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崗工人思想及生活狀況調查報告【關鍵詞】：安慶下崗職工調查 安慶市是安徽省南部的一個中等城市，是皖南的工商業中心和交通運輸樞紐，有人口73萬。1999年前后，我市開展了大規模的企業改制和職工下崗工作。11年時間過去了，下崗職工的生存狀況一直是我們關心的問題。我們用幾個星期的時間對此進行了認真的調查，試圖盡量客觀、真實地回答這個問題。 一、本文所稱下崗職工的概念和調查的范圍 根據國家統計局和勞動保障部的統一規定：下崗職工是指由于用人單位的生產經營狀況等原因，已經離開本人的生產或工作崗位，并已不在本單位從事其它任何工作，在社會上沒有再就業，但仍與用人單位保留勞動關系的職工。本文不是在這一統計學意義上使用下崗職工的概念，主要因為我市大部分下崗職工已經在幾年前通過“買斷”等方式與原用人單位脫離了關系，完成了“身份置換”，明顯不符合上述規定。然而，曾經在國有、集體企業的工作經歷、尤其是長期的工作經歷，已經在他們身上打下了不可磨滅的深刻印記；一旦下崗，對他們以后的生活也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在社會上，他們仍然自稱是下崗職工，而且一般人也認同他們為下崗職工。因此，本文是在社會學意義上更加寬泛地使用下崗職工的概念，是指從原國有、集體企業中分離出來，失去了原單位穩定的收入、相對優厚的福利待遇以及各種保障，并且今后基本無望再回到原單位中去的職工。據我市勞動保障部門的估計，這樣的人在我市約有5萬多人。 我們根據不同情況，將下崗方式劃分為買斷、內退、“兩不找”、解除合同、發生活費等5個類型。不同類型有重迭部分，如買斷也是一種解除合同的方式，但買斷主要指老職工而言，而解除合同一般針對全員合同制以后進單位的青年職工，具體確認有填表人作出，但每人只能認定一個類型。統計表明，買斷的類型最多，占總數的80%。這說明我市的企業改制工作較為徹底，絕大部分下崗職工已經完成了身份置換，由“單位人”變為“社會人”。 本文的調查采用問卷和訪談兩種方法進行。問卷共發放200份，回收有效問卷175份，數量雖然不多，但質量較高。問卷大部分在下崗職工較為集中的工業干道和河南地區發放，少部分通過各種渠道分散發放。樣本的男女比例為52：48；年齡段：40歲以下的占33%，40-49歲的占42%，50歲以上的占25%，基本符合下崗職工的情況。我們注重了發放對象的可靠程度，黨員的比例比較高，約占20%。下崗時間我們選擇了改制較集中的1999年為界，1999年以后下崗的占63%，1998年以前下崗的占31%。文化程度，高中及中專層次的最多，占45%，初中及以下的占37%，大專以上的占18%。原單位職務，中層及以上干部占16%，一般職工占72%，專業技術人員占10%。以上各組數據均有少量因未填寫而難以確定。 訪談20多人，以熟人或熟人介紹入戶訪談為主，訪談對象對我們有較高的信任度，因此訪談內容比較深入和廣泛，獲取的信息也更加真實。在訪談對象的選擇上，我們盡可能選擇不同年齡段和不同層次的對象，如原單位的負責人，軍轉干部，車間主任，班組長以及專業技術人員等。在問卷的設計和訪談內容的選擇上，我們主要圍繞下崗職工的就業狀況、生活狀況和思想狀況進行設計安排，并重點了解他們的思想狀況，力圖從這三個方面盡可能客觀地描述出下崗職工的生存狀況。 下崗職工是個歷史概念，作為群體，他們中的一部分正在、并仍將繼續分化，或是走向成功，成為老板和業主；或是退休養老，成為退休職工。但歷史不會輕易翻過，下崗職工是我們的兄弟姐妹，是我們的同學朋友，他們中的大部分，仍將會生活在我們周圍，作為一個群體，顯示出他們不同于其它群體的生存特點。我們調查的意義正在于此，從下崗職工的生存狀況中可以檢討我們工作的缺陷和對這個階層的傷害，使我們今后能夠更好地貫徹“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二、下崗職工的就業狀況 就業是民生之本，對下崗職工來說，一個合適的工作崗位是他們最大的心愿。我們的問卷統計表明，我市下崗職工的總體就業率為58%。由于我們的統計包含了買斷、內退以及集體企業的下崗職工，這一比例顯然是比較高的。其中在國有單位就業的占30%，在股份制和民營企業中就業的占27%，干家政和個體勞動（如擺攤開店開出租車）的占42%。這一情況說明，我市下崗職工對再就業的態度十分積極，個體勞動占了最多；另一方面也說明，我市民營企業吸納下崗職工的比例大大低于全國60-70%的水平。 按性別劃分，女性下崗職工的就業率明顯高于男性，為61.9%，男性為54.9%,而具有大專以上文化程度的女性就業率高達92.86%。這一現象頗值得研究，它說明市場對女性、尤其是高素質的女性比男性更易于接納。文化程度對就業的影響也不容忽視，統計表明，具有大專以上文化程度的下崗職工的就業率為68%，中專及高中文化程度的就業率在57%，而初中幾以下文化程度的就業率僅為43.7%,可見就業率與文化程度密切相關。然而年齡因素對就業率的影響則不易判斷，40歲以下的就業率為67%，41-49歲年齡段的就業率為46.5%，而50歲以上的下崗職工就業率達到50%。在工作介紹方面，有50%的人是自謀職業，32%的人是由親戚朋友介紹的，只有17%的人是由勞動部門和職介所介紹的。 下崗職工的求職態度較為積極，有27.6%的人“干什么都行”，57%的人認為“有合適的工作會干”，認為“低于400元或不合適的不干”的占14%，另有17%的人認為“工作不好找，也不想找”。下崗職工在求職過程中大都經歷了1次以上的轉換工作，最多的達30多次。有56%的人在一個崗位上工作不足2年，34%的人甚至不到1年。 通過訪談我們了解到，下崗職工個人創業之路是充滿艱辛和風險的，成功的人并不多。而在近些年來的科技發展和產業升級浪潮中，多數新崗位對下崗職工是排斥的。與大專院校畢業生和涌進城市的大量農民工相比，下崗職工在就業市場上并不占有優勢，因此他們即使就業后收入也普遍不高，月收入500元以下的占了62%，500-1000元的占33%，1000元以上的僅占5%。較低的收入勢必影響到他們的生活水平。 三、下崗職工的生活狀況 調查表明，有65%的下崗職工家庭總收入低于1000元，只有4.8%的家庭收入超過2000元。下崗職工的家庭結構較為簡單，81.5%的家庭人口在3人以下，但由于各種原因，夫妻雙下崗的家庭相當多，占了71.4%,這無疑會對他們的生活產生重大影響。與此相對應的是有71%的被調查對象認為與5年前相比，生活水平沒有改善，甚至下降了，有25.3%的人認為有些改善，認為改善較大的僅占被調查對象的3.5%。 調查還表明，下崗職工的住房情況較好，有67%的家庭住房是成套的，且人均面積大于10平方米，只有23%的住戶人均面積少于10平方米。另一項統計也印證了這一情況，在有16個答案的“您的主要苦惱”的問題中，僅有19.4%的被調查者提到住房太小，占到第9位。然而，在吃穿方面，下崗職工的生活就顯得比較清苦了，66%的人基本不在飯店或排擋吃飯，而86%的人購買衣服是為了“日常穿戴”，買衣服是為了趕潮流和經常在飯店或排擋吃飯的各只有3人，占被調查對象的1.7%。 為了客觀地了解下崗職工的生活狀況，我們在問卷中設計了一欄“您的主要苦惱”的問題，16個答案要求選擇3個。經統計，選擇最多的答案是“沒有醫療保險”，占58%，這與后面的問題“對政府的意見和要求”中的答案是一致的（下文詳述）。位于前三位的還有“收入少”，占48%，“孩子教育支出太多”占40%。位于4-6位的答案分別是“沒有養老保險，今后生活成問題”，“找不到合適的工作”和“缺乏安全穩定感”。這些苦惱比較集中地反映了下崗職工的生活狀況：他們從原國有、集體企業下崗后，喪失了安全穩定的收入和各種保障，他們大多處于中年，孩子在求學階段，生活壓力大，收入的中斷或減少對他們的生活影響很大。但更為重要的是社會保障、尤其是醫療保險的缺失，對他們生活產生現實或潛在威脅。在6個選擇答案中，有3個與社會保障有關，可以明顯看出社會保障的重要性。另外，教育支出成為第二位的問題是我們沒有預料到的，它既說明了下崗職工對子女教育的重視，也說明了教育費用在近年上漲太快，已成為人們關注的重點。 有文章反映，社會上也流傳一種說法，認為下崗職工因為生活壓力的原因，引起家庭破裂的不少。但我們的調查卻否定了這一說法。在上述“您的主要苦惱”問題的16個選擇答案中，被調查對象選擇最少的就是“家庭感情不和”這一選項，在175人中，只有5人選擇了它，占2.86%。另外，問卷的婚姻狀況表明，未婚、離婚、喪偶的僅有12人，占6%。雖然我們不能確定離婚的人數，但90%以上的下崗職工家庭比較穩定，婚姻破裂并未成為下崗職工的主要苦惱，卻是可以肯定的。四、下崗職工的思想狀況 反映下崗職工的思想狀況，既是我們這次調查的重點，也是難點。用較為簡便的方法客觀、準確地反映出下崗職工的思想狀況，決非易事。經過幾次訪談和研究后，我們選取了三個角度來反映他們的思想狀況，一是他們對自我的認識；二是他們對社會的認識；三是他們對黨和政府的認識。我們主要圍繞這三個方面的認識開展訪談，并設計問卷的問題。 1、對自我的認識。統計和訪談表明，總體上下崗職工對自我的認識很差。有84%的人認為5年來經濟收入和社會地位都下降；有6.6%的人認為5年來雖然收入提高，但社會地位下降；只有9.3%人認為“找到了自己的位置，生活有了較大的改善”。在對自己前途的認識上，超過80%的人認為“沒什幺前途，只能混日子”或“為了糊口，不問前途”，只有19%的人認為“只要努力，就有前途”。在問到“您在城市中的地位”時，我們給出了4個選擇答案：中等以上；中下等；下等；底層。統計表明，只有4%的人選擇了中等以上；選擇中下等的人最多，為35.9%；有32.4%的人認為自己屬于下等；27.6的人認為生活在底層，也就是說，有60%的人認為自己屬于下等和底層。 在訪談中，我們也深切感受到下崗職工自身的邊緣感和地位落差。我們幾次被拒絕過，也有人大發牢騷。他們普遍的心態是預期很差，對國家大事不太關心，對物價上漲十分敏感。比之下崗前，他們要承受雙重壓力：當下的掙錢養家和今后的養老。 調查中我們發現，年輕的下崗職工對自我的認識較好。比起老職工，他們在原單位的地位低下，工資收入也少。下崗后，他們不但與老職工站在了同一條起跑線上，取得了平等地位，而且由于年輕、精力充沛，自己創業和自主就業機會都比老職工多，對前途的信心也更足。有的人甚至認為下崗后比在原單位“強多了”，不但“收入高”而且“更自由了”。 2、對社會的認識。由調查資料可以看出，下崗職工與周圍人的關系比較融洽，只有18.8%的人感到“孤獨無助”，而35.7%的人選擇了“很融洽”的人際關系，選擇“一般化”的人最多，占45%。問到在社會中的感受時，59%的人選擇了“跟大多數人一樣，在生存”的答案，只有25.7%的人認為“有較大的失落感”另有3.6%的人認為“取得了應有的承認”。 對社會的另一感受是“不公平”。在訪談中，下崗職工會問出許多個“為什幺”，我們能深切體會到那種濃厚的、無處發泄的“不公平”，特別是原來單位的干部和老職工，對不公平的感受更加強烈。社會地位的落差、原有平衡的打破、加上因年齡、技能、體力等原因在求職過程中所遇到的困難，使他們一方面懷念以前在國有企業的“好時光”，另一方面，也是最深刻的體驗是“不公平”，而不是生活水平的下降。為了具體了解這種感受，我們設計了有7個選擇答案的“不公平”問題。經統計發現，最主要的不公平問題，還是集中在企業改制過程中。23%的被調查者認為“買斷或內退待遇不公平”；21.8%的人認為“下崗改制時沒有說話的機會”；其它依次為：“自己勞動和收入不平衡”，占16.8%；“與其它人福利待遇不公平”，占15%；“找工作時不能公平對待”占15%；認為“在工作時不公平對待”的最少，僅占7.6%。資料分析顯示，這種不公平感是一種泛化的不公平感，各個層次、各個年齡段都有不公平，但他們的不公平又有不同之處。相對而言，年齡大的職工、中層干部對改制時的不公平多一些，而年齡小一些的，一般職工，對“自己勞動和收入不平衡”，“與他人福利待遇不公平”感受更強烈一些。總體而言，下崗職工的不公平感，主要體現在下崗改制過程中和以后的求職就業這兩個方面。“不公平”使他們對主流社會持疏離和拒斥態度，他們有的人責怪“命不好”，有的人怪自己“沒用”，更多的人則認為是黨和政府犧牲了他們的利益。 3、對黨和政府的認識。總體而言，下崗職工對黨和政府有一種距離感，不大認同。大部分下崗職工經歷了從主流社會到邊緣群體的急劇變化過程，社會地位的變遷使他們對黨和政府的認識不可避免地產生了變化。在問起黨和政府對他們關心不關心的問題時，大部分人選擇了“不太關心”，占53%；認為“完全不關心，只是偶爾問一下”的占22.6%；選擇“比較關心”的占23%；而認為“很關心”的僅占1.2%。 通過訪談我們了解到，下崗職工對黨和政府有兩種比較明顯的心態：一是認為自己被拋棄、被犧牲了；二是對黨和政府產生抵觸情緒，認為黨和政府不是在為下崗職工著想。問卷統計表明，認為黨和政府的政策“主要是為了我們的根本利益，我擁護”的僅占14.6%;認為政策取向“既為我們，但更多是為了政府自己的利益”占了45.7%，數量最多；而選擇政策“基本上是為了政府和有錢人的利益”答案的，也占了39.7%。另外，在一些訪談對象中，我們感受到他們對政府官員的一種怨憤情緒，他們認為，下崗過程是政府主導的，下崗是他們在沒有談判余地的條件下被迫作出的選擇。他們還認為政府與管理層結成聯盟，共同對他們實施了不公平的對待。更使他們怨憤的是，政府部門和事業單位不但仍舊保持著過去的“鐵飯碗”，干著輕松、舒適的工作，而且每年都在不斷地自我加薪，辦公樓越蓋越豪華，小汽車越換越高檔，尤其是不斷揭露出來的腐敗案件，使政府與他們的距離越來越遠，形象也越來越差。 上述認識不僅出自生活水平和社會地位的下降，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出自一種“沒人管”的“無家可歸”感。在問到“參加黨、團、工會及社區活動”時，70.7%的人回答“沒有”；選擇“偶而一次”的占22.9%；而“參加經常”的僅占6.4%。有一位曾多年擔任國企基層黨支部書記的老黨員對我們說，下崗幾年從來沒人來過問，不但組織生活從未參加，就連黨費都沒地方交。 在問卷的最后我們設計了一個“對黨和政府的意見和要求”的欄目，共有12個選擇答案，要求選擇3項。統計表明，選擇最多的是“安排社保、醫保”，這與前文所述“苦惱問題”最多選擇無醫療保險相對應，說明下崗職工最擔心、最急需解決的就是醫療保險問題。位于前3位的選擇答案還有“保持物價穩定”和“嚴懲腐敗”；4-6位的選擇是“端正政府行為”，“騰崗安排工作”和“介紹工作”。這樣的結果與我們前面的調查基本吻合，物價和工作崗位與下崗職工的生活有著密切的聯系，前階段物價的上漲，尤其是農產品和食品價格的上漲已經影響到下崗職工的基本生活了，因此他們尤為關心。選擇“嚴懲腐敗”和“端正政府行為”也與下崗職工對黨和政府的認識有關。而選擇最少的3項答案是“開展社區活動”、“送溫暖”和“搞好環境建設”，顯然，下崗職工認為這些活動與他們的生活關系不大。 五、資料分析與政策建議 以上，我們通過調查，對我市下崗職工的生存狀況進行了簡要的描述，在進行進一步分析后，我們得出以下幾條結論與建議。 1、關于就業狀況。由于我們使用的下崗職工概念涵蓋了“買斷”、“內退”等類型，實際上比勞動保障部門的“國有企業下崗職工”的概念寬泛了許多，但本文中的下崗職工就業率已達58%，明顯高于勞動保障部門“國有企業下崗職工”約50%的全國平均就業率。這說明我市下崗職工就業態度是十分積極的。其中個體勞動占了多數，也說明我市個體就業的環境比較寬松，市場對個體勞動有較大的容納度。我市國有單位吸納了30%的下崗職工就業，則是前段時間國有單位對下崗職工“騰崗安排工作”的積極成果。但民營和股份制企業安排下崗職工比例偏低，可能的原因一是民營和股份制企業吸納了更多的農民工和大專院校畢業的年輕人；另一方面也可能由于民營企業的勞資關系比較緊張，用工不規范，因此不愿雇傭具有維權意識的下崗職工。它也對我市這方面的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由于個人承受市場風險的脆弱性，民營和股份制企業應成為下崗職工再就業的主渠道。因此我們建議，今后應扶持一批勞動密集型的民營企業，以吸納更多的下崗職工，同時要規范民營企業的用工制度，使下崗職工能平等地參與競爭。 下崗職工在就業過程中多次轉換崗位和工資收入明顯偏低的現象也值得我們研究。它說明了下崗職工就業的不穩定性，也說明了下崗職工作為弱勢群體既缺乏與雇主談判的能力，也缺乏與其它群體，如進城的農民工和新成長的就業青年的競爭力。下崗職工在脫離了原單位后，不但失去了政府的強力支持，也失去了工會等社會組織的保護。雖然我市出臺了許多扶持下崗職工的優惠政策，但并未能真正扭轉他們的弱勢地位，特別是在正規就業方面，依然處于不利境地。我們建議政府應該用“最低工資標準”等辦法來支持下崗職工的談判地位。針對當前就業形勢的嚴峻局面，專家多次提出的就業優先的發展戰略應在我市整體發展和產業結構調整中得到體現，比如對第三產業、勞動密集的“低級產業”和社區服務業、小型企業等都應大力培育和發展，不應僅著眼于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產業。 2、關于生活狀況。下崗職工的生活狀況表明，他們中的大部分人還談不上“小康生活”，對“全面小康”更沒有多少憧憬。我們從民政部門了解到，我市城區領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的人中間，約有14900人屬于下崗職工，換句話說，我市下崗職工中約有29.8%的人納入了“低保”救濟。他們的溫飽生活有了基本的保障，但作為一個群體，他們的生活仍然表現出兩個特征：一是收入偏低；二是承受雙重壓力當下的和今后的壓力。醫保是他們最為關心的問題，他們不能生病，無論是就業還是未就業的，一旦生了重病，就會陷入絕境。值得欣慰的是，勞動保障部門已將此列入議程，正在研究醫保擴面的問題，這一問題若能解決，將解除下崗職工的心腹之患。另外，食品物價和教育費用的上漲，對下崗職工的的生活也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因為，食品和教育的支出占下崗職工生活支出的比例遠比其它人要高。總之，醫療、物價和教育支出是影響下崗職工生活的主要因素，應該特別重視，而有些活動，如“送溫暖”等，并未能給多數下崗職工多少實惠。 統計還表明，下崗職工的住房是原體制留給他們的最大財富，按現有房價，下崗職工的絕大多數是無力購買的。不過這并不能掩蓋他們中仍有部分人沒有住房或住房不足的問題。以人為本的理念認為，一個社會的現代化水平就像一只盛水的木桶，容納水的多少不取決于長板，而取決于短板，只有短板變長了，才能容納更多的水。在我們的城市中，下崗職工就是那塊最短的木板。 3-關于思想狀況。下崗職工的思想狀況是最令人擔憂的。他們的那種“底層意識”，那種缺乏歸屬的感覺，那種泛化的“不公平”，那種對政府的不認同以至憤懣情緒都孕育著不穩定的因素。雖然這些問題在轉型社會中會經常出現，但問題的積聚容易引發社會沖突，應該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盡量及時化解。這其中的不公平和不認同尤為重要，因為它直指我們的制度層次，挑戰政府的合法性基礎。改革是一種利益的調整和重新分配，但這種調整和重新分配應該是更加合理的。下崗職工普遍認為，導致他們下崗的主要因素并非他們個人的原因，而是體制和制度的原因，作為個人，他們努力過，奮斗過，但仍擺脫不了下崗的命運，不是他們出了問題，而是體制和制度出了問題。制度必須轉換，然而制度轉換的成本卻要由他們來承擔，而其它人卻享用著制度轉換帶來的盛宴，這顯然是不公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