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比擬優勢的喪失〔作者:___________單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

經典的比擬優勢理論解釋了19，20世紀產業的地理分布問題。這一理論認為，生產的分布取決于兩個因素：天賦的自然資源與生產要素的占有率〔資本與勞動力的相對富裕程度〕。那些土質肥沃、氣候適宜、降水充分懂得地方開展農業生產；油儲豐富的地區那么提供石油。資本富足型國家〔勞動力人均占有資本量多〕生產資本密集型產品，而那些勞動力富足型國家〔勞動力人均占有資本量少)那么生產勞動力密集型產品。

在19世紀以及20世紀的大局部時間里，比擬優勢理論足以解釋所有需要解釋的問題。美國在南部種植棉花，因為那里有適宜的氣候和土壤；在新英格蘭紡織，因為那里擁有驅動紡織廠的水力和建造紡織廠的資金；紐約成為美國最大的城市，因為那里擁有東部海岸最大的天然良港，并且具有建造聯系中西部水運線(伊利運河)的雄厚資本。匹茲堡成為鋼鐵之都，因為根據美國的煤炭、鐵礦、河流和湖泊的分布，在那里生產鋼鐵本錢最低。在鐵路運輸時代，芝加哥注定要成為美國的交通重鎮和世界肉食品集散中心。德克薩斯是油都，而電力的使用那么決定了鋁只能在華盛頓州的哥倫比亞河畔生產。

1900年1月1日，美國12家最大的公司是美國棉油公司、美國鋼鐵、美國煉糖公司、大陸煙草、聯邦鋼鐵、通用電氣、國家鉛業、太平洋郵電、人民煤氣、田納西煤鐵、美國皮革和美國橡膠。212家公司中有10家是自然資源型公司，可見本世紀初的經濟仍然是自然資源經濟。

這份名單讓人感興趣的地方還有，除了通用電氣公司至今仍“健在〞之外，，其余公司都只能殘存于別的公司之中。這11家公司沒有能以獨立的實體進入下個世紀，寓意是顯然的：資本主義是一個創造性的破壞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充滿活力的新興小公司將不斷地取代那些不能適應新形勢的大型老公司。

同樣的情況在美國之外也發生著。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在英國的煤礦下：辛苦勞作的工人有100多萬，占勞動力總數的6％。煤炭是至關重要的，它是使世界運轉的動力。今天，依舊是那些礦井，但只有不到3萬人在那里工作。

在1917年制造業正處于上升之勢時，按當時資產計算，最大的20家工業企業中有13家依然是以自然資源為根底的公司，這20家公司是美國鋼鐵、美孚石油、伯利恒鋼鐵、阿摩公司：斯威福特公司、米德威爾鋼鐵與軍械、國際哈維斯特、杜邦公司、美國橡膠、弗爾普斯道奇、通用電氣、阿納康達銅業、美國冶煉、辛格縫紉機、福特汽車公司、威斯汀豪斯(西屋)、美國煙草、瓊斯勞林鋼鐵、聯合碳化物和韋爾豪澤。

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阿根廷和智利等自然資源充足的周家是富國，而像日本之類自然資源匱乏的國家那么注定了貧窮的命運。19和20世紀里的所有富國都是擁有自然資源的國家。

一旦一個國家變成富國，便有保持其富國之勢。收入越高，儲蓄越多；儲蓄越多，投資越大；投資越大，投人生產的工廠和設備越多；投入生產的資本越多，生產力越高；生產力越高，所能付出的工資就越高。對于那些富國而言，存在著一種良性循環，使它們更加富裕。隨著國家的富裕，它們會轉向資本密集型產品的生產，帶來更高的勞動生產力水平和更高的工資水平。

相比之下，日本通產省1990年預測在20世紀90年代和2l世紀初最具有增長潛力的產業名單是：微電子、生物技術、新材料科學產業、電信、民用航空制造、機械制造與機器人、計

算機(包括硬件和軟件)。這些都屬于人工智能產業，它們可分布在地球外表的任何地方。至于它們到底分布在哪里，取決于誰擁有了足以創辦它們的智能。

天賦的自然資源優勢已不再成為一種競爭要素，因為現代產品所消耗的自然資源越來越少。橋梁和汽車所需鋼材越來越少，而諸如計算機之類的設備卻根本上不消耗什么自然資源。現代交通業的開展；已使資源能以較低的本錢運送到任何需要它們的地方。日本是最好的例子，它擁有占世界主導地位的鋼核、工業，自身卻沒有(煉鋼所必需的)煤炭和鐵、礦；在19世紀乃至20世紀的大局部時間里，這種情況是不可能發生的.

扣除一般的通貨膨脹因素之后，自然資源的價格從7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下降了60％，可以斷定，在今后的25年里還會下降60％。原材料將會從開展中國家大量輸出，更為重要的是，世界正處于材料科學革命的前沿，它將帶來按需定制的材料。生物技術也將加速農業中的綠色革命進程。在21世紀，沒有任何國家能僅僅靠擁有原材料而致富。

資本優勢也不再成為一種競爭要素了。隨著世界資本市場的開展，根本上每個人都可從紐約、倫敦或東京借貸。今天，曼谷的企業家所建造的工廠，資本密集度可同美國、德國或日本的任何一家工廠相媲美，盡管在他生活的國家里人均凈收入缺乏上述三國的十分之一。事實上，以投資而言，已沒有什么資本富國或資本窮國了。資本密集型產品并不必然在富國生產，富國的工人并不必然占有更多的資本，也不必然具有更高的生產力水平，或獲得更高的工資。

在人工智能產業時代，資本與勞動力之比不再成其為有意義的變量，因為資本與勞動力之間的整體差異已不復存在。技能、知識與入力資本，都是由產生有形資本的同一投資基金創造出來的；原勞動力(指放棄閑暇的意愿)依舊存在，但其在生產過程中的重要性已大為降低，并且，在全球大量貧窮的失業工人存在的情況下，原勞動力可以很廉價地買到。

如今，知識與技能正作為比擬優勢的來源而凸現出來，成為20世紀后期經濟活動分布中的決定性因素。硅谷和128公路之所以座落在它們現在的位置，僅僅因為那里是智能集中之地，此外那么一無可取之處。

隨著以科學為根底的工業于20世紀的問世(其首例當推德國的化工業)，對新產品的有意創造顯得日漸重要。那些新產品的創造者將在新產品生命周期的初期生產這些產品，并得到高額利潤和工資。最終，這種生產會轉移到第三世界國家，但到那時，產品就成為勞動力密集型的低收入、低利潤商品。紡織業是典型的例子，它曾是推動英國和美國工業革命的帶頭力量，但今天，它已成為標準的第三世界加工業產品。

所謂的“產品周期〞也已不復存在。逆向工程技術加上跨國公司將其技術向產品本錢最低地區轉移的趨勢日漸加劇，使新產品技術就像資本和自然資源一樣．，能夠迅速地傳到世界各地。新產品技術授權應用之處不一定是其創造地，使用者也不一定是其所有權持有者。

讓我們來考察一下攝像機和錄像機(由美國人創造)、機(由美國人創造)以及激光唱盤機(由荷蘭人創造)的情況。當這些產品步入商品化、產業化和盈利階段時，它們全成了日本產品，盡管日本人并未創造其中任何一種產品。如果一個國家只是單純的產品創造者，而不同時是其低本錢生產者的話，它所能獲得的經濟利益微乎其微。技術從未像現在這樣重要，但與新產品技術的領先相比，生產制造技術的領先更為重要。

低本錢生產者在某種程度上說與工資有關，但從更深層次看，成為低本錢生產者意味著成為生產制造技術的主人，意味著不僅擁有了相關的技藝，知道該如何把新技術組合到一起，而且擁有了生產過程的管理能力。要想成為生產制造技術的主人，成功的企業必須把其創造、設計、生產、銷售、后勤以及效勞等眾多環節管理好，組成競爭對手難以企及的嚴密網絡。成功的奧秘不是勞動力或資本的堆積，甚至也不是管理上的集成。而是整個組織的技能根底、正是它將上述諸多行為環節整合成一個低本錢的系統。

經典的比擬優勢理論常常使人覺得，似乎所有人都可以此貿易中獲利，但從技術上看卻并非如此。從比擬優勢中獲利國家的總收入的增長，將以這些國家中某些企業的虧損為代價。這一理論的真正含義在于，那些從國際貿易中獲利的企業，能夠從其行為中獲得額外的利潤，以補償那些在國際貿易中虧損的企業。如果這種補償未能真正兌現(它還從來沒有兌現過)，那么那些虧損企業就有理由反對國際貿易。在經典理論看來，這種虧損是微缺乏道的。首先，它假定存在完全就業，自由貿易不會把任何人推向失業的深淵；其次，轉移本錢被假定為零，在不同地區、行業和公司之間被迫轉換工作的過程中，不會有某些地區、行業或公司的物質、人力資本會遭受損失；第三，收益被假定為處處均等，每一行業的人力或物質資本的收益率都是相同的，不管哪一公司或行業，工人自愿放棄的每一小時閑暇，都可獲得同樣的工資。因此，被動地轉換工作不會對工資產生太大的改變，如果存在什么變化的話。

在經典的比擬優勢理論中，政府在決定產業布局方面不起任何作用，由資源票賦和因素比所決定的“正確〞地點適用于一切投資。如果一切都在“正確〞地點進行；世界的總生產就會到達最大化。因此明智的政府都知道，任何改變企業自選場址的企圖，都只會佼經濟活動落實到“不適當〞的地點，增加無效支出，阻礙經濟開展。

這一系列信念導致了米切爾波斯金(喬治布什總統之沒濟參謀團主席)的不朽名言：

一個國家到底是生產馬鈴薯片還是計算機芯片，并沒有什么差異。

但所有這些假設中，沒有任何一項為哪一項當然正確的。貿易能導致失業，那些在進口增加的情況下失業的人，往往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無法擺脫失業狀態。雖然從理論上講，政府可通過刺激經濟增長防止高失業率，但政府一般不會這樣做。人們在不同地區、行業或公司之間的流動是有轉移本錢的。從經驗上看，工資和資本的回報率即使是在長時間內也不會均等。

1992年美國每小時的人均工資，從卷煙加工業的20.68美元和啤酒制造業的19．70美元，到女裝制作業的5.94美元和餐飲業的5．29美元不等。如果將附加福利也包括在內，這些差異還會擴大四分之一。1992年，普通股權益的平均回報率，制藥業是27％，而建筑材料業那么是一26％。如果看公司而不是行業的回報率，差距還會更大。

在相當長的時期內，這些差異會持續存在下去。現實世界的經濟是動態的，永遠不會固定在某種等工資、等回報率的均衡狀態。制藥業之所以成為一個熱點政治問題，主要是因為幾乎在整個二戰之后，制藥業的投資回報率一直最高。石油業的工資一直高出平均水平(多出29％)，而家庭效勞業的工資那么一直低于平均水平(少36％)。

工資并非單純地取決于個人的生產率。同樣是擁有博士頭銜的大學經濟學家，在美國工作就會比在英國工作掙的錢要多。他們(英國經濟學家)，的知識并不比我們少，但其創造的收入卻比我們少，因為與他們一起工作的整個集團生產率比我們低。任何個體所擁有的知識的價值，都取決于它在整個系統中被運用的智力程度---即購置者和其供給者吸收知識的能力。

這些事實并不改變國際貿易產生凈利潤的結論，但它們也意味著總虧損和虧損者數量是相當大的。如果贏利者真的對虧損者作出補償，他們將喪失所獲利潤的大局部。虧損者常常數量很大，且會失掉他們大量的收入。因此，奮力抗爭以抵抗朗種損失并非不合情理。

當依賴于研究、開發和人類技能的人工智能產業占據系統的主導地位時，問題就會更加復雜。投資者不會只對某套固定的投資時機作出反響。研究與開發投資創造出一系列產業開展的可能性。各國不會具有相同的投資時機。

未來的產業需要創造，它們并不是現成的。將來，各國必須對那些能創造出一系列人工智能產業的知識與技能進行投資，只有這樣才能為國民帶來更多的收入和更高的生活水準。相比而言，自然資源產業根本上是先天注定的，你要么出生在一個自然資源富足的國家，要么不是；而人工智能產業卻非先天的，—假設在創立這些產業時不付出努力、沒有必要的投資，任何國家都不可，能坐享其成。

比擬優勢理論仍然有效，但一個國家的優勢是由其所作所為---更準確地說，是其做何種投資---創造的。如果某一國家沒有必要的技能根底，比方在微生物學方面的博士，就不可能擁有自己的生物工程產業。

美國的觀察家們常常擔憂低于平均工資水平的效勞行業的過度增長，這盡管可以理解，但并無必要。在歷史上，我們的統計數據一直把產業劃分為為農業、礦業、建筑業、制造業和效勞業，其中效勞業是一個龐雜的、包括了其他四類不能含括在內的所有產業。由于過于龐雜，效勞業已是個沒多大意義的門類稱呼。平均來說，效勞業的工資收入要比制造業的低三分之但某些效勞行業，如金融業和醫療行業，其工資收入在整個經濟系統中是最高的。

真正值得擔憂的問題不是效勞業的增長，而是經濟能成功從低工資、低技能產業(在我們標準的統計分類中，每一類都存在這種行業)向高工資、高技能產業(在標準統計的每一門類中也都同樣存在)的轉移。1900年，美國12家最大的公司中有兩家(太平洋郵電和人民煤氣)—是效勞行業公司；時隔90年之后，被日本人認為最有開展潛力的產業中，也有兩個(電信和計算機軟件)屬于效勞行業。一個國家在未來的成敗盛衰，取決于它今日是否成功地實現了向人工智能產業的轉變，而不是某一個產業部門的規模大小。

在人工智能產業時代，世界經濟處于永無止歇的轉變之中。不會存在由于缺乏技術革新而使競爭拉平工資和投資回報率的時候，也不會有所有經濟活動都同樣地有利可圖，做什么都無關緊要的時候。使回報平均化的長．期市場力量肯定存在著，但某些公司與產業高于平均水平的工資和資本回報率，會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存在著。它們能做到這一點，憑借的是其產品在同類技術領域里迅速地更新，使那些置身相關產業之外的公司無法以足夠快的速度跟進(開展必要的智能和技能需要時間)并分享這些新興經濟活動高于平均水平的回報。當其他人進入這些領域，他們實際上已開始從這些新的經濟活動中退出，轉而開發那些更新、回報更高的經濟活動去了。

如果進入的本錢壁壘高，趕上市場領先者必要的時間就長，例如，歐洲的空中客車企業需要20多年的．時間才能趕上美國的飛機制造業，它將消耗260多億美元的公共基金。

經濟學家的均衡概念在確定經濟力量的長期方向上是有用的，但不適用于描述某一時刻的現實經濟狀況。經濟每時每刻都在短期的動態不平衡中運行，雖然朝向平衡開展，但由于動態變化相對于到達平衡所必要的時間如此之快，短期的不平衡階段永遠也不可能成為長期的平衡階段。

這種不平衡階段，常常有取得很高工資和很高投資回報率的時候。由于在微處理機制造方面保持著領先一代的優勢，英特爾公司的利潤率到達了銷售額的23％，資產凈回報那么罰17％，盡管它必須要花費近5億美元去糾正奔騰芯片中的一個缺陷。由于在軟件方面領先一大步，微軟公司1995年的凈收入到達銷售額的24％。“這些高于均衡回報的收入給比爾.蓋茨帶來了150億美元的凈資產，使尚缺乏40歲的他一躍而成為美國的首富。

這類回報不會永遠保持下去(它們在經濟學中被稱為非均衡準租金)，但可持續許多年——英特爾公司獲得遠高于平均水平的利潤已有十多年。這些獲利時機就，像是發現黃金國的現代翻版。但它們是永久的財富之源，不會像金礦一樣在最后一盎司黃金被開掘殆盡之后就消失了。個人和國家的財富都將由此而生。

如果一個公司或國家希望在技術上保持領先地位以便能不斷獲得非均衡狀態下的高工資和高利潤，那么它就必須參與到人工智能產業的革命進程中去，占據有利的位置，充分利用不斷出現的技術、經濟革命。被迫退出這類產業的代價，不僅僅在于要把人員和資本從某一產業、地區轉移到別處，或者者是被解雇人員再就業獲得的低工資的代價。從短期和中期來看，真正代價是失去了在保持其新技術領先地位時所能獲得的高工資高利潤。從長期來看，代價那么是被關在未來開展的大門之外，無法參與新的高工資、高利潤時機的角逐。沒有生產隨機存儲器芯片能力的國家將不可能制造微處理機。

如果自然資源在人工智能產業的世界里已無力主導經濟活動，如果要素比在國際資本市場和后勤供給網絡的世界里已經效，如果新產品來得如此之快以致于勞動力和資本市場永遠有足夠的時間到達均衡，如果轉移本錢過大，如果持續的高失業率是一種世界范圍的生活事實，那么，現實的世界就已遠不是經典的比擬優勢理論所能解釋的了。貿易仍能產生巨大的凈利潤，但利潤如何分配，誰獲得利潤，誰承受損失，便成了一個更加復雜的問題。

技能：長遠的可持續競爭優勢的唯一源泉

隨著其他事物不再成為競爭要素，知識成為長遠的可持續競爭優勢的唯一來源。然而，知識只能由個體的技能表現出來，正如其他一切因素一樣，知識與技能也將在世界范圍內流動，但流動比其他因素要慢。教育和培訓的周期很長，許多相關技能在正式教育機構是學不到的，特別是那些生產性技能，只能在生產環境中習得。掌握半導體設計理論比擬容易，但要實際制造出到達預定公差范圍內(小于半個微米)的半導體卻相當困難。

今天的運輸和通訊技術可使第一世界的熟練工人能夠有效地同第三世界的非熟練工人協同工作。技術含量高的部件第一世界生產，然后運送到第三世界，與那里生產的低技術部件組裝在一起。將第一世界的熟練工人和低工資的第三世非熟練工人結合使用，能夠降低本錢，提高利潤，使一些第一世界的熟練工人獲得的工資收人高過他們與高工資的第一世界的非熟練工人一起工作時的工資收入。

研究與設計技術可以通過電子手段從第一世界引進，銷售情況可以很快地傳給第三世界的工廠，零售商們也都知道產品的產地對于發貨的速度不會產生多大的影響。即時通訊和快速運輸意味著市場需求能有效地從地球另一半的產地得到滿足。

跨國公司是這一過程的中堅力量，它們的諸多決策，如在哪里開展并保持技術領先地位，決定了大多數最正確工作時機的地點。跨國公司把其高薪領先技術放在美國，并非因為它們碰巧都是美國公司，而是因為在美國開發這些領先技術的本錢最低。能為公司開發領先技術提供最低本錢的國家，將是那些在研究與開發、教育以及根底設施(如電信系統等)等獲取領先地位所必需的方面投資最多的國家。國家財富將流向那些技能群集、彼此促進的國家。

必須建立能把全球技能集中起來的組織并予以妥善管理；那些有能力把全球范圍內必要的技術組織在一起的人將有可能成為收入最高的知識型工作者——精英中的精英。

過去，只具有第三世界技術水平的第一世界工人能夠獲得超額工資，僅僅是因為他們生活在第一世界。與那些具有第三世界技術水平又生活在第三世界的工人相比，他們在工作上擁有更多的設備、更好的技術、以及技能更好的工作伙伴，這些補充因素有效地提高了他們的生產率和工資水平，這是他們生活在第三世界所無法企及的。今天，這種超額工資已消失了，他們將拿到與其個人技能相當的工資，而不是以其周圍人的技能標準來核定的工資。坦而言之，在將來的經濟里，那些具有第三世界技能水平的工人，只能拿到第三世界水平的工資，盡管他們生活在第一世界里。非熟練勞動力將從任何世界上最廉價的地方購置。

如果考察一下90年代初異軍突起的那些公司，就會明顯地發現，一旦打破傳統體制在不同領域——如研究開發，設計，加工，銷售等——之間所筑起的藩籬，并把決策權延伸到公司中下層，減少管理等級，就會獲得巨大的生產能力。但所有這些行為都需要基層工人具有較高的教育根底和技能水平。那些在基層工作的人員必須有足夠的理解公司戰略的能力，加上其在基層的切身經驗知識，他們所作出的決策將比原先體制下“老板〞所能作出的決策更優。

如果某一工作人員在卸貨月臺上操縱著計算機化的存貨控制系統，把已交付的貨物迅速輸入手提式電腦，而電腦那么即時打印出一份清單讓貨車司機帶回自己的公司．(由此取代了管理這一過程的大型白領辦公室)，那么這位貨臺工作人員就不再僅僅是那種搬運箱子的工人了。他或她必須掌握一整套完全不同功技能。

工廠技工和職工在過去根本上是高中畢業生，甚至包括高中肄業生，但今天，他們中有16％的人接受過高等教育，5％的人是大學畢業生。在精密生產和工藝產品制造業中的工人，有32％的人曾經進過或畢業于大學〞。在新招聘的工人中，這一比例還要高。

在人工智能產業時代，不管是個人公司還是國家，要想在經濟上獲得成功，都必須掌握比過去更新、更廣的技能。這些技能自身并不能保證成功，它們必須由成功的組織將它們合在一起。但假設沒有技能，也就不可能有成功的組織。

工業革命的特征是非熟練工人逐漸地被熟練工人所取代在這一轉變過程的大局部時期，對教育的公共投資，使得教育提供熟練工人的速度根本相當于——甚至快于——市場的求。這種情況絕非偶然，全民普及性義務公共教育是由新英格蘭的紡織資本家們提出的，因為他們的工廠需要受過更好教育的工人；其動機既有利他的成分，也有經濟上的考慮。他們愿意為資助公共教育納稅，但又不愿意承當全部的費用；因此呼吁其他納稅人共襄義舉。

本質上，民主國家政府對教育的投資傾向于平等主義。從歷史上看，正是政府的教育投資使得一批批非熟練工人變成了熟練工人———首先是通過免費小學教育，然后是免費中學教育，最后是免費的(G1法案—按當今的美元比價計算是910億美元資助和1030億貸款)、低學費的(公立大學)、或有補貼的(私人獎學金)大學教育。假設沒有政府的教育投資，毫無疑問教育將仍是富人的特權，一如那些至今尚無政府教育投資的國家一樣；政府的教育投資創造了一個中產階級。

我們即將面對的，不是一個緩慢的進化階段，而是一個不斷趨向平衡但又不斷打破平衡的階段。這一階段的經濟所需要的技能，與過去所需要的截然不同，這種正與日俱增的需要，可在最近對技能投資之回報率的研究中明顯看出：技能投資的回報率是廠房、設備投資回報率的兩倍多〞。但是，對公共的、平等主義的技能投資支持正受到了削弱——貸款在逐漸取代私人獎學金，公立大學的學費正隨著納稅人基金的縮減而急劇增加，聯邦貸款取代了過去的聯邦獎學金；每當聯邦政府和州政府削減項算，都會大比例地削減公共教育開支。

所需熟練工人的供給在即將到來的時代里肯定會有所增長，但這些新增的供給不是一定要(或可能不會)來自今日第三世界的非熟練工人。既然可以在世界任何地方生產任何一種產品，并把它賣到世界上其余任何地方去，那么商業公司也可以在世界任何地方“精挑細選〞有技術或易于(廉價)培訓的工人。一些第三世界國家如今正對根底教育進行大規模投資，如果一個美國高中畢業生達不到世界同類工人的水準，那么美國公司不必非得雇用他。他或她在教育上的缺乏不是公司關心的問題。投資于一位受過良好教育的中國高中生、使他掌握必要的市場技能，看來比再教育一位不合格的美國高中畢業生更合算(本錢更低)。正如下降的工資數據所示，第—世界的非熟練工人正在走向社會的邊緣。

在全球經濟中，按照經濟學家所謂的“要素價格均等論〞解釋，如果美國工人在生產過程中所占有的自然資源并不多于韓國工人(也不可能更多，因為存在著世界原材料市場，每個人都具有相同的進入時機)、所占有的資本不多于韓國工人(也不可能更多，因為存在著全球性的資本市場，任何人都可以從紐約、倫敦或東京的資本市場上借貸)、與之協作的熟練工人數不多于韓國工人(也不可能更多，因為跨國公司能把知識和技能輸送到世界上任何需要它們的地方)、所運用的生產工藝也并不優于韓國工人(至少有這種可能性，因為逆向工程已成為一種國際化的技術，藉此新產品工藝得以迅速地傳遍世界，韓國科研開發投資增長率比任何開展中國家都高，并且只要它是生產新技術產品本錢最低的地方，跨國公司將在韓國使用它們的新技術)，那么他或她就會發現，不管屬于哪一技能層次；他或她只能拿到與韓國同層次工人相當的工資。按照技能來調整，韓國工人的工資水平會提高，而美國的將會下降，直到兩者對等。直到這時，才真正實現了要素間的價格均等。

直到70年代初，一個真正的全球經濟才出現。在此之前，美國的非熟練工人僅僅因為他仍是美國人而得到了超額工資。他們與韓國的工人相比；在工作中自動地占有更多的原材料，運用資本更為密集的操作工序，擁有技術更好的工作伙伴，應用更好的技術。這種超額工資正在逐漸消失——最終會完全消失。

日本人所列舉的人工智能產業中，沒有哪一種是以特定地域作為依托的，這七種產業究竟會落在何處，取決于誰能組織起可獲取它們的足夠智能。智能的組織不僅僅意味著在七個領域里建立起科研開發體系，以便把自己的國家推進到技術領先地位，而且還意味著要組織起一支從上到下都具有獲得新的生產和銷售技術的必要智能的勞動大軍，使他們在上述領域的每一方面都成為本錢最低的生產者。

在今日的全球經濟競賽中，技術戰略占據了中心地位。為了面對其他國家的競爭，美國必須具有征服明天關鍵性戰略產業的戰略。歐洲的空中客車企業是目前關于這一事實的最正確例證，1994年，它比波音公司收到了更多的飛機訂單。美國對空中客車企業的應戰是什么呢?無論美國人拿出多少證據證明歐洲在開發空中客車時“浪費〞了過多的金錢，空中客車并末因此消失，它依5日存在。在美國的關鍵性產業受到挑戰的時候，即使美國不再制定新的進攻性策略，也將不得不制定防御性產業政策。體育運動場上的真理同樣適用于商場：如果只防守不進攻，就永遠也不會獲勝。

技術戰略不是指政府必須挑選出贏家和輸家。歐洲共同市場選擇了它所認定的熱門技術，然后宣布設立與杰西、埃斯普里特或尤里卡等方案工程相匹配的基金，如果在一個優秀工程上，有至少三家來自兩個以上不同國家的公司入選，并籌集到半數以上的資金，那么它們就會從政府得到與自籌資金相當的資助。政府并不選擇贏家和輸家，而是擴大時間的范圍和經營的規模，使各公司更容易地參與明日的競爭。

一個國家的技術政策也就是其產業戰略，它決定了這個國家參與競爭的領域。反過來，對技術的投資也需要有一個產業上的戰略。那么，什么是戰略性的，什么不是戰略性的呢?

要想作出正確的科研與開發的投資，美國必須分析自身與主要競爭對手在技能和技術上的優勢與缺乏，必須理解在經濟上獲得成功的關鍵所在。如果要在未來的電信業占據領先地位，是應該強化美國實驗室在關鍵技術上的領先優勢呢，還是應建造一個目前正在德國東部建造的那種光纖測試基地呢?

智能技術與公司性質

新的通訊技術，比方說價廉質優的視頻對話技術，正在改變、并將繼續改變著商業世界所固有的通訊、指揮和控制等職能(這在軍隊系統被稱為3C)。在必須面對面作匯報的時代，對于某一特定的個人來說，有多少人能親自向他作匯報呢?20人?還是30人?不必文一數字是多少，用公司的總人數除以這一數字，就可得出所必要的等級層次。如果這些相互的匯報必須集中在一起會面的時候，通訊、指揮與控制的必要性就決定了管理的多層次和龐大的公司總部的存在。

在電子通訊時代，有關誰向誰匯報、多少人向各自的上級匯報、匯報人與接受匯報者身處何處等問題，不再受物質條件的限制。了解公司的小道消息(誰升遷了，誰被免職了)，或尋找一位教父以便在事業上對你有所幫助(傳統上人們都樂意在公司的總部坐辦公室，這可能正是其最主要的兩條原因)，都不再以公司總部為必要場所。從地理位置上說，流動的3C系統代了固定的3C系統。

正如麻省理工學院教授喬安妮耶茨在其專論公司信息交流的著作中所云：現代公司的3C系統在令人驚奇的程度仍然沿用著19世紀鐵路公司的模式。它們是最早需要建立通訊、指揮和控制系統的公司，以便協調較大地域內的運作。它們有一個特殊的問題：在電報問世之前，火車是最快的通訊手段，為了防止相撞，人們必須在同一條單軌火車道上協調兩列火車的運行，但在被協調事物(火車)比任何通訊手段都快的情況下，該怎樣協調兩列火車的運行呢?答案是必須建立一個按照時刻表、規章制度以及統一的計時系統運行的組織體系。自上而下的協調通過書面的規那么和命令實現；自下而上的經驗交流那么通過會議中的匯報進行。這一系統的設計是為了通過公司的等級制度將命令詳細地傳達下去，因為對于火車的平安運行來說，自上而下的命令遠比自下而上的信息更為重要。

在令人驚奇的程度上，我們的現代公司仍然沿襲著同樣路線，盡管它們面對的是完全不同的問題，擁有的是完全不同的通訊手段。根本上可以肯定，傳達命令的等級鏈對于公司自下而上的信息來說，是很糟糕的傳輸通道。雜亂無章的信息在自下而上傳遞過程中，很容易喪失，因為下級在面對上級時一般不喜報告壞消息(通常總要受到責備)，而上級也不喜歡被當作把的意見向上轉達的傳輸帶。因此，容易模糊的關于災難隱患的報告，在公司內部向上傳達時，會變得越來越模糊。

以發令者的儼然姿態向下級指手劃腳，其感覺當然迥異于惴惴不安地向上級轉述下屬的意見，同時擔憂著上級會把匯報中失誤歸咎于自己的命令轉達者。在命令傳遞線上逆向傳送的信息只有兩種：報捷的喜訊和已經遮掩不住的壞消息。

現代的通訊系統使今天的公司在組織上仍保存著過去的痕跡。現代公司的最正確組織方式是什么?恐怕至今尚無人清楚。商業處于剝離重重管理層次的時期(某些管理層很可能還會再恢復)，正嘗試著不同的報告和信息系統，但我們確實都知道，完全不同的通訊、指揮和控制系統將導致完全不同的商業組織形式。

如果說知識就是力量(確實如此)，那么知識擁有者在未來的地位將與以往截然不同，這種不同，將使力量關系發生變化。這在零售業已初見端倪，條形碼以及其中所蘊藏的知識，已經使經濟力量從國家的名牌生產公司轉移到零售商手上，因為他們才是貨架的真正控制者，他們比商品生產者更清楚暢銷與滯銷產品究竟都是什么。

當前的最正確實踐就是打破傳統的部門分割，代之以營銷、生產、科研開發和設計等功能分工，并把決策盡可能放到基層。這就對基層工人有了完全不同的要求，他們必須有做出正確決斷的足夠才智；對上層領導也有了完全不同的要求，他們必須能出色地把公司的戰略傳到達基層，以便基層工人能做出與上層領導在獲得基層工人所傳送的全部信息時做出的同樣決策。

今天，隨便走進任何一幢辦公樓，數一數到底有多少間辦公室空無一人——閑置的空間，未開機的電腦(只有9％的電腦得到了充分利用)，靜悄悄的。辦公室的職員正忙于別的事情——開會，旅行，推銷或諸如此類的事情。在今天的技術條件下，所有這些閑置的空間和設備都是多余的。雇員們步入公司的辦公樓，在隨便一張空閑辦公桌前坐下，輸人其私人號碼，調出其電腦文件，讓墻壁上的大屏幕電視系統顯示其家庭成員的圖像，便可立即在相當于他自己的辦公室里處理業務。問題不在于技術——所有必要的技術都具備——而是研究什么可以這么做，什么不可以這么做。每個人的辦公室都是個人的私人空間，讓人們放棄其私人辦公室將引發一場革命。誰將能找到一種改變群體形態的途徑，使這種臨時辦公室仍然給人一種私人的、可“隱藏〞其中的感覺，誰就是贏家。他們可大幅度削減辦公費用，成為降低本錢的新一代楷模。沒有人能確切了解未來商業組織的形貌，但我們確實知道，未來的商業組織將與以往截然不同。

電子地球村的價值觀

這些新技術正在創造一個新世界，在這個世界中，價值觀和經濟之間彼此作用，創造出某些全新的東西。人類的文化和價值觀第一次由追求利益最大化的電子媒體所刻劃，社會破天荒地把自己完全交付給商業市場，由它來決定社會的價值和角色模式。不管是從深度(觀看時間)還是從廣度(觀眾在總人口中的比例)看，電視已以前所未有的文化力量滲透一切。而電影那么成了現代藝術表現形式。波士頓流行樂團的首席音樂家在辭職之后，改而從事電影背景音樂的創作與演奏，因為他相信達將為他贏得更多的聽眾。

在價值觀的塑造上，電視和電影已取代了家庭的地位。美國普通青少年平均每周用于看電視的時間是21個小時，而每周平均與父親單獨相處的時間那么只有5分鐘，與母親單獨相處的時間只有20分鐘；在進入青少年時期之前，孩子們差不多已欣賞了一萬八千次左右的兇殺案。十八歲以上的普通美國人的電視癮絕不弱于青少年(平均每周18小時)，所受的影響也根本上相同。人們可以爭論電視暴力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引發了生活中的暴力，以及假設每小時電視上的暴力鏡頭翻倍的話，后果會怎樣，但無人會疑心電視內容對價值觀的深刻影響。因此，在總的兇殺案爆發率下降的情況下，青年參與兇殺案的比例卻逐漸攀升的事實，或許就不會那么令人驚訝了。

1995年初，在一次橫穿沙特阿拉伯沙漠的遠游中，我和我的大兒子路過幾處放牧駱駝的貝都因人營地。雖然距離最近的公路和輸電線仍有數里之遙，但營地上卻架起了衛星電視天線，由發電機帶動，他們正在電視上觀看我們在電視上所能看到的同樣內容。這就是現代世界。

在以文字為主要交流方式的世界，這個自從文字開始傳播就存在的世界，側重于線性邏輯論證，即一環扣一環的邏輯推演，訴諸情感當然也是可行的，但要以白紙黑字做到這一點，無疑要比面對面困難得多。視聽媒體在很多方面將我們重新推向無文字世界，重要的只是情緒化的視覺刺激對情感或恐懼的感染力，而不是邏輯論證對抽象的理性思維的作用。

邏輯的影響在電子媒體上依然存在，但訴諸情感的媒體無疑比傳遞邏輯信息更具感染力，因為后者要求接受者必須學會閱讀，它是以努力、時間和投資為前提的；而看電視那么用不著學習，也不必付出努力。這一差異影響很大。隨著電視上的公字內容日益縮減，電視觀眾所掌握的文字數量也在逐日減少。從書面文字媒體到視聽媒體的躍遷，將改變我們思考和決策的方式。美國歷史上那些出色的演說家及其知名的講演永遠也不會再度產生，更不用說古希臘和羅馬時代的著名范例廠。韋伯斯持與卡爾霍思關于奴隸制的著名論戰，或者葛底斯堡演說之類名垂青史的演講，決不會在今日重現。

文字語言代替口頭語言的過程是緩慢的，因為文字力量的完全發揮，必須以廣為傳播的文本為前提，這在文字被創造出來之后，又經過了數千年的緩慢開展方才實現。電子媒體擁有與文字同樣強大的威力，但其顯現出來的速度卻更為迅速，因為人們無需“學習〞就能看電視和電影。新媒體更富口語化和情感化的特點廣但畢竟缺乏無文字村莊那種面對面直接交往的氣氛；這是一種由語言和情緒構造的環境，但不是由鄉村長者和家庭所控制的那種，而是由那些一門心思賺錢的人們制造出來的一——兩者截然不同。

在美國，負面的政治宣傳為理性思考和激情之間的沖突作了精巧的注解。公眾聲稱他們不喜歡負面的政治宣傳，認為它們破壞了政治進程，使人覺得所有的政治家都是笑料。但負面政治宣傳卻卓有實效——使善于利用它們的人在大選中獲勝。

被公眾的理智拒斥的東西，卻被公眾的情感所接受。這兩方面都是存在的，但毫無足奇，政治家們只充分利用了可改變公眾投票行為的一面，對公眾所表露的真實想法卻充耳不聞。負面宣傳既可取得實效(贏得大選)，同時也會創造出玩世不恭的國民，使他們相信每一位政治家都是社會系統的破壞者和蛀蟲。

在對準戈爾巴喬夫訪華之行的攝像機鏡頭下，天安門廣場引起了世界的關注；但在電視畫面構成的世界之外，柬埔寨與緬甸的恐怖似乎并不存在，直到它們被拍成電影——?屠場?和?逃離仰光?；波斯尼亞從未在世界首腦們的心頭完全消失過，因為它從未從電視畫面上消失。

在電視文化時代，要想理解并預測人們的行為，被人們所普遍相信的事實顯得比客觀存在的事實更為重要。下述事實強有力地說明了這一點：近年來，美國城市的兇殺案發生率持續下降(在某些城市，比方紐約，下降幅度甚巨)，在某些城市(如波士頓)已下降到三十年前的水平。然而，有關兇殺案的報道卻幾乎使人人都相信這一比例在急劇上升〞。犯罪浪潮正在降臨的感覺，使要求政府采取切實行動的呼聲口漸增高，通過公民投票表決，加利福尼亞州于1994年通過了監獄改革方案，即所謂的“三擊出局〞，可見電視畫面中的事實比客觀的事實更具真實性〞。這種不是事實的“事實〞所引發的對犯罪現象的關注，使得加利福尼亞大學的預算經費大幅縮減，以增加監獄的預算額。然而對形勢的理智考察卻顯示，不存在什么街頭犯罪現象中的所謂慣犯，“三擊出局〞法案差不多等于是給慣犯的養老保險。學生人數銳減，而監獄中卻人滿為患。時至1995年，加利福尼亞州的監獄預算額是大學的兩倍，州政府花費在每名在監犯人身上的錢，是其對每名在校學生支出的4倍〞。

在類似?杰斐遜在巴黎?或?波卡洪塔斯?之類的電影里，人們無法分清哪些是真實的歷史，哪些是電影的虛構：杰斐遜真的有一個黑人情婦嗎?波卡洪塔斯到底有多大年紀?美國印策安人都是天生的環保主義者嗎?因為每個人都知道，電影中所著力刻劃的情節將被當作歷史事實來看——盡管它們不是歷史事實，盡管制片人從未宣稱它們是歷史的再現，但它們仍是人們爭論的焦點。

媒體變成了世俗的宗教，正從根本上取代被人們廣為接受的歷史、民族文化、真正的宗教、家庭以及友誼，而它們一直作為支配力量在創造著我們心中關于現實的寫照。但媒體并非。權力羽翼下的拉斯普廷或公開的政治喉舌，它沒有左翼或右翼之分，也沒有整體的理念或行為準那么。

你可以像共和黨總統候選人鮑勃多爾對媒體大張撻伐：(“我們已抵達這樣一種歷史關口：通俗文化正威脅著要炮制一場充滿腐敗景象的惡夢，以便從根本上敗壞我們國家的聲望。〞)，但這種聲討卻無關痛癢，因為媒體并非是由某一個人或某一群人控制的〞。媒體肆元忌憚地供給著一切有銷路的東西，只要它能帶來最大限度的利潤。如果右翼電臺的脫口秀節目主持人獲得了較高的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