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景舊曾諳葉嘉瑩談詩論詞第五講 一位晚清詩人的幾首落花詩詩經是我國最早、最純樸的詩歌，那個時候寫詩，有所謂“比興”之說，像什么“關關雎鳩”、“桃之天天”，都是非常簡單的，看見什么就寫什么，用以引起一首詩的興發感動。而且用的都是最簡單的形容詞。“關關”就是鳥叫的聲音，是雎鳩鳥在叫；“天天”是少好之貌，看到鮮艷的桃花因而聯想到女子年輕而美好的樣子。可是詩、慢慢地演進下來，后來就有了古詩十九首，古詩十九首是中國從最簡單最純樸的四言詩，發展到五言詩開始成熟時候的作品，所以它真是“婉轉附物，怊悵切情”（文心雕龍明詩），寫得如此之婉轉，低回反復。五言后來就進步到七言了，而中國詩歌在演進之中形成的最為精美的一個體式，應該是七言律詩。我以前曾經簡單地介紹過，我說大家都以為中國舊詩的形式、格律，既講求平仄，又要押韻，好像是很繁瑣的，其實不然。我曾經給大家歸納成兩個基本的體式。一個就是A式：“平平平仄仄，仄仄仄平平”；再一個就是B式：“仄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絕詩和律詩就是以這兩種形式組合而成。（詳見本書第三講）這種平仄的形式，就是在齊梁之間，由于佛教傳入，大家學習佛經的梵唱，才注意到拼音的反切，注意到四聲，覺得這樣念起來才好聽，文學的演進總是伴隨著這些作者自己對文學體式的反省。通過這種反省，結果他們不但發現我們中國的語言有平上去入的四聲，而且發現我們的語言是獨體單音的。因為是單音，所以我們要講求平仄；因為是獨體，所以我們可以講求對句。以前有李笠翁的對句，如“天對地，雨對風，大陸對長空”，等等。怎么樣叫對呢？就是詞性要相同，名詞對名詞，動詞對動詞。“天”是一個大自然的名詞，“地”也是大自然的名詞，“天”與“地”，詞性相同。除了詞性相同以外，平仄還要相反。“天”是第一聲，是平聲；“地”是第四聲，是仄聲，平仄相反。“雨”是大自然的一個現象，“風”也是大自然的一個現象，詞性是相同的；“雨”是仄聲，“風”是平聲，平仄是相反的。“大陸”，一個形容詞一個名詞，這兩個字都是仄聲；“長空”也是一個形容詞一個名詞，兩個字都是平聲。我先講這個，是因為我們今天要講的是七言律詩，律詩的中間兩聯，一定要求是對句。我們今天要講的是一位晚清詩人的落花詩，它的體式就是七言律詩。律詩每兩句叫作一聯，開頭兩句是第一聯，也叫“首聯”；第三句跟第四句是第二聯，我們管它叫作“頷聯”；第五句跟第六句是第三聯，我們管它叫“頸聯”；最后兩句是第四聯，叫“尾聯”。中間的兩聯，就是“頷聯”和“頸聯”，都要求是對句。所以這是我們中國詩里邊最為精美、要求最嚴格的一種體式。而這個精美的嚴格的要求不是強加在我們的語言文字之上的，而是我們中國獨體單音的這種語言本身的特色，我們的語言文字本身就容易形成這樣的美感特質。我們一般說的律詩都是八句，五個字一句的就是五言律詩，簡稱“五律”；七個字一句的就是七言律詩，簡稱“七律”。那有沒有句數更多的呢？十句，十二句，十四句，十六句，或更多句，當它們兩句兩句都對起來，是不是也可以呢？可以。這樣長篇的如果都對起來，就叫作“排律”。可是如果是那么長，而且都要平仄相反，都要詞性相同，那就要求得過分嚴格，讓人覺得太死板了，就運轉不動了，呆滯了，所以在長短上要要求適中。在中國詩歌的體裁形式之中，最為精美的就是七言律詩。而晚清時代，也是我們中國傳統文化中的舊體詩歌發展到最為精美的一個階段。因為有過去那么多的作品可以吸收，可以參考，可以繼承，所以是它最精美的一個階段。再以后我們就有了五四的文學革命，新文學開始了，寫舊詩的人就減少了。如果還繼續寫下去，中國的舊體詩會不會有更新的成就？這個已經是不能假設、難以想象的了。晚清的時候，詩歌就有兩個方向的發展，在同治、光緒年間發展起來的一類舊詩，我們就叫作“同光體”。什么是“同光體”呢？“同光體”這個名字初見于陳衍給沈乙庵（曾植）的詩集寫的一篇序言（見石遺室文集卷九）。陳衍就是晚清著名詩人陳石遺，他曾提出來所謂“三元”之說（見石遺室詩話卷一）。“三元”指的是什么呢？指的就是“開元”，盛唐的開元年間，李白、杜甫都是開元時代的；“元和”，中唐的“元和”年間，像韓愈這些詩人的時代；“元祜”，北宋“元祜”年間，蘇東坡、黃山谷這些人的時代。所以我們從他提出“同光體”，而且提出所謂“三元”說，我們就知道他們追求的是一個融匯唐宋，兼有兩個時代詩歌之長，而同時在繼承之中還有所創新的這樣一種風格。當然，在晚清那個時候，與“同光體”的“三元”之說同時，詩壇上還有所謂“詩界革命”，說這個舊詩應該革命了，舊體詩都是陳芝麻爛谷子陳陳相因，應該把新的東西加進去。所以那個時候就有黃遵憲、梁啟超等人倡導的“詩界革命”，他們就把一些新名詞、新事物都寫到舊體詩里去。當時晚清詩壇的發展就有這么兩種趨勢。我們今天要講的這位晚清詩人叫陳寶琛，他是“同光體”詩人里的一個大家。我們說詩歌的發展，有其本身成長的一個過程，不是人力所能轉變的，而是與中國語言文字的發展和時代的背景有密切關系的。清朝是一個多變的時代，中國跟外國開始接觸了，不能夠再閉關自守了。而接觸的結果，中國就在列強之前表現出軟弱和屈服。我們說百年國恥，就是當時發生了很多戰爭，訂立了很多屈辱的條約，而最后清朝當然是走向了滅亡，這是時代的必然結果。而就在這樣一個大變故的時代之中，文學上卻可以融匯唐宋之所長，陳寶琛可以說是當時一個很有代表性的作者，所以我覺得他的詩其實是很值得討論的，可是一般人很少講他的詩。其實在中國晚清的時候，不管是詩還是詞，都曾經出現了好幾位杰出的作者，留下了很多杰出的篇章，可是就因為他們是處在晚清時代，隨著清朝的敗亡，時局的改變，他們就成了“遺老”。而在革命剛剛成功、新時代剛剛到來的時候，大家就對這些所謂的“遺老”表示鄙視，認為這些人的身份、品格都是有問題的。這實在是不應該，因為不同時代有不同時代的情況，而一個人在成長中又有不同時代所形成的一個質量，所以這些人都有他們的不得已之處，連王國維也不例外。但是王國維因為在學術上有可觀的成就，所以大家還是尊敬他的，至于像陳寶琛，像陳曾壽這些人，大家都不談他們的詩詞，而其實他們的詩詞都寫得非常好。現在我們就看看這個陳寶琛是何等樣的人。陳寶琛字伯潛，號弢庵，晚號聽水老人，生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死在民國二十四年（1935），相當長壽。同治七年（1868）考中進士，二十八歲就進入了翰林院，十年以后又進用為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光緒五年（1879）充為侍講，侍講就是給皇帝講課，而且日講起居注，記錄皇帝的生活，以敢于直諫著名。陳寶琛在當時屬于所謂“清流”，就是以直言敢諫、批評時政著稱。后來發生了中法戰爭，在安南之役，陳寶琛與曾國荃（曾國藩的弟弟）因為論見相左而“茍且成議”，就是說跟法國談判訂條約的時候，訂得比較草率，所以在光緒十年就被降調去職，他就回到了故鄉。陳寶琛的故鄉在福建閩侯，他回到福建去以后，就投身于教育事業。中國古代很多有名的學者文人，在仕途上不得意的時候就投身教育，所以陳寶琛從官場上下來后，也投身在教育事業，創辦了福建的優級師范學堂，現在已經被政府確認為福建師范大學的前身，陳寶琛也成了福建師范大學的第一任校長。他在故鄉閑居了二十幾年，等到宣統繼位，于是他就被召入朝，充經筵講官。本來曾一度讓他任山西巡撫，后來就革命了，所以沒有到任。辛亥革命以后他自然就成為遺老，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情。據陳三立為陳寶琛所寫的墓志銘記述說，當清帝遜位時曾有人勸其退職歸隱，陳氏回答說：“吾起廢籍，傅沖主，不幸遘奇變，寧忍恝然違吾君，茍全鄉里，名遺老自詭耶！”陳氏是福建閩侯的世家，陳寶琛的父親、祖父、曾祖父都是在清朝仕宦的。他的曾祖是陳若霖，曾經做過刑部尚書，兼管順天府（順天府就是首都京畿一帶），所以蒙皇帝屢賜御書。皇帝的御書當然要很珍貴很尊敬地保存，所以他家建有“賜書樓”。他的祖父陳景亮曾做過云南布政使。父親陳承裘做過刑部郎中，都是學仕有成。他家陸續建的還有“還讀廬”等五座書樓，人稱“陳氏五樓”。“還讀”是出于陶淵明的詩：“既耕亦已種，時還讀我書。”（讀（山海經）十三首之一）中國古代有所謂“耕讀世家”，說是達則兼善天下，窮就歸隱田園，“既耕亦已種，時還讀我書”，所以叫作“還讀廬”。還有“滄趣樓”，也有一個出處，“滄趣”是出于杜甫的詩：“吏情更覺滄洲遠，老大徒傷未拂衣。”（曲江對酒）“吏情”，做官的感覺。杜甫的這兩句詩是他在首都做拾遺的時候寫的，做拾遺就常常給皇帝上奏疏，批評時政，而皇帝當然不肯采納，所以杜甫很失意。“吏情更覺滄洲遠”，官場之中那種逢迎茍且、貪污腐敗，使他無法適應，所以就覺得退隱“滄洲”逍遙自在的生活現在離我更加遙遠了。“老大徒傷未拂衣”，他說我年歲老大了，我很悲傷，我怎么就沒有拂衣而去呢？所以“滄趣”是“滄洲之趣”，是歸隱田園。還有“北望樓”，“北望”出于李商隱的詩：“此樓堪北望，輕命倚危欄。”（北樓）他說我登上這個樓向北望，可以看見首都，所以我不顧從樓上跌下去的危險，“輕命倚危欄”。你看它很妙，它說是“還讀”，“既耕亦已種，時還讀我書”；“吏情更覺滄洲遠”，所以我叫它“滄趣”；可是我雖然是歸耕，雖然是向往滄洲的情趣，可是我沒有忘懷我們的國家，沒有忘懷我們的朝廷，所以我仍然是“北望”。辛棄疾被貶斥不用的時候，就蓋了一座田莊，自號“稼軒”，“稼”就是莊稼。他曾為“稼軒”寫過上梁文，內有：“拋梁東，坐看朝暾萬丈紅，直使便為江海客，也應憂國愿年豐。”他說就算我現在不能為國家做事了，我還關心莊稼，關心人民的生活。陳寶琛最后還有一座樓，名字叫作“唏樓”。什么是“唏樓”呢？“唏樓”是出自楚辭九歌：“與汝沐兮咸池，唏汝發兮陽之阿。”“成池”就是天池，他說我跟你沐浴在咸池，沐浴完了以后，頭發都濕了，就在那山腳下，在太陽里把頭發曬干。“唏發”其實就是屈原所說的“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復修吾初服”，“離”就通這個“罹”，就是“遭遇”，“尤”就是怨尤。說我不能進入朝廷，不但不被朝廷接納，而且遭遇了怨尤。但是就算朝廷不用我，我退下來還要重新整理修飾我本來清潔的服飾，所以我們贊美屈原高潔、好修。因此“唏樓”的意思是：就算“進不入以離尤”，我還要保持我的這種高潔和完美。我們接下再來看陳寶琛。剛才我們講到，辛亥革命后他就成為遺老了，“九一八”事變以后，日本的關東軍就開始籌建偽滿洲國，所以當時他就面臨一個考驗。我們說人生常常會經過一些考試，就是在真正碰到人生考驗的時候，你選擇了哪一條道路。這個時候，就看你能不能分辨是非輕重，知不知道什么是應該做的，什么是不應該做的。所以當時其他的一些遺老，像鄭孝胥這些人，就追隨溥儀，聽從日本人的安排，建立了偽滿洲國。而陳寶琛的態度是如何的呢？溥儀不是寫過我的前半生嗎？在這本書中，他說當日本人的關東軍要讓他做傀儡建立偽滿洲國的時候，第一個提出反對的就是陳寶琛。我曾經寫過王國維及其文學批評，王國維也是卷進這個里邊去的，所以對王國維的死，人們都說他是“殉清”，其實不然。這么多年以來大家一直在爭論這些事情，我想他們有他們的難處。你想，陳寶琛從光緒時候就是侍講，是給皇帝講書的老師，宣統的時候他身為太師、太保，還是皇帝的老師。王國維也曾經“行走南書房”。你既然跟這個朝廷有這么密切的關系，那么當這個朝廷敗亡了，你采取什么態度？所以從感情上說，王國維跟陳寶琛都不能夠斷然割舍。有人認為這是軟弱，說你怎么不跟他劃清界線呢？“文革”的時候很多子女都跟父母劃清了界線，表明我才是革命的。可是我們說真正有人心、有感情之人，既然曾經有過這樣一段感情，他就沒有辦法真的割舍去。王國維沒有辦法完全劃清界線，陳寶琛更沒有辦法完全劃清界線。可是他們兩個人都是有持守的人，所以當溥儀被日本人帶到東北成立偽滿洲國的時候，王國維沒有去，陳寶琛也沒有加入他們。而陳寶琛跟宣統的關系比王國維更密切，所以他雖然沒有加入他們，就是王國維所說的那個“小圈子”里去搞政治，可是他關心宣統，曾經多次去見宣統，勸宣統要獨立自強，不要聽日本人的擺布，可是當時已經無可奈何了，所以陳寶琛是處在這樣一個情況之下。剛才我們說了，以詩歌的發展而言，晚清時代是中國的舊詩可以有進一步發展的時代，“同光體”詩人對唐宋有一種融匯和繼承。而且，以他們的身世，他們的感情而言，處在如此的難以言說、難以辯解的一個不得已的時代，那么他們可以寫出什么樣的詩來呢?剛才我們引過陳衍的沈乙庵詩集序，說他們有所謂“三元”說，而陳衍在石遺室詩話里，曾經贊美陳寶琛的詩，說他“肆力于昌黎（韓愈）、荊公（王安石），出入于眉山（蘇軾）、雙井（黃庭堅）”，說他繼承了各家的長處。而陳三立給陳寶琛的詩集寫了一篇序，說他的詩“感物無端，蘊藉綿邈，風度絕世”。“感物無端”，我們以前曾經講過，“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搖蕩性情，形諸舞詠”，“花落鳥啼，皆與神通”，所以看到落花，他豈能無所感?而且無端的感悟不是你從理性上可以安排，可以說明的那種寫作方法，“無端”就是“莫之為而為，莫之致而至”，自然涌起的這樣一種感動。“蘊藉綿邈”，在這個革命的立場之中，他找不到一個立足之地。他這種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