是周圍社會經濟環境的影響和熏陶；三是后天的教育和培訓人們的先天稟賦的確存在差異而且這種差異也影響著人的能力,但如果我們在人數很多的區域間比較時,可以合理地假定先天稟賦在大樣本中的分布是基本相同的,從而在比較時可以忽略此項對于第二方面,由于西方國家許多地區之間的文化背景基本相通,來自這些地區的人們由思想觀念價值取向等因素引起的能力差距不大,所以,西方經濟學家們通常也就忽略掉了這方面的因素正由于在當代市場經濟國家尤其是市場經濟發達的國家或地區中,人的能力來源的第二個方面周圍社會經濟環境影響和熏陶相同的假設在很大程度上是存在的,從而,西方經濟學家們僅從第三個方面出發,把異質的能力轉化為對教育培訓的資金投入或受教育年限等同質因素,進行比較分析,所得出的人力資本可以較好地符合于現實,人力資本理論的確也獲得了相當程度的普遍適用性但是,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至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