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比喻論證和類比論證是高中語文必修和選擇性必修教材中經常涉及的必備知識。到底是“喻證”，還是“類比”？這應結合具體語境進行審辨。而《普通高中教科書教師教學用書·語文·必修下冊》對《諫太宗十思疏》論證方法的解讀模棱兩可，這給一線師生帶來了不少的困惑。以此為例，結合高中語文教材中涉及的典型事例，化繁為簡，具體闡明比喻論證和類比論證的本質區別，給一線師生以明確的指引。關鍵詞比喻論證類比論證《諫太宗十思疏》論證方法魏征《諫太宗十思疏》乃千古美文，其藝術價值和現實意義不言而喻。在人民教育出版社、課程教材研究所和中學語文課程教材研究開發中心編著的《普通高中教科書教師教學用書·語文·必修下冊》（以下簡稱“教師用書”）第286頁“單元課文解說”部分，編著者先肯定本文“首段開端以‘木固其根’和‘水浚其源’比況，說明人君安國當積德義，‘喻巧而理至’（《文心雕龍·論說》）……此文開篇連用三個排比句，對仗工整，比喻精切，一落筆便氣勢不凡，吸引讀者視線。”而第287頁在小結《諫太宗十思書》的藝術特色時，編著者又說“加以文章類比親切生動，論述務盡其宜，哲理深刻切要，故絲毫不覺浮靡，反覺氣勢酣暢，讀來蕩氣回腸，深具不容辯駁的說理力量。”而文中其他地方又再也找不出類比論證的語句。由此可見，人教社2019年12月第1版、2023年1月第4次印刷這版教師用書對魏征此文的論證方法也模棱兩可，這給一線教師帶來了不少的困惑，進而造成自說自話和各自為“陣”的混亂局面。在高中語文教學實踐中，不少師生對比喻論證和類比論證也總是模棱兩可，似乎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盲人摸象，不一而足。比喻論證和類比論證的本質區別究竟是什么呢？魏征《諫太宗十思書》里到底有沒有類比論證？怎樣辨析比喻論證和類比論證呢？本文擬就此刪繁就簡，拋磚引玉。眾所周知，比喻論證是指作者在論證過程中采用了譬喻（打比方）的手法，目的是化深奧為淺顯，變抽象為具體；而類比論證則是采取同類相推的手法，揭示出主體事物具有客體事物同樣的性質，從而達到證明論點的目的。比喻論證的關鍵在于“喻”，既然是“喻”，那么就能將其還原成一個明喻句；而類比論證的關鍵在于“類”，即“同類相推”，則主體與客體均屬于本質相同的同類事物。比如“故木受繩則直，金就礪則利，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己，則知明而行無過矣。”（荀子《勸學》），這句話到底是類比論證還是比喻論證呢？你上網一搜，答案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其實，句中“君子”與“木”和“金”是本質不同的三種事物，而“受繩則直”“就礪則利”和“博學而日參省乎己，則知明而行無過”只是幾者之間的相似（相通）之處。簡言之，這個句子可以換成一個明喻句：君子就像木材和金屬的刀劍，君子博學參省就好比“木材受繩（加工）”和“金屬的刀劍拿去磨礪”，作者用日常生活事例為喻，闡釋學習對個人技能的提升作用，化抽象為具體，變深奧為淺顯，這顯然是比喻論證。同樣的道理，“臣聞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遠者，必浚其泉源；思國之安者，必積其德義”（魏征《諫太宗十思書》）這個句子中，“國”與“木”和“流”也是本質不同的三種事物，國君的“德義”與“木之根本”和“流之泉源”也是本質不同的三種事物，但它們卻具有相通之處，即“根固則木長”“源浚則流遠”“國君德義（厚）積則國家長治久安”。因此作者將“國”比喻成“木”和“流”，將“國君的德義”比作“木之根本”和“流之泉源”，將“國君積德義”比作“木固其根本”和“流浚其泉源”，將“國之安”比作“木之長”和“流之遠”，它們都可以還原成一個個形象生動的明喻句。作者善于抓住重點，選擇最集中、最深刻、最精彩、最切合的喻體來表現本意，此所謂：“取譬不遠，昊天不忒。”（《詩經·大雅·抑》）在《拿來主義》中，魯迅將“文化遺產”比作“一座大宅子”，分別用“魚翅”“鴉片”“煙槍、煙燈和姨太太”來比喻文化遺產中的“精華”“精華與糟粕互現”和“糟粕”等內容，形象生動地闡釋了對待文化遺產的正確態度和方法，可謂神來之筆。而“且爾言過矣。虎兕出于柙，龜玉毀于櫝中，是誰之過與？”（《論語·季氏將伐顓臾》）中，“季康子”與“虎兕”是本質不同的兩種事物，但如果看護不力，老虎和獨角犀就會從籠子里跑出來傷人；如果家臣不能盡勸諫之責，季氏就會干禍國殃民的糊涂事。同樣的道理，“顓臾”與“龜玉”是本質不同的兩種事物，但它們都是美好而寶貴的東西，因此，孔子運用借喻的手法，取譬淺近的生活事例，用“虎兕”和“龜玉”分別借喻“季康子”和“顓臾”，形象生動地斥責了身為季康子家臣的冉有和季路“在其位而未盡其職分”，眼看季康子決定攻打顓臾卻不加以諫止，這與放任“老虎和獨角犀從籠子里出來（害人）”和“（故意玩忽職守，讓）龜板和玉器在盒子里被（人）毀壞”沒有兩樣。再如“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載舟覆舟，所宜深慎；奔車朽索，其可忽乎！”（唐代·魏征《諫太宗十思疏》）一句中，“民”與“水”、“君”與“舟”、“國”與“奔車”、“不積德義之君”與“朽索”都是本質不同的兩類事物。但二者都有共同的相似之處，因此作者將“民”比作“水”，把“君”喻為“舟”，將“國”比作“奔車”，把“不積德義之君”喻為“朽索”，我們可以輕松地將其還原成一個個生動形象的明喻句。正因為“水可載舟，亦可覆舟”，所以“怨不在大，可畏惟人”。就好比“朽索”無以駕馭“奔車”，“失德之君”又怎么能治理好一個國家呢？正如劉勰在《文心雕龍·比興》中所言：“比類雖繁，以切至為貴。”魏征巧妙設喻，化深奧為淺顯，舉類雖邇而見義深遠。而類比推理則完全不同。其主體與客體都是本質相同的同類事物，根本不能還原成一個明喻句。比如：“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論語·季氏將伐顓臾》）中，“站不穩卻不扶著，要跌倒了卻不攙著，那么扶著瞎子走路的人還有什么用處呢？”——眼看“瞎子”“站不穩卻不扶著，要跌倒了卻不攙著”，那么，“相者（扶著瞎子走路的人）就沒有盡到責任”，這和身為季康子家臣，眼看季氏要犯嚴重的錯誤（“跌倒”）卻不勸諫阻止沒有什么兩樣（同類）。換句話說，眼看主人要摔跟斗，而輔佐者（家臣）卻無動于衷，那要你何用？！這顯然是同類（都是輔助者、都沒盡到職分）相推，振聾發聵，通俗易懂。在“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于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為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為也，非不能也。”（《齊桓晉文之事》）一段中，“不舉一羽”“不見輿薪”和“不保百姓”的本質都不是能力不足，而是可為而故意不為，即“不用力”“不用明”和“不用恩”，這幾者都是本質相同的一類情況，故而是典型的類比推理。因此作者在下文接著闡明齊宣王不推行仁政而王天下，并非能力不夠，而是自己“不想做”：“挾太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為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在“當然，能夠只是送出去，也不算壞事情，一者見得豐富，二者見得大度。尼采就自詡過他是太陽，光熱無窮，只是給與，不想取得。然而尼采究竟不是太陽，他發了瘋。中國也不是，雖然有人說，掘起地下的煤來，就足夠全世界幾百年之用，但是，幾百年之后呢？幾百年之后，我們當然是化為魂靈，或上天堂，或落了地獄，但我們的子孫是在的，所以還應該給他們留下一點禮品。要不然，則當佳節大典之際，他們拿不出東西來，只好磕頭賀喜，討一點殘羹冷炙做獎賞”（魯迅《拿來主義》）這一語段中，作者以“自詡是太陽，光熱無窮，只是給與，不想取得”的尼采類比“自詡豐富大度，只想送去，不想拿來”的“送去主義者”，以尼采的“發了瘋”類比“送去主義”者“亡國滅種”的嚴重惡果和可悲下場。因為“送去主義者”和尼采在本質上都是盲目自夸、一味“給予”，所以可以從尼采“發瘋”的結局類推出奉行“送去主義”的悲慘結局，從而戳穿了“送去主義者”“只是送出去”的荒唐論調和滑稽行為。由于二者本質相同，所以不能把它還原成一個明喻句。同樣的道理，在“臣誠知不如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之客欲有求于臣，皆以美于徐公。今齊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宮婦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內莫不有求于王：由此觀之，王之蔽甚矣”（《鄒忌諷齊王納諫》）這個語段中，鄒忌從自己本來沒有徐公美，但因為妻子偏愛、小妾畏懼和客之有所求，都睜著眼睛說瞎話，故意蒙蔽自己（說自己比徐公美）這一生活現象，聯想到“宮婦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內莫不有求于王”，“宮婦左右”“朝廷之臣”和“四境之內”也應當會競相說假話來蒙蔽齊威王。在這個語段中，“臣之妻”與“宮婦左右”、“臣之妾”與“朝廷之臣”、“臣之客”和“四境之內”都是本質相同的一類事物，“私”“畏”和“有求”是他們的共同特點，因此，它們不能還原成一個個明喻句，這是地地道道的類比推理。綜上所述，在比喻論證中，本體與喻體是本質不同的兩種事物，且二者具有某種相似點，所有采用的比喻論證的語段，都可以將其還原成一個（個）形象生動的明喻句。而類比論證則重在“類比推理”，它采用同類相推的論證方式，其客體與主體都是本質相同的一類事物，故而無法將其還原成一個（個）明喻句。倘若要辨別某語段究竟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