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自貿港的設立對其地方財力的影響研究——基于雙重差分法和合成控制法的實證研究一、引言（一）選題背景及問題提出在過去的二十年里，我國進出口貿易總額遭遇了兩次顯著的回落。其中，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導致世界經濟陷入低迷狀態，經濟全球化進程遭遇嚴重挫折，全球貿易保護主義思潮逐漸抬頭。這場危機在2009年對我國外貿出口造成了劇烈沖擊，出口驟降，給國內經濟帶來了深重影響，我國經濟隨之步入了“新常態”階段，地方財政收入的增速也顯著放緩，形勢嚴峻（任保平，2017）。為應對這一挑戰，我國于2013年作出了重大決策，正式批準設立了上海自貿區。此后，為響應不同行業、不同區域的發展需求，廣東、天津、福建、遼寧、浙江等共計20個自貿區也相繼獲批建立，它們各自承載著特定的使命和目標，共同推動著我國經濟的開放與發展。而2015年我國進出口貿易再現雙降的局面，不少人士將其與2009年金融危機相比，然而，2009年的進出口貿易下滑主要是由外部因素所致，而2015年的情況卻完全不同。當時，主要進口商品價格普遍下跌，再加上國內需求疲軟，導致進口量急劇下降，甚至超過了2009年的幅度。這成為進出口貿易疲軟的主要根源。為有效應對進出口領域的疲軟態勢，2018年4月10日，主席習近平在博鰲亞洲論壇2018年年會開幕式上發表主旨演講，提出“探索建設中國特色自由貿易港”，以此來緩解進口內需的問題。海南，位于南海之濱，地理位置極為優越，是連接太平洋與印度洋的戰略要地，承擔著經營南海的重要使命。海南與東南亞眾多新興國家在地理和人文層面緊密相連，其獨特的區位優勢使得它成為我國對外開放的前沿陣地。通過高水平的對外開放，海南能夠與東南亞及印度洋等“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展開廣泛而深入的合作，從而在我國推動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建設的偉大事業中占據舉足輕重的戰略地位。海南在自貿區建設上擁有更為廣闊和深遠的地理空間，與2018年前那些面積大致在120平方公里左右的11個自由貿易試驗區相比，海南自貿區的建設從一開始便立足于全島，其覆蓋面積高達3.39萬平方公里，區內人口超過900萬，充分展示了其全面開放和深度合作的巨大潛力。這一轉變不僅代表了“試驗”規模的大幅提升，更預示著“試驗”質量將發生顯著變化，為海南自貿區的發展注入新的活力與機遇。地方財力是地方政府用于安排預算支出的資金來源之一。充足的地方財力能夠確保地方政府有足夠的資金用于提供基本公共服務、社會保障、教育醫療等，并進行必要的基礎設施建設和其他支出。因此，對地方財力的研究具有重要意義。唐文進等（2016）認為財政收入是財政支出得以實現的先決條件。財政分配本質上是一個收入與支出相互交織、相輔相成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財政支出的目的性和財政收入的保障性構成了其核心邏輯。具體而言，財政支出旨在實現特定的經濟和社會目標，而財政收入則是這些目標得以實現的物質基礎。在大多數情況下，財政收入的規模直接決定了財政支出的規模。這是因為，只有當財政收入足夠充裕時，政府才能有足夠的資金來支持各項財政支出，從而推動經濟社會的持續健康發展。因此，財政收入的多寡往往決定了財政支出的能力和范圍。而支出的增加使得地區基礎設施、固定資產投資等水平的上升，以此使得地區產業配套設施建設越來越齊全和完善，從而形成一種正向循環。因此，對地方財力的研究具有重要意義。在海南自貿區（港）設立后，其對當地財力的具體影響以及相關的經濟指標如何變動，這成為了我們不得不深入思考的問題。為了更準確地解答這一問題，本文采用了雙重差分法和合成控制法作為研究方法，特別聚焦于地區人均財政一般預算收入（即地方財力）這一關鍵指標，以此來全面評估自貿區（港）設立對地方財力的實際影響。本文期望通過這一研究，能夠為分析自貿區的地方財力效應提供有價值的見解和參考。（二）研究目的及意義在2020年6月1日這一歷史性的時刻，中共中央與國務院共同發布了《海南自由貿易港建設總體方案》，這一重要文件的公布標志著海南自貿港建設正式全面拉開序幕，并邁入了嶄新的實施階段。預計到2025年，海南自貿港將初步形成一套以貿易自由便利和投資自由便利為核心，具有行業引領作用的制度體系。屆時，海南的營商環境將達到國內先進水平，吸引更多市場主體涌入，數量實現顯著增長，從而極大地推動產業競爭力的提升。同時，高效的風險防控機制和法律法規體系的日益完善將確保海南自貿港在經濟發展中實現質量與效益的雙重提升。至2035年，海南自貿港的制度體系和運作機制將更加成熟與穩定，形成一套獨具特色的貿易投資規則，這些規則以自由、公平、法治和高標準監管為鮮明特點，旨在為國內外企業打造一個更加優越、更具吸引力的營商環境。這一規則體系不僅將推動海南自貿港的持續發展，還將為國際貿易和投資合作樹立新的標桿。屆時，海南自貿港的營商環境將迎來顯著的優化，法律法規體系將更趨完善，風險防控體系也將構建得更加嚴密，確保經濟活動的穩健進行。同時，一個現代化、高效能的社會治理格局將基本形成，使海南成為中國開放型經濟的新標桿和全球投資者矚目的焦點。展望至本世紀中葉，海南自貿港將全面崛起，成為一個在國際舞臺上具有顯著影響力的高水平自由貿易港。它將以其獨特的智慧與力量，為中國乃至全球的自由貿易體系貢獻出海南的經驗與方案，共同推動全球貿易的自由化、便利化和繁榮發展。近年來，自貿區（港）與經濟增長、政策措施等領域的研究不斷涌現，但不難發現，這些研究在內容和方法上呈現出較為明顯的同質化趨勢，缺乏深刻的創新性和獨特性。目前，大部分的研究仍然主要圍繞2015年之前設立的自貿區進行，而由于各種實際條件的限制以及數據收集的困難，對于2015年后新建立的自貿區（港）的深入探討和研究則相對較少。這種局面限制了我們對自貿區（港）發展動態的全面理解和把握，也影響了相關政策和戰略的有效制定與實施，特別是2018年成立的海南自貿港，其實證研究更是寥寥無幾。盡管如此，在海南自貿港的研究領域中，非實證研究呈現出蓬勃發展的多樣化趨勢。這些研究內容廣泛，涉及對策研究、國際經驗借鑒、區位優勢和產業發展方向、金融開放路徑、法律實施，以及人才就業與投資體制等多個關鍵領域。然而，與這一趨勢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海南自貿港的實證類研究卻相對較少，顯示出一定的研究空白和不平衡。這種局面限制了我們對海南自貿港實際運行情況和效果的深入了解，進而影響了相關決策和政策的科學性和有效性。在自貿區政策效應的研究中，大多數研究者往往從地區經濟、對外開放度、對外直接投資和對外貿易等宏觀層面進行分析，而較少從地方財力增長這一微觀視角來探討其政策效應。這種研究傾向可能會忽略政策對于地方財政收入的直接影響，進而影響到對政策效應的全面評估。本文通過雙重差分法與合成控制法來研究海南自貿區（港）的設立對其地方財力的影響，以期本文的視角可能給自貿區（港）政策效應的研究中提供一定的建議和參考。（三）研究思路及方法為使本研究能夠順利開展并達到預期目標，本文主要采用了雙重差分法和合成控制法進行研究設計和數據處理，從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歷年統計年鑒查找、收集2011-2022年的各省各項宏觀經濟數據指標，以Excel、Stata等統計軟件作為統計處理工具計算結果，并依據統計結果，進行分析和討論，以期了解海南自貿區（港）的設立對海南省地方財力的影響程度，在定量研究結果的基礎上說明本研究的實證發現，最后提出建議，作為理論和實務方面后續研究的依據。二、相關文獻綜述自由貿易區（港）可以主要歸為兩大類。其中之一便是FreeTradeArea（FTA），這類自由貿易區是基于國家間達成的自由貿易協定而設立的。其核心目標在于消除貿易壁壘，進而推動成員國之間的經濟交流與合作，實現更為順暢的貿易往來；其二為FreeTradeZone（FTZ），這是一種地域性較小的經濟特區，通過實施制度創新、政策優惠及一系列措施，旨在提升區域內的貿易、投資等經濟活動水平，進而推動地方經濟的蓬勃發展。這兩者在功能和運作機制上存在顯著區別，而本研究將重點關注基于FTZ的自貿區（港）概念。自貿區（港）本質上是一項重要的經濟政策工具，其對于地方經濟發展的影響深遠。本研究的核心目標在于實證分析海南自貿港對海南地方財力的具體影響，以評估其政策效應。為實現這一目標，我們將對自貿區對經濟發展的影響以及地方財力相關的已有研究文獻進行深入剖析。通過這一研究，我們旨在為海南自貿區（港）制度紅利的實際測度提供實證依據，并明確研究的具體細節和路徑。自貿區的分類自貿區（港）作為促進自由貿易的經濟特區，其概念界定與功能定位在國內外基本一致。不過，在研究視角上，國外學者更偏向于關注FTA（自由貿易區）框架下的自貿區，如Sommer等（2019）和Rockson（2020）的研究。Aroshidze等（2019）特別指出，歐盟內部的生產商普遍面臨著幾大挑戰：多數生產商對歐盟市場的消費者偏好了解不足，難以生產滿足市場需求的產品，并且缺乏質量認證證書。這些問題在與格魯吉亞等簽署自由貿易制度并面臨類似挑戰的國家中普遍存在。相比之下，國內學者則更多地聚焦于FTZ（自由貿易區）框架下的自貿區研究。舉例來說，白仲林等（2020）基于廣義合成控制方法的研究表明，自貿區的設立政策對區域內的經濟增長具有顯著的推動作用。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政策效應在不同地區之間呈現出差異性。特別是在自貿區設立的初期階段，東部和中部地區由于較高的政策成本，導致政策效應出現了大約5個季度的滯后現象。這些深入的研究為自貿區（港）的進一步發展和優化提供了寶貴的理論和實證支持。自貿區的經濟影響自2013年上海自貿區正式掛牌以來，國內對自貿區的研究熱潮持續高漲，綜合分析近些年的相關文獻，大致可以將已有文獻分為以下四個方面。自貿區的設立對宏觀經濟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如王利輝等（2017）在結合反事實分析方法和合成控制法的研究中，也得出了自貿區對地方經濟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同樣，譚娜等（2015）通過反事實分析法的應用，認為上海自貿區的成立顯著促進了上海的經濟增長。楊經國等（2017）的研究里，他們借助合成控制法進行了深入分析，結果表明經濟特區的設立在推動經濟增長方面發揮了顯著的積極作用，并且這種推動效應在時間和空間兩個維度上都表現出了明顯的不對稱性。這些研究為自貿區（港）和經濟特區的發展提供了有力的實證支撐和理論依據。劉瑞明等（2019）則運用雙重差分法，進一步揭示了自貿區設立對地區GDP和人均GDP的顯著增長作用，但他們也觀察到這種增長存在“邊際效應遞減”的現象，具體表現為在國家高新區的建設中，相較于較高等級的城市，較低等級的城市獲得了更為顯著和迅速的發展。這些研究為我們理解自貿區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提供了多維度的視角和深入的見解。從媒介的角度出發，何勤等（2014）采用主成分分析法進行深入探究后指出，與國內生產總值、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人口數量等因素相比，上海自貿區設立后，貿易便利化水平成為影響進出口總額的最大因素。劉秉鐮等（2018）亦明確指出，自貿區的設立、貿易自由化進程的推進以及與國際市場接軌的特殊經濟區域的發展，均對經濟增長產生了顯著的正面影響。這些舉措不僅為經濟繁榮注入了新的動力，也為國家的全球化戰略提供了堅實的支撐。羅頡等（2023）則進一步指出，我國自貿區通過其內部的貿易渠道、投資渠道以及各自獨特的產業結構，共同推動了自貿區的經濟增長。丁任重等（2024）在研究中發現，自貿區試點政策通過拓展開放和創新溢出這兩條路徑，對試點城市的經濟增長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他們進一步深入研究發現，自貿區園區面積的大小對自貿區試點政策及其空間溢出的政策效果具有正向影響。自貿區的設立對區域經濟有顯著影響。從效應強度看，張軍等（2019）認為相較于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自貿區的設立對國內生產總值總量的提升效果更為顯著；從空間效應看，各自貿區對鄰近省份均產生了明顯的正向空間溢出效應，楊艷紅等（2018）則通過應用巴拉薩模型和引力模型進行深入研究，他們探討了上海自貿區成立對周邊地區進出口貿易的實際影響。研究結果顯示，上海自貿區的設立對相鄰地區的進出口貿易產生了相對較小的正面溢出效應。盡管其制度創新并未引發大規模的貿易轉移效應，但卻起到了較大的示范和輻射帶動作用；從區域比較看，內陸型自貿區相較于沿海自貿區展現出了更大的正面效果。邱冬陽等（2022）認為，沿海省份在設立自貿區的實施效果上表現更佳，而相較于西部和中部省份，東北和中部省份設立自貿區的效果也更為顯著。這些研究為我們理解自貿區政策在不同地區的效果差異提供了有價值的參考；三批自貿區在推動經濟增長方面呈現出一種先減弱后增強的U形動態。葉霖莉（2020）的深入研究揭示了自貿區對區域經濟增長的深遠影響。她的研究表明，自貿區對經濟增長具有持久且顯著的正面效應，這種效應不僅存在，而且會隨著自貿區設立時間的推移而逐漸增強。她們進一步指出，自貿區主要通過兩大核心途徑來刺激和推動經濟增長：一是提升貿易水平，二是吸引外商投資。這兩方面的作用共同促進了自貿區及其所在區域的經濟繁榮。王愛儉等（2020）認為沿海型自貿區的表現優于內陸型自貿區，并且設立時間越晚的自貿區，其效果往往越不明顯。陸虹羽等（2024）認為自貿區對腹地城市經濟貿易產生顯著促進作用，對港口基礎設施數量有明顯抑制作用，有利于激發發展潛力，自貿區政策效應存在城市規模異質性，非一線及新一線城市自貿區對腹地城市經濟推動作用則更顯著。ZhengWan等（2014）的研究揭示了上海自貿區設立后產生的顯著影響。他們發現，這一舉措顯著加速了上海金融業和航運業的發展，不僅增強了這兩個行業的競爭力，而且提高了它們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地位。這一研究進一步證實了自貿區對于推動關鍵產業增長和升級的重要作用。從產業結構的視角出發，黎紹凱等（2019）在研究中運用了雙重差分法和合成控制法，經過深入的分析后得出結論：上海自貿區的設立對產業結構的高度化進程產生了顯著的正向推動作用。這一發現揭示了自貿區政策在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方面的積極作用。馮銳等人（2020）在進一步的研究中分析指出，自貿區的建設對于產業結構的高度化具有顯著的推動作用。這種推動效應主要源于幾個關鍵途徑：首先，自貿區通過激發創新驅動效應，推動科技創新和產業升級；其次，自貿區優化資源配置，提高資源利用效率，從而推動產業結構向更高級別發展；最后，自貿區的設立還促進了產業集聚，形成規模效應，進一步增強了產業結構的高度化。特別是，技術創新在這一過程中扮演了中介角色，而資源配置與產業集聚則起到了重要的調節作用。從發展路徑的視角來看，張美云等（2022）的研究認為，設立自貿區對區域經濟的高質量發展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這表明自貿區不僅推動了產業結構的升級，還帶動了區域經濟的整體提升，為區域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他們指出，這種影響主要通過三個主要路徑實現：提升貿易自由化水平、吸引外資的增加以及提高技術創新水平。這些路徑共同促進了區域經濟的高質量發展。自貿區的設立對金融、資本的影響。如李倩等（2016）通過主成分分析法的研究，認為自貿區的成立對上海金融開放和創新產生了顯著的積極影響。這種金融開放和創新不僅為上海整體經濟的增長注入了強勁動力，進一步提升了上海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呈現出多樣化的積極效應。黃啟才（2018）的研究中，他通過運用合成控制法進行分析，發現自貿試驗區的設立在地區吸引外資方面發揮了顯著的促進作用。此外，隨著自貿試驗區運營穩定性的日益增強，這一政策效應也逐步顯現并呈現出擴大的趨勢。韓瑞棟等人（2019）從資本流動的視角切入，借助合成控制法的研究手段，發現自貿區的設立顯著增強了國際資本的雙向流動效應。這一結論表明，自貿區的建立為資本流動創造了更為便利和開放的環境，促進了國際資本在區域內的自由流動，進一步提升了區域經濟的活力和競爭力。項后軍等（2016）的研究綜合了模糊斷點回歸和非線性雙重差分模型，揭示了自貿區設立對上海地區資本流動和貨物貿易凈進口具有顯著的積極影響。同年，他們對自貿區在資本流動方面的影響進行了更為深入的剖析，并指出，自貿區在推動對外投資方面的力度顯著超越了實際利用外資的增長速度，進一步凸顯了自貿區在促進資本流動和國際貿易方面的積極作用。基于上述研究，司春曉等（2021）利用PSM-DID方法進行分析，得出設立自貿區的城市在合同利用外資和實際利用外資方面均實現了顯著增長，特別是合同利用外資的增幅更為顯著，這進一步證明了自貿區在促進外資利用和經濟增長方面的積極作用。自貿區的設立的其他影響。如于明超等（2023）和王朔等（2024）利用多期雙重差分法發現自貿區的設立能夠顯著提升企業的創新水平，總體上能顯著促進企業成長,且該效應在行政等級較高地區、沿海地區以及服務行業的企業中尤為顯著。李潤澤等（2023）基于雙重差分法得出，自貿區的設立對城市進出口總額和社會消費水平的增長有顯著促進作用。孫璐璐（2024）基于雙重差分法與中介效應，得出自貿區設立顯著促進了流通業發展，并更進一步論證了東部和西部地區自貿區設立對流通業發展的提升作用更強，并且自貿區所形成的經濟集聚效應是影響流通業發展的關鍵途徑。地方財力相關研究地方財力，從本質而言，是地方政府基于其財權所獲得的資金資源。它既可以僅指代地方政府通過自身財權獲得的自有財力，也可以包括通過中央或其他上級政府的轉移支付所增加的總財力。在本文的探討中，地方財力的定義更側重于強調地方政府的自有財力，具體指的是地方政府本級財政所直接產生的收入，這些收入是地方政府用于支持經濟社會發展各項活動和項目的重要財政資源。關于財政收入，唐文進等（2016）認為財政收入構成了財政支出的先決條件。他們進一步闡述了財政分配是一個涵蓋收入與支出的完整過程，其中財政支出是財政收入所服務的最終目標，而財政收入則是財政支出得以進行的前提和堅實基礎。在常態的經濟環境下，財政收入的規模往往決定了財政支出的范圍，即財政收入的增加能夠相應地支持財政支出的擴大。賈康等（2008）認為財政收入的增加并不主要依賴于稅負的加重，而是當這些增收部分被優先用于民生支出等領域時，財政收支之間的潛在沖突或“擠出效應”并不會被加劇，反而這種分配方式有利于宏觀經濟的穩定與健康運行。關于相應的法規、政策影響財政的文獻，王健等（2017）運用雙重差分法，得出“營改增”顯著增加地方政府土地財政收入。楊曉妹等（2020）認為消費稅改革對于地方財政而言具有多重積極作用。首先，它有助于緩解地方財政所面臨的壓力，通過調整消費稅政策，可以為地方政府帶來更多的財政收入，從而增強其財政實力。其次，消費稅改革還有助于促進地方財力的均衡，通過優化稅收結構，可以減少地區間財力差距，實現更加公平的財政分配。此外，消費稅改革還能有效縮小地方財政的收支缺口，增強地方財政的穩定性與可持續性。然而，這一改革也在一定程度上帶來了區域間的馬太效應，即某些地區可能因改革而受益更多，而另一些地區則可能面臨更大的挑戰和困難。因此，在推進消費稅改革的過程中，需要充分考慮各地區的實際情況，確保改革的公平性和有效性。根據已有的文獻，自貿區設立對經濟增長產生顯著的正向影響，這一點已得到廣泛認可。與此相關，王江宏（2013）的研究揭示了地方經濟發展與財政收入增長之間的深層次聯系，表明這兩者之間存在長期穩定的協整關系，彼此之間相互促進，共同推動地方經濟的繁榮與發展。自貿區的核心目標之一是提升貿易開放度，李建軍等（2011）通過固定效應模型進行的研究發現，貿易開放度的提升顯著地促進了地方財政收入的多元化增長。具體而言，它增加了個人所得稅、行為稅、財產稅以及非稅收入等各個領域的收入，進而推動了地方財政總收入的顯著增加。這一研究結果表明，貿易開放度的提高對于地方財政收入的增長具有顯著的正面效應。此外，自貿區的設立也有助于推動產業結構的高度化。曹海娟等（2011）通過協整回歸分析發現，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和產業結構調整是影響上海財政收入變化的主要因素之一。海南自貿區（港）的建立，旨在拉動內需、提振進口，從而帶動社會消費品和固定資產投資的增加。李盈（2023）利用偏最小二乘估計法，對影響全國財政收入的關鍵因素進行了詳盡的分析。她的研究揭示了全國財政收入增長的主要驅動力，包括全國財政支出的增加、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擴大、居民消費價格指數的上升以及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額的增長。這些因素均對全國財政收入的增長起到了正向的推動作用。盡管與本文直接相關的研究文獻較為稀缺，但宋麗穎等人（2019）的研究為我們提供了寶貴的參考。他們通過雙重差分法與合成控制法的分析，揭示了上海自貿區的設立對地方財力增長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影響范圍大致在6.43%至9.09%之間，并且這種增長效應在自貿區設立后大約兩年內逐漸顯現。這一發現與本文所探討的主題緊密相關，為理解自貿區設立對地方財力增長的影響提供了新的視角。雙重差分法的相關研究雙重差分法（DifferenceinDifferences，DID）是計量經濟學和社會科學領域中一項廣受歡迎的統計工具，它主要用于評估政策或特定干預措施的實際效果。這種方法的核心在于模擬實驗設計的原理，通過對比實驗組（即受到特定干預的群體）和對照組（即未受相同干預影響的群體）在干預前后的差異，來估算干預措施的平均效果。Heckman等學者（1985,1986）首次將雙重差分法引入公共政策效應評估領域，開啟了該方法在該研究領域的廣泛應用。自此之后，雙重差分法的研究成果不斷涌現，為政策分析和效果評估提供了有力的數據支持。例如，Puhani（2000）就運用這一方法，對波蘭失業津貼制度改革的政策效應進行了深入的評估和分析。合成控制法的相關研究為了確保在選定控制組時避免樣本選擇偏誤和政策內生性問題的干擾，本文選用了合成控制法（SCM）作為核心分析工具。該方法由Abadie等人（2003）首次提出，作為雙重差分法的有效拓展。合成控制法的核心思想在于，通過為多個控制組個體分配特定的權重，進而合成一個模擬的處理組對象。這種方法不僅提高了研究的客觀性，還有效避免了在主觀選擇控制組時可能出現的偏差和隨意性，從而確保了研究結果的準確性和可靠性。然而，該方法需要較多的預測變量作為輔助分析，對數據的質量和完整性要求較高。在經典的文獻中，如Abadie等（2003，2010）在他們的研究中，成功運用了合成控制法這一分析工具，來詳細分析和檢驗了巴斯克恐怖活動所帶來的經濟成本，以及美國加州在1988年實施的99號控煙法的政策效果。這一方法的應用不僅提供了深入見解，還驗證了合成控制法在評估政策效果和量化特定事件經濟成本方面的有效性。（六）文獻評述綜合現有文獻，我們可以觀察到學術界對自貿區和地方財力的研究呈現多元化趨勢，為本研究提供了豐富的參考。然而，在今年的文獻回顧中，我們發現關于自貿區設立對經濟影響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經濟增長、區域影響、金融開放和資本流動等方面，且多數研究均表明自貿區的設立與地區經濟增長存在顯著正相關關系。對于地方財力的影響，學術界的研究多偏向于定性分析，而實證研究相對較少。更為罕見的是，將自貿區的設立與地方財力影響相結合的研究視角。這種跨領域的綜合研究對于深入理解自貿區對地方經濟財政的全方位影響至關重要。而海南自貿區（港）作為新設立的自貿區，目前學術界的研究主要停留在定性分析階段。由于設立時間相對較短，數據積累尚不充分，導致對海南自貿區（港）的實證分析相對較少。隨著數據的不斷積累和研究方法的完善，相信未來對海南自貿區（港）及其與地方財力關系的實證研究將會逐步增加，為政策制定和實踐提供更為堅實的科學依據。因此，本文旨在利用2011年至2022年海南自貿區（港）的面板數據，通過實證研究方法，結合雙重差分法（DID）與合成控制法，來深入探究海南自貿區（港）對地方財力的影響。合成控制法的引入，旨在克服以往文獻在控制組選擇時可能遇到的樣本選擇偏誤和政策內生性問題，從而確保研究結果的準確性和可靠性。本文的主要創新之處在于，首先，增加了對海南自貿區（港）的實證研究，填補了該領域研究的空白；其次，從地方財力的視角出發，為自貿區的經濟效應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視角；最后，通過同時運用雙重差分法與合成控制法，不僅提高了研究的科學性和嚴謹性，也使得所得結論更具說服力。期望本文的研究能夠對該領域的研究提供一定的補充和參考。三、模型設定與數據（一）模型設定1、雙重差分法雙重差分法（DifferenceinDifferences，DID）是一種計量經濟學和社會科學中常用的統計方法，主要用于政策評估或某種干預措施的效果評估。它通過比較實驗組（即受到干預影響的組別）和對照組（即未受到相同干預影響的組別）在干預前后的變化，來模擬實驗研究設計，從而估計干預措施的平均效果。雙重差分法的核心在于利用面板數據（即同時包含時間序列和橫截面數據），通過兩次差分來消除潛在的干擾因素，如個體不隨時間變化的異質性、隨時間變化的趨勢以及隨機干擾等，從而更準確地識別干預措施的效果。海南自貿區（港）的設立作為國家層面的一項重要政策實施，可以被視為一次“準自然實驗”，非常適合運用雙重差分法（DID）來評估其政策效應。在本研究中，我們以海南省作為實驗組，選取了截至2023年尚未設立自貿區（港）的10個省份（或自治區），包括甘肅省、貴州省、吉林省、江西省、內蒙古自治區、寧夏回族自治區、青海省、陜西省、西藏自治區和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作為對照組。為了精準地評估海南自貿區（港）設立的影響，我們引入了兩個虛擬變量df和dt。通過這兩個變量，我們將2011年至2022年間中國這10個省（或自治區、直轄市）的數據劃分為四個子樣本。其中，df=1表示設立了自貿區（港）的省份，df=0代表其他未設立自貿區的省（或自治區、直轄市）；dt=0表示這段時間內未設立自貿區，dt=1表示這段時間是自貿區這個政策的實施時間。這樣的劃分方式有助于我們更準確地識別并量化海南自貿區（港）設立對地方經濟、特別是地方財力的影響。基于此，我們可以構造以下計量模型來實現雙重差分法，檢驗海南自貿區（港）對地方財力的凈效應:其中，為被解釋變量，代表該省的地方財力指標，由人均地方財政一般預算收入取自然對數得到的指標；下標i與t則分別代表第i省與第t年；則是實驗組虛擬變量，代表是否為政策實施的省份（即是否設立了自貿區的省份）；則是政策處理效應時期的虛擬變量，代表是否為政策實施時間范圍內（即何時建立的自貿區）；則是各個控制變量；則是隨機擾動項，代表著其他無法預知和控制的變量因素。在采用雙重差分模型（DID）來評估海南自貿港設立對地方經濟的效應時，兩個核心假設條件是不可或缺的：一是“隨機性假設”，它要求參與自貿港建設的省份與未參與省份的選擇過程是隨機的，不受未觀測變量的影響；二是“共同趨勢假設”，它假定在沒有自貿港政策干預的情況下，實驗組（海南）與對照組（其他省份）的經濟發展趨勢是一致的。然而，在評估海南自貿港設立的影響時，我們面臨一些特殊的挑戰。海南自貿港的設立是基于其得天獨厚的港口位置、功能區位優勢、全域試點范圍以及豐富的旅游資源等多重因素，這些因素都是其他省份所不具備的。此外，海南的經濟快速增長有著深厚的歷史背景，特別是自鄧小平南巡之后，海南在貿易、投資、金融和財政等領域都取得了顯著的進展，形成了與其他地區不同的經濟結構和發展模式。鑒于這些差異，簡單地將其他省份作為“控制組”與海南進行對比可能會引入“選擇性偏差”。這些省份即便沒有在2018年設立自貿區（港），它們的經濟發展軌跡也可能與海南存在顯著不同。因此，我們需要謹慎處理這些差異，以避免對雙重差分法評估結果的可靠性和準確性造成影響。在實證研究中，我們需要采用適當的統計技術和方法，如合成控制法（SCM）等，來克服這些潛在的問題，從而更準確地評估海南自貿港設立對地方經濟的實際影響。為了克服這些問題，確保結論的可靠性，本文采用了Abadie(2003)提出的合成控制法（SCM）進行實證分析。這種方法能夠構建一個與海南自貿港在多個關鍵維度上相似但并未設立自貿區的“合成海南”，從而更準確地評估自貿區（港）設立對海南地方財力的實際影響。通過這種方法，我們能夠減少樣本選擇偏誤和政策內生性問題的影響，使得結論更具說服力。2、合成控制法作為一種用于評估政策干預效應的統計方法，相當于結合了匹配和雙重差分兩種技術。雙重差分通過對控制組進行總體上的平均，估計總體水平上的干預效果，其將每個未受政策影響的個體等價的看待。與此不同，合成控制法則賦予每個控制組個體以不同的權重，通過加權平均得到“反事實”的對照組，通過將實驗組與加權后的控制組進行比較得到最終的政策處理效應。假設有N+1個省份，其中第一個地區為實驗組。設i省份在第t年的處理因子為，若i省份在第t年受到政策沖擊，則令其為1，否則令其為0。可觀測的產出結果用表示，則其可以表示為：其中，為未知的時間因子，為可觀測的協變量，為未知的因子載荷，為時空獨立、零均值的誤差項。且i=1，2，…，N+1，t=1，2，…，T。若有非負權重向量，且，合成控制法方程為：（二）變量說明1、被解釋變量在評估自貿區設立對地方財力的影響時，為了精準度量這一指標，本文參考了廣泛采用的文獻方法和相關理論。具體而言，我們選擇了人均地方財政一般預算收入（lnpergbr）作為被解釋變量，以此來衡量自貿區設立對地方財政能力的具體效應。通過這一指標，我們能夠全面且準確地刻畫地方財力的變動情況。表3.1主要變量及其計算方法變量名稱變量含義變量性質計算方法lnpergbr地方財力被解釋變量人均地方財政一般預算收入取自然對數dfdt自由貿易區核心解釋變量虛擬變量（0，1）lnpergdp經濟發展水平控制變量人均地區GDP取自然對數lnperfex財政支出水平人均地方財政一般預算支出取自然對數ts產業結構地區第三產業GDP/地區第二產業GDPopen對外開放水平地區貨物進出口總額/地區GDPfdi外商直接投資水平地區外商直接投資總額/地區GDPfai固定資產投資水平地區固定資產投資總額/地區GDPsc社會消費水平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地區GDPlntec科技創新水平地區國內專利申請授權量取自然對數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年鑒》，各省級統計年鑒，國家知識產權局2、解釋變量自貿區虛擬變量（dfdt）是本文的核心解釋變量。在本文中，研究的時間跨度為2011年-2022年，以海南省為例，若海南省被設為自貿區，則海南省的自貿區虛擬變量（dfdt）在當年被賦值為1；反之，則賦值為0。這一設定有助于我們精確地捕捉自貿區設立對地方經濟及相關指標的影響。3、控制變量為了控制其他因素對地方財力的影響，借鑒劉瑞明(2015)、王健等(2017)、宋麗穎等（2019）的相關研究，在構建分析模型時，本文納入了多個控制變量，以全面考慮各種可能影響自貿區設立后地方經濟表現的因素。這些控制變量包括地區經濟發展水平（lnpergdp）、財政支出水平（lnperfex）、產業結構（ts）、對外開放水平（open）、外商直接投資水平（fdi）、固定資產投資水平（fai）、社會消費水平（sc）以及科技創新水平（lntec）。這些變量的具體計算方法或數據來源已在表3.1中列出。（三）數據來源與描述性統計本文的研究時段鎖定在2011年至2022年，我們利用這一期間我國11個尚未設立自貿區的省或直轄市的面板數據（排除了上海、廣東、福建、天津等已設立自貿區的20個省份），以深入探討自貿區設立對區域經濟發展的潛在影響。樣本區間的選定主要基于兩個重要考量：首先，確保數據的完整性和可獲取性，以便進行精確分析；其次，緊密圍繞海南自貿港于2018年10月設立這一標志性事件，旨在揭示自貿區設立與區域經濟發展之間的內在聯系和動態效應。本文構建的模型將自貿港的設立及其政策實施時間作為關鍵虛擬變量，旨在精確量化自貿港設立對地方財力產生的具體影響。本文所引用的原始數據均源自《中國統計年鑒》、《海南統計年鑒》、國家知識產權局發布的官方數據以及各年份省級統計年鑒等。各變量的詳細描述性統計信息詳見表3.2。表3.2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變量名稱樣本數平均值標準差最小值最大值lnpergbr1328.4860.3537.4759.373dfdt1320.0370.19101lnpergdp13210.6170.3379.68211.477lnperfex1329.680.4948.64211.174ts1321.3310.4860.5273.214open1320.1140.0830.0070.377fdi1325.4321.4711.94610.946fai1320.9760.2770.3461.597sc1320.3660.0740.1830.61lntec1328.6421.4054.79611.486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年鑒》，各省級統計年鑒，國家知識產權局四、實證分析（一）基準回歸在評估自貿區設立對地方經濟的影響時，我們綜合采用了雙重差分模型（DID）和固定效應模型（FE），并得到了表4.1中的回歸結果。首先，我們分析未引入控制變量且未使用固定效應模型的第一列回歸結果。其中，雙重差分交互項dfdt的系數在1%、5%、10%的顯著性水平下均不顯著，這表明模型的初步擬合效果并不理想。接下來，我們觀察引入控制變量但未應用固定效應模型的第二列回歸結果。此時，交互項dfdt在5%的顯著性水平上呈現出正向效應，且可決系數達0.733，表明了模型良好的擬合度。為了確定是否應使用固定效應模型或隨機效應模型，我們進行了豪斯曼檢驗，結果p-value為0，這拒絕了隨機效應的原假設，因此，固定效應模型對于本文的數據集來說更為合適。最后，我們分析既包含控制變量又應用固定效應模型的第三列回歸結果。結果顯示，交互項dfdt在5%的顯著性水平上依然保持正向效應，盡管其系數有所降低，但可決系數提升至0.969，這進一步證實了固定效應模型的引入顯著提高了模型的擬合度。綜上所述，從最終的DID回歸模型結果可以得出結論：海南自貿區（港）的設立對其地方財力產生了顯著的正向影響。根據雙重差分交互項dfdt的可決系數，我們可以估算出這一正向影響大約在14.5%至16.2%的范圍內。這一發現對于了解和評估自貿區設立對地方經濟的貢獻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控制變量的回歸結果表明，經濟發展水平、財政支出水平以及社會消費水平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均呈現顯著的正向影響，這強有力地表明這些因素對海南地方財力的增長起到了顯著的推動作用。具體來說，經濟的持續增長、財政支出水平的優化以及社會消費水平的提升，均有助于海南地方財力的穩步增長。然而，固定資產投資水平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卻顯示出顯著的負向影響，即所謂的“擠出效應”。這意味著，在海南，固定資產投資水平的上升反而可能抑制地方財力的增長。產業結構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也顯示出負向影響，即產業結構的調整升級對海南地方財力的增長產生了擠出效應。這可能是由于產業結構調整過程中，某些傳統產業的衰退或新興產業的培育尚需時間，從而暫時性地影響了地方財力的增長。對外開放水平、外商直接投資水平以及科技創新水平這三個因素，其回歸結果均不顯著，因此不能確定它們對海南地方財力增長的具體影響。這可能意味著這些因素在海南的實際情況中并未產生顯著的影響，或者需要更深入的研究來揭示它們與地方財力增長之間的關系。表4.1海南自貿區的設立對地方財力增長的作用解釋變量lnpergbr最小二乘OLS最小二乘OLS固定效應OLS+FEdfdt0.067

(0.119)0.162**

(0.075)0.145**

(0.063)df0.3

(0.276)0.448***

(0.172)0.35***

(0.081)dt0.322***

(0.036)-0.131***

(0.039)-0.456***

(0.165)lnpergdp0.684***

(0.136)0.476***

(0.146)lnperfex0.276**

(0.108)0.969***

(0.144)ts-0.048

(0.066)-0.156**

(0.063)open-0.107

(0.285)-0.11

(0.246)fdi-0.041*

(0.021)-0.011

(0.016)fai0.037

(0.057)-0.133***

(0.048)sc0.554***

(0.182)0.442***

(0.163)lntec0.054*

(0.028)0.006

(0.032)Constant8.322***

(0.083)-1.839**

(0.719)-5.452***

(1.542)個體固定效應NONOYES時間固定效應NONOYESN132132132R-sq:overall0.2840.7330.969注:*、**與***分別表示10%、5%與1%的顯著性水平，括號內為省、直轄市層面聚類的穩健標準誤。（二）穩健性檢驗1、平行趨勢檢驗雙重差分模型（DID）作為一種基于“自然實驗”的創新設計，其結果的準確性高度依賴于處理組與控制組是否滿足平行趨勢假設。這一假設要求在處理事件發生前，處理組與控制組在關鍵變量上的變化趨勢是一致的，也就是所謂的同質性假設。只有當兩組在事前具有相似的趨勢和特征時，DID模型才能有效地估計出處理效應。應用到本文，則意味著海南省在實施政策前，必須要與未設立自貿區的省份的地方財力的增長趨勢不存在系統性差異，或者說即使存在差異，也必須是固定的或接近的。因此，本文運用“反事實檢驗”的方法，即平行趨勢檢驗，選取包括海南省在內的11個未設立自貿區（港）的省份的2011-2022年的全部樣本數據，并且假設自貿區分別設立于2015年、2016年、2017年。平行趨勢檢驗的回歸結果如下表4.2所示。圖4.1平行趨勢檢驗結果表4.2平行趨勢檢驗結果被解釋變量lnpergbr（1）OLS（2）OLS+FEdfdt20150.086

(0.113)0.072

(0.084)dfdt20160.063

(0.122)0.118

(0.091)dfdt20170.034

(0.123)0.153

(0.091)控制變量YESYESdfdt20190.179

(0.124)0.239**

(0.096)dfdt20200.268*

(0.149)0.409***

(0.13)dfdt20210.276*

(0.152)0.437***

(0.141)dfdt20220.161

(0.153)0.424***

(0.142)Constant-1.905**

(0.764)-4.743***

(1.536)N132132R-sq:overall0.7280.942注:*、**與***分別表示10%、5%與1%的顯著性水平，括號內為省、直轄市層面聚類的穩健標準誤。由圖4.1和表4.2我們可以看到，不論是否加入了固定效應模型的回歸結果中，“反事實”被解釋變量即假定設立自貿區年份的變量全部都不顯著，而在真實的2018年自貿區（港）設立之后的年份中，加入了固定效應模型的被解釋變量則全部至少在5%的水平下顯著為正。因此，這也說明了海南省在實施政策前，與未設立自貿區的省份的地方財力的增長趨勢不存在系統性差異，即滿足了平行趨勢假設。2、安慰劑檢驗圖4.2安慰劑檢驗系數核密度圖為了評估上述研究結果是否受到潛在遺漏變量或隨機因素的干擾，本文借鑒了LaFerrara等（2012）和Li等（2016）的研究方法，通過隨機模擬的方式構建了一個“時間——省份”雙重隨機實驗。在這個實驗中，我們隨機選擇了未設立自貿區（港）的省份，并隨機分配了政策實施時間，以此模擬非真實政策實施的情況。接著，我們基于這些虛假實驗數據進行了基準回歸分析，結果呈現在表4.1中。為了評估結論的穩健性，本文對比了真實數據與通過虛假實驗得出的基準回歸估計系數。為了確保“安慰劑檢驗”的可靠性得到進一步加強，本文重復了上述隨機模擬過程共計500次，以此對結果進行多角度、多層次的驗證，并繪制了雙重差分交互項（即交互項dfdt）的估計系數分布圖（見圖4.2）。圖4.2所呈現的是雙重差分交互項（dfdt）的估計系數分布圖，從中我們可以觀察到，在隨機模擬的情景下，這些估計系數主要集中分布在0值附近。這一分布模式表明，該模型設定并未遺漏掉對分析至關重要的影響因素。換句話說，基準分析中揭示的政策效應，主要歸因于自貿區（港）政策本身，而非其他潛在的隨機因素或未被納入模型考慮的變量。這一發現增強了我們對模型結果穩健性和可靠性的信心。因此，我們可以認為本文的核心結論是穩健可靠的。（三）合成控制法為了避免在選擇控制組時可能存在的樣本選擇偏誤和政策內生性問題，因此本文引入了合成控制法。表4.3列出了根據Synth自動計算出的結果，即合成海南的各省權重。其中寧夏回族自治區的權重最大，為0.86，其次是江西省，權重為0.14，這兩個省的權重之和為1。表4.3合成海南省的各省份權重表省（市）寧夏回族自治區江西權重0.860.14圖4.3海南省與合成海南省地方財政一般預算收入對比圖根據圖4.2所示，實線所代表的真實海南省，在2018年，即海南自貿區（港）政策實施前與合成海南省的地方財政一般預算收入的發展趨勢幾乎一致。圖中垂直于x軸坐標的虛線代表著政策實施的年份時間，其左側代表著海南自貿區（港）這個政策實施之前的時間，右側則代表著海南自貿區（港）政策實施之后的時間。從虛線垂線的右側則可以看出，海南自貿區（港）設立后，即2018年開始，海南省和合成海南省這兩條曲線呈現出非常顯著的分離趨勢，并且從高度上看，真實海南省的數值明顯高于合成海南省，因此海南自貿區（港）的設立顯著促進了其地方財力的增長。（四）機制檢驗表4.4海南自貿港設立促進地方財力增長的機制檢驗解釋變量lnpergdplnperfextsopenfdifaisclntecdfdt0.061

(0.042)0.009

(0.043)0.451***

(0.089)-0.034

(0.025)1.26***

(0.36)0.005

(0.13)-0.084**

(0.037)0.517***

(0.188)其他控制變量YESYESYESYESYESYESYESYESConstant6.53***

(0.82)4.547***

(0.962)8.679***

(2.272)0.68

(0.618)1.304

(9.328)-5.252*

(3.14)-3.637***

(0.863)4.912

(4.752)N132132132132132132132132R-sq:overall0.9840.9930.960.910.9350.7870.7440.981注:*、**與***分別表示10%、5%與1%的顯著性水平，括號內為省、直轄市層面聚類的穩健標準誤。前文中，各項回歸結果表明，海南自貿港的設立對海南的地方財力增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但這些回歸結果的背后是由哪些因素驅動的呢，因此本文借鑒了劉瑞明等（2015）在研究西部大開發的文獻中運用到的思路和做法，即中介效應模型的分析思路：將各個控制變量代替地方財力這個被解釋變量，即對經濟發展水平、政府支出結構、產業結構、對外開放水平、外商直接投資水平、固定資產投資水平、社會消費水平、科技創新水平等控制變量依次進行雙重差分（DID）回歸，其交互項dfdt的顯著水平則是我們需要關注的。機制檢驗的回歸結果如表4.4所示。機制檢驗結果表明，海南自貿港的設立對產業結構、外商直接投資水平、科技創新水平有顯著的促進作用，均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雖然對經濟發展水平、政府支出結構和固定資產投資水平的影響為正，但其回歸結果并不顯著；而海南自貿港的設立對社會消費水平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負，即表明對社會消費水平有一定的擠出效應，但其系數并不高。其可能原因是，雖然自貿區推行的高度開放政策顯著推動了流通業規模的拓展，然而，在構建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流通消費市場體系方面尚未達到理想狀態。目前，自貿區內外的流通消費市場體系依舊呈現分割態勢，部門間的協作與銜接不夠順暢，這種局面不僅限制了市場規模的進一步擴張，也阻礙了資源的自由流動，進而降低了市場的整體配置效率。此外，自貿區的建設處在初步發展階段，部分企業在自貿區搶先注冊，卻未能開展實質性的業務活動，這一現象給那些真正有意向在自貿區投資的企業帶來了消極影響，擾亂了市場的健康發展。同時，流通業的市場化水平仍有待提高。這些綜合因素共同作用下，使得自貿區的紅利尚未釋放，因此可能對社會消費水平產生了一定的抑制效果。（一）研究結論本文基于2011年至2022年間未設立自貿區的11個省份（或自治區、直轄市）的面板數據，運用雙重差分法和合成控制法，深入分析了海南自貿區（港）對地方財力的影響。以下是本研究的主要結論：第一，研究發現，在海南自貿港設立之前，海南省與其余10個未設立自貿區（港）的省份在地方財力方面呈現出平行趨勢。通過構建一個基于“時間——省份”的雙重隨機實驗，我們進行了安慰劑檢驗，結果顯示雙重差分項（dfdt）的估計系數主要集中在“0”附近，驗證了平行趨勢假設的有效性。進一步，利用雙重差分法進行回歸分析，我們得出海南自貿港的設立顯著促進了海南省地方財力的增長，且這一正向影響大致在14.5%至16.2%的范圍內。第二，在控制變量的回歸分析中，我們發現經濟發展水平、政府支出結構以及社會消費水平對海南地方財力的增長具有顯著的推動作用。然而，固定資產投資水平和產業結構則對海南地方財力的增長產生了“擠出效應”，即這些因素的增加反而抑制了地方財力的增長。第三，為了更全面地評估海南自貿區（港）的設立效果，我們采用了合成控制法。結果顯示，自2018年起，海南省與合成海南省的財力增長曲線出現了明顯的分離趨勢，且真實海南省的數值明顯高于合成海南省。這進一步證實了海南自貿區（港）的設立對其地方財力的顯著增長作用。第四，通過機制檢驗，我們觀察到海南自貿港的設立對產業結構升級、外商直接投資水平和科技創新水平產生了積極的推動作用。然而，這一政策對社會消費水平產生了一定的抑制作用，這可能是由于自貿港設立初期，資源和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產業升級和外資引進上，并未形成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流通消費市場體系，從而暫時影響了社會消費水平。這一發現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有益的參考，提示在自貿港建設過程中需要平衡各方面的利益關系。（二）發展建議綜上所述，筆者提出以下幾個建議以期對海南自貿港的未來發展提供一定的幫助。第一，自貿區的發展需要優化其頂層制度設計。在推出創新政策時，應特別注重政策的連續性和可預期性，這能夠極大地加速資本和勞動力的流入，進而對地方財政收入產生積極的推動作用。第二，為了更好地適應實際情況，應拓寬制度創新的路徑，賦予地方更多的改革自主權。這樣不僅可以使政策更具針對性和有效性，還能極大地激發地方政府的積極性和創造力。第三，自貿區的高效運營離不開完善的基礎設施支持。因此，地方政府應加大對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提升自貿區的硬件水平，為吸引外資和擴大就業奠定堅實基礎。第四，人才是自貿區發展的關鍵要素。地方政府應高度重視人才的培養和引進工作，提升自貿區內人才的素質和能力，為自貿區的發展提供堅實的人才保障。第五，自貿區作為一個開放的經濟區域，必須與國際市場保持緊密聯系。地方政府應積極推動自貿區與國際市場的交流合作，擴大自貿區的國際影響力，為地方財政收入的持續增長創造更多機會。第六，我們也不能忽視自貿區發展過程中可能面臨的風險和挑戰。地方政府應加強對自貿區的監管和風險管理工作，確保自貿區的穩定和可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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