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引言股權激勵為上市公司治理提供重要參考，有助于進一步激發管理層與核心員工的經營動機，助力企業價值的創造。但目前A股上市公司的股權激勵在實際應用情境中略有差異。截至2023年，A股已有2929家上市公司實施股權激勵措施，同期共有1183家上市公司公布了員工持股計劃。盡管股權激勵已成為多數上市公司完善長期激勵機制的常態化手段，其類型、覆蓋對象及實施深度仍存在顯著分布差異現有研究多聚焦于高管股權激勵的績效效應，對研發人員與其他骨干員工的差異化激勵研究相對較少。基于此，研究選取2020—2023年A股上市公司為對象，考察高管層的股權激勵對財務績效的影響，系統納入核心員工激勵變量，分析二者在提升公司創新能力與財務績效方面的差異化效應。本研究通過構建動態面板回歸模型，并采用多重穩健性檢驗方法，系統考察股權激勵對企業創新績效的作用路徑與傳導機制，旨在為完善我國上市公司治理機制、優化差異化激勵制度設計提供嚴謹的實證依據與可操作的政策建議。1文獻綜述近年來，學術界對關于股權激勵對企業財務績效的影響展開了大量研究，但現有研究多集中于股權激勵的正向激勵效應上。劉嬌嬈指出，科創板企業實施限制性股票激勵能顯著提升研發投入與業績表現。趙雪梅和盧潔妤2認為我國上市公司股權激勵與財務績效之間存在明顯正相關。趙麗和路一凡[3]發現實施員工持股計劃不僅能增強員工主人翁意識，還能改善公司ESG表現。李延喜等[4]基于大樣本實證指出，高管期權激勵能夠激發管理層的風險承擔意愿，推動數字技術創新和市場拓展。李振杰和孔玉[5則從內部控制與分析師關注角度論證了股權激勵對公司環境治理績效的中介效應。此外，周莎和劉國城[研究表明，高管薪酬激勵與內部控制質量雙輪驅動下，企業技術創新績效顯著提升。吳秋生和師俏7發現，核心員工股權激勵能夠加速新品質生產率增長。牛紅麗等8則通過機器學習方法驗證了經理人能力與報酬對績效的預測作用。王婧和毛蘊詩的行業研究進一步強調，技術人員參與股權激勵對企業盈利與創新雙重提升尤為顯著。也有學者對股權激勵的邊際效益和潛在風險提出警示。冷雪蕊等[通過比較股權激勵與限制性股權的契約要素，認為在激勵方式和對象設計不當時，激勵效應易被稀釋，難以有效抵御經營風險。董岳磊則指出，單一股權激勵模式可能導致管理層追逐短期股價，忽視公司長期價值創造，需要復合式激勵工具的配合使用。此外，從激勵主體差異視角出發，部分研究探討了高管與核心技術人員激勵的不同效果。劉宗奇和張藝雯[12]在宇通客車案例中發現，僅向高層管理人員授予股權不足以促進技術創新，需同步對技術骨干實施差異化激勵。王婧和毛蘊詩也提到，大股東適度集中可以強化監督，但若過度集中又可能抑制管理層創新動力[9]現有研究普遍證實股權激勵對企業財務績效具有顯著促進作用，但現有激勵機制仍存在方案同質化、邊際效應遞減以及適用主體異質性考量不足等局限性。后續研究應拓展以下方向：在更廣的樣本跨度和更長的時間維度上，通過引入財務杠桿、營運效率及公司治理結構等中介調節變量，構建多維度績效評價框架，以系統揭示股權激勵的內生作用機理及其最優適用條件。2研究設計2.1研究假設的提出由于企業所有權與實際經營權的分離，以及股東與管理層的信息非對稱性，使得企業管理行為呈現出奢侈浪費、經營績效顯著降低的現象。股權激勵能夠有效地緩解管理層問題帶來的潛在損失，防止管理者的短期決策，提升管理者及核心員工的工作熱情，并將他們與公司的前途緊密相連，進而推動企業的可持續發展。所以，在我國上市公司中，實行股權激勵可以有效地提高公司的財務業績。因此，提出研究假說：股權激勵對于企業的財務績效有積極的作用。2.2模型設計為了對股權激勵與企業財務績效之間的關系進行定量分析，構建了下面的模型進行實證分析，公式為Yit=α0+α1X1it+α2X2it+α3X3it+α4X4it+α5X5it+式中，Yit

為第i家企業在χt

年的凈利潤率;為股權激勵水平；控制變量包括財務杠桿、資產周轉率、企業規模、股東集中度、高管人數。模型控制變量及其選取原則：（1）財務杠桿。適當的融資可以豐富企業的資金流動，提高企業的運營效率，而單獨使用財務杠桿則會使企業承擔更多的財務負擔，因此，本文采用了財務杠桿這一控制變量（X2）。（2）資產周轉率。企業的資本流動反映了企業的資本運作效率，企業的資本流動速度越快，企業的財務業績就越好，所以本文將其作為控制變量（X3）。（3）企業規模。具有一定規模的上市公司能夠有效地降低其運營費用，但由于企業規模的變化，其總資產的規模也在不斷擴大，因此，本文選取企業規模為控制變量（X4）。（4）股東集中度。股東結構可能影響股權激勵的有效性，股東集中度過高可能會使股東與管理層之間的利益沖突加劇，從而影響股權激勵的實施效果。因此，本文選擇將股東集中度作為控制變量（X5）。（5）高管人數。由于高層管理人員在企業的運營中起著關鍵作用，所以本文選擇將其作為控制變量（X6）。2.3樣本選擇與數據來源研究選取2020—2023年的A股上市公司作為原始樣本，在剔除ST、ST和無股權激勵公司后，共計獲得3628條有效觀察數據。考慮到股權激勵效應的滯后效應，選取2020—2023年的樣本數據作為解釋變量和2021—2023年的樣本數據作為被解釋變量進行實證檢驗。公司各項經濟指標數據來源于同花順數據庫，部分數據來源于公司的年度報告和公告資料。2.4變量設計財務指標能夠客觀、真實地反映出企業財務績效的實際變化（見表1），因此，本文選擇利潤率（Y）為被解釋變量[13]，其能反映企業在控制成本和提升收入方面的能力，進一步評估激勵的有效性。將凈利潤率（Y1）設定為穩健性檢驗的因變量[14]，本文將股權激勵（X1）作為解釋變量[15]，將其定義為股權激勵計劃中的總金額與公司股本的比值，具體計算公式為其中，股權激勵金額包括期權、限制性股票、股票增值權等多種形式的激勵工具。在此基礎上，將財務杠桿、資產周轉率、公司規模、股東集中度和高管人數作為控制變量，進行了實證分析。表1變量定義3實證結果分析3.1描述性統計A股上市公司的利潤率（Y）平均值是0.073、標準差是0.167、最小值-0.325、最大值0.823。這表明，A股上市公司的經營效率還不夠高，有些企業的利潤水平較為一般（見表2）。股權激勵的平均水平（X1）為0.358、最小值為0.001、最大值為11.206、標準差為1.132（見表2）。經逐一核查，X1最大值11.206對應的公司為某高科技初創企業，于樣本期內獲得一次性大規模限制性股票授予，其當期股權激勵水平異常偏高。該案例屬于非經常性激勵事件，難以代表一般性股權激勵實踐。同時，樣本中部分石油、礦業等重資產企業由于股本基數較小且分紅政策特殊，也出現了個別激勵比例偏大的情況。實證分析表明，我國A股上市公司在股權激勵實施強度方面呈現出顯著的異質性特征。部分企業通過精細化激勵機制設計，深度挖掘管理層及核心技術人員的人力資本潛能；而另一些企業則表現出明顯的激勵惰性，對股權激勵制度的應用相對滯后。這一現象反映出當前上市公司治理實踐中激勵策略的選擇存在明顯的分化態勢。表2描述性統計結果3.2相關性分析利潤率（Y）和股權激勵（χ1）之間的相關系數是0.065（見表3），這說明在1%水平上，企業的利潤率和股權激勵之間存在著非常明顯的正向關系，這驗證了本文的研究假設，表3相關性分析結果注：***、**、*分別代表在1%，5%和10%的統計水平上顯著，下同。3.3回歸結果分析從表4可以看出，為了進一步檢驗文中的假說，本文按照式（1）構建了一個用于回歸分析的模型。從已有的回歸分析中可以看出，股票激勵（X1）對被解釋變量的利潤率（Y）的變異結果達到了16.85%，并且F值為112.3658，達到了顯著水平的要求，這說明該模型是成立的。股權激勵與企業利潤率呈正相關，當股權激勵水平提高1%時，公司的利潤率將上升7.4%。在樣本均值水平下，單位激勵投入帶來的邊際利潤增量可達數千萬元，足以覆蓋激勵成本并為股東創造超額回報；同時也提示了激勵規模設計中的邊際效益考量，為企業優化激勵方案提供了實證依據。因此，本文的研究假設是正確的。如果在A股上市公司中實施股權激勵，將有利于完善公司的內部管理制度，提高員工的自我價值，進而提高企業的價值。在1%的水平上，財務杠桿（）與公司的利潤率存在著明顯的負相關，這意味著如果上市公司的財務杠桿每提高1%，它的利潤率就會相應地下降42.9%。以樣本均值40.2%負債率和8.2%凈利潤率為基準，若負債率從40.2%上升至41.2%，凈利潤率將從8.20%下降至7.77%，這一結果表明，高杠桿會顯著侵蝕企業盈利，企業應綜合評估債務成本與財務風險，謹慎把控負債規模。可以看出，A股上市公司具有很高的財務杠桿，這會給企業的財務績效帶來負面影響。資產周轉（X3）與利潤率在1%的水平上存在著明顯的正相關，如果A股上市公司的資產周轉每增加1%，它的利潤率就會相應地提高12.1%，這意味著公司的資本周轉率較高，資本利用率較高，有利于提高企業的財務業績。提升資產使用效率能夠顯著增強盈利能力，提示管理層應通過優化存貨和應收賬款管理等手段，提高資產周轉。公司規模（X4）與企業利潤在5%的水平上存在著明顯的正相關，這意味著如果上市公司的總體規模每增加1%，那么公司的利潤就會相應地增加2.8%，若總資產在樣本均值基礎上增長10%，凈利潤率可提升約0.28個百分點，相對增幅約3.4%。這意味著在企業運營達到某個階段后，單位產量的投資會大大減少，企業的運營效率也會隨之提高。規模效應有助于平攤固定成本、提升談判能力和運營效率，但“越大越好”并非絕對，需結合行業特點和增長階段合理擴張。股東集中度（X5）與企業利潤在1%的水平上存在著明顯的正相關，如果股東集中度提高1%，企業的利潤就會相應地提高3.1%，這說明大股東持有的股份越多，就越能減輕股權分散化的風險，提高企業的利潤。適度的股權集中能夠減少代理成本、強化監督，但過度集中可能壓抑少數股東權益，需在激勵監督之間尋求平衡。表4回歸結果3.4穩健性檢驗本文以凈利率（Y1）為因變量來進行穩健性檢驗。在控制變量的作用下，以權益激勵（X1）為解釋變量，凈收益率（Y1）的變異結果是16.5%，F值是79.881，符合顯著性要求，所以該回歸方程是成立的（見表5）。股權激勵與公司凈利潤比率（Y1）呈現明顯的正向相關性，這說明若股權激勵每增加1%，那么A股上市公司的凈利潤將會增加7.1%，故研究假設通過。表5穩健型檢驗結果4優化建議4.1精準設計股權激勵策略企業實施股權激勵要充分考慮員工對企業的貢獻程度，能夠根據企業的實際經營狀況合理制訂激勵計劃。企業要把管理者的個人利益同企業的長遠發展目標結合起來，確保員工的長期戰略目光。對科技研發人員而言，應結合其特定的技術創新結果針對性地設計股權激勵方案，并將其激勵方式與創新成果緊密結合，助推企業技術突破，提高創新能力。企業還可以結合行業特征、公司發展階段等因素，確保激勵效應常態化，促進企業的高質量發展。4.2有效控制財務杠桿財務杠桿雖然有助于提高資本的利用率，但會加重企業的債務負擔，不利于企業財務穩定的長期性。A股上市公司應及時調整其融資結構，逐步降低企業負債率，減輕對企業財務績效的消極影響。企業還應采取多種融資方式，如股權融資和資本市場融資等，優化資本結構，確保企業的可持續發展。4.3提升資產周轉率A股上市公司應從多方面提高資本的利用效率。例如，通過存貨管理提高企業資產周轉率，強化存貨控制，有效降低企業的資金占用。A股上市公司應減少生產流程中的低效環節，提高單位資源的產量效率。對應收賬款進行合理管理，減少資金回籠，提高資金周轉速度。此外，還可以通過加強對客戶的信貸管理，提高應收賬款的回收效率，提升企業的經營業績。5結語研究基于2020—2023年A股上市公司面板數據，實證分析股權激勵對企業財務績效的影響，得出以下研究結論：股權激勵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