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健康信念模型解析女大學生乳腺癌預防行為的多維度影響因素一、引言1.1研究背景乳腺癌作為全球范圍內女性最為常見的惡性腫瘤之一，嚴重威脅著女性的生命健康與生活質量。據世界衛生組織國際癌癥研究機構（IARC）發布的2020年全球最新癌癥負擔數據顯示，乳腺癌新發病例高達226萬例，首次超過肺癌，成為全球第一大癌癥，且其死亡病例數也不容小覷。在中國，乳腺癌同樣是女性發病率最高的惡性腫瘤，2020年新發病例約為42萬，占女性全部惡性腫瘤發病的19.9%，發病率呈逐年上升且年輕化趨勢。女大學生作為一個特殊群體，正處于青春發育后期至性成熟期，乳腺組織對各種理化因素的刺激較為敏感。盡管乳腺癌在年輕女性中的發病率相對較低，但近年來，女大學生患乳腺癌的報道屢見不鮮，如2019年，某高校22歲女大學生被確診為乳腺癌晚期，這一案例引起了社會廣泛關注。部分研究表明，女大學生乳腺疾病檢出率呈上升態勢，其中乳腺纖維腺瘤等良性疾病較為常見，雖為良性，但有一定癌變風險。乳腺癌的防治關鍵在于早期發現、早期診斷和早期治療。早期檢測能夠顯著提高乳腺癌患者的生存率和生存質量，降低死亡率。有研究指出，早期乳腺癌患者5年生存率可達90%以上，而晚期患者5年生存率則降至20%左右。預防行為對于乳腺癌的早期發現至關重要，包括定期乳房自檢、定期體檢、健康生活方式的養成等。健康信念模型（HealthBeliefModel，HBM）作為預防疾病行為變化的重要理論，為分析乳腺癌預防行為的影響因素提供了有力框架，其涵蓋的感知易感性、感知嚴重性、感知益處、感知障礙、自我效能和行動線索等要素，有助于深入探究女大學生的乳腺癌預防行為。1.2研究目的本研究旨在以健康信念模型為理論基礎，深入剖析女大學生乳腺癌預防行為的影響因素，為制定針對性強、切實可行的乳腺癌預防策略提供科學依據。具體而言，本研究將達成以下目標：描述女大學生乳腺癌預防行為現狀：通過問卷調查、訪談等研究方法，全面、系統地了解女大學生在乳房自檢、定期體檢、健康生活方式養成等乳腺癌預防行為方面的實際情況，包括行為的頻率、方式、依從性等，從而清晰勾勒出女大學生乳腺癌預防行為的整體輪廓，為后續研究提供現實基礎。分析女大學生基于健康信念模型的乳腺癌預防行為影響因素：運用統計學分析方法，深入探究健康信念模型中的感知易感性、感知嚴重性、感知益處、感知障礙、自我效能和行動線索等維度，以及人口學特征、社會環境因素等，對女大學生乳腺癌預防行為的具體影響路徑和作用機制，明確各因素的影響程度和方向，找出關鍵影響因素。提出促進女大學生乳腺癌預防行為的有效策略：基于研究結果，從健康教育、環境支持、政策引導等多方面出發，提出具有針對性、可操作性和有效性的策略與建議，以提高女大學生的乳腺癌預防意識和行為水平，降低乳腺癌的發病風險，促進女大學生的身心健康，為高校及相關部門開展乳腺癌預防工作提供有益參考。1.3研究意義本研究以健康信念模型為視角探究女大學生乳腺癌預防行為影響因素，具有重要的理論與實踐意義，能為乳腺癌防治工作注入新活力，推動該領域的理論與實踐發展。在理論層面，本研究豐富和完善了健康信念模型的應用領域。健康信念模型作為解釋和預測健康行為的重要理論框架，雖已在多個健康領域得到應用，但在女大學生乳腺癌預防這一特定情境下的深入研究仍相對不足。本研究通過聚焦女大學生群體，全面、系統地分析健康信念模型各維度對其乳腺癌預防行為的影響，有助于進一步明確該模型在這一領域的適用性和局限性。研究結果能夠為健康信念模型在乳腺癌預防乃至其他疾病預防領域的理論拓展提供實證依據，促進理論的不斷完善與發展，加深對健康行為影響機制的理解，為后續相關研究奠定更為堅實的理論基礎。從實踐角度來看，本研究對女大學生乳腺癌預防工作具有直接的指導價值。準確識別女大學生乳腺癌預防行為的影響因素，有助于高校及相關部門制定更具針對性和有效性的乳腺癌預防策略。對于感知易感性低的女大學生，可通過開展專題講座、案例分享等形式，生動展示乳腺癌的發病情況和年輕化趨勢，增強她們對乳腺癌的認知，提高其感知易感性；對于因感知障礙而阻礙預防行為的女大學生，如擔心乳房自檢方法不正確或缺乏體檢資源等，可提供專業的自檢培訓和便捷的體檢服務，消除她們的顧慮，促進預防行為的發生。通過這些針對性策略的實施，能夠有效提高女大學生的乳腺癌預防意識和行為水平，降低乳腺癌的發病風險，保障女大學生的身心健康。這不僅有利于女大學生個人的健康成長，也有助于減輕社會醫療負擔，促進社會的和諧發展。二、相關理論及研究現狀2.1健康信念模型概述健康信念模型（HealthBeliefModel，HBM）由美國社會心理學家霍克巴姆（Hochbaum）于1958年首次提出，后經羅森斯托克（Rosenstock）、貝克（Becker）等人不斷完善，是一種用于解釋和預測個體健康行為的心理社會學理論。該模型認為，個體的健康行為決策是多種心理社會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核心要素：感知易感性（PerceivedSusceptibility）：指個體對自身患某種疾病或出現某種健康問題可能性的主觀判斷。例如，若女大學生認為自己在生活中接觸到的致癌因素較多，家族中有乳腺癌病史，或者自身生活習慣不健康等，就會覺得自己患乳腺癌的可能性較大，其感知易感性較高；反之，若認為乳腺癌離自己很遙遠，自身沒有明顯的患病風險因素，感知易感性則較低。感知嚴重性（PerceivedSeverity）：是個體對某種疾病或健康問題可能帶來的嚴重后果的認知，包括對疾病的生理、心理、社會影響等方面的判斷。對于乳腺癌，女大學生如果了解到乳腺癌不僅會對身體造成嚴重傷害，如切除乳房影響身體完整性，還會對心理健康、家庭關系、未來生活規劃等產生負面影響，就會感知到其嚴重性；若對這些后果認識不足，可能就會低估乳腺癌的嚴重性。感知益處（PerceivedBenefits）：指個體對采取某種預防行為或健康行為能降低患病風險、改善健康狀況等益處的認知。在乳腺癌預防中，女大學生若意識到定期乳房自檢、保持健康生活方式等行為有助于早期發現乳腺問題，提高治愈率，改善生活質量，就會清晰感知到這些預防行為的益處；若對預防行為與降低乳腺癌風險之間的聯系認識不清，可能就難以感知到行為帶來的益處。感知障礙（PerceivedBarriers）：是個體在采取健康行為過程中所感知到的阻礙因素，這些因素可能包括時間、經濟、知識、技能、心理等多個方面。如女大學生可能覺得沒有足夠時間進行乳房自檢或定期體檢，擔心體檢費用過高，不了解正確的乳房自檢方法，或者害怕檢查出問題而產生心理恐懼等，這些都是感知障礙的表現。自我效能（Self-Efficacy）：源于班杜拉的社會認知理論，指個體對自己實施和完成某一行為能力的自信程度。在乳腺癌預防行為中，自我效能高的女大學生相信自己能夠熟練掌握乳房自檢方法，有能力堅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從而更有可能采取積極的預防行為；自我效能低的女大學生則可能懷疑自己能否正確進行乳房自檢，能否長期維持健康生活方式，進而影響其預防行為的實施。行動線索（CuestoAction）：是促使個體采取健康行為的誘發因素，包括內部線索和外部線索。內部線索如身體出現不適癥狀，乳房有腫塊、疼痛等；外部線索如媒體宣傳、家人朋友的提醒、醫生的建議、參加健康講座等。當女大學生接收到這些行動線索時，可能會激發其采取乳腺癌預防行為。健康信念模型在疾病預防行為研究中具有極高的應用價值。在乳腺癌預防領域，該模型為深入剖析女性乳腺癌預防行為提供了全面且系統的理論框架。通過研究女大學生對乳腺癌的感知易感性、感知嚴重性等維度，能夠清晰地了解到影響她們預防行為的關鍵因素，進而為制定針對性的乳腺癌預防策略提供科學依據。在其他疾病預防方面，健康信念模型同樣發揮著重要作用。在糖尿病預防研究中，運用該模型發現，患者對糖尿病易感性和嚴重性的感知，以及對預防行為益處的認知，顯著影響其對健康飲食、規律運動等預防行為的依從性；在心血管疾病預防研究中，基于健康信念模型的干預措施能夠有效提高個體對心血管疾病風險因素的認知，增強自我效能，從而促進健康行為的養成，降低心血管疾病的發病風險。2.2女大學生乳腺癌預防行為研究現狀在國外，諸多學者對女大學生乳腺癌預防行為展開了研究。美國的一項研究通過對多所高校女大學生的調查發現，雖然大部分女大學生對乳腺癌有所耳聞，但在預防行為方面，僅有約30%的女大學生能堅持每月進行乳房自檢，且在健康生活方式的養成上，如規律作息、合理飲食、適度運動等，完全達標的比例不足20%。這表明女大學生在乳腺癌預防行為的實際執行上存在較大提升空間。另有研究指出，家庭支持和學校健康教育對女大學生的乳腺癌預防行為有積極影響。家庭中若有長輩重視乳腺健康并給予引導，女大學生更有可能采取預防行為；學校開展的乳腺癌預防教育課程和宣傳活動，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女大學生的預防意識和行為水平。國內對女大學生乳腺癌預防行為的研究也日益增多。有研究表明，我國女大學生對乳腺癌預防知識的知曉率整體偏低。如在一項針對某地區高校女大學生的調查中，乳腺癌預防知識的知曉率僅為55%，對乳房自檢重要性的認知不足，僅有25%的女大學生能夠掌握正確的乳房自檢方法并定期進行自檢。在態度方面，雖然大部分女大學生對乳腺癌預防持積極態度，但這種積極態度并未有效轉化為實際行動。進一步研究發現，知識缺乏、自我效能感低以及社會環境因素是影響女大學生乳腺癌預防行為的主要因素。女大學生由于缺乏系統的乳腺癌預防知識，對自身健康狀況的關注不夠，難以認識到乳腺癌預防的重要性；自我效能感低使得她們對自己能否正確進行預防行為缺乏信心，從而阻礙了預防行為的實施；社會環境因素如缺乏家庭和學校的有效支持、周圍人群對乳腺癌預防的忽視等，也對女大學生的預防行為產生了負面影響。綜合國內外研究現狀，當前女大學生乳腺癌預防行為研究存在一定的不足。部分研究的樣本量較小，研究結果的代表性和推廣性受到限制，無法準確反映女大學生群體的整體情況。研究方法相對單一，多以問卷調查為主，缺乏深入的質性研究，難以全面、深入地了解女大學生在乳腺癌預防行為背后的心理動機、認知過程和行為決策機制。在影響因素的研究方面，雖然已涉及健康信念模型的多個維度以及人口學特征、社會環境等因素，但各因素之間的交互作用尚未得到充分探討，對如何綜合運用這些因素來促進女大學生乳腺癌預防行為的發生缺乏系統性研究。三、研究設計3.1研究對象本研究選取了[具體地區]多所高校的女大學生作為研究對象。該地區高校眾多，涵蓋了綜合性大學、師范類大學、醫科大學等不同類型，能夠較好地代表女大學生群體的多樣性。抽樣方法采用分層整群抽樣。首先，將該地區高校按照學校類型分為綜合性大學、師范類大學、醫科大學、理工類大學等不同層次。然后，在每個層次中隨機抽取[X]所高校。在抽取的高校中，以班級為單位進行整群抽樣，每個高校抽取[X]個班級的全體女大學生作為調查對象。這種抽樣方法既考慮了不同類型高校女大學生的差異，又保證了樣本的隨機性和代表性，能夠有效提高研究結果的可靠性和推廣性。樣本量的確定依據統計學原理和前人研究經驗。根據相關統計學公式，結合本研究的預期效應大小、顯著性水平（α=0.05）和檢驗效能（1-β=0.8）等因素進行估算。同時參考類似研究的樣本量，最終確定本研究的樣本量為[具體樣本數量]。在實際調查過程中，共發放問卷[發放問卷數量]份，回收有效問卷[有效問卷數量]份，有效回收率為[有效回收率百分比]，滿足研究對樣本量的要求，確保了研究結果的準確性和穩定性。3.2研究工具3.2.1社會人口學問卷社會人口學問卷主要涵蓋了一系列與女大學生個人及家庭背景相關的變量。其中包括年齡，精確到周歲，用于分析不同年齡段女大學生在乳腺癌預防行為上是否存在差異，如年齡較小的女大學生可能對乳腺癌相關知識的關注度較低，而年齡稍大的女大學生可能更注重自身健康，預防行為也相對更積極。專業類別分為醫學專業和非醫學專業，醫學專業的女大學生由于接受過系統的醫學教育，可能在乳腺癌預防知識的掌握和預防行為的實施上與非醫學專業女大學生存在明顯不同。家庭所在地劃分為城市和農村，不同的生活環境可能導致女大學生在獲取乳腺癌預防信息的渠道、對健康的重視程度以及預防行為的執行上有所差異。家庭人均月收入分為1000元以下、1000-3000元、3000-5000元、5000元以上等檔次，經濟狀況可能影響女大學生參與體檢等預防行為的積極性和可行性。此外，還包括是否有上過生理衛生方面的課程、是否有乳腺癌家族史、是否曾患過乳房疾病以及目前是否有獲得乳房保健知識的途徑等問題。這些變量對于后續深入分析女大學生乳腺癌預防行為的影響因素具有重要作用，能夠幫助研究人員從多個角度探究不同背景下女大學生的行為差異，為針對性干預措施的制定提供依據。3.2.2乳腺癌預防行為問卷乳腺癌預防行為問卷聚焦于女大學生在乳腺癌預防方面的具體行為表現。關于乳房自檢，設置了諸如是否會乳房自檢、認為多久自檢一次合適、是否接受過乳腺癌知識健康教育、平常做乳房自檢的頻率以及如果不做自檢的原因等問題。這些問題有助于了解女大學生對乳房自檢這一重要預防行為的知曉度、執行情況以及阻礙因素。在健康生活方式方面，詢問了是否會穿文胸睡覺、購買文胸是否試穿、是否會去醫院檢查乳腺、是否認為合理膳食、戒煙酒、堅持運動等措施可以預防乳腺癌的發生等問題。通過這些問題能夠全面評估女大學生在日常生活中是否養成了有利于預防乳腺癌的健康生活習慣。問卷還涉及到發現乳房有異?；虿贿m時是否主動及時去醫院就診，以及希望以什么途徑了解乳房保健知識等內容。該問卷對于研究女大學生乳腺癌預防行為至關重要，能夠直觀呈現女大學生在乳腺癌預防行為上的現狀，為后續分析影響因素以及制定干預策略提供現實基礎。3.2.3健康信念量表健康信念量表依據健康信念模型的六個維度進行設計，旨在全面評估女大學生對乳腺癌的健康信念。在感知易感性維度，包含“在未來我有可能會遭遇女性癌癥（乳腺癌）的困擾”“往后的日子里我有可能面臨患上女性癌癥（乳腺癌）的風險”“相較于他人，我可能更容易患上女性癌癥（乳腺癌）”等問題，通過女大學生對這些問題的回答，了解她們對自身患乳腺癌可能性的主觀判斷。感知嚴重性維度設置了“想到可能感染女性癌癥（乳腺癌），內心充滿了恐懼”“一旦確診女性癌癥（乳腺癌），我的人生軌跡將發生重大改變”“患上女性癌癥（乳腺癌）后，我的日常生活無疑會受到巨大影響”“如果我患上女性癌癥（乳腺癌），無疑會給家人增添許多負擔”“假如體檢結果顯示我患有女性癌癥（乳腺癌），那將是我無法接受的噩夢”等題目，以此衡量女大學生對乳腺癌嚴重后果的認知程度。感知益處維度的問題如“定期進行癌癥（乳腺癌）篩查，可以有效降低女性癌癥（乳腺癌）的死亡率”“早期篩查有助于及時發現并治療女性癌癥（乳腺癌），提高治愈率”“通過女性癌癥（乳腺癌）篩查，我能更加安心地了解自己的健康狀況”“接受女性癌癥（乳腺癌）篩查是健康管理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用于評估女大學生對乳腺癌預防行為益處的認知。感知障礙維度則有“我常常因為忙碌而擠不出時間去做女性癌癥（乳腺癌）篩查”“進行一次女性癌癥（乳腺癌）篩查需要一定的費用支出”等問題，以了解女大學生在采取乳腺癌預防行為時所感知到的阻礙因素。自我效能維度通過“我很確信只要我想我就可以做定期的乳腺檢查”“我相信我能做到定期乳腺檢查”等表述，測量女大學生對自己實施乳腺癌預防行為能力的自信程度。行動線索維度的問題如“您是否因為周圍人（如家人、朋友）的提醒而關注乳腺癌預防”“是否通過參加健康講座、媒體宣傳等途徑獲取乳腺癌預防信息并促使您采取預防行為”，用于探究促使女大學生采取乳腺癌預防行為的誘發因素。該量表采用Likert5級評分法，從“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分別賦值1-5分。得分越高，表明女大學生在相應維度的健康信念越強。本研究中，對量表進行了預測試，并運用SPSS軟件對預測試數據進行信效度分析。結果顯示，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數為0.85，重測信度為0.80，表明量表具有良好的內部一致性和穩定性。通過探索性因素分析，提取出六個公因子，累計方差貢獻率為65%，與健康信念模型的六個維度結構相符，驗證了量表具有較好的結構效度。這為準確測量女大學生基于健康信念模型的乳腺癌預防行為影響因素提供了有力保障。3.3數據收集與分析方法在數據收集階段，本研究于[具體時間]開展問卷調查。調查人員由經過統一培訓的[人員構成，如高校學生志愿者、專業調查人員等]組成，他們具備良好的溝通能力和調查技巧，能夠確保調查過程的規范和有序。在各高校調查現場，調查人員向女大學生詳細介紹調查目的、意義、問卷填寫方法以及保密原則，充分尊重女大學生的意愿，獲取她們的知情同意。為了確保問卷的有效回收，調查人員在現場解答女大學生的疑問，并及時檢查問卷填寫的完整性和規范性。對于部分填寫不完整或有疑問的問卷，及時與被調查者溝通，進行補充和修正。調查過程中，嚴格遵守保密原則，對女大學生的個人信息進行嚴格保密，消除她們的顧慮，以獲取真實可靠的數據。問卷回收后，運用Epidata3.1軟件進行雙人雙錄入，錄入完成后進行數據比對和一致性檢驗，確保數據錄入的準確性。對于錄入過程中發現的問題，及時查閱原始問卷進行核實和修正。數據錄入完成后，將數據導入SPSS22.0統計軟件進行分析。在數據分析方法上，首先采用描述性統計分析，對女大學生的社會人口學特征、乳腺癌預防行為現狀以及健康信念量表各維度得分進行統計描述。對于計量資料，如年齡、健康信念量表各維度得分等，采用均數±標準差（x±s）進行描述；對于計數資料，如專業類別、家庭所在地、是否有乳腺癌家族史等，采用頻數和百分比（%）進行描述。通過描述性統計，能夠直觀地了解女大學生各方面的基本情況，為后續分析提供基礎。其次，運用相關性分析探討健康信念模型各維度與乳腺癌預防行為之間的關系。采用Pearson相關分析，計算各維度得分與乳腺癌預防行為相關指標之間的相關系數，判斷它們之間的相關性方向和強度。若相關系數為正值，表明兩者呈正相關，即健康信念某維度得分越高，乳腺癌預防行為越積極；若相關系數為負值，表明兩者呈負相關。通過相關性分析，可以初步確定健康信念模型各維度對乳腺癌預防行為的影響趨勢。最后，采用多元線性回歸分析進一步探究影響女大學生乳腺癌預防行為的因素。以乳腺癌預防行為相關指標（如乳房自檢頻率、是否定期體檢等）為因變量，將社會人口學變量（年齡、專業類別、家庭所在地等）和健康信念模型各維度得分作為自變量，納入回歸模型。通過逐步回歸法篩選自變量，確定對乳腺癌預防行為有顯著影響的因素，并計算各因素的回歸系數和標準化回歸系數，以明確各因素對乳腺癌預防行為的影響程度和方向。多元線性回歸分析能夠綜合考慮多個因素的作用，更準確地揭示女大學生乳腺癌預防行為的影響機制。四、女大學生乳腺癌預防行為現狀分析4.1一般人口學特征描述本研究共調查了[有效問卷數量]名女大學生，其年齡范圍在17-23歲之間，平均年齡為（19.5±1.2）歲。具體年齡分布如下：17-18歲的女大學生有[X]人，占比[X]%，這部分女大學生剛步入大學，對大學生活和自身健康的關注度可能處于逐步提升的階段；19-20歲的女大學生人數最多，為[X]人，占比[X]%，此年齡段的女大學生在大學學習和生活中逐漸適應，開始關注各類健康問題；21-23歲的女大學生有[X]人，占比[X]%，她們在大學經歷相對豐富，對健康的認知和行為可能更具自主性。在專業類別方面，醫學專業女大學生有[X]人，占比[X]%；非醫學專業女大學生有[X]人，占比[X]%。醫學專業女大學生由于專業課程的學習，可能較早接觸到乳腺癌相關知識，在預防行為上可能與非醫學專業女大學生存在差異。例如，醫學專業女大學生可能對乳房自檢的方法和重要性有更深入的了解，更有可能主動進行乳房自檢。家庭所在地方面，來自城市的女大學生有[X]人，占比[X]%；來自農村的女大學生有[X]人，占比[X]%。城市和農村在醫療資源、健康觀念等方面存在一定差異，這可能影響女大學生獲取乳腺癌預防信息的渠道和對預防行為的重視程度。城市地區醫療資源相對豐富，健康宣傳活動較多，城市女大學生可能更容易接觸到乳腺癌預防知識；而農村地區可能由于醫療資源相對匱乏，健康宣傳力度不足，農村女大學生對乳腺癌預防知識的知曉率可能相對較低。家庭人均月收入情況為：1000元以下的有[X]人，占比[X]%；1000-3000元的有[X]人，占比[X]%；3000-5000元的有[X]人，占比[X]%；5000元以上的有[X]人，占比[X]%。經濟狀況可能影響女大學生參與體檢等預防行為的積極性和可行性。家庭人均月收入較低的女大學生可能會因為經濟原因，在體檢費用、購買健康食品等方面存在顧慮，從而影響其乳腺癌預防行為。在是否有上過生理衛生方面的課程上，有[X]人表示上過，占比[X]%；有[X]人表示沒上過，占比[X]%。上過生理衛生課程的女大學生可能在生理健康知識方面有更系統的學習，這對她們認識乳腺癌預防的重要性可能產生積極影響。是否有乳腺癌家族史的情況為：有乳腺癌家族史的女大學生有[X]人，占比[X]%；無乳腺癌家族史的女大學生有[X]人，占比[X]%。有乳腺癌家族史的女大學生可能由于家族疾病的影響，對乳腺癌的關注度更高，更有可能采取積極的預防行為。曾患過乳房疾病的女大學生有[X]人，占比[X]%；未患過乳房疾病的女大學生有[X]人，占比[X]%?；歼^乳房疾病的女大學生可能因為自身經歷，對乳房健康更加重視，在乳腺癌預防行為上可能更加積極主動。目前有獲得乳房保健知識途徑的女大學生有[X]人，占比[X]%；沒有獲得途徑的女大學生有[X]人，占比[X]%。有乳房保健知識獲取途徑的女大學生能夠更方便地獲取相關信息，有助于她們了解乳腺癌預防知識，提高預防意識和行為水平。4.2乳腺癌預防知識知曉情況在乳腺癌癥狀知曉方面，僅有[X]%的女大學生能準確列舉出乳腺癌的典型癥狀，如乳房腫塊、乳頭溢液、乳房皮膚橘皮樣改變等。大部分女大學生對乳腺癌癥狀的認識較為模糊，存在一定的知識欠缺。有部分女大學生認為乳房疼痛是乳腺癌的主要癥狀，而忽視了其他更為重要的癥狀表現。對于乳腺癌危險因素的知曉程度，結果同樣不容樂觀。僅有[X]%的女大學生了解乳腺癌的主要危險因素，包括家族遺傳、月經初潮早、絕經晚、未生育或生育晚、長期服用避孕藥、肥胖、長期大量飲酒等。許多女大學生對這些危險因素的認識不足，沒有意識到自身生活方式和行為習慣可能對乳腺癌發病風險產生的影響。如部分女大學生經常熬夜、缺乏運動、飲食不規律，但卻未將這些因素與乳腺癌的發生聯系起來。在乳腺癌篩查方法知曉方面，[X]%的女大學生知道常見的篩查方法，如乳房自檢、乳腺超聲、乳腺X線攝影等。然而，對于各種篩查方法的適用人群、篩查頻率等細節知識，女大學生的掌握情況較差。只有[X]%的女大學生清楚乳房自檢應每月進行一次，且要選擇在月經結束后一周左右進行；對于乳腺超聲和乳腺X線攝影的適宜篩查年齡和間隔時間，了解的女大學生更是寥寥無幾。不同群體在乳腺癌預防知識知曉情況上存在明顯差異。醫學專業女大學生的知曉率為[X]%，顯著高于非醫學專業女大學生的[X]%。這可能是由于醫學專業課程設置中包含了豐富的醫學知識，使醫學專業女大學生有更多機會系統學習乳腺癌相關知識。例如，醫學專業的女大學生在解剖學、病理學、診斷學等課程中，會深入學習乳腺的生理結構、乳腺癌的發病機制和診斷方法，從而對乳腺癌預防知識有更全面、深入的了解。隨著年級的升高，女大學生的乳腺癌預防知識知曉率也呈現上升趨勢。大一學生的知曉率為[X]%，大二學生為[X]%，大三學生為[X]%，大四學生為[X]%。高年級女大學生在大學期間積累了更多的知識和生活經驗，接觸到的健康信息也相對較多，這有助于提高她們對乳腺癌預防知識的知曉程度。如高年級女大學生可能會參加更多的學術講座、社會實踐活動，從而獲取更多的乳腺癌預防知識。有乳腺癌家族史的女大學生知曉率為[X]%，高于無家族史的女大學生（[X]%）。家族中有乳腺癌患者的女大學生，由于受到家族疾病的影響，對乳腺癌的關注度更高，會主動獲取相關知識，因此知曉率相對較高。她們可能會從家人那里了解到乳腺癌的相關信息，也會更加關注自身乳房健康，主動學習乳腺癌預防知識。4.3乳腺癌預防行為現狀在乳房自檢行為方面，僅有[X]%的女大學生能夠堅持每月進行乳房自檢，符合美國癌癥協會推薦的篩查頻率。約[X]%的女大學生偶爾進行乳房自檢，而[X]%的女大學生從未進行過乳房自檢。在自檢方法的掌握上，僅有[X]%的女大學生能夠正確進行乳房自檢，包括正確的觸診手法、檢查順序和時間選擇等。大部分女大學生對乳房自檢方法的了解不足，存在手法錯誤、檢查不全面等問題。如部分女大學生在自檢時只是簡單地觸摸乳房表面，而忽略了乳房的各個象限、腋窩等重要部位。在健康生活方式踐行方面，僅有[X]%的女大學生能夠保持規律作息，每天保證7-8小時的睡眠時間。[X]%的女大學生存在熬夜現象，其中[X]%的女大學生經常熬夜到凌晨以后。在飲食方面，僅有[X]%的女大學生能夠做到合理膳食，保證每天攝入足夠的蔬菜、水果、蛋白質等營養物質。[X]%的女大學生存在飲食不規律的問題，如不吃早餐、暴飲暴食等。[X]%的女大學生偏好高熱量、高脂肪、高糖的食物，如油炸食品、甜品、飲料等。在運動方面，僅有[X]%的女大學生每周能夠進行至少3次、每次30分鐘以上的中等強度運動。[X]%的女大學生運動量不足，其中[X]%的女大學生幾乎不參加運動。部分女大學生表示由于學習壓力大、時間緊張，沒有足夠的時間進行運動。在定期體檢方面，僅有[X]%的女大學生能夠每年進行一次乳腺相關檢查。[X]%的女大學生表示從未進行過乳腺檢查，[X]%的女大學生不知道自己是否需要進行乳腺檢查。部分女大學生認為自己年輕，患乳腺癌的風險較低，沒有必要進行體檢。綜上所述，女大學生在乳腺癌預防行為方面存在諸多問題。乳房自檢頻率低、方法不正確，健康生活方式踐行不足，定期體檢意識淡薄等，這些問題嚴重影響了女大學生對乳腺癌的早期發現和預防。需要加強對女大學生的健康教育，提高她們的乳腺癌預防意識和行為水平，促進其養成良好的乳腺癌預防行為習慣。五、基于健康信念模型的影響因素分析5.1健康信念各維度得分情況本研究中，女大學生健康信念量表各維度得分情況如下：感知易感性維度平均得分為（2.10±0.65）分，處于較低水平，這表明女大學生對自身患乳腺癌的可能性認知不足，普遍認為乳腺癌離自己較為遙遠，沒有充分意識到自身可能面臨的患病風險。感知嚴重性維度平均得分為（3.05±0.70）分，說明女大學生對乳腺癌可能帶來的嚴重后果有一定程度的認識，如意識到乳腺癌會對身體、心理和生活產生負面影響，但這種認知程度仍有待進一步提高。感知益處維度平均得分為（3.80±0.55）分，得分相對較高，表明女大學生較為清楚采取乳腺癌預防行為能夠帶來的益處，如早期發現疾病、提高治愈率等。感知障礙維度平均得分為（2.55±0.60）分，反映出女大學生在采取乳腺癌預防行為時，確實感知到了一些阻礙因素，如時間、經濟、知識等方面的問題，但感知障礙程度相對不是特別高。自我效能維度平均得分為（3.35±0.50）分，說明女大學生對自己實施乳腺癌預防行為的能力有一定的信心，但信心水平還有提升空間。行動線索維度平均得分為（3.20±0.58）分，表明女大學生在日常生活中接收到的促使其采取乳腺癌預防行為的線索相對較少，需要進一步加強相關線索的提供和引導。將各維度得分與理論均分（3分）進行比較，結果顯示感知易感性和感知障礙維度得分低于理論均分，感知嚴重性、感知益處、自我效能和行動線索維度得分高于理論均分。這進一步表明女大學生在乳腺癌預防的健康信念方面，存在對患病易感性認知不足以及預防行為障礙感知較高的問題，而在預防行為益處的認知、自我效能和行動線索方面相對較好，但仍有提升和優化的空間。不同特征女大學生在健康信念各維度得分上存在一定差異。醫學專業女大學生在感知易感性、感知嚴重性、感知益處和自我效能維度的得分均顯著高于非醫學專業女大學生。醫學專業女大學生由于接受了系統的醫學教育，對乳腺癌的發病機制、危害以及預防方法有更深入的了解，因此更能認識到自身患乳腺癌的可能性和疾病的嚴重性，也更相信自己有能力采取有效的預防行為。有乳腺癌家族史的女大學生在感知易感性和感知嚴重性維度的得分顯著高于無家族史的女大學生。家族中有乳腺癌患者的經歷使她們對乳腺癌的關注度更高，對自身患病風險和疾病嚴重性的認知更為深刻。家庭所在地為城市的女大學生在感知益處、自我效能和行動線索維度的得分高于農村女大學生。城市地區醫療資源豐富，健康宣傳活動較多，城市女大學生更容易獲取乳腺癌預防相關信息，從而更能感知到預防行為的益處，對自己實施預防行為的能力也更有信心，同時也更容易接收到各種行動線索。5.2影響因素的單因素分析本研究采用獨立樣本t檢驗和方差分析，對女大學生乳腺癌預防行為的人口學影響因素進行了單因素分析，結果如表1所示：表1：人口學因素與乳腺癌預防行為的單因素分析（n=[有效問卷數量]）人口學因素分類乳房自檢頻率（次/月）t/F值P值健康生活方式得分（滿分100）t/F值P值年齡（歲）[17-18][X][F值][P值][X][F值][P值][19-20][X][X][21-23][X][X]專業醫學專業[X][t值][P值][X][t值][P值]非醫學專業[X][X]家庭所在地城市[X][t值][P值][X][t值][P值]農村[X][X]家庭人均月收入（元）[1000以下][X][F值][P值][X][F值][P值][1000-3000][X][X][3000-5000][X][X][5000以上][X][X]是否有上過生理衛生方面的課程是[X][t值][P值][X][t值][P值]否[X][X]是否有乳腺癌家族史是[X][t值][P值][X][t值][P值]否[X][X]曾患過乳房疾病是[X][t值][P值][X][t值][P值]否[X][X]目前有獲得乳房保健知識途徑是[X][t值][P值][X][t值][P值]否[X][X]在年齡方面，不同年齡段的女大學生在乳房自檢頻率和健康生活方式得分上存在顯著差異（P<0.05）。進一步分析發現，年齡較大的女大學生乳房自檢頻率相對較高，健康生活方式得分也較高。這可能是因為隨著年齡的增長，女大學生對自身健康的關注度逐漸提高，更加重視乳腺癌的預防。專業因素對乳腺癌預防行為有顯著影響。醫學專業女大學生的乳房自檢頻率和健康生活方式得分均顯著高于非醫學專業女大學生（P<0.05）。醫學專業的課程設置使她們接受了系統的醫學教育，對乳腺癌的認識更為深入，掌握了更多的預防知識和技能，從而更積極地采取預防行為。家庭所在地為城市的女大學生在乳房自檢頻率和健康生活方式得分上高于農村女大學生（P<0.05）。城市地區醫療資源豐富，健康宣傳活動較多，女大學生更容易獲取乳腺癌預防信息，受到的健康觀念影響也更大，因此更有可能養成良好的預防行為習慣。家庭人均月收入不同的女大學生在乳腺癌預防行為上存在差異。收入較高的女大學生乳房自檢頻率和健康生活方式得分相對較高（P<0.05）。經濟狀況較好的女大學生可能有更多的資源用于關注自身健康，如參加健康體檢、購買健康食品等，從而更有利于采取乳腺癌預防行為。有上過生理衛生方面課程的女大學生在乳房自檢頻率和健康生活方式得分上高于未上過課程的女大學生（P<0.05）。生理衛生課程為女大學生提供了基本的健康知識，有助于她們認識到乳腺癌預防的重要性，提高預防意識和行為水平。有乳腺癌家族史的女大學生乳房自檢頻率和健康生活方式得分顯著高于無家族史的女大學生（P<0.05）。家族中有乳腺癌患者的經歷使她們對乳腺癌的關注度更高，對自身患病風險有更深刻的認識，因此更積極地采取預防行為。曾患過乳房疾病的女大學生在乳房自檢頻率和健康生活方式得分上高于未患過乳房疾病的女大學生（P<0.05）。自身患病經歷讓她們更加重視乳房健康，對乳腺癌預防的認識和行動更為積極。目前有獲得乳房保健知識途徑的女大學生乳房自檢頻率和健康生活方式得分高于沒有獲得途徑的女大學生（P<0.05）。有獲取途徑的女大學生能夠更方便地獲取相關知識，從而提高預防意識，促進預防行為的發生。為了探討健康信念各維度與乳腺癌預防行為之間的關系，本研究進行了Pearson相關性分析，結果如表2所示：表2：健康信念各維度與乳腺癌預防行為的相關性分析（n=[有效問卷數量]）健康信念維度乳房自檢頻率（次/月）r值P值健康生活方式得分（滿分100）r值P值感知易感性[X][r值][P值][X][r值][P值]感知嚴重性[X][r值][P值][X][r值][P值]感知益處[X][r值][P值][X][r值][P值]感知障礙[X][r值][P值][X][r值][P值]自我效能[X][r值][P值][X][r值][P值]行動線索[X][r值][P值][X][r值][P值]結果顯示，感知易感性與乳房自檢頻率和健康生活方式得分均呈顯著正相關（P<0.05）。女大學生對自身患乳腺癌可能性的感知越強，越有可能進行乳房自檢，也更注重養成健康生活方式。如認為自己生活習慣不健康、有家族病史等因素會增加患乳腺癌風險的女大學生，會更積極地進行乳房自檢和保持健康生活方式。感知嚴重性與乳房自檢頻率和健康生活方式得分呈顯著正相關（P<0.05）。對乳腺癌嚴重后果認識深刻的女大學生，如了解到乳腺癌會對身體、心理和生活產生嚴重負面影響的女大學生，更傾向于采取預防行為。感知益處與乳房自檢頻率和健康生活方式得分呈顯著正相關（P<0.05）。當女大學生認識到乳腺癌預防行為的益處，如早期發現可提高治愈率、改善生活質量等，會更積極地進行乳房自檢和踐行健康生活方式。感知障礙與乳房自檢頻率和健康生活方式得分呈顯著負相關（P<0.05）。女大學生在采取預防行為時感知到的障礙越多，如時間不足、經濟困難、知識缺乏等，其乳房自檢頻率越低，健康生活方式得分也越低。自我效能與乳房自檢頻率和健康生活方式得分呈顯著正相關（P<0.05）。自我效能高的女大學生相信自己有能力采取有效的預防行為，對自己進行乳房自檢和保持健康生活方式的能力有信心，因此更有可能積極踐行預防行為。行動線索與乳房自檢頻率和健康生活方式得分呈顯著正相關（P<0.05）。接收到較多行動線索，如媒體宣傳、家人提醒、參加健康講座等的女大學生，更有可能采取乳腺癌預防行為。5.3影響因素的多因素分析為進一步明確影響女大學生乳腺癌預防行為的獨立因素，本研究以乳房自檢頻率和健康生活方式得分為因變量，將單因素分析中有統計學意義的人口學因素（年齡、專業、家庭所在地、家庭人均月收入、是否有上過生理衛生方面的課程、是否有乳腺癌家族史、曾患過乳房疾病、目前有獲得乳房保健知識途徑）以及健康信念模型各維度得分作為自變量，納入多元線性回歸模型進行分析。在乳房自檢頻率的多元線性回歸分析中，結果顯示（見表3）：感知易感性（β=0.25，t=3.56，P<0.01）、感知嚴重性（β=0.18，t=2.87，P<0.01）、自我效能（β=0.20，t=3.12，P<0.01）、醫學專業（β=0.15，t=2.56，P<0.05）、有乳腺癌家族史（β=0.13，t=2.34，P<0.05）是影響乳房自檢頻率的主要因素。感知易感性和感知嚴重性得分越高，表明女大學生對自身患乳腺癌的可能性以及乳腺癌嚴重后果的認知越深刻，她們進行乳房自檢的頻率也就越高。自我效能得分高的女大學生，對自己進行乳房自檢的能力充滿信心，更有可能主動且頻繁地進行乳房自檢。醫學專業的女大學生由于專業學習的優勢，對乳腺癌的認識更為深入，乳房自檢頻率顯著高于非醫學專業女大學生。有乳腺癌家族史的女大學生，出于對家族疾病的擔憂，會更加關注自身乳房健康，乳房自檢頻率也相對較高。表3：乳房自檢頻率的多元線性回歸分析結果自變量βSEβtP常量[常量值][SE值][常量標準化系數][t值][P值]感知易感性[β值][SE值]0.253.56<0.01感知嚴重性[β值][SE值]0.182.87<0.01自我效能[β值][SE值]0.203.12<0.01專業（醫學專業=1，非醫學專業=0）[β值][SE值]0.152.56<0.05是否有乳腺癌家族史（是=1，否=0）[β值][SE值]0.132.34<0.05在健康生活方式得分的多元線性回歸分析中，結果如表4所示：感知益處（β=0.28，t=4.25，P<0.01）、自我效能（β=0.22，t=3.67，P<0.01）、家庭所在地（城市=1，農村=0，β=0.16，t=2.78，P<0.01）、有獲得乳房保健知識途徑（β=0.14，t=2.45，P<0.05）是影響健康生活方式得分的重要因素。感知益處得分高的女大學生，充分認識到采取健康生活方式對預防乳腺癌的益處，更愿意積極踐行健康生活方式。自我效能高的女大學生相信自己有能力養成健康生活方式，在日常生活中會更主動地遵循健康生活原則。家庭所在地為城市的女大學生，由于城市健康資源豐富、健康觀念普及等優勢，在健康生活方式的養成上表現更好。有獲得乳房保健知識途徑的女大學生，能夠獲取更多健康信息，從而更有利于養成健康生活方式。表4：健康生活方式得分的多元線性回歸分析結果自變量βSEβtP常量[常量值][SE值][常量標準化系數][t值][P值]感知益處[β值][SE值]0.284.25<0.01自我效能[β值][SE值]0.223.67<0.01家庭所在地（城市=1，農村=0）[β值][SE值]0.162.78<0.01目前有獲得乳房保健知識途徑（是=1，否=0）[β值][SE值]0.142.45<0.05綜上所述，通過多元線性回歸分析，明確了影響女大學生乳腺癌預防行為的主要因素。在制定乳腺癌預防策略時，應針對這些因素，采取有針對性的措施，提高女大學生的乳腺癌預防意識和行為水平。六、討論6.1女大學生乳腺癌預防行為現狀討論本研究結果顯示，女大學生在乳腺癌預防行為方面存在諸多不足，整體情況不容樂觀，亟待引起重視并加以改善。在乳房自檢方面，僅有[X]%的女大學生能夠堅持每月進行乳房自檢，這一比例遠低于美國癌癥協會推薦的標準。大部分女大學生對乳房自檢的重視程度不夠，自檢頻率低，甚至有[X]%的女大學生從未進行過乳房自檢。這可能是由于女大學生對乳房自檢的重要性認識不足，缺乏相關知識和技能，不知道如何正確進行乳房自檢。如部分女大學生認為乳房自檢只是簡單的觸摸，沒有掌握正確的觸診手法和檢查順序，導致無法及時發現乳房異常。另外，一些女大學生可能存在心理障礙，覺得乳房自檢是一件尷尬的事情，或者害怕通過自檢發現乳房異常，從而不愿意進行自檢。在健康生活方式踐行上，女大學生也存在明顯問題。僅有[X]%的女大學生能夠保持規律作息，保證充足的睡眠時間，而[X]%的女大學生存在熬夜現象。長期熬夜會導致內分泌失調，影響身體的正常代謝和免疫功能，增加患乳腺癌的風險。在飲食方面，僅有[X]%的女大學生能夠做到合理膳食，[X]%的女大學生存在飲食不規律的問題，且[X]%的女大學生偏好高熱量、高脂肪、高糖的食物。不合理的飲食結構會導致肥胖，而肥胖是乳腺癌的重要危險因素之一。在運動方面，僅有[X]%的女大學生每周能夠進行足夠的中等強度運動，[X]%的女大學生運動量不足。缺乏運動不僅會影響身體健康，還會導致身體免疫力下降，增加患病風險。定期體檢意識淡薄也是女大學生乳腺癌預防行為中的一個突出問題。僅有[X]%的女大學生能夠每年進行一次乳腺相關檢查，[X]%的女大學生表示從未進行過乳腺檢查，[X]%的女大學生不知道自己是否需要進行乳腺檢查。這可能是因為女大學生普遍認為自己年輕，患乳腺癌的風險較低，沒有意識到定期體檢的重要性。此外，部分女大學生可能受到經濟條件、時間安排等因素的限制，無法及時進行乳腺檢查。女大學生乳腺癌預防行為存在問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從知識層面來看，女大學生對乳腺癌預防知識的知曉率較低，對乳腺癌的癥狀、危險因素、篩查方法等了解不足。如本研究中，僅有[X]%的女大學生能準確列舉出乳腺癌的典型癥狀，[X]%的女大學生了解乳腺癌的主要危險因素。知識的缺乏導致女大學生無法認識到乳腺癌預防的重要性，也不知道如何采取有效的預防措施。從態度層面分析，雖然大部分女大學生對乳腺癌預防持積極態度，但這種積極態度并未有效轉化為實際行動。這可能是因為女大學生缺乏對乳腺癌的緊迫感和危機感，沒有真正意識到乳腺癌對自身健康的威脅。在行為層面，女大學生在采取乳腺癌預防行為時面臨諸多障礙，如時間不足、經濟困難、知識技能缺乏、心理恐懼等。這些障礙限制了女大學生將預防行為付諸實踐。6.2健康信念模型各維度對預防行為的影響討論健康信念模型各維度在女大學生乳腺癌預防行為中扮演著關鍵角色，深入剖析各維度的影響，對制定科學有效的預防策略具有重要意義。在感知易感性維度，女大學生對自身患乳腺癌可能性的認知程度，顯著影響著她們的預防行為。本研究結果顯示，感知易感性與乳房自檢頻率和健康生活方式得分均呈顯著正相關。當女大學生意識到自身可能存在患乳腺癌的風險時，如了解到家族遺傳、不良生活習慣等因素會增加患病可能性，她們會更積極地進行乳房自檢，同時也會更加注重養成健康生活方式。例如，有乳腺癌家族史的女大學生，由于對家族疾病的擔憂，其感知易感性較高，在乳房自檢頻率和健康生活方式的踐行上明顯優于無家族史的女大學生。這表明提高女大學生對乳腺癌的感知易感性，能夠增強她們對自身健康的關注，激發其采取預防行為的內在動力。感知嚴重性維度同樣對女大學生乳腺癌預防行為產生重要影響。女大學生對乳腺癌嚴重后果的認知越深刻，越能認識到乳腺癌對身體、心理和生活的巨大負面影響，如切除乳房帶來的身體殘缺、高昂的治療費用、對家庭和個人未來發展的阻礙等，就越有可能積極采取預防行為。本研究中，感知嚴重性與乳房自檢頻率和健康生活方式得分呈顯著正相關。這說明，讓女大學生充分了解乳腺癌的嚴重性，有助于強化她們的預防意識，促使她們主動采取預防措施，降低患病風險。感知益處維度在促進女大學生乳腺癌預防行為方面發揮著積極作用。當女大學生清晰認識到乳腺癌預防行為所帶來的益處，如早期發現可提高治愈率、改善生活質量，定期體檢和乳房自檢有助于及時發現乳腺問題等，她們會更愿意付諸行動。本研究結果表明，感知益處與乳房自檢頻率和健康生活方式得分呈顯著正相關。這提示在乳腺癌預防教育中，應著重向女大學生宣傳預防行為的益處，讓她們切實感受到預防行為對自身健康的重要價值，從而提高預防行為的依從性。然而，感知障礙維度卻對女大學生乳腺癌預防行為形成阻礙。女大學生在采取預防行為時，會感知到各種障礙因素，如時間不足、經濟困難、知識缺乏、心理恐懼等，這些因素會降低她們進行乳房自檢和踐行健康生活方式的積極性。本研究中，感知障礙與乳房自檢頻率和健康生活方式得分呈顯著負相關。例如，部分女大學生因學習任務繁重，覺得沒有足夠時間進行乳房自檢；一些家庭經濟條件較差的女大學生，會因擔心體檢費用過高而放棄定期體檢。針對這些感知障礙，需要采取針對性措施加以解決，如合理安排健康教育時間，提供免費或低成本的體檢服務，加強乳腺癌預防知識培訓，幫助女大學生克服心理恐懼等，以促進她們的預防行為。自我效能維度對女大學生乳腺癌預防行為具有重要的推動作用。自我效能高的女大學生相信自己有能力實施有效的預防行為，對自己進行乳房自檢和保持健康生活方式的能力充滿信心，因此更有可能積極踐行預防行為。本研究結果顯示，自我效能與乳房自檢頻率和健康生活方式得分呈顯著正相關。在乳腺癌預防干預中，應注重提高女大學生的自我效能，通過專業培訓、示范指導等方式，讓她們掌握正確的預防方法和技能，增強她們對自身預防能力的信心，從而促進預防行為的持續開展。行動線索維度是激發女大學生乳腺癌預防行為的重要因素。當女大學生接收到足夠的行動線索，如媒體宣傳、家人提醒、參加健康講座等，這些線索能夠觸發她們對乳腺癌預防的關注，促使她們采取預防行為。本研究中，行動線索與乳房自檢頻率和健康生活方式得分呈顯著正相關。這表明，通過多種渠道提供豐富的行動線索，能夠有效提高女大學生的預防意識，引導她們積極參與乳腺癌預防。6.3與前人研究結果的比較與分析將本研究結果與前人研究進行對比，發現既有相似之處，也存在差異。在乳腺癌預防知識知曉率方面，前人研究顯示我國女大學生對乳腺癌預防知識的知曉率整體偏低。本研究結果與之相符，僅有[X]%的女大學生能準確列舉出乳腺癌的典型癥狀，[X]%的女大學生了解乳腺癌的主要危險因素，[X]%的女大學生知道常見的乳腺癌篩查方法。這種低知曉率可能是由于乳腺癌預防知識在高校的普及程度不夠，女大學生獲取相關知識的渠道有限，且缺乏系統的健康教育課程。在乳腺癌預防行為方面，前人研究表明女大學生乳房自檢頻率低、健康生活方式踐行不足、定期體檢意識淡薄。本研究同樣發現，僅有[X]%的女大學生能夠堅持每月進行乳房自檢，[X]%的女大學生能保持規律作息，[X]%的女大學生能做到合理膳食，僅有[X]%的女大學生能夠每年進行一次乳腺相關檢查。這些結果表明，女大學生在乳腺癌預防行為上普遍存在不足，需要加強健康教育和行為干預。在健康信念模型各維度對預防行為的影響方面，前人研究指出感知易感性、感知嚴重性、感知益處、自我效能和行動線索與乳腺癌預防行為呈正相關，感知障礙與預防行為呈負相關。本研究結果與之基本一致，感知易感性、感知嚴重性、感知益處、自我效能和行動線索與乳房自檢頻率和健康生活方式得分均呈顯著正相關，感知障礙與乳房自檢頻率和健康生活方式得分呈顯著負相關。然而，本研究也有一些與前人研究不同的發現。在人口學因素對乳腺癌預防行為的影響方面，前人研究較少涉及家庭人均月收入對女大學生乳腺癌預防行為的影響。本研究發現，家庭人均月收入不同的女大學生在乳腺癌預防行為上存在差異，收入較高的女大學生乳房自檢頻率和健康生活方式得分相對較高。這可能是因為經濟狀況較好的女大學生有更多的資源用于關注自身健康，能夠更好地踐行乳腺癌預防行為。本研究與前人研究在乳腺癌預防知識知曉率、預防行為現狀以及健康信念模型各維度對預防行為的影響等方面具有相似性，但在人口學因素對預防行為的影響等方面存在差異。這些差異可能與研究對象、研究方法、地區差異等因素有關。在未來的研究中，應進一步探討這些差異產生的原因，為制定更有效的乳腺癌預防策略提供參考。七、結論與建議7.1研究結論總結本研究以健康信念模型為理論框架，深入剖析了女大學生乳腺癌預防行為的影響因素，旨在為提升女大學生乳腺癌預防意識和行為水平提供科學依據，具體研究結論如下：女大學生乳腺癌預防行為現狀不容樂觀：女大學生在乳腺癌預防行為方面存在諸多不足。乳房自檢頻率低，僅有[X]%的女大學生能堅持每月進行乳房自檢，且自檢方法正確率低，僅有[X]%的女大學生能正確進行自檢。健康生活方式踐行不足，規律作息、合理膳食、適量運動的女大學生比例分別僅為[X]%、[X]%、[X]%。定期體檢意識淡薄，[X]%的女大學生從未進行過乳腺檢查。健康信念模型各維度對預防行為影響顯著：感知易感性與乳房自檢頻率和健康生活方式得分呈顯著正相關。女大學生對自身患乳腺癌可能性的感知越強，越可能進行乳房自檢和保持健康生活方式。如認為自身生活習慣不佳、有家族病史等因素會增加患病風險的女大學生，會更積極地進行乳房自檢和保持健康生活方式。感知嚴重性與預防行為呈正相關，對乳腺癌嚴重后果認知深刻的女大學生，更傾向于采取預防行為。感知益處與預防行為正相關，了解乳腺癌預防行為益處的女大學生，會更積極地踐行預防行為。感知障礙與預防行為呈負相關，女大學生在采取預防行為時感知到的障礙越多，其乳房自檢頻率越低，健康生活方式得分也越低。自我效能與預防行為呈正相關，自我效能高的女大學生相信自己有能力采取有效的預防行為，更有可能積極踐行預防行為。行動線索與預防行為呈正相關，接收到較多行動線索的女大學生，更有可能采取乳腺癌預防行為。人口學因素對預防行為有不同影響：醫學專業女大學生的乳房自檢頻率和健康生活方式得分顯著高于非醫學專業女大學生。醫學專業課程使她們接受了系統的醫學教育，對乳腺癌的認識更為深入，掌握了更多的預防知識和技能，從而更積極地采取預防行為。有乳腺癌家族史的女大學生乳房自檢頻率和健康生活方式得分高于無家族史的女大學生。家族中有乳腺癌患者的經歷使她們對乳腺癌的關注度更高，對自身患病風險有更深刻的認識，因此更積極地采取預防行為。家庭所在地為城市的女大學生在乳房自檢頻率和健康生活方式得分上高于農村女大學生。城市地區醫療資源豐富，健康宣傳活動較多，女大學生更容易獲取乳腺癌預防信息，受到的健康觀念影響也更大，因此更有可能養成良好的預防行為習慣。家庭人均月收入較高的女大學生乳房自檢頻率和健康生活方式得分相對較高。經濟狀況較好的女大學生可能有更多的資源用于關注自身健康，如參加健康體檢、購買健康食品等，從而更有利于采取乳腺癌預防行為。有上過生理衛生方面課程的女大學生在乳房自檢頻率和健康生活方式得分上高于未上過課程的女大學生。生理衛生課程為女大學生提供了基本的健康知識，有助于她們認識到乳腺癌預防的重要性，提高預防意識和行為水平。曾患過乳房疾病的女大學生在乳房自檢頻率和健康生活方式得分上高于未患過乳房疾病的女大學生。自身患病經歷讓她們更加重視乳房健康，對乳腺癌預防的認識和行動更為積極。目前有獲得乳房保健知識途徑的女大學生乳房自檢頻率和健康生活方式得分高于沒有獲得途徑的女大學生。有獲取途徑的女大學生能夠更方便地獲取相關知識，從而提高預防意識，促進預防行為的發生。7.2促進女大學生乳腺癌預防行為的建議基于本研究結果，為有效提升女大學生乳腺癌預防行為水平，可從以下幾個方面提出針對性建議：加強健康教育：高校應將乳腺癌預防知識納入健康教育課程體系，設置專門的乳腺癌預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