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智能傳播時代為大學生國家認同的生成與傳播帶來了全新的契機與挑戰。基于接受理論，智能傳播時代大學生國家認同過程可分為內容提取階段、觀念融合階段、意義生產階段。智能傳播技術產生的認知錯位、技術異化、商業導向等一系列問題干擾了大學生在不同接受階段的注意力聚焦點、價值選擇以及實踐行為。智能媒介推送機制遮蔽了國家認同信息，大學生內容提取階段主題失焦；智能媒介沖擊了主流價值觀的領導權，大學生觀念融合階段受阻；智能媒介虛化國家認同主體，大學生內化認同與實踐成效弱化。基于此，應優化算法技術和完善相關法律法規、建立國家認同共同體、確證大學生主體地位、強化國家主流意識形態引領。［關鍵詞］智能傳播；大學生；國家認同；接受理論；主流價值觀國家認同，是現代化國家存續發展的重要保障，是國家成員的身份標識和情感歸屬。“當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與信息革命時代潮流發生歷史性交匯”［1］，人們生活場域的深刻變革，多元思潮沖擊、主體性失落、價值引領危機，容易造成大學生群體信仰凋敝。智能傳播時代是在人工智能、大數據、云計算等新興技術廣泛應用的背景下，信息傳播方式發生革命性變化的時代。這一背景下大學生面臨媒介異化和價值異化的困擾更加嚴峻，因而構建起“接收解碼—篩選整合—意義生產”的國家認同生成系統，使得國家認同由外在傳播轉向內在接受，是當前價值觀教育的重要內容。目前而言，學界關于智能傳播時代主流價值觀和主流意識形態傳播的研究較多，但多為宏觀的模式表征研究，缺乏直接探析這一時代變革背景下大學生國家認同的相關研究。鑒于此，本文基于接受理論視角，從大學生作為接受主體的角度分析智能傳播背景下大學生國家認同的內生機理，并針對大學生國家認同面臨的挑戰，提出針對性措施，以期為培養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提供理論參考。一、智能傳播時代大學生國家認同與接受理論的互嵌智能傳播時代的場域融合和技術賦能對大學生國家認同的形成大有裨益，但其對大學生主體性的解構也構成了突出問題。引入接受理論分析大學生國家認同的形成過程，是對大學生主體性的尊重，也是對智能傳播時代主體失落的回應，對大學生構建“感知國家—歸屬國家—為國奉獻”的認同體系意義重大。（一）大學生接受信息過程與國家認同形成過程相互契合“接受理論”有著深厚的理論淵源。從傳播學角度看，接受過程一般包括“受眾被動接受—傳播者、媒介與受眾辯證統一—受眾‘自我’自主選擇信息”3個階段。從思想接受角度來看，“思想政治教育是建立在理性認知和自覺接受的基礎上，是接受主體正確認識和把握思想政治教育倡導的價值體系和行為規范的結果。”［2］可見，接受理論強調接受者的主體性和能動性，指的是接受主體出自某種需要而對接受客體進行認知、認同、內化以及外化踐行的過程［3］，換言之，接受過程包含接受主體理解信息、選擇信息、整合構建信息、思想內化和行為外化5個階段。“認同”是個人模仿外界的價值和規范，并在模仿中逐漸將其內化為自身意識形態，同時在行為上與外界價值和規范慢慢趨同的過程。認同是在人與人、人與外界之間的交往中逐步實現的，既是心理感受，也是社會性的產物。國家認同，從內容上看，包括對國家民族文化的認同、對公民身份及政府合法性的認同，以及對國家領土的認同［4］；從層次上看，國家認同生成于“我者”與“他者”之間，是國民在自身認知、情感、意志和行為相互作用下，經歷從認識到實踐、再從實踐到認識的循環往復之后，對自身公民身份的確證，以及對國家的深刻歸屬。接受與認同在本質上是互通的。從過程論上看，接受過程內蘊于國家認同的形成過程之中，是國家認同形成的“最后一公里”。國家認同的形成是主體將自我編入“國家”這一群體之后，產生對國家制度、文化、領土等的認同，并進一步深化對“國家”這一群體的內偏好，同時產生對他國群體的外偏見。從實踐論上看，國家認同不僅是對民族國家的認同，更在于實現“愛國、愛黨、愛社會主義的統一”［5］，還在于主體在深入理解黨和國家歷史、現實的基礎上，形成的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制度和文化的接受和肯定，并致力于尋找個人利益和社會利益相統一的連接點。因此，主體國家認同的形成過程，亦即主體對國家認同信息的認知、選擇、認同、內化和外化的接受過程。（二）接受理論的主體本位思想回應智能傳播時代大學生國家認同的心理訴求大學生群體是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有生力量，其國家認同深刻影響著“強國建設、民族復興”的實現。一方面，“理想信念是精神上的‘鈣’，沒有理想信念或者理想信念不堅定，精神上就會‘缺鈣’而得‘軟骨病’”［6］，國家認同指引大學生人生理想的確立，是大學生實現個人價值和社會價值相統一的重要前提。另一方面，“青年是國家的未來，是世界的未來”［7］，大學生的價值取向決定著未來整個社會的價值取向，因此大學生能否形成深刻的國家認同感，事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興衰存亡。智能傳播時代的大學生國家認同指的是“青年群體智能技術賦能與場域變革的背景下，自覺達成制度認同、文化認同及政治認同的動態過程”［8］。然而，智能傳播時代下對大學生主體性的忽視使得國家認同的價值基礎受到一定程度的離散。一方面，“互聯網時代，由于傳統社會共享價值的缺失、社會信任基礎的弱化、網絡認同力量的彰顯、多元社會利益群體的分化”［9］，當代大學生越發成為“無根”的一代。另一方面，智能傳播時代是人機交互的時代，大學生在虛擬與現實交錯的時空體系中擁有了現實和虛擬兩重身份，身份的切換使得大學生在真我和假我之間游離，對自我主體身份感到茫然。智能傳播時代的“國家”場域面臨被解構的風險，而作為國家認同的價值主體，大學生是塑造和傳播國家形象的重要力量。如何運用好智能傳播時代的媒介，探尋自我生命歸屬和公民責任，使得自我意志和國家意志相融合，是智能傳播時代大學生國家認同的重要課題。智能傳播時代，人與媒介的交互使得媒介在議題設置、內容、方式等方面帶有個人印記，個人特色凸顯于國家認同結構之中。接受理論的主體本位思想恰好回應了智能傳播時代大學生國家認同的主體性訴求，有利于形成“大學生—媒介—國家”三者之間的有效連接和嵌合，對于確證大學生主體地位、明晰身份歸屬、培育國家情感和國家認同感意義重大。二、智能傳播時代大學生國家認同的內生機理“世界體系的每一個思想映象，總是在客觀上受到歷史狀況的限制，在主觀上受到得出該思想映象的人的肉體狀況和精神狀況的限制。”［10］智能傳播時代是由大數據、云計算等各種人工智能技術催生的時代，這些新興技術豐富了大學生國家認同的形成場域，拓展了其形成路徑。然而，“每一種技術或科學的饋贈都有其黑暗面”［11］，大學生作為活躍在智能媒介場域的關鍵群體，正處于人生的“拔節孕穗期”，是智能傳播時代意識形態爭奪的重要對象。因此，以接受理論的視角研究智能傳播時代大學生國家認同的內生機理，主要包含國家認同內容提取階段、國家認同觀念融合階段和國家認同意義生產階段，遵循“接收解碼—篩選整合—內化外化”的具體生成路徑，對于化解國家認同之困、掃除國家認同之礙、增強國家認同之效有著關鍵性作用（具體過程如圖1所示）。（一）內容提取階段：大學生國家認同內容的收取和解讀相較于傳統媒介，智能傳播時代的各種媒介在內在機制和外在形式方面都有了極大進步，其以數據代碼為內核、以流量為載體直觀即時地呈現隱喻世界，從而引導媒介受眾形成集體歷史記憶。在智能傳播時代，大學生國家認同的接收解碼階段又可細分為以下3個階段。首先是信息傳播階段。傳播者通過智能媒介生成并反復投送海量信息，以期讓主流價值觀念逐漸滲入大學生的認知系統，并引導其形成統一的國家認同觀念。這是大學生進行思想接受的準備狀態。進一步而言，對于與國家認同內容相關的外界刺激，大學生的反應強度也有所不同。具體表現在外來信息的強度、頻率和覆蓋程度直接影響接受活動的起始狀態，大學生普遍對高強度的信息予以更多關注。因此智能傳播媒介如何回應大學生的“期待視野”，是大學生有效收取和解讀國家認同內容的關鍵所在。其次是信息接收階段。面對多樣化的外界信息，大學生需要將其融入自身思想實際，才能對信息予以接受，這個階段并不涉及信息本身意義的不確定性及潛在性，而主要受到大學生心理準備狀態的影響。“接受者的心理狀態直接影響到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12］，具體包括定勢心理、逆反心理、期望心理和意義障礙等心理特征。這需要媒介在進行投送的過程中因勢利導，盡量與大學生的心理狀態相容，滿足其心理期待。再者，“群體行為的發生過程中，會形成區別于個體的‘群體心理’”［13］，群體心理對個體心理狀態有一定程度的影響。因此，合理運用群體心理和個體心理之間的相互作用機制，對于全面把握大學生的心理狀態，接收國家認同信息有著重要作用。最后是信息解碼階段。為了方便進一步篩選信息，大學生會對已經接收的各類思想信息進行自主分析解碼。對于各類外來認同信息，是否能與大學生已有思想觀念形成最終融合，還需要進行分析。這是大學生由感性反應向理性反應的過渡期。一方面，大學生通常會對思想信息傳遞源的意圖性進行解讀。在當前各種社會思潮的影響下，部分大學生會解讀信息源的意圖，并融合已有思維作出價值判斷。這也是一則信息下方的評論區出現不同聲音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大學生會對媒介信息與自身相關性進行解讀。通過這兩方面的解讀，大學生得以對媒介信息作出原始判斷。這樣的判斷雖然是模糊性的，但呈現了認知的整體性樣態。（二）觀念融合階段：大學生國家認同觀念的篩選和整合大學生對國家認同信息進行接收和解碼之后，需要進一步進行篩選整合，從而最大限度地推進國家認同觀念的形成。一方面是信息篩選階段。大學生是具備主觀能動性的獨立個體，將理性訴諸媒介信息的分解和選擇之中，并在進行充分過濾之后將信息融進自身“思想庫”。人們對外界客觀對象的認知存在“同化”和“順應”兩種方式。“同化”是指在外部客體條件與主體概念范疇吻合的情況下，主體在思維中吸收、同化、包容外部刺激的過程；而“順應”則是主體努力改變自身以適應外部刺激的過程［14］。因此，在信息篩選階段，應該重視國家認同信息的媒介輸出，盡量優化信息的形式和內容。例如，2019年8月，“飯圈女孩”發起的“為中國，為香港”活動引發了網絡熱議。活動中，“飯圈女孩”賦予國家以擬人符號，以“阿中哥哥勇敢飛”等幽默詼諧的表達方式迅速“出圈”，贏得許多大學生的關注和支持。在這場愛國群像活動中，“圈外”大學生聯系“飯圈女孩”的表達與自身已有的認知和思維，選擇“順應”此類國家認同表征，以網絡媒介為載體，從而達到動員社會、反對港獨的效用，引發了網絡集體認同的盛況。另一方面是信息整合階段。大學生在對媒介信息進行選擇性剔除和保留之后，需要對外來信息進行容納、加工和整合，進而重構自身思想。這個過程需要考慮到不同內容和層次的國家認同觀念與大學生既存認知思想之間的統一。既存認知易引發思維定式，從而制約新知吸收，同時接受新知也是對已知進行揚棄的過程，是激烈的內在思想矛盾運動的過程。在現實生活中，往往存在一些媒體急于輸出國家認同相關內容，卻罔顧受眾已有的思想結構的情況。如“針對少數民族群體的電視新聞節目和綜藝節目，在制作過程中無法保證完全同步于少數民族受眾文化需求及其特殊價值觀念，讓部分邊疆少數民族受眾感到遠離主流社會，進而導致族際交往減弱，分界意識增強”［15］。如此情況并不利于推進國家認同，還易引發受眾的文化焦慮，導致身份危機。因此，在國家認同觀念的選擇與融合階段，需要觀照傳播者與大學生之間的共識，在共識形成的基礎上，逐步推進認同觀念的內化和外化。（三）意義生產階段：大學生國家認同價值的內化和外化在智能媒介信息的傳播和接受過程中，大學生以充分的自主性對媒介信息進行解讀，將自我與智能媒介區隔以顯示相對獨立性。在大學生國家認同價值形成和智能媒介信息傳播主導權的博弈過程中，這種相對獨立性是必要的，只有在認清并包容二者差異的基礎上，國家認同觀念才能真實深入大學生的思想世界，為大學生所內化。而國家認同價值觀念的形成是內在信念和外在行為的統一，是從認知到實踐，再由實踐指導新的認知的螺旋上升過程，因此接受活動仍在進行中。一方面是內化階段，即“將外在的社會意識、思想轉化為個體的思想意識”［16］。國家認同觀念在與大學生原有的思想認知結構進行碰撞和交融之后，將經過大學生的自省和反思。正如《荀子·勸學》中所言：“木受繩則直，金就礪則利。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己，則知明而行無過矣。”在反思期間，大學生回溯當下乃至過往的認識和行為，作出價值澄清和判斷，穿透媒介信息表層觸碰到認同的深層邏輯，將國家認同觀念內化為自身對國家的歸屬感和依賴感，融入自身意志和信念，從而形成長期穩定的認同思想狀態。另一方面是外化階段，即“將個體的思想意識動機轉變為外在的行為”［17］。首先，大學生用長期穩定的思想認知指導社會生活實踐，將據此獲得的社會生活經驗轉化為社會行為方式。“人應該在實踐中證明自己思維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維的現實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維的此岸性。”［18］大學生應該在社會生活實踐中，以他人為鏡像對比認同觀念的不同，在交往中比較、確證自身的國家認同觀念。此外，價值觀念的生成還在于大學生行為習慣的養成，這個過程需要長時間的積累。大學生在勞動、交往和生活的各個方面形成的認同行為習慣，轉化為接受下一輪新知識的預備狀態，這種預備狀態是大學生個體與智能媒介認同信息之間的緩沖地帶。“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人的本質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19］人是社會關系的主體，國家認同的形成有賴于人與人之間的交互作用，這不僅要求認同觀念在個人層面的外化，更在于以個人的觀念和行為融入國家認同體系，展現出整體的價值引領與接受，即讓個人國家認同擴散為集體意識和行為，這是國家認同形成的最高階段。三、智能傳播時代大學生國家認同的現實挑戰在智能傳播時代，大學生的國家認同受到嚴峻挑戰。在大學生國家認同的不同階段，智能傳播技術產生的認知錯位、技術異化、商業導向等一系列問題，一定程度上干擾了大學生在不同接受階段的注意力聚焦點、價值選擇以及實踐行為。大學生本身的知識水平、心理狀態、認知情況，也是影響媒介信息接受情況的重要因素，這給社會范圍內國家認同的形成帶來了諸多現實挑戰。（一）智能媒介推送機制遮蔽國家認同信息，大學生內容提取階段主題失焦“人創造環境，同樣環境也創造人。”［20］接收解碼階段是大學生形塑國家認同的初始階段，這一階段接受主體的注意力、對信息的選擇與判斷等初級階段的認知處理，極易受到智能媒介帶來的影響。首先，過載的信息環境使國家認同的內容被遮蔽。智能媒介的迅速發展極大提高了信息的傳播率和獲取率，但同時也使大學生處于信息過載的多元異質文化環境中，“注意力”這一信息時代最重要的資源被擠占。算法偏好衍生的數字繭房進一步沖擊了大學生對國家認同信息的聚焦。在智能傳播時代，信息技術的加持、信息傳播平臺的篩選和推送機制，以及信息接收者的選擇性接觸，共同加劇了信息繭房現象的產生［21］。算法會根據瀏覽時長、頻次等構建用戶畫像，精準推薦感興趣的相關內容，過濾掉那些可能對用戶有價值但與其現有偏好不符的信息。一般而言，有關國家認同的信息往往存在知識性、理論性、政治性偏強的特點，部分大學生的點擊率和關注度較低，算法會逐漸將此類信息歸為“不感興趣”的內容。這種同質化的推送機制容易使大學生與自己國家和民族的聯系紐帶松懈，甚至導致一些人淡忘了自己的政治身份，進而使得“民族國家和民族認同處于次要位置”［22］。長此以往，受眾接受的是零星的、碎片的敘事內容，加劇了信息的窄化和極化。其次，信息失真嚴重干擾了大學生愛國主義價值選擇。ChatGPT、文心一言等生成式人工智能產品擁有先進的自然語言處理能力，可以根據用戶的需求快速生成風格各異、真假難辨的文字、圖片、視頻內容，當這些技術在政治和意識形態領域內被濫用或出于特定目的使用時，會對主流意識形態的傳播構成干擾與挑戰，加大網絡輿情管理難度。智能媒體的深度偽造技術可以合并、組合、替換和疊加圖像及視頻剪輯，以創建看似真實的虛假視頻［23］。在智能媒介推送機制和虛假信息的干擾下，大學生的篩選過程可能面臨“偏差化解碼”的阻礙，造成知識窄化和信息同質化，進而出現思想觀點固化和認知體系受限等問題。（二）智能媒介沖擊主流價值觀的領導權，大學生觀念融合階段受阻在大學生國家認同的篩選整合階段，大學生的篩選能力與整合程度極易受到智能媒介技術理性、工具理性的影響和控制。一方面，主流價值觀的引領作用被削弱。資本的投入使技術與媒介深度融合，生產和推送的信息更多地反映利益集團的觀點，這使得國家認同面臨由不同利益訴求帶來的新挑戰。在這種環境下，主流價值觀的引領作用被弱化，內容推送逐漸“去政治化”。社會價值偏見的形成和加劇在一定程度上會削弱社會主流價值的認同根基，增加價值共識撕裂的風險。特別是智媒時代的隱匿性等特點導致一些西方國家憑借其強大的技術和資本優勢對我國進行意識形態滲透和價值分化，弱化了教育主體話語輻射空間和教育主體權威。一些缺乏判斷能力的大學生易產生崇洋媚外的心理，忽視自身所處的文化環境，弱化對國家的歸屬感和依賴感。這些都不可避免地會影響大學生形成價值共識。另一方面，工具理性和利益優先導向使國家認同觀念難以與大學生自身原有價值觀融合。在傳統信息權力結構中，社會主流媒體往往占據著信息生產和分發的核心優勢，處于價值權威的中心。然而，智能媒介逐漸打破了以前“中心化”“層級化”的信息權力結構，“網紅”“大V”“UP”主，甚至是普通發布者的觀點也會影響大學生的人生觀和價值觀。在智能傳播時代，算法推送主要以流量為核心進行內容推送，導致點擊量和關注度成為主要追求，而價值理性則被邊緣化。這種現象導致國家共同體內的習俗、信仰和思維方式被技術重構，技術與價值的異化削弱了大學生在使用媒介時整合優秀文化的能力，從而削弱了大學生的國家文化認同感。（三）智能媒介虛化國家認同主體，大學生內化認同與實踐成效弱化人機協同的傳播模給對接受主體帶來了挑戰。智能傳播時代的智能機器已具有自主性、創造性與意向性的擬主體性特征［24］，在信息生產與傳播的各個階段，智能機器作為重要的參與主體發揮了重要作用。這種虛實交錯的智能媒介環境，加劇了大學生角色雙重認知的困境。在網絡社群中，大學生自我的角色定位具有“虛擬自我”和“現實自我”雙重性。在虛擬空間里，人們之間的關系是為迎合圈層文化而建構出的關系。在海量媒介信息的生產和供給中，主體的感知在真實場景與虛擬信息之間已經失焦虛化，難以呈現一種生動真實的時空敘事［25］。此外，虛擬社區的隱蔽性加大了監管難度，致使網絡上出現很多突破法律和道德底線的事件。大學生難以在虛擬與現實的交錯中正確轉換自身角色，淡化了大學生和民族國家記憶之間的有機聯結，弱化了大學生的群體身份認同感，容易導致其國家認同的離散化和碎片化。智能媒體技術的廣泛應用催生了一個泛娛樂化社會。泛娛樂化社會在滿足個體感官刺激和享樂需求的同時，逐漸構建了一個以個人欲望為中心，忽視公共價值和社會責任的幻象世界。泛娛樂化環境中的資本邏輯和娛樂依附性，以其獨特的吸引力，成功地將大學生的注意力從嚴肅的公共議題和深層的價值探討轉移到了表層的娛樂消費之上。智能傳播時代“絕對直觀”的全息技術和娛樂設備讓人不斷追求新鮮刺激的瞬時體驗，使得人們在技術構建的幻象世界中“停滯思考”。這種沉浸式的娛樂體驗在視覺和聽覺上給予人們極大的沖擊和滿足，但這種滿足是短暫和表面的，在精神層面無法觸及心靈深處的認同和歸屬感［26］。國家認同和公民責任的概念在大學生的價值序列中被邊緣化。加之信息繭房、圈層文化阻礙國家認同在學生之間的擴散，這導致群體內部高度同質化，產生聚類錯覺，大學生的認知在群體內部反復自我印證，缺乏自我糾偏能力，逐步趨于封閉狀態，國家認同信息難以內化于心、外化于行。四、智能傳播時代大學生國家認同的優化理路智能傳播時代是人機共生和互構的時代，賦予了國家認同價值引領以智能高效的態勢，助力其健康有序的發展。“要探索將人工智能運用在新聞采集、生產、分發、接收、反饋中，用主流價值導向駕馭‘算法’，全面提高輿論引導能力。”［27］習近平總書記這一論述表明，我們需要在推進智能算法良性發展的過程中，堅持主流價值導向，構建國家認同共同體。（一）優化算法技術和完善相關法律法規，為大學生接收解碼國家認同信息廓清道路技術的本質及其內嵌式規則決定了算法不可避免地帶有設計主體的意識形態傾向［28］，應從算法技術層面把控，確保國家認同相關信息在采集標注、“喂食”、訓練等階段都不被忽視。一是優化個性化算法推薦機制，增強透明度。在推薦系統中引入多樣性的平衡機制，確保國家認同的相關內容能夠在用戶的信息流中占據一席之地，避免信息繭房的形成。例如，“今日頭條”的算法推薦機制包含了防沉迷系統、風險提示系統、內容審核系統、反標題黨、反謠言系統等［29］。因此，可以在推薦系統的算法模型中增加多元化指標，拓寬單一窄化的信息來源路徑，從而走出“信息繭房”的困境。二是利用大數據技術分析大學生群體對國家認同相關內容的興趣和反響，捕捉趨勢變化，構建正向“用戶畫像”，將用戶的反饋和參與度作為算法優化的重要因素。根據用戶反饋調整推薦內容，針對性地調整傳播策略。同時，使用算法監測提升國家認同相關內容的質量，開發和應用先進的算法來識別和打擊虛假信息，避免大學生遭受誤導。此外，政府應該完善與智能傳播相關的法律法規，加強對虛假信息和不良內容的監管和懲治。為了凈化網絡信息環境，確保為大學生提供一個清朗的網絡空間，需要對現有的法律框架進行完善，更清晰地界定網絡平臺的責任和監管機制，減少負面公共政治輿論及次生輿論帶來的網絡亂象，創設一個更健康積極的智媒環境。國家網信辦出臺了一系列規定，將算法治理的理念具象化為相關的指導條例。例如，2021年9月29日，中央網信辦印發了《關于加強互聯網信息服務算法綜合治理的指導意見》的通知，指出“建立健全算法安全治理機制，構建完善算法安全監管體系，推進算法自主創新，促進算法健康、有序、繁榮發展，為建設網絡強國提供有力支撐”［30］。因此，與智能傳播相關的法律法規應與時俱進，提高傳播發布虛假信息和不良內容的違法成本，使網絡失范行為的懲治有法可依。（二）建立國家認同共同體，為大學生篩選整合國家認同信息搭建橋梁智能傳播時代國家認同形成系統內部的一對最基本的關系是傳播者與接受者的關系。二者之間由于角色定位和利益訴求的不一致，有可能會不兼容甚至產生激烈沖突。因此，國家認同的優化程度，是傳導內容與接受者相互作用，以及傳播者與接受者之間“視界融合”的過程。所以，需要建立國家認同共同體，實現媒介傳遞的信息與大學生既有認知之間的統一。從狹義上看，國家認同共同體指的是智能傳播時代傳播者和接受者在國家認同信息傳播和國家認同觀念形成的過程。在意志、交往、溝通和情感關系上具有協調性和一致性的社會有機體。一方面，傳播者應以滿足主體需要為導向。首先，各級宣傳部門應當進行視角轉向，明確大學生在國家認同信息優化的中心地位，將民族國家理念以富有吸引力、符合大學生認知和審美的方式呈現，吸引大學生加入以民族國家為核心的政治社群。同時依托人工智能技術，將國家認同信息以結構化的形式編織成語義網絡，將認同理念轉化為大學生的親身經歷和日常生活。其次，大學教師應針對不同大學生主體需要以及需要程度的差異，適當安排國家認同信息的傳輸內容和方式，同時也要注意及時引導部分大學生錯誤的、不切實際的需要，培養其更高層次的需要。最后，相關媒介平臺在進行有關國家認同內容的智能推送時，要關注大學生的精神狀態、身體狀況、歷史經驗、心理素質和知識水平等要素，以幫助其達到最佳接受狀態。另一方面，由于情感是人類個體間先天性的共有因素，因此應以情感作為溝通的介質形成傳播者與接受者之間的共識。換言之，即使是文化背景、知識基礎、思想觀念有一定差異的大學生，對于國家認同的情感表達也擁有相似的解碼能力，這為把握彼此的心理感受、消解文化邊界提供了天然有效的路徑［31］。智能傳播時代的傳播者與接受者建立共同情感，回應了大學生對社會情感的召喚與渴望，還可以為傳播者和大學生共同體的構建提供內在情感動力和鏈接，既彌補了彼此交往的需要，又為確立國家認同提供了可持續性的感性支持。（三）確證大學生主體地位，為大學生內化國家認同信息提供基礎智能傳播時代，大學生面臨“原子化”的現實境遇和“虛擬化”的身份認知，同時智能機器在不同場域下與大學生“爭奪”主體空間，使得大學生主體性受到不斷解構和弱化，對時代和現實際遇予以冷漠回應。因此，應回歸對大學主體性的尊重，確證大學生主體地位，讓大學生充分發揮自身能動建構作用。一方面，通過將現實國家作為大學生實踐和生活的場域，用共同價值回應他們對理想和信仰的渴求，使大學生逐漸明確“我者”與“他者”之間的共通性，從而擺脫“原子化”的獨立存在，產生相互依存的意識。另一方面，在人機共生的時代，大學生應回歸現實自我，厘清虛擬自我，讓智能媒介“為我所用”，找回自身主導權。這需要智能算法在理念設計上充分考慮大學生的具體情況，以大學生思想的一般規律為基礎，優化傳播技術和傳播內容；也需要大學生在虛實交錯的智能媒介語境下，確證自我身份的主導權，加深與民族國家的記憶鏈接。進一步而言，大學生作為接受主體應提高自身能力。“接受過程是主體積極參與的過程，會受到接受主體價值觀念體系、文化智力水平、審美趣味、閱讀能力的影響”［32］，這些已有的經驗水平決定著接受主體的價值取向和接受標準。首先，大學生應主動增進對中國歷史文化傳統、國家主權、政治道路、政治主張、道德價值觀等方面的積極認知，明確“我們是誰”“我們從哪里來”等核心命題［33］。只有充分了解國家的歷史文化及現行制度，才可以構建深層次的認同。其次，“沒有人的感情，就從來沒有也不可能有人對真理的追求。”［34］共情是群體聯結的重要紐帶，它可以增強對外群體的積極感受，使人們對外群體的態度更積極，并增強與外群體的接觸意愿［35］。因此，媒介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