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1.1研究背景與意義對向犯作為刑法理論中的一個重要概念，在刑法體系中占據著獨特的地位。其涉及到犯罪構成、共犯認定、刑罰適用等多個關鍵領域，深入研究對向犯對于完善刑法理論體系、確保司法實踐的公正與準確具有不可忽視的重要意義。從刑法理論的發展歷程來看，對向犯的研究始終是一個具有挑戰性的課題。在傳統的刑法理論中，共同犯罪的研究重點多集中于任意共犯，而對向犯作為必要共犯的一種特殊形態，其復雜性和特殊性使得相關理論研究相對滯后。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和犯罪形式的日益多樣化，對向犯的相關問題愈發凸顯，如在賄賂犯罪、毒品犯罪、經濟犯罪等諸多領域，對向犯的行為模式和處罰依據成為理論界和實務界共同關注的焦點。如何準確界定對向犯的概念、分類及其處罰原則，如何在刑法理論體系中合理構建對向犯的相關理論，這些問題不僅關系到刑法理論的完整性和邏輯性，也對刑法理論的發展和創新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司法實踐中，對向犯的認定與處理面臨著諸多困境。由于對向犯涉及雙方或多方的對向性行為，其行為的復雜性和多樣性使得在具體案件中，如何準確判斷行為人的刑事責任成為一個難題。例如，在一些片面對向犯的案件中，對于未被刑法明文規定處罰的一方的行為，是否應作為受處罰一方的共犯加以處罰，實踐中存在不同的觀點和做法。這不僅導致了司法裁判的不統一，也影響了司法的公正性和權威性。同時，隨著社會的發展，新型對向犯不斷涌現，如網絡環境下的對向犯行為，其行為方式和特點與傳統對向犯存在很大差異，這也給司法實踐帶來了新的挑戰。因此，深入研究對向犯，為司法實踐提供明確的理論指導和判斷標準，對于準確打擊犯罪、維護社會秩序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研究對向犯還有助于實現刑法的價值目標。刑法的目的在于保護法益、維護社會秩序，而對向犯的行為往往對法益造成了嚴重的侵害。通過對向犯的研究，能夠更加準確地把握對向犯行為的本質和危害程度，從而合理地設置刑罰，實現罪責刑相適應的原則。這不僅有助于懲罰犯罪，也有助于預防犯罪，實現刑法的一般預防和特殊預防功能。同時，對向犯的研究還能夠促進刑法理論與司法實踐的緊密結合，提高司法人員的專業素養和司法水平，推動整個刑事司法體系的完善和發展。1.2國內外研究現狀在國外，尤其是德國和日本，對向犯的研究起步較早且成果豐碩。德國刑法學者在對向犯的概念界定、分類以及與共犯理論的關系等方面進行了深入探討。他們強調對向犯中行為的對向性以及雙方行為在犯罪構成中的相互依存關系，通過對具體罪名的分析，如受賄罪與行賄罪等對向犯的研究，構建了較為系統的理論框架。在德國刑法理論中，對于兩面對向犯，通常認為雙方構成必要共同犯罪的正犯，直接依據刑法分則規定定罪處刑；而對于片面對向犯，不處罰一方的行為若未超出一定界限，一般不認定為受處罰一方的共犯，其判斷標準與德國刑法整體的犯罪構成理論緊密相連。日本學者在對向犯研究方面也有著獨特的見解。豐田兼彥根據雙方參與人的行為是否都需要處罰，將對向犯分為兩面對向犯與片面對向犯，這種分類方式在日本及其他國家和地區的刑法研究中產生了廣泛影響。日本學者還深入研究了片面對向犯中未被處罰一方行為的可罰性問題，圍繞立法者意思說、實質說等多種學說展開討論。立法者意思說認為，不處罰一方是基于立法者的意思，若超出立法者預設的范圍，該方行為可能被認定為犯罪；實質說則從行為的實質違法性和有責性出發，判斷未被處罰一方行為是否應受處罰，為片面對向犯的處罰根據提供了不同的思考路徑。相比之下，我國對向犯的研究起步相對較晚。在我國刑法理論中，對向犯是從屬于必要共犯的一種特殊犯罪類型，由于其來源于德、日刑法理論，在引入我國后，與我國傳統刑法理論中的共同犯罪概念和犯罪論體系存在一定的沖突與矛盾。我國學者對向犯的概念、特征和分類尚未形成統一的認識。在概念界定上，存在最狹義、狹義和廣義等多種觀點。最狹義的觀點認為，只有雙方共犯一罪時才構成對向犯；狹義觀點認為，對向犯是互為犯罪對象而構成的共同犯罪，不要求雙方行為構成同一犯罪，但要求雙方行為均構成犯罪；廣義觀點則認為，對向犯是基于雙方的對向行為而構成的犯罪，只要有一方的行為構成犯罪即可。在對向犯的處罰原則和司法實踐應用方面，我國也存在一些問題和爭議。部分司法解釋對于未被刑法明文規定處罰的片面對向犯行為，一概作為受處罰一方的共犯或者單獨作為正犯加以處罰，但這類規定可能與片面對向犯的原理不符。在司法實踐中，對于一些具體的對向犯案件，如購買假文憑案、挪用公款案等，如何準確認定未被刑法規定處罰一方的刑事責任，存在不同的觀點和做法，導致司法裁判的不統一。當前國內外對向犯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一方面，雖然國外在對向犯理論研究上較為深入，但在面對新型犯罪形式，如網絡犯罪中的對向犯時，傳統理論的適用性受到挑戰，如何將現有理論拓展到新的犯罪領域，還需要進一步研究。另一方面，我國對向犯研究在理論體系的完善和與司法實踐的結合方面還有待加強。在理論上，需要進一步明確對向犯的概念、分類和處罰原則，解決與我國傳統刑法理論的融合問題；在實踐中，需要為司法人員提供更加明確、具體的裁判標準，以確保對向犯案件的公正處理。1.3研究方法與創新點本文在研究對向犯相關問題時，綜合運用了多種研究方法，力求全面、深入地剖析對向犯的理論與實踐問題。案例分析法是本文的重要研究方法之一。通過收集和分析大量典型的對向犯案例，如“購買淫穢物品案”“購買假文憑案”“挪用公款案”等，深入探討在實際司法實踐中對向犯的認定和處理情況。這些案例涵蓋了不同類型的對向犯，包括片面對向犯和兩面對向犯，通過對具體案例的詳細分析，能夠直觀地展現對向犯在實踐中存在的問題，如未被刑法明文規定處罰的一方行為的定性問題、對向犯雙方刑事責任的劃分問題等。以“挪用公款案”為例，甲系某國有企業的財務主管，其外甥乙因炒股被套牢資金，請甲幫忙想辦法從企業挪出一百萬給其周轉，甲照辦。通過對這一案例的分析，可以深入探討乙是否構成挪用公款罪的共犯，以及在何種情況下使用公款者應承擔刑事責任，從而為解決類似案件提供理論依據和實踐參考。比較分析法也是本文運用的重要方法。通過對國內外對向犯理論和立法實踐的比較，分析不同國家和地區在對向犯概念界定、分類、處罰原則等方面的差異和共同點。如德國和日本在對向犯研究方面起步較早，形成了較為系統的理論體系，我國在對向犯研究中雖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在理論體系的完善和與司法實踐的結合方面還有待加強。通過比較分析，可以借鑒國外先進的理論和實踐經驗，為完善我國對向犯理論和立法實踐提供有益的啟示。在對向犯的分類上，日本學者豐田兼彥根據雙方參與人的行為是否都需要處罰，將對向犯分為兩面對向犯與片面對向犯，這種分類方式在國際上具有廣泛影響，我國學者在研究中也多有借鑒，但在具體應用中，需要結合我國的刑法體系和司法實踐進行調整和完善。規范分析法同樣貫穿于本文的研究過程。對我國現行刑法及相關司法解釋中關于對向犯的規定進行細致梳理和分析，明確對向犯在我國刑法體系中的法律地位和適用規則。我國刑法分則中規定了大量的對向犯犯罪，如非法買賣槍支、彈藥、爆炸物罪，行賄罪與受賄罪等，同時也頒布了一些與之相關的司法解釋。通過對這些法律規范的分析，能夠準確把握我國對向犯立法的現狀和特點，發現其中存在的問題和不足。例如，我國部分司法解釋對于未被刑法明文規定處罰的片面對向犯行為，一概作為受處罰一方的共犯或者單獨作為正犯加以處罰，這種規定可能與片面對向犯的原理不符，通過規范分析可以深入探討這些問題，為完善我國對向犯立法提供理論支持。本文的創新點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在研究視角上，以往對向犯的研究多側重于理論層面的探討，而本文將研究視角拓展到司法實踐中的具體問題，注重從實際案例出發，分析對向犯在司法認定和處理中的難點和爭議點，提出具有針對性的解決方案，使研究成果更具實踐指導意義。在理論應用方面，本文嘗試將實質說等前沿理論應用于對向犯的研究中，為解決片面對向犯中未被處罰一方行為的可罰性問題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實質說因契合了犯罪的實體——不法與責任，在判斷片面對向犯中未被處罰一方行為是否應受處罰時，具有獨特的優勢。本文通過對實質說的深入分析和應用，結合具體案例，論證了實質說在解決片面對向犯處罰問題上的合理性和可行性，為對向犯理論的發展做出了一定的貢獻。二、對向犯的基本理論2.1對向犯的定義與概念辨析對向犯，又稱對合犯、對行犯、對應犯或對立犯，通常指基于雙方互為行為對象的行為而成立的犯罪。這一定義強調了對向犯的行為對向性以及雙方行為在犯罪構成中的相互依存關系。從行為的對向性來看，對向犯的雙方行為呈現出一種相互對應的狀態，一方的行為是另一方行為的必要條件，缺少任何一方的行為，該犯罪就難以成立。在賄賂犯罪中，行賄行為與受賄行為相互對應，沒有行賄者的給予財物行為，受賄者就無法實現收受財物的行為，反之亦然。從相互依存關系而言，對向犯雙方的行為在犯罪構成中緊密相連，共同構成了一個完整的犯罪行為整體。在重婚罪中，有配偶而重婚的行為與明知他人有配偶而與之結婚的行為相互依存，共同構成了重婚罪的犯罪構成要件。對向犯與必要共犯、共同犯罪等概念存在一定的相似性，但也有著本質的區別，需要進行細致的辨析。對向犯與必要共犯的關系較為緊密，對向犯是必要共犯的一種特殊形態。必要共犯是指刑法分則規定的必須由兩人以上共同實施的犯罪，它包括對向犯、聚眾共犯和集團共犯三種類型。對向犯與其他必要共犯形式的區別在于其行為的對向性。聚眾共犯是指首要分子組織、策劃、指揮眾人實施的共同犯罪，如聚眾斗毆罪、聚眾哄搶罪等，其行為表現為多人聚集在一起共同實施犯罪行為，行為的核心在于眾人的聚集和共同行動；集團共犯則是指三人以上有組織地實施的共同犯罪，如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等，其特點是具有較為嚴密的組織架構和分工協作。而對向犯強調的是雙方行為的相互對應和依存，行為主體通常為兩人，行為方式呈現出對向性。對向犯與共同犯罪的區別也較為明顯。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其構成要件包括：必須是兩個或者兩個以上達到法定刑事責任年齡、具有刑事責任能力的人；共同犯罪人主觀上必須有共同的犯罪故意；共同犯罪人在客觀上必須有共同的犯罪行為；必須具有共同的犯罪客體。在對向犯中，雖然雙方的行為相互關聯，但并不一定都滿足共同犯罪的構成要件。在販賣淫穢物品牟利罪中，只處罰販賣者，不處罰購買者。從主觀方面來看，販賣者具有通過販賣淫穢物品謀取利益的故意，而購買者的購買行為可能只是出于個人的不良嗜好等原因，其主觀故意與販賣者的故意內容并不相同，雙方缺乏共同的犯罪故意。從客觀方面來看，雖然販賣行為和購買行為相互對應，但法律僅將販賣行為認定為犯罪，購買行為不構成犯罪，雙方不存在共同的犯罪行為。因此，販賣淫穢物品牟利罪中的對向行為不屬于共同犯罪。再以賄賂犯罪為例，行賄罪和受賄罪構成對向犯。行賄者的目的是通過給予財物獲取不正當利益，受賄者的目的是利用職務便利收受財物，雙方的行為目標相互對立。在主觀故意上，行賄者和受賄者各自具有不同的故意內容，行賄者是為了謀取不正當利益而行賄，受賄者是為了收受財物而利用職務便利，他們并非基于共同的故意實施犯罪行為。在客觀行為上，行賄行為和受賄行為雖然相互依存，但各自具有獨立的行為表現和構成要件。因此，行賄罪和受賄罪雖然構成對向犯，但不屬于共同犯罪。對向犯是一種基于雙方互為行為對象的行為而成立的特殊犯罪形態，與必要共犯、共同犯罪等概念存在著明顯的區別。準確理解對向犯的定義，并將其與相關概念進行清晰的辨析，是深入研究對向犯相關問題的基礎。2.2對向犯的構成要件對向犯作為一種特殊的犯罪形態，其構成要件具有獨特性，與一般犯罪的構成要件既有聯系又有區別。從主體、主觀方面、客體、客觀方面分析對向犯的構成要件，能夠明確其成立條件，為準確認定對向犯提供理論依據。在主體方面，對向犯的主體通常為二人或二人以上，且雙方處于相互對應的地位。在買賣槍支罪中，出賣者和購買者共同構成了該對向犯的主體。雙方主體在身份和資格上可能存在差異，出賣者可能是非法持有槍支并意圖出售獲利的人，購買者則可能是出于各種非法目的而尋求購買槍支的人。這種主體的對向性是對向犯的重要特征之一，缺少任何一方，該對向犯都無法成立。主觀方面，對向犯的雙方通常都具有故意的心理狀態，但故意的內容和形式可能有所不同。在行賄罪與受賄罪中，行賄者的故意內容是通過給予財物謀取不正當利益，受賄者的故意內容是利用職務便利收受財物。雙方的故意并非基于共同的犯罪故意，而是各自基于自身的目的和動機實施犯罪行為。雖然雙方的行為相互關聯，但他們的主觀故意是相互獨立的，各自追求不同的犯罪目標。對向犯所侵犯的客體往往是復雜客體，既侵犯了國家對特定物品的管理制度，又侵犯了社會的公共安全。在買賣毒品罪中，該行為不僅侵犯了國家對毒品的嚴格管理制度，還嚴重危害了社會公眾的身體健康和生命安全，破壞了社會的正常秩序。對向犯的客體具有雙重性，這也是其區別于一般犯罪的重要特點之一。客觀方面，對向犯表現為雙方的對向性行為，這些行為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共同構成了對向犯的客觀行為要件。在重婚罪中，有配偶而重婚的行為與明知他人有配偶而與之結婚的行為相互對應，缺一不可。雙方的行為在時間、空間上存在緊密的聯系，共同推動了犯罪的發生和發展。這些對向性行為必須達到一定的程度，符合刑法規定的構成要件，才能構成對向犯。如果一方的行為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可能不構成犯罪，也就不構成對向犯。2.3對向犯與共同犯罪的關系探討對向犯與共同犯罪的關系是刑法理論中一個復雜且備受關注的問題，二者既存在一定的聯系，又有著明顯的區別。在刑法理論體系中，明確對向犯與共同犯罪的關系，對于準確認定犯罪、合理適用刑罰具有重要意義。從聯系方面來看，對向犯和共同犯罪都涉及到多個主體的行為，且這些行為在一定程度上相互關聯。在某些對向犯中，如重婚罪，雙方的行為相互配合，共同完成了犯罪行為，這與共同犯罪中各犯罪人的行為相互協作有相似之處。在共同犯罪中，各犯罪人基于共同的犯罪故意，實施各自的犯罪行為，共同導致危害結果的發生；在重婚罪中，有配偶而重婚的一方與明知他人有配偶而與之結婚的一方，通過各自的行為，共同構成了重婚這一犯罪事實。對向犯中的部分類型，在滿足一定條件時，也可以被視為共同犯罪。在雙方都構成犯罪的兩面對向犯中，如行賄罪與受賄罪，雙方的行為雖然各自獨立構成犯罪，但在整個犯罪過程中，他們的行為相互依存、相互配合，共同侵犯了國家工作人員職務行為的廉潔性這一客體。從這個角度來看，他們的行為具有共同犯罪的特征，可以被認定為共同犯罪。在這種情況下，雙方都應當對自己的行為承擔刑事責任，并且根據各自在犯罪中的作用和情節，適用相應的刑罰。對向犯與共同犯罪也存在著顯著的區別。在主觀方面，共同犯罪要求各犯罪人具有共同的犯罪故意，即各犯罪人不僅認識到自己在故意實施犯罪，還認識到有其他犯罪人與自己一起實施犯罪，并且對犯罪結果的發生都抱著希望或者放任的故意態度。而在對向犯中，雖然雙方的行為相互關聯，但他們的主觀故意內容可能并不相同。在販賣淫穢物品牟利罪中，販賣者具有通過販賣淫穢物品謀取利益的故意，而購買者的購買行為可能只是出于個人的不良嗜好等原因，其主觀故意與販賣者的故意內容并不一致，雙方缺乏共同的犯罪故意。在客觀方面，共同犯罪要求各犯罪人的行為都是為了達到同一犯罪目的，指向相同的目標，從而緊密相聯，有機配合，各自的犯罪行為都是整個犯罪活動的組成部分。而對向犯中，雙方的行為雖然相互依存，但并不一定是為了共同的犯罪目的。在買賣槍支罪中，出賣者的目的是獲取錢款，購買者的目的是獲得槍支，他們的行為目標相互對立，只是由于法律的規定，將這種對向行為規定為犯罪。以“購買淫穢物品案”為例，甲長期從事販賣淫穢物品牟利活動，乙多次從甲處購買淫穢物品供自己觀看。在這個案例中，甲構成販賣淫穢物品牟利罪，而乙的購買行為不構成犯罪。從共同犯罪的構成要件來看，甲和乙之間不存在共同的犯罪故意，甲的故意是通過販賣淫穢物品牟利，乙的目的只是滿足自己的觀看需求；在客觀行為上，雖然乙的購買行為為甲的販賣行為提供了條件，但法律僅將販賣行為認定為犯罪，雙方不存在共同的犯罪行為。因此，在這個案例中，甲和乙的行為不構成共同犯罪。再看“挪用公款案”，甲系某國有企業的財務主管，其外甥乙因炒股被套牢資金，請甲幫忙想辦法從企業挪出一百萬給其周轉，甲照辦。在這個案例中，對于乙是否構成挪用公款罪的共犯存在爭議。一種觀點認為，乙明知甲挪用公款的行為，并且請求甲實施該行為，其行為與甲的挪用公款行為相互配合，構成挪用公款罪的共犯；另一種觀點認為，根據刑法規定，挪用公款罪的主體是特殊主體，乙不具備該主體身份，且法律未明確規定使用公款者構成挪用公款罪的共犯，因此乙不構成犯罪。從對向犯與共同犯罪的關系角度分析，乙的行為雖然與甲的挪用公款行為存在對向性，但在主觀故意和客觀行為上，與共同犯罪的構成要件不完全相符。乙的主要目的是獲取資金用于炒股，而不是與甲共同實施挪用公款的犯罪行為，雙方缺乏共同的犯罪故意；在客觀行為上，雖然乙的請求行為與甲的挪用行為有聯系，但乙本身并未實施挪用公款的實行行為。因此，在這個案例中，認定乙構成挪用公款罪的共犯需要謹慎考慮。對向犯與共同犯罪既有聯系又有區別。在判斷對向犯是否屬于共同犯罪時，需要嚴格依據共同犯罪的構成要件，從主觀故意和客觀行為等方面進行綜合分析，不能簡單地將對向犯一概認定為共同犯罪或非共同犯罪。只有準確把握二者的關系，才能在司法實踐中正確認定犯罪，實現罪責刑相適應的原則。三、對向犯的類型劃分與特征分析3.1類型一：雙方罪名與法定刑相同的對向犯雙方罪名與法定刑相同的對向犯，是指在對向犯中，參與對向行為的雙方所觸犯的罪名相同，并且適用相同的法定刑。這類對向犯在刑法中具有獨特的表現形式和特點，其處罰原則也相對明確。重婚罪是典型的雙方罪名與法定刑相同的對向犯。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五十八條規定，有配偶而重婚的，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與之結婚的，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在重婚罪中，有配偶而重婚的一方與明知他人有配偶而與之結婚的一方，雙方的行為都構成重婚罪，且適用相同的法定刑。這種對向犯的特點在于，雙方的行為相互依存，共同構成了重婚這一犯罪事實。有配偶者若沒有與他人結婚的行為，或者他人不知道對方有配偶而與之結婚，都不構成重婚罪。只有當雙方的行為同時具備時，才構成重婚罪這一對向犯。代替考試罪也是此類對向犯的一種。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八十四條之一第四款規定，代替他人或者讓他人代替自己參加第一款規定的考試的，處拘役或者管制，并處或者單處罰金。在代替考試罪中，代替他人參加考試的人和讓他人代替自己參加考試的人，雙方都構成代替考試罪，適用相同的法定刑。這種對向犯的行為表現為雙方相互配合，共同實施了破壞考試秩序的行為。代替者和被代替者的行為缺一不可，共同構成了對考試公平公正原則的侵害。非法買賣槍支、彈藥、爆炸物罪同樣屬于雙方罪名與法定刑相同的對向犯。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一百二十五條第一款規定，非法制造、買賣、運輸、郵寄、儲存槍支、彈藥、爆炸物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節嚴重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者死刑。在該罪中，出賣槍支、彈藥、爆炸物的一方與購買這些物品的一方，都構成非法買賣槍支、彈藥、爆炸物罪，適用相同的法定刑。此類對向犯的危害在于，雙方的行為共同導致了槍支、彈藥、爆炸物的非法流通，嚴重威脅到社會公共安全。從這些典型案例可以看出，雙方罪名與法定刑相同的對向犯具有以下特點。在行為上，雙方的行為相互對應、相互依存，共同構成了犯罪的客觀方面。在主觀方面，雙方都具有故意，且故意的內容與犯罪行為緊密相關。在這種對向犯中，雙方的行為都具有同等的違法性和社會危害性，因此法律對雙方規定了相同的罪名和法定刑。在處罰原則上，對于雙方罪名與法定刑相同的對向犯，直接依據刑法分則的規定，對雙方分別定罪量刑。在重婚罪中，對有配偶而重婚的一方和明知他人有配偶而與之結婚的一方，都按照重婚罪的法定刑進行處罰。這種處罰原則體現了刑法的公正性和罪責刑相適應的原則，即根據犯罪行為的性質、情節和危害程度，對犯罪人給予相應的刑罰處罰。3.2類型二：雙方罪名與法定刑不同的對向犯雙方罪名與法定刑不同的對向犯，是對向犯的另一種重要類型。在這類對向犯中，參與對向行為的雙方觸犯的罪名不同，且適用的法定刑也存在差異。這種差異反映了刑法對不同行為的評價和處罰力度的不同，其背后蘊含著深刻的法律原理和價值考量。行賄罪與受賄罪是典型的雙方罪名與法定刑不同的對向犯。行賄罪是指為謀取不正當利益，給予國家工作人員以財物的行為。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三百八十九條規定，犯行賄罪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罰金；因行賄謀取不正當利益，情節嚴重的，或者使國家利益遭受重大損失的，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情節特別嚴重的，或者使國家利益遭受特別重大損失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者死刑，并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受賄罪則是指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財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財物，為他人謀取利益的行為。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條規定，個人受賄數額在10萬元以上的，處10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者死刑，可以并處沒收財產；情節特別嚴重的，處死刑，并處沒收財產。個人受賄數額在5萬元以上不滿10萬元的，處5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處沒收財產；情節特別嚴重的，處無期徒刑，并處沒收財產。從這些法律規定可以看出，行賄罪和受賄罪的罪名不同，法定刑也存在較大差異。行賄罪的處罰相對較輕，主要是因為行賄者往往是為了謀取自身利益而主動實施行賄行為，其行為的主動性和對社會秩序的破壞程度相對較小；而受賄罪的處罰更為嚴厲，這是因為受賄者作為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便利收受財物，嚴重損害了國家工作人員職務行為的廉潔性和國家機關的正常職能履行，其社會危害性更大。出售假幣罪與購買假幣罪也是此類對向犯的代表。出售假幣罪是指出售偽造的貨幣，數額較大的行為。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一百七十一條規定，出售假幣數額較大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二萬元以上二十萬元以下罰金；數額巨大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五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金；數額特別巨大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并處五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金或者沒收財產。購買假幣罪是指明知是偽造的貨幣而購買，數額較大的行為。對于購買假幣罪，同樣適用上述法定刑。在這類對向犯中，出售假幣者的行為直接推動了假幣的流通，對金融秩序的破壞更為直接和嚴重，因此在刑罰設置上，雖然出售假幣罪和購買假幣罪的法定刑在形式上相同，但在司法實踐中，對出售假幣者的處罰往往更為嚴厲。這體現了刑法對不同行為危害程度的精準評價，以及對重點打擊對象的明確。拐賣婦女、兒童罪與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罪同樣屬于雙方罪名與法定刑不同的對向犯。拐賣婦女、兒童罪是指以出賣為目的，拐騙、綁架、收買、販賣、接送、中轉婦女、兒童的行為。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四十條規定，拐賣婦女、兒童的，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有法定嚴重情節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并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情節特別嚴重的，處死刑，并處沒收財產。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罪是指明知是被拐賣的婦女、兒童而予以收買的行為。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四十一條規定，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在這一對向犯中，拐賣婦女、兒童者的行為嚴重侵犯了婦女、兒童的人身權利，將婦女、兒童作為商品進行買賣，其行為的性質惡劣，社會危害性極大；而收買者的行為雖然也侵犯了被拐賣婦女、兒童的人身權利，但在程度上相對較輕，其主觀惡性和行為的社會危害性與拐賣者存在差異。因此，刑法對二者規定了不同的罪名和法定刑，以體現罪責刑相適應的原則。從這些典型案例可以看出，雙方罪名與法定刑不同的對向犯具有以下特點。在行為性質上，雙方的行為雖然相互對應，但各自具有獨特的行為特征和危害程度。在主觀故意方面，雙方的故意內容和動機也存在差異，各自追求不同的犯罪目標。在處罰原則上，根據雙方行為的性質、危害程度以及主觀惡性，刑法對雙方分別規定了不同的罪名和法定刑，以實現刑罰的公正和合理。3.3類型三：片面的對向犯（只處罰一方的行為）片面的對向犯，是指在對向犯中，刑法僅規定對一方的行為進行處罰，而另一方的行為雖然與受處罰方的行為相互對應，但不構成犯罪。這種對向犯類型在刑法中較為特殊，其處罰依據和理論基礎需要深入探討。販賣淫穢物品牟利罪是典型的片面的對向犯。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三百六十三條第一款規定，以牟利為目的，制作、復制、出版、販賣、傳播淫穢物品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處罰金；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情節特別嚴重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并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在該罪中，法律只處罰販賣淫穢物品的行為，而購買淫穢物品的行為通常不被認定為犯罪。這主要是基于以下原因：從社會危害性角度來看，販賣淫穢物品的行為會導致淫穢物品的廣泛傳播，對社會的公序良俗和道德風尚造成嚴重的破壞，其危害范圍較大；而購買者的購買行為多是出于個人的不良嗜好，主要是滿足個人的需求，其對社會的危害相對較小。從刑事政策角度考慮，將打擊重點放在販賣者身上，能夠更有效地遏制淫穢物品的傳播，減少對社會的不良影響。如果對購買者也進行處罰，可能會導致打擊面過寬，不利于司法資源的合理利用。非法行醫罪也是片面的對向犯的一種體現。刑法規定，未取得醫生執業資格的人非法行醫，情節嚴重的，構成非法行醫罪。在這種對向關系中，接受治療的一方通常不被處罰。這是因為，接受治療的患者往往是處于需要醫療救助的弱勢地位，他們的目的是為了獲得醫療服務以恢復健康，并非故意參與違法犯罪活動。而且，在現實生活中，患者往往難以準確判斷行醫者是否具有合法的執業資格，將患者的行為認定為犯罪缺乏合理性。從刑法的目的來看，刑法設立非法行醫罪的主要目的是打擊那些沒有合法資質卻從事醫療活動，嚴重危害公眾健康的行為，而不是懲罰尋求醫療幫助的患者。再如，在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的犯罪中，刑法僅處罰銷售行為，而不處罰購買行為。以生產、銷售假藥罪為例，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一百四十一條規定，生產、銷售假藥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處罰金；對人體健康造成嚴重危害或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致人死亡或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死刑，并處罰金或沒收財產。在這類犯罪中，銷售者的行為直接將偽劣產品推向市場，對消費者的生命健康和財產安全造成嚴重威脅，其社會危害性較大；而購買者在購買時可能并不知曉產品為偽劣產品，或者即使知曉但購買的目的主要是自用，其對社會的危害程度相對較低。因此，刑法只處罰銷售者，不處罰購買者。從這些典型案例可以看出，片面的對向犯具有以下特點。在行為表現上，雙方的行為雖然相互對應，但只有一方的行為被刑法規定為犯罪，另一方的行為不構成犯罪。在社會危害性方面，受處罰一方的行為對社會的危害程度較大，而未被處罰一方的行為危害相對較小。在處罰依據上，主要是基于行為的社會危害性、刑事政策以及刑法的目的等因素的綜合考量，決定只對一方的行為進行處罰。四、對向犯的處罰原則與司法實踐4.1對向犯的一般處罰原則對向犯的處罰原則是對向犯理論中的關鍵內容，其直接關系到對向犯案件中行為人刑事責任的認定和刑罰的適用。根據對向犯的不同類型，其處罰原則呈現出多樣化的特點，主要包括雙方同罰、異罰、單罰三種情況。在雙方罪名與法定刑相同的對向犯中，處罰原則相對明確，即雙方同罰。以重婚罪為例，《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五十八條規定，有配偶而重婚的，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與之結婚的，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在這一犯罪中，無論是有配偶而重婚的一方，還是明知他人有配偶而與之結婚的一方，都構成重婚罪，且適用相同的法定刑。這是因為雙方的行為在性質和危害程度上基本相同，都嚴重破壞了我國的婚姻家庭制度，違背了一夫一妻制的基本原則，所以法律對雙方給予同等的處罰，以體現刑法的公正性和對這類犯罪的嚴厲打擊態度。在非法買賣槍支、彈藥、爆炸物罪中，出賣者和購買者的行為都構成非法買賣槍支、彈藥、爆炸物罪，適用相同的法定刑。這是因為雙方的行為共同導致了槍支、彈藥、爆炸物的非法流通，對社會公共安全構成了極大的威脅，其行為的社會危害性相當，因此法律對雙方進行同等處罰。這種處罰原則體現了罪責刑相適應的原則，即根據犯罪行為的性質、情節和危害程度，對犯罪人給予相應的刑罰處罰，使犯罪人的刑罰與其所犯罪行相匹配。對于雙方罪名與法定刑不同的對向犯，處罰原則為異罰。行賄罪與受賄罪是典型的此類對向犯。行賄罪是指為謀取不正當利益，給予國家工作人員以財物的行為；受賄罪是指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財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財物，為他人謀取利益的行為。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的規定，行賄罪和受賄罪的罪名不同，法定刑也存在較大差異。行賄罪的處罰相對較輕，這主要是因為行賄者往往是為了謀取自身利益而主動實施行賄行為，其行為的主動性和對社會秩序的破壞程度相對較小；而受賄罪的處罰更為嚴厲，這是因為受賄者作為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便利收受財物，嚴重損害了國家工作人員職務行為的廉潔性和國家機關的正常職能履行，其社會危害性更大。這種異罰的處罰原則，體現了刑法對不同行為的精準評價和對重點打擊對象的明確，根據雙方行為的性質、危害程度以及主觀惡性，對雙方分別規定不同的罪名和法定刑，以實現刑罰的公正和合理。再如，出售假幣罪與購買假幣罪也是雙方罪名與法定刑不同的對向犯。雖然出售假幣罪和購買假幣罪在形式上適用相同的法定刑，但在司法實踐中，對出售假幣者的處罰往往更為嚴厲。這是因為出售假幣者的行為直接推動了假幣的流通，對金融秩序的破壞更為直接和嚴重，而購買者的行為對金融秩序的危害相對較小。因此，在處罰時，根據雙方行為的實際危害程度進行區別對待，體現了刑罰的針對性和有效性。在片面的對向犯中，處罰原則為單罰，即只處罰一方的行為。販賣淫穢物品牟利罪是典型的片面的對向犯，法律只處罰販賣淫穢物品的行為，而購買淫穢物品的行為通常不被認定為犯罪。這主要是基于行為的社會危害性和刑事政策的考量。販賣淫穢物品的行為會導致淫穢物品的廣泛傳播，對社會的公序良俗和道德風尚造成嚴重的破壞，其危害范圍較大；而購買者的購買行為多是出于個人的不良嗜好，主要是滿足個人的需求，其對社會的危害相對較小。從刑事政策角度考慮，將打擊重點放在販賣者身上，能夠更有效地遏制淫穢物品的傳播，減少對社會的不良影響，同時也有利于合理利用司法資源。又如，在非法行醫罪中，刑法只處罰未取得醫生執業資格的人非法行醫的行為，而接受治療的患者通常不被處罰。這是因為患者處于需要醫療救助的弱勢地位，他們的目的是為了獲得醫療服務以恢復健康，并非故意參與違法犯罪活動，且患者往往難以準確判斷行醫者是否具有合法的執業資格，將患者的行為認定為犯罪缺乏合理性。刑法設立非法行醫罪的主要目的是打擊那些沒有合法資質卻從事醫療活動，嚴重危害公眾健康的行為，所以只對非法行醫者進行處罰。4.2司法實踐中的難點與應對策略在司法實踐中，對向犯的認定和處理面臨著諸多難點，這些難點不僅影響了司法的公正性和效率，也對刑法理論的應用提出了挑戰。準確分析這些難點，并提出切實可行的應對策略，對于正確處理對向犯案件具有重要意義。證據收集是司法實踐中認定對向犯的一大難點。在對向犯中，雙方的行為往往具有隱蔽性，且相互關聯，這使得證據的獲取和固定變得困難。在賄賂犯罪中，行賄者和受賄者通常會采取隱蔽的方式進行財物的給予和收受，如通過現金交易、轉賬到特定賬戶、以禮品或其他物品的形式進行賄賂等，這些行為往往沒有留下明顯的書面證據或其他直接證據。雙方可能會在行為發生后銷毀相關證據，或者訂立攻守同盟，拒不承認犯罪事實，這給司法機關的調查取證工作帶來了極大的阻礙。在某些片面對向犯案件中，如購買假文憑案，購買者的行為往往較為分散，難以追蹤和取證。購買者可能通過網絡平臺、私人中介等渠道購買假文憑，這些交易方式具有很強的隱蔽性，且交易雙方往往不會留下真實的身份信息和交易記錄。司法機關在收集證據時，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時間，通過調查銀行轉賬記錄、通信記錄、證人證言等間接證據來構建證據鏈，以證明對向犯的犯罪事實。罪名認定也是司法實踐中面臨的一個復雜問題。在一些對向犯案件中，由于刑法規定的模糊性或不同罪名之間的界限不清晰，導致司法人員在認定罪名時存在困惑。在挪用公款案中，對于使用公款者是否構成挪用公款罪的共犯，存在不同的觀點和做法。一種觀點認為，使用公款者明知公款是被挪用而來，仍然接受并使用該公款，其行為與挪用公款者的行為相互配合，構成挪用公款罪的共犯；另一種觀點則認為，根據刑法規定，挪用公款罪的主體是特殊主體，使用公款者不具備該主體身份，且法律未明確規定使用公款者構成挪用公款罪的共犯，因此使用公款者不構成犯罪。這種爭議的存在，使得在司法實踐中，對于類似案件的處理結果存在差異，影響了司法的統一性和權威性。針對這些難點，應采取一系列應對策略。在證據收集方面，司法機關應加強技術手段的運用，提高調查取證的能力。利用大數據分析技術，對涉及對向犯的相關數據進行分析，挖掘潛在的證據線索。通過對銀行轉賬記錄、通信記錄等數據的分析，發現異常的資金流動和頻繁的通信往來，從而確定調查方向。加強與其他部門的協作，形成證據收集的合力。在賄賂犯罪案件中，司法機關可以與金融監管部門、稅務部門等合作，獲取相關的資金交易信息和稅務申報信息，為證據收集提供支持。在罪名認定方面，需要加強對刑法條文的解釋和適用。通過制定明確的司法解釋或指導性案例，明確不同對向犯案件中罪名的認定標準和界限。對于挪用公款案中使用公款者的刑事責任認定問題，可以通過司法解釋明確規定，在何種情況下使用公款者構成挪用公款罪的共犯，何種情況下不構成犯罪，以統一司法裁判標準。加強司法人員的培訓，提高其法律素養和業務能力，使其能夠準確理解和適用刑法條文，正確判斷對向犯案件中的罪名和刑事責任。4.3典型案例分析以“劉某某、王某某非法買賣制毒物品案”為例，2017年10月，江蘇省鹽城籍黃某某、潘某某合謀生產一類非藥品類易制毒化學品羥亞胺。他們找到湖北某城區開發區工業園A公司法人代表周某某，租用其廠房。因生產羥亞胺需要甲苯、鹽酸作為原料，2017年12月13日，黃某某、潘某某托周某某購買甲苯。周某某找到該工業園B公司法人代表、總經理王某某，提出購買甲苯要求。王某某在周某某承諾先購買后補辦相關手續的情況下，指示公司員工以“稀釋劑”名義開具甲苯的出庫單，當天周某某從B公司購買甲苯7.2噸。2018年1月28日，周某某再次向B公司購買甲苯18噸，前后兩次共計25.2噸。黃某某、潘某某非法生產羥亞胺的行為引起公安部、湖北省公安廳關注，2018年2月26日，襄陽市公安局決定對這起非法生產制毒物案件立案偵查。2018年3月1日，周某某因涉嫌非法買賣制毒物品罪被刑事拘留，同年4月4日被逮捕，同年12月17日被襄陽市襄城區人民法院以非法買賣制毒物品罪，判處有期徒刑十年，并處罰金人民幣五萬元。2018年9月份，襄陽市襄城區人民檢察院認為銷售甲苯的B公司法人代表、總經理王某某也應以非法買賣制毒物品罪追究其刑事責任。2018年9月3日，襄陽市公安局禁毒支隊正式立案對王某某等人進行偵查。在這起案件中，周某某作為購買方，王某某作為出售方，雙方構成非法買賣制毒物品罪這一對向犯。法院在判決時，依據《刑法》第350條關于非法買賣制毒物品罪的規定，認定周某某和王某某的行為均符合該罪的構成要件。周某某積極聯系購買甲苯，為黃某某等人非法生產羥亞胺提供原料，其行為具有嚴重的社會危害性；王某某明知甲苯是國家管制的易制毒化學品，在未核實相關手續的情況下仍向周某某出售，同樣對社會秩序和公共安全造成了威脅。法院綜合考慮雙方在犯罪中的行為表現、主觀惡性以及社會危害程度，依法對周某某和王某某進行定罪量刑。再看“張某行賄、李某受賄案”，張某為了使其公司在某工程項目招標中獲得優勢，多次向負責該項目招標的國家工作人員李某行賄，共計給予李某人民幣50萬元。李某利用職務便利，在招標過程中為張某的公司提供幫助，使其順利中標。案發后，張某被認定為行賄罪，李某被認定為受賄罪。法院在判決時，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中關于行賄罪和受賄罪的相關規定，分別對張某和李某進行處罰。對于張某的行賄行為，依據《刑法》第三百八十九條規定，為謀取不正當利益，給予國家工作人員以財物的，是行賄罪，法院考慮到張某行賄的金額、目的以及對國家利益造成的損害等因素，對其判處相應的刑罰；對于李某的受賄行為，依據《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條規定，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財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財物，為他人謀取利益的，是受賄罪，法院根據李某受賄的金額、情節以及其行為對國家工作人員職務廉潔性的破壞程度等，對其作出判決。在“趙某販賣淫穢物品牟利、錢某購買淫穢物品案”中，趙某長期通過網絡平臺販賣淫穢視頻、圖片等物品，從中獲利。錢某多次從趙某處購買淫穢物品用于個人觀看。后趙某被公安機關抓獲，其行為被認定為販賣淫穢物品牟利罪。而錢某作為購買者，雖然其購買行為與趙某的販賣行為構成對向關系，但根據刑法規定，販賣淫穢物品牟利罪屬于片面的對向犯，只處罰販賣者，不處罰購買者，所以錢某的行為不構成犯罪。法院在判決趙某的案件時，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三百六十三條第一款規定，以牟利為目的，制作、復制、出版、販賣、傳播淫穢物品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處罰金；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情節特別嚴重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并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綜合考慮趙某販賣淫穢物品的數量、獲利情況以及對社會風氣的不良影響等因素，對趙某進行了相應的刑事處罰。通過對這些典型案例的分析可以看出，法院在對不同類型對向犯進行判決時，首先會準確認定案件事實，確定雙方行為是否構成對向犯以及屬于何種類型的對向犯。然后，嚴格依據刑法分則的相關規定，判斷行為是否符合對應罪名的構成要件。在量刑時，會綜合考慮行為人的主觀惡性、行為的社會危害程度、犯罪情節等因素，確保判決結果公正合理，實現罪責刑相適應的原則。同時，這些案例也為司法實踐中處理對向犯案件提供了重要的參考和借鑒，有助于統一司法裁判標準，提高司法審判的質量和效率。五、對向犯相關法律規定的完善建議5.1現行法律規定的不足我國現行刑法中對向犯的規定存在諸多不足之處，這些問題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司法實踐中對向犯案件的準確認定和公正處理，亟待完善。立法空白的問題較為突出。在一些涉及對向犯的領域，刑法缺乏明確的規定，導致司法實踐中無法可依。在某些新興的經濟犯罪領域，隨著經濟活動的日益復雜和多樣化，出現了一些新型的對向犯行為，但刑法未能及時跟進，對這些行為的定性和處罰缺乏明確的法律依據。在網絡金融領域，一些不法分子通過網絡平臺進行非法的資金借貸活動，借貸雙方的行為構成對向關系，但刑法中對于此類行為的規定較為模糊，使得司法機關在處理相關案件時面臨困境。刑法中部分對向犯規定的表述較為模糊，容易引發歧義。在一些對向犯的法律條文中，對于犯罪構成要件的描述不夠具體、準確，導致司法人員在理解和適用法律時存在困難。在挪用公款罪中，對于“歸個人使用”的界定不夠清晰，雖然全國人大常委會對此作出了解釋，但在具體案件中，對于一些特殊情形的判斷仍存在爭議。在實踐中，對于個人決定以單位名義將公款供其他單位使用，如何準確判斷是否謀取個人利益，缺乏明確的標準，這使得司法人員在認定犯罪時難以把握。我國刑法對向犯規定在與其他法律的銜接上存在問題。對向犯的行為往往涉及多個領域和多種法律關系，需要刑法與其他法律法規相互配合、協同治理。在一些環境犯罪的對向犯案件中，刑法與環境保護法等相關法律法規之間的銜接不夠緊密，導致在對犯罪行為的打擊和對環境的保護上存在漏洞。環境保護法中對于一些環境違法行為的行政處理規定與刑法中關于環境犯罪的規定未能有效銜接，使得一些本應受到刑事處罰的對向犯行為，可能僅受到行政處罰，無法實現對環境犯罪的有效懲治。部分對向犯的處罰規定不夠合理，未能充分體現罪責刑相適應的原則。在一些片面對向犯中，對于未被刑法明文規定處罰的一方行為，一概作為受處罰一方的共犯或者單獨作為正犯加以處罰，這種做法可能不符合片面對向犯的原理，也容易導致刑罰的濫用。在購買假文憑案中，將購買者的行為一律認定為偽造事業單位印章罪的共犯，可能忽視了購買者的主觀惡性和行為的社會危害性程度，與罪責刑相適應的原則相悖。5.2完善法律規定的具體建議針對現行法律規定中存在的不足，為了更好地適應司法實踐的需求，準確打擊對向犯犯罪，應從以下幾個方面完善對向犯的相關法律規定。在填補立法空白方面，應及時關注社會發展和犯罪形式的變化，針對新興經濟犯罪領域出現的新型對向犯行為，制定明確的法律規定。在網絡金融領域，對于非法網絡借貸等對向犯行為，應明確借貸雙方的刑事責任，規定在何種情況下借貸雙方的行為構成犯罪，以及相應的罪名和法定刑。可以借鑒國外在網絡金融犯罪立法方面的經驗，結合我國國情，制定出符合實際的法律條款。對于一些涉及民生和社會穩定的重要領域，如環境保護、食品安全等，若存在對向犯的立法空白，也應盡快填補，以確保對這些領域的犯罪行為能夠進行有效的打擊和懲治。對于刑法中表述模糊的對向犯規定，應通過立法解釋或司法解釋的方式進行明確。在挪用公款罪中，對于“歸個人使用”的具體情形，應進一步細化解釋。明確規定在個人決定以單位名義將公款供其他單位使用時，如何準確判斷是否謀取個人利益，可列舉一些具體的判斷標準和參考因素，如是否收受回扣、是否為自己或親友謀取其他不正當利益等，使司法人員在認定犯罪時能夠有明確的依據。對于一些容易引發歧義的法律條文，應及時進行修訂和完善，確保法律的準確性和可操作性。為了加強刑法與其他法律的銜接，應建立健全相關的法律協調機制。在環境犯罪領域，應明確刑法與環境保護法等相關法律法規之間的銜接關系，確保對環境犯罪的對向犯行為能夠進行全面、有效的打擊。可以規定在環境保護法中，對于一些嚴重的環境違法行為，若達到刑法規定的犯罪標準，應及時移送司法機關進行刑事處罰；同時，在刑法中，對于環境犯罪的對向犯行為，應充分考慮環境保護法等相關法律法規的規定，實現法律之間的協同治理。加強不同部門之間的溝通與協作，形成打擊對向犯犯罪的合力。在打擊網絡犯罪的對向犯行為時，網信部門、公安部門、司法部門等應加強協作，共同制定打擊策略，實現信息共享，提高打擊效率。針對部分對向犯處罰規定不合理的問題，應重新審視和調整處罰標準，確保罪責刑相適應。在片面對向犯中，對于未被刑法明文規定處罰的一方行為，不應一概作為受處罰一方的共犯或者單獨作為正犯加以處罰，而應根據行為的實質不法和責任程度進行判斷。在購買假文憑案中，對于購買者的行為，應綜合考慮其購買的目的、數量、用途等因素，判斷其是否具有值得科處刑罰的實質不法。如果購買者只是為了個人虛榮心而購買少量假文憑，且未造成嚴重后果，不應將其認定為偽造事業單位印章罪的共犯；如果購買者大量購買假文憑用于非法經營或其他嚴重違法活動，則應根據其行為的性質和危害程度，依法追究其刑事責任。應根據對向犯行為的社會危害性和行為人的主觀惡性，合理調整法定刑，使刑罰能夠準確地反映犯罪行為的性質和危害程度。六、結論6.1研究成果總結本研究圍繞對向犯的若干問題展開深入探討，在對向犯的定義、類型、處罰原則以及司法實踐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在對向犯的定義與概念辨析方面，明確了對向犯通常指基于雙方互為行為對象的行為而成立的犯罪，其具有行為對向性以及雙方行為在犯罪構成中的相互依存關系。通過與必要共犯、共同犯罪等概念的細致辨析，清晰界定了對向犯的獨特地位。對向犯作為必要共犯的一種特殊形態，與聚眾共犯、集團共犯等其他必要共犯形式在行為表現和構成要件上存在明顯差異，其行為的對向性是區別于其他共犯形式的關鍵特征。在與共同犯罪的關系上，雖然對向犯和共同犯罪都涉及多個主體的行為，但對向犯在主觀故意和客觀行為方面與共同犯罪的構成要件不完全相符，在判斷對向犯是否屬于共同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