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體土地房屋買賣合同無效一般亦不予返還【案情】 2006年7月4日，原告王某某與被告嵇某某簽訂房產轉讓協議一份，雙方約定：原告將其位于王興中學門前的三間平房、兩間廚房、十四間豬舍、一臺飼料機等墻院內所有建筑設施以及院外零星土地轉讓給被告，被告于2006年7月20日一次性付給原告轉讓費55000元，王某某協助嵇某某辦理過戶手續，過戶費由嵇某某負擔等。時任村委會黨支部書記的李某某及村委會副主任（無正主任）張某某作為見證人在協議上簽字。協議簽訂后，被告按約支付了轉讓費55000元，原告亦向被告交付房屋及其他標的物。交付后，被告對上述房屋進行了維修和裝潢，并增添了院墻門等。2008年11月4日，原告以雙方簽訂的協議違反農村宅基地相關法律規定應歸于無效為由向一審法院起訴，要求確認雙方簽訂的房產轉讓協議無效，并要求被告返還上述房屋及宅基地使用權和飼料機等。另，訟爭房屋除上述三間平房及兩間廚房有集體土地建設用地使用證外，其他無任何手續。被告一直未獲得政府主管部門對宅基地轉讓的行政許可。被告在王興社區居民委員會1組已有宅基地一處。 【評析】 本案爭議焦點為：一、原、被告雙方簽訂的房產轉讓協議的效力；二、如果協議無效財產是否應予返還。 從本案來看，協議中約定的標的物包含兩個方面，一方面是飼料機等動產部分，由于該動產買賣并不違反法律規定，是雙方真實意思表示，應屬有效，且已履行完畢，自然不存在返還的問題；另一方面是涉及房屋等不動產部分，由于是集體土地上的房屋買賣，無論是理論界還是實務界，其效力爭議較大。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條規定：“農村村民一戶只能擁有一處宅基地，其宅基地的面積不得超過省、自治區、直轄市規定的標準。農村村民建住宅，應當符合鄉（鎮）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并盡量使用原有的宅基地和村內空閑地。農村村民住宅用地，經鄉（鎮）人民政府審核，由縣級人民政府批準；其中涉及占用農用地的，依照本法第四十四條的規定辦理審批手續。農村村民出賣、出租住房后，再申請宅基地的，不予批準。”江蘇省土地管理條例第35條第2款規定：“購買農村村民房屋的農戶應當符合申請建房用地條件。” 根據上述規定，宅基地轉讓必須報經政府主管部門審批準予，此屬行政許可，即合同生效必須有此要式，而且買受方只能擁有一處宅基地。司法實踐中，一般以此理由認定無效為主，而以認定有效為輔。即在購買人購房以后，獲得了該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身份，同時，其又符合取得宅基地的條件，應當認定為有效。因此，本案雙方簽訂的房屋等不動產部分買賣協議應屬無效。第二，無效情形下的處理。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五十八條規定：“合同無效或者被撤銷后，因該合同取得的財產，應當予以返還；不能返還或者沒有必要返還的，應當折價補償。有過錯的一方應當賠償對方因此所受到的損失，雙方都有過錯的，應當各自承擔相應的責任。”因此，合同被認定無效以后，雙方各自返還財產應屬于常態的一種處理方式。無效以后主要審查的重點在于是否存在不能返還或者沒有必要返還的情形。雖然在認定合同無效過程中，更多地是考慮宅基地使用權的法律適用問題，但在判斷能否返還或有無必要返還時，則應更多地考慮地上房屋的現狀與合同履行的時間長短。實踐中，集體土地房屋買賣合同履行的時間長短很好判別，而房屋的現狀通常存在以下幾種情況：其一，與原買賣標的一致；其二，購房人已對房屋實施了部分翻建或者添附且不可區分；其三，該房屋已被完全翻建；其四，該房屋已自然滅失；其五，該房屋因征用、拆遷而滅失，但購房人獲得了拆遷補償款；等等。司法實踐中，針對上述情況，法院一般采取的是，除了與原買賣標的完全一致且買賣合同履行時間較短情形予以適當返還之外，其他的，一般是以不返還為主，尤其是當前拆遷行為日益增多而導致的合同糾紛，當事人缺乏基本的誠信，此種風氣不能因當事人違反誠信卻因司法裁判而使其獲得不當利益。本案中，由于雙方簽訂的房屋買賣協議被確認無效。同時，雙方合同履行時間較長，買受人也已對該房屋進行了維修和裝潢，并增添了院墻門等，如果返還將給買受人造成更大的損失，所以，此種情況屬于合同法規定的沒有必要返還的情形；又因在買賣合同簽訂后，買受人也已經支付了一定的對價，亦不存在折價補償的問題。如何看待集體土地上房屋買賣合同效力其實合同法規定了,如果合同簽訂的是損害到國家或集體利益的,這種買賣合同是無效的.土地法規定了村集體用地只作為本村民調制,非本村民或城鎮居民等局外人不得買賣,禁止買賣所以樓主這種買賣合同是無效的,以前幾年的北京的藝術村就是個最典型的案例,打官司全輸呀,慎重呀.案情簡介 年月，原告潘某(反訴被告)與經理部簽訂村民住宅集資代建協議書份，雙方約定：原告潘某繳納集資建房款元，選定經理部開發建造的生活小區中房號為的房屋套，同日原告潘某繳納了全部房款。年月，被告張某(反訴原告)的房屋被拆遷，被告張某與拆遷單位簽訂拆遷補償安置協議一份，約定拆遷單位將自經理部購得的本案爭議房屋室安置給被告張某。年月原告潘某通過經理部取得房屋并進行了裝潢，于同年月入住。同年月日晚時許，原告潘某回到室，發現房門被撬，被告張某等人在該房屋內，并稱該室系拆遷安置給他的房屋，雙方為此發生爭執，原告潘某向法院提起訴訟，請求判令被告張某停止妨礙其居住。被告張某接到訴狀后，向法院提起反訴。爭執意見 對該案如何處理，第一種意見認為，本案爭議房屋系集體土地上建房，違反了土地管理法第條規定“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使用權不得出讓、轉讓或者出租用于非農業建設”的規定，故應認定原被告分別與開發商簽訂的房屋買賣合同無效。據此，原被告雙方均未取得爭議房屋的所有權，應駁回雙方的訴訟請求。第二種意見認為，應根據本案的實際情況和目前我國的有關集體土地建房的現狀，將雙方各自與開發商簽訂的房屋買賣合同視為有效，再根據誰先實際控制和占有的原則進行判決。分析意見 筆者贊成第二種意見。本案因房屋土地的性質問題，導致該房屋無產權證，至于本案中涉及的合同效力問題，長期以來爭議頗多，筆者認為，對于在農村集體土地上所建房屋的買賣從土地管理法的立法目的來考慮，確認合同有效，并不影響該法旨在保護耕地總量、防止耕地減少的立法目的，且能有效地改善農民自身居住條件，改善城市低收入家庭的居住條件，更重要的是認定合同有效能夠避免由于合同無效引起的社會不穩定。認定合同有效，既體現了合同法鼓勵交易之立法精神，亦符合現在和未來立法的發展趨勢，且本案的原被告并非是同一個合同的相對人，均未對合同的效力進行抗辯，法院在審理本案時，可以不就合同是否有效的問題進行認定和處理，將上述合同視為有效，并按有效處理。綜上，因原告潘某先于被告張入住室，且對室進行了裝修，對該房屋進行了事實上的控制與裝修，被告張某以撬門的方式進入室，違背了原告潘某的意志并使其喪失了對該房屋事實上的控制與支配，因此，原告潘某要求被告張某排除妨礙的主張應被法院支持。農村集體土地上所建房屋買賣合同的效力隨著我國經濟、社會整體的發展，物質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人民生活漸趨富足。城鄉一體化、農村城市化、農民市民化已成為農村發展的新趨勢。農村各類產業基地和開發園區的不斷崛起，大量集體土地被征用，大批農村房屋被拆遷。由于拆遷補償款的數額往往遠高于房屋售價，為此原農村房屋買賣合同的出售方紛紛毀約，導致農村宅基地房屋買賣糾紛的增加。另外，拆遷的異地集中安置，動遷戶將安置房屋出售他人；一部分地區還出現了利用尚未收歸國有的集體土地開發商品房、規模建設新型人口聚集區的活動，較為時興的說法叫作“舊村改造”等等。在這些過程中出現了一些糾紛，這些糾紛的出現從深層次上看有其必然原因。等傳統功能逐步萎縮，而財富儲存功能、產業空間聚集功能、土地增值等新興功能不斷加強，集體土地經歷了從生存手段到保障手段再到增值手段的演變。二是隨著開放型經濟與城市建設的深入發展，大量外來資金與人口涌入，使村鎮集體土地的價值迅速提升，城市近郊非農用地的收益率明顯高于農用地。三是國家征用集體土地是按產值補償，而當前土地市場價格遠遠超出該標準，用地者到國家嚴格控制的土地一級市場受讓土地成本過高。在土地補償水平與用地成本比較利益的巨大反差下，農村集體建設用地不可避免地自行流轉。四是我國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后，土地使用權在土地權力體系中的地位日益突出，隨著城市化程度的提高和“舊村改造”的推進，相當一部分村成為實體化的經濟組織，在經濟利益最大化的驅動下，自然將手中所掌握并能實際加以運用的土地使用權作為資產來進行“土地經營”。可以說，在一定意義上，在農村集體土地上所建房屋進行買賣現象的出現就成為不可避免的趨勢。既然有買有賣，其間就難免產生糾紛。為了處理日益涌現的商品房買賣糾紛， 2003年4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關于審理商品房買賣合同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這一司法解釋的出臺，對于人民法院處理此類案件起到了十分積極的促進作用，得到了社會各界的普遍歡迎。但是，通過近三年來的實踐，這一司法解釋也暴露出自身的一些不足，尤其是從司法解釋序言中所體現的立法旨意看，該司法解釋主要是針對城市規劃區國有土地范圍內的商品房買賣合同進行規定的，并未把占國土很大比例的農村集體土地上發生的房屋買賣行為納入調整范圍，這不能不說是一種“立法”上的缺失。對于在農村集體土地上所建房屋買賣合同的效力及處理，目前司法實務界及理論界都尚無定論，但實踐中由此而引發的糾紛卻日益增加，亟待解決。 一、農村集體土地上所建房屋買賣中存在的問題 根據我國憲法的規定，“城市的土地屬于國家所有。農村和城市郊區的土地，除由法律規定屬于國家所有的以外，屬于集體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屬于集體所有。”因此，在社會主義的中國，從所有制上講，土地可以分為兩類，即國有土地和農村集體土地。這種土地歸屬上的公有制是與我國的社會主義制度緊密聯系在一起的。研究我國的土地問題及附著于土地之上的房屋問題，就不能不以此為最根本的出發點，所以，房屋依據其土地屬性可以區分為建筑于國有土地上的房屋和建筑于集體土地上的房屋兩大類。對于國有土地上的房屋，中華人民共和國城市房地產管理法等已對房地產開發用地、房地產交易、房地產權屬登記等作出了具體規定。而對于建筑于集體土地上的房屋，現并無類似的規定。 在房屋與土地的關系上，現普遍采取“房地一體主義”原則，即房屋的所有權與其所附著的土地的所有權或者使用權同時移轉，只有這樣才能保證房屋的所有權人在房屋使用過程中不會因房屋所附著的土地歸屬于其他人而引致紛爭。我國城市房地產管理法第三十一條也規定：“房地產轉讓、抵押時，房屋的所有權和房屋占用范圍內的土地使用權同時轉讓、抵押”。在我國經過出讓的國有土地其土地使用權的轉讓是不存在障礙的，但是，1998年8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修改時將“允許城鎮非農戶口居民建住宅使用集體土地”的規定加以刪除，并在第63條中明確規定：“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權不得出讓、轉讓或者出租用于非農業建設；但是，符合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并依法取得建設用地的企業，因破產、兼并等情形致使土地使用權依法發生轉移的除外”，造成“集體建設用地必須轉為國有以后才能進入二級市場流轉”的狀況，從而在立法意義上，城市及外村、外鄉居民已被禁止成為集體土地上住宅的合法所有權人。在農村集體土地上所建房屋的買賣合同也就由于違反法律禁止性規定，而直接影響到買賣合同的效力問題。二、農村集體土地（宅基地）的性質 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第八條第二款規定：“農村和城市郊區的土地，除由法律規定屬于國家所有的以外，屬于農民集體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屬于農民集體所有”；第十條規定：“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依法屬于村農民集體所有的，由村集體經濟組織或者村民委員會經營、管理；已經分別屬于村內兩個以上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農民集體所有的，由村內各該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或者村民小組經營、管理；已經屬于鄉（鎮）農民集體所有的，由鄉（鎮）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經營、管理”。筆者認為，“農民集體”不是一個抽象的名詞，而是一種能按章程或規則行使權利的組織形式。在“農民集體”中每個成員的權利是平等的，如對集體土地享有平等的承包經營權。集體成員的權利是集體所有權的組成部分，全體成員大會是集體的最高權力機關。但是，集體中的成員不能以個人身份享有和行使集體所有權，對集體土地和其他財產不享有可分割的特定份額。所以，集體所有既不同于個人所有基礎上的共有，也不同于股份制基礎上的法人所有。故集體土地所有權是一定社區范圍內的農民共同共有的所有權。這一理解也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七十四條“勞動群眾集體組織的財產屬于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和第七十八條“共同共有人對共有財產享有權利，承擔義務”以及共同共有人不得要求將共有的財產分出或者轉讓的規定。三、集體土地上所建房屋買賣合同效力的分析 內容提要:首先對無效合同的概念加以說明。無效合同，是指合同雖然已經成立，但因其在內容和形式上違反了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和社會公眾利益，因此應被認定為無效。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五十二條規定，有下列情形.首先對無效合同的概念加以說明。無效合同，是指合同雖然已經成立，但因其在內容和形式上違反了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和社會公眾利益，因此應被認定為無效。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五十二條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無效：一方依欺詐、脅迫的手段訂立合同，損害國家利益；惡意串通，損害國家、集體或者第三人利益；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損害社會公共利益；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最高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一）第四條規定，合同法實施以后，人民法院確認合同效力，應當以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的法律和國務院制定的行政法規為依據，不得以地方性法規、行政規章為依據。 有人認為，由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房地產管理法的規定，房屋買賣必然導致房屋占用范圍內的土地使用權同時轉讓，而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中又規定“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權不得出讓、轉讓或者出租用于非農業建設”、“集體建設用地必須轉為國有以后才能進入二級市場流轉”，因此，在農村集體土地上所建房屋買賣合同就成為一種違反法律的強行性規定的無效合同。無效觀點的依據概括起來主要有以下兩點： 1、此類合同違反了法律的強制性規定。由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房地產管理法明確規定房屋所有權和房屋占用范圍內的土地使用權同時轉讓，因此要實現此類合同的目的，就必須使在集體土地上所建房屋的所有權與集體土地的土地使用權同時轉讓，但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里卻明確規定“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權不得出讓、轉讓或者出租用于非農業建設”，因此，在農村集體土地上所建房屋買賣合同違反了法律（此處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的強制性規定。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52條的規定，違反法律的強制性規定的合同無效，由此就可以得出此類合同無效的結論。 2、由于合同標的不能而無效。除合法要件外，契約的標的可能、確定或可確定是合同生效的必備要件之一。所謂標的可能，是指合同所規定的債權人的權利或債務人的義務在客觀上有成為現實的可能性。如果標的無法實現，則不發生法律上的效力。當事人簽訂的在集體土地上所建房屋的買賣合同，其標的是買受人交付價金、出賣人移轉房屋所有權。但在現實生活中，由于房產管理部門只辦理城市國有土地上所建房屋的權屬證書，因此，在集體土地上所建的房屋無法按照約定進行所有權的移轉，因為依照物權的公示公信原則，不動產物權的移轉必須以法定登記機關的物權移轉登記為要件，不經登記變更物權歸屬始終不發生變化，也就是說這類合同的標的在客觀上沒有實現的可能性。這是一種債務人即使愿意履行也不能履行的狀態。基于這一原因，也可以確定此類合同無效。但是，筆者認為，這種觀點有重新探討的必要。 1、雖然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中規定“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權不得出讓、轉讓或者出租用于非農業建設”，但是，我國憲法第十條第四款后段明確規定：“土地的使用權可以依照法律的規定轉讓”，這里雖然要求“依照法律的規定”進行移轉，但依照法律解釋學的體系解釋方法，根據該條的上下文意來判斷，這里所稱的法律應當是對轉讓的程序進行規范和調整的法律，而不包括實體上的限制。因為該條從體系上分為四款，第一款規定了國有土地，第二款規定了集體所有土地，第三款規定了土地征用，第四款對土地轉讓作出了規定。這就是說，在整個這一條上，立法者是對國有土地和集體所有土地作出了明確的區分，逐款加以規定，在此種情形下，不作區分地提及土地使用權，當然是包括國有土地使用權與集體所有土地使用權這個整體的，這是憲法條文中的應有之義。所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的規定是與憲法的立法宗旨相背離的，而基于“上位法優于下位法”的基本原則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第七十八條的規定，應當認為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權是可以轉讓的。 依據前述集體土地所有權是一定社區范圍內的農民共同共有的所有權。所謂共同共有，是指兩個以上的公民或法人，根據某種共同關系而對某項財產不分份額地共同享有權利并承擔義務。共同共有人對共同財產享有平等的占有、使用權。對共同財產的處分，必須征得全體共有人的同意。但是，根據最高法院關于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第八十九條的規定，在共同共有關系承續期間，部分共有人擅自處分共有財產的，一般認定無效。但第三人善意、有償取得該財產的，應當維護第三人的合法權益，對其他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