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質生產力是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著力點。為了研究綠色金融對新質生產力的影響，文章基于2012—2022年30個省份的省級面板數據，采用中介效應模型、熵值法實證研究了綠色金融、綠色技術創新和新質生產力的發展關系。研究發現，綠色金融有助于新質生產力發展，綠色技術創新在其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分區域結果表明，東部地區綠色金融對于促進新質生產力發展的效應尤為突出，成為該地區新質生產力增長的重要驅動力，對中部地區推動作用較小，對西部地區幾乎無作用。此外，市場化程度高的城市綠色金融的促進作用也更明顯。研究結論為綠色金融、綠色技術創新和新質生產力間的作用機理提供了經驗證據，對新質生產力的發展具有一定的意義。【關鍵詞】綠色金融；綠色技術創新；新質生產力；研發投入一、引言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要健全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體制機制，促進新質生產力發展。發展新質生產力，這一過程旨在通過融合前沿科技、優化資源配置、創新生產模式等手段，重構生產力體系，以更好地適應并驅動數字經濟時代的經濟社會發展需求。因此，如何發展新質生產力成為當前重要課題之一。2023年，中央政治局在第十一次集體學習中，對新質生產力進行了系統性的定義闡述，明確指出它是一種以創新為主導，超越傳統界限、引領未來的生產力形態，其顯著標志在于高科技的深度融合與高效能的卓越表現，是推動社會全面進步的關鍵力量。劉偉[1]指出，發展新質生產力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進入新階段面臨的重大實踐問題和理論問題。當前，我國正處于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的浪潮中，一些顛覆性技術創新正在創造產業新業態，其中以可持續發展為目標的綠色技術創新廣泛滲透到幾乎所有領域，推動生產力加速迭代躍升。然而，在發展新質生產力的過程中，面臨著諸多困境與挑戰，需要繼續深化意識，加強研究，不斷推進新質生產力的發展。2016年，中國打造出了國際上第一個由中央政府部門確立的綠色金融政策框架體系。黨的二十大報告進一步強調綠色環保是中國經濟新的增長引擎之一，隨后召開的中央金融工作會議正式將綠色金融確立為構筑金融強國戰略藍圖的五大核心議題之一，彰顯了將社會資源引導向綠色發展的堅定決心，此決策與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新質生產力本身就是綠色生產力”的深刻洞察不謀而合。中國人民銀行界定的綠色金融，旨在促進環境質量的提升，有效應對全球氣候變化挑戰，并推動資源實現更加節約與高效利用的一系列金融活動與經濟行為，其核心在于通過金融手段促進經濟體系向綠色、低碳、可持續方向轉型。近年來，我國綠色金融標準體系正加快推進，綠色金融制度不斷完善。2024年，在中國人民銀行、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等七部委共同發布的《關于進一步強化金融支持綠色低碳發展的指導意見》，明確設定了未來五年的戰略藍圖，旨在構建一個達到國際領先水平的金融支持體系，以全面促進綠色低碳發展。當前，實務界在創新綠色金融產品和服務的實踐中進行了積極有效的探索，但在探討綠色金融如何驅動新質生產力發展的理論架構與實證研究方面，尚存在研究空白與不足，亟須深入探索綠色金融促進新質生產力形成與演進的內在機制及實際效果。鑒于此，本文選取了2012—2022年的省級面板數據，深入探討綠色金融、綠色技術創新與新質生產力的影響機制，并進一步考察基于該影響作用的各項差異分析。本文可能的研究貢獻在于：一是基于學術界目前對新質生產力的研究成果，構建出一個新質生產力的度量指標，并評估綠色金融對新質生產力的影響效應，為后續研究新質生產力提供有益的借鑒。二是開展綠色金融—綠色技術創新—新質生產力發展的影響機制研究，將綠色技術創新作為中介變量納入分析框架，從宏觀層面拓展了對新質生產力影響因素的認識，豐富了新質生產力現有的研究。三是從完善綠色金融體系和提高綠色技術創新水平兩個渠道，深入研究提升新質生產力的影響機制，為后續的政策提供經驗證據。二、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新質生產力正在迅速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高頻詞之一。丁任重等[2]認為新質生產力仍然是馬克思生產力視角下的“新”與“質”，只是相比于傳統生產力，“新技術”賦予了新質生產力新的內涵。李偉[3]也持同樣的觀點，認為新質生產力是創新驅動的先進生產力質態，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質量等特征。孫藝[4]則更具體地剖析了人工智能技術可以推動新質生產力發展。大多數學者都認為勞動者、勞動資料、勞動對象及其優化組合構成了新質生產力的基本內容，但如何更好地促進新質生產力的發展則是更為重要、亟待深化研究的領域。近年來，關于綠色金融促進新質生產力發展的研究正在不斷豐富，何青等[5]等認為新質生產力是符合高質量發展要求的先進生產力質態，充分發揮金融的功能是新質生產力發展的一大要求。吳衛星等[6]則具體提出，新質生產力的發展需要綠色金融提供資金支持、創新性金融產品和風險管理服務。具體分析，綠色金融可以與經濟政策相互促進，既能發揮市場的自發調節作用，也充分利用政策機遇，加大對企業的支持力度，促進新質生產力的提升。綠色金融是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支撐，發展新質生產力離不開全方位、全周期、全流程的綠色金融服務，新質生產力作為契合時代需求的新型生產力，對綠色金融的發展提出了更高要求，要通過加快綠色金融體系的構建與完善促進新質生產力的發展。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設1。H1：綠色金融對新質生產力發展有正向促進作用。學術界關于綠色金融助力綠色技術創新的研究成果頗為豐富，多數學者認為綠色金融能夠促使綠色技術創新。綠色金融可以通過激勵綠色創新活動，為經濟增長注入可持續的動力[7]。具體到企業層面，綠色金融能夠有效激勵企業選擇綠色技術創新策略[8]，通過改善企業債務結構來促進企業綠色創新[9]，有利于提高企業綠色創新活躍度[10]，增進企業綠色創新表現[11]，而且綠色金融貫穿于綠色技術創新體系建設的全過程[12]。由此，綠色金融政策從宏觀、微觀層面都有助于提升企業綠色創新。當前，新一輪科技革命、產業革命的浪潮與我國加速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進程相互融合、相互促進，只有加快綠色技術創新，搶占產業發展制高點，加快形成新質生產力，才能在日趨激烈的競爭中掌握主動權，綠色技術創新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作為加快實現生產過程和生產力等三要素重構的有效舉措，綠色技術創新能夠推動形成新型勞動者、新型勞動資料、新型勞動對象，大力發展數字經濟時代更具創新性、融合性和高級化的新質生產力[13]。綠色金融可以通過拓寬企業融資渠道、降低創新風險、增強信息透明度等，促進企業綠色技術創新，從而提升新質生產力。但是，由于綠色技術創新的成功率較低，資金投入較大且時間周期較長，遵循理性人假設的經理人可能傾向于選擇易于模仿、低成本的末端治理技術，而非面對綠色技術所帶來的環境規制挑戰[14-16]。這時，綠色金融政策可以通過提供政策扶持、資金支持引導企業開展綠色技術創新，從而降低企業的綠色技術創新風險，促進企業開展綠色技術創新。總體而言，當下的研究多數聚焦于綠色金融對經濟發展以及企業創新所產生的作用上，缺少將綠色金融、綠色技術創新與新質生產力整合起來展開深度探究的架構。過去的研究往往集中于評估各項因素對綠色技術創新的影響，而較少關注其在推動綠色金融促進新質生產力發展中的角色。然而，綠色技術作為促進綠色發展的關鍵工具，實質上支持了新質生產力的提升。因此，本文將綠色金融與綠色技術創新加以融合，深度剖析它們對于新質生產力發展的作用機理，有益于推動相關領域研究的整合，開辟嶄新的研究視野，同時充實現有的研究架構。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設2。H2：綠色金融可通過綠色技術創新推動新質生產力發展。三、研究設計（一）數據來源2012年黨的十八大報告中首次提出建設美麗中國，要求綠色金融體系日益完善，綠色金融產品逐漸豐富，重點突出綠色金融體系被官方首次正式提出，標志我國綠色金融進入發展全新階段，綠色、環保、低碳等高新技術產業應運而生。因此，本文選擇的研究樣本期間為2012—2022年。綠色金融指數、綠色技術創新數據和新質生產力的原始數據源自《中國統計年鑒》、覆蓋30個省份的《統計年鑒》、中國經濟金融研究數據庫、中國研究數據服務平臺以及《中國工業統計年鑒》等權威資料。在數據處理上，本文還采用了插值法進行補缺。此外，基于數據的完整性、可獲取性原則，并遵循領域內主流研究的實踐方法，本文選取30個省份的省級面板數據，以確保研究的代表性和普遍性。（二）變量定義1.被解釋變量：新質生產力（NP）新質生產力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創新發展。發展新質生產力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深刻洞察時代大勢，著眼中國式現代化這一首要任務提出的重大戰略。由此，學者們積極開展了新質生產力的相關研究。如任保平[17]認為新質生產力是生產力現代化轉型的最新體現；方敏等[18]進一步認為生產力是生產要素在一定生產關系下實現的物質生產力量，新質生產力推動傳統部門升級轉型；周文等[19]從政治經濟學視角考察，認為新質生產力是以科技創新為主導、實現關鍵性顛覆性技術突破而產生的生產力，是對傳統生產力的超越，需要新的生產關系與之適應；高帆[20]研究認為，我國提出的“新質生產力”概念具有多個維度的內涵，表現在結果、要素、要素組合、產業形態、保障等方面。由此可見，目前學術界普遍認可，“新質生產力”的基本含義是通過優化組合的勞動者、勞動資料和勞動對象，實現質的變革。熵值法被廣泛應用于測算這三個要素的發展水平，從而綜合評估新質生產力指數。本文參考韓文龍等[21]的方法，通過勞動者、勞動對象、勞動資料、研發投入、組織結構和數據要素六個維度，采用熵值法構建了新質生產力發展指數，見表1。2.解釋變量：綠色金融（GF）目前學術界對綠色金融的衡量也存在多種方式。王馨等[11]、劉華珂等[22]通過綠色信貸來衡量綠色金融水平；文書洋等[7]從綠色信貸、綠色債券、綠色保險、綠色股票四個方面衡量綠色金融的發展程度。由于本文主要研究綠色金融對新質生產力的作用機制，而新質生產力是一種新的更全面的生產力，需要考慮更多的因素，因此，本文主要從綠色信貸、綠色投資、綠色保險、綠色債券、綠色支持、綠色基金和綠色權益七個方面，采用熵值法計算出各省份的綠色金融指標。3.中介變量：綠色技術創新（GT）創新是新質生產力發展的強大驅動力，綠色技術創新又是各類創新活動中對新質生產力發展產生作用最為直接的一類。學術界對綠色技術創新的衡量存在的主要方式有：文書洋等[7]、范丹等[23]以綠色專利授權數占總專利授權數的比例評價綠色技術創新水平；周肖肖等[8]、祁懷錦等[10]以綠色專利數量衡量企業的綠色創新表現；王馨等[11]以綠色專利申請數+1取對數衡量企業綠色技術創新水平；李戎[9]直接采用綠色專利取自然對數來衡量綠色創新質量。雖然對綠色創新的衡量方式存在區別，但都是以綠色專利為核心，通過申請量、授權量或者與總專利數量的比例來衡量，綠色專利數據是最主要的衡量依據。由于綠色專利申請數據可能存在右偏分布問題，為了消除這個問題的影響，本文主要參照王馨等[11]的做法，以綠色專利申請數+1取對數的方式衡量企業的綠色技術創新水平作為中介變量。4.控制變量為全面分析綠色金融對新質生產力的推動作用機制，需要同時考慮其他可能影響新質生產力發展的因素。本文通過研究，選取了城鎮化水平、產業結構、技術市場發展水平、信息化水平以及對外開放程度作為控制變量，以盡量減少遺漏變量的偏誤。（三）模型設定為驗證H1和H2，構建了模型1—模型3：NPi，t=α0+α1GFi，t+α2Urbani，t+α3Indui，t+α4TDevi，t+α5Infori，t+α6FDIi，t+α7Govi，t+λi+μi，t+εi，t（1）GTi，t=β0+β1GFi，t+β2Urbani，t+β3Indui，t+β4TDevi，t+β5Infori，t+β6FDIi，t+β7Govi，t+λi+μi，t+εi，t（2）NPi，t=γ0+γ1GFi，t+γ2GTi，t+γ3Urbani，t+γ4Indui，t+γ5TDevi，t+γ6Infori，t+γ7FDIi，t+γ8Govi，t+λi+μi，t+εi，t（3）在上述模型中，NPi，t表示i省第t年的新質生產力發展水平，GFi，t代表綠色金融指數，GTi，t代表綠色技術創新，λi，t是年份固定效應，μi，t表示省份固定效應，εi，t為隨機誤差項，其余為控制變量。本文參考溫忠麟等[24]的中介效應模型，通過檢驗系數α1、β1和γ2是否顯著來推斷中介效應的顯著性。四、實證結果分析（一）描述性統計和相關性分析由表2可知，新質生產力、綠色金融和綠色技術創新的最大值與最小值差距均較大，表明地區之間的新質生產力發展水平、綠色金融實施程度和綠色技術創新能力都存在較大差異，整體發展表現不均衡。其余控制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合理，不再贅述。此外，為驗證本文選取的指標是否存在多重共線性問題，參照江艇[25]的研究，主動進行了相關性分析，得出所有變量的相關系數均小于0.7，證明了各變量之間不存在嚴重的多重共線性。但是相關性分析只是針對變量一對一的系數分析，因此還需結合后續的回歸結果進行進一步分析。（二）綠色金融對新質生產力的回歸結果參照唐松等[26]的研究方法，本文選擇雙向固定效應模型進行多元回歸分析。由表3可見，模型1驗證了綠色金融對新質生產力的影響，其回歸系數為0.244，1%顯著水平上呈正相關，表明綠色金融的發展有助于促進新質生產力的提升。模型2中，綠色金融的回歸系數為1.904，1%顯著水平上為正，說明綠色金融與綠色技術創新之間存在顯著正相關關系。模型3中，綠色金融對綠色技術創新和新質生產力的回歸系數分別為0.203和0.022，且在5%顯著水平上為正，顯示出綠色金融通過促進綠色技術創新對新質生產力的提升存在部分中介效應。綜上所述，實證回歸結果支持上文提出的H1和H2，綠色金融不僅能直接推動新質生產力的發展，而且通過作用于綠色技術創新間接提升新質生產力水平。（三）穩健性檢驗基礎回歸結果基本驗證了綠色金融對新質生產力有正向促進作用，為了驗證本文變量選取的科學性與結論的穩定性，本文主要采用工具變量法、替換變量和Sobel檢驗來驗證上述的研究結論。1.工具變量法選取合適的工具變量來進行穩健性檢驗，是解決內生性問題的主要方法。參照趙濤等[27]的做法，本文采用工具變量法進行穩健性檢驗，對原有模型重新驗證。由表4可知，一階段回歸系數為0.376，且在1%的水平顯著為正，表明工具變量與綠色金融指數顯著正相關；二階段回歸系數0.612，且在5%的水平顯著為正，表明綠色金融指數與新質生產力發展質量顯著正相關，這與前文基礎回歸結果一致，充分說明在考慮了內生性問題后，H1仍然成立。2.替換變量為保證回歸結果的穩健性，本文借鑒任宇新等[28]的研究，直接用勞動力、勞動對象和勞動資料測算新質生產力作為替換被解釋變量；借鑒史代敏等[29]的研究，利用綠色信貸、綠色證券、綠色投資、綠色保險和碳金融五個層級的指標構建綠色金融指數作為替換解釋變量。檢驗結果如表5所示，替換了被解釋變量和解釋變量后重新進行回歸，結果顯示依然顯著，印證了前文回歸的結果的穩健性。3.Sobel檢驗中介效應的檢驗方法有很多種，比較常用的有Sobel檢驗。本文根據杜勇等[30]的研究，采用Sobel方法來檢驗，檢驗結果見表3最后一列，為2.033，且在5%的水平顯著為正，驗證了中介效應確實存在，證明了上述基礎回歸的結論。五、進一步分析（一）市場化程度異質性檢驗近年來，中國人民銀行會同相關部門，持續加強和完善綠色金融發展的頂層設計，確立了綠色金融的資源配置、價格發現和風險管理的“三大功能”的發展政策。隨著綠色金融框架和體系的逐步完善，綠色金融對市場經濟的低碳轉型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一般而言，市場結構越多元，政策導向下的綠色金融政策的資源配置作用越完善，不同的市場基礎會直接影響綠色金融政策的落地和創新激勵的效果，進而影響到新質生產力的發展。因此，綠色金融的支持程度在不同的市場環境下的支持作用可能存在差別。基于此，本文以城市為樣本，按照市場化程度劃分后，開展異質性分析。首先，市場化程度以民營企業就業人數與總就業人數的比值作為衡量市場化程度的指標；然后以樣本均值為中位數，取高于中位數的省份為“高市場化程度組”，低于中位數的為“低市場化程度組”，再按照基準模型進行回歸。根據表6，兩組數據的回歸系數在高市場化程度組表現更好，與區域異質性分析的結果一致，說明高市場化的城市能夠進一步放大綠色金融對新質生產力的推進作用，綠色技術創新的中介作用也會更明顯；反之，低市場化程度的城市中，綠色金融的發展和綠色技術創新的作用都會更弱一些。充分說明，在經濟社會的發展中，低市場化城市在完善綠色金融基礎結構，發展綠色技術創新方面仍然需要進一步加強。（二）區域異質性檢驗通過區域異質性檢驗，可以深入了解綠色金融在不同區域的具體作用機制，這對于制定更加精準、有效的綠色金融政策，推動區域協調發展，實現綠色低碳轉型具有重要意義。同時，異質性檢驗還有助于我們總結不同區域的成功經驗，為其他地區提供借鑒和參考，從而推動全國范圍內綠色金融的快速發展和新質生產力的全面提升。參考張莉等[31]的做法，本研究將30個省份劃分為東、中、西三個區域，分別分析綠色金融對不同區域新質生產力增長影響的差異性。根據表6，東部地區回歸系數為0.296，且在1%水平顯著為正，顯示綠色金融的發展對東部地區新質生產力提升具有顯著促進作用。中部地區回歸系數為1.141，且在10%的水平顯著為正，但是系數小于東部地區；西部地區綠色金融變量為正向但不顯著，這說明綠色金融發展對西部地區的新質生產力提高無明顯促進作用。六、主要結論與政策啟示（一）主要結論本文綜合利用2012—2022年30個省份的面板數據，通過實證研究檢驗了綠色金融、綠色技術創新與新質生產力之間的關系，得出以下結論：第一，綠色金融的蓬勃發展對新質生產力的提升具有顯著的推動作用，其中，綠色技術創新作為這一過程中的重要環節，發揮了部分中介效應，有效促進了綠色金融助力新質生產力發展的進程，進而實現綠色金融對新質生產力的賦能。第二，按照市場化程度和東中西區域劃分研究發現，在推動新質生產力發展的過程中，東部地區的綠色金融發展展現出了最為強勁的促進效應，緊隨其后的是中部地區，西部地區則最弱。（二）政策建議1.健全綠色金融體系，實現可持續發展綠色金融的穩健發展，乃是助力實體經濟朝著綠色化轉變、助推金融高質量發展的重要節點。首先，要創新制度體系，以制度體系創新為根本，不斷進行摸索，加速綠色金融標準體系構建、信息公開、產品服務革新、國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