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平臺著作權侵權問題研究的國內外文獻綜述微信是21世紀才興起的新興事物，自其推出以來，眾多國內外學者都對微信及相關領域的著作權問題進行了探討，并產生了一定的理論成果，例如對微信原創作品的認定、作品類型的的界定等等。而對于微信原創作品著作權合理使用問題的研究，國內的吳漢東教授、王遷教授等諸多學者分別對相關問題進行了多維角度的探討；國外的有美國著作權法專家WilliamParty、JonathanFrancis、NeilW·Netanel、日本著作權法學者上野達弘等人，都先后對微信原創作品著作權合理使用的關鍵性問題進行了深入研究。同時，伴隨著微信社交網絡平臺的迅速發展，合理使用理論開始逐漸適用在與微信相關的著作權糾紛案件中，并不斷發展演化。1.1國內研究現狀通過梳理我國學者對該問題的研究，可以看出其研究內容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方面，就微信原創作品著作權的相關共識性問題有爭議，例如微信原創作品是否屬著作權法意義上的作品，以及具體的認定規則；另一方面，對微信原創作品著作權合理使用的范圍和判定標準有爭議。1、微信原創作品著作權的相關共識主要涉及微信原創作品的認定及認定規則問題。微信上發表的作品往往篇幅較短、而且很多是即興創作，那么相關作品是否受著作權保護則備受爭議。學者楊延超（2015）認為，微信原創作品的認定標準應當是具有獨創性的，而一個微信原創作品是否獨創性往往和作品長度、創作時間和是否屬于口述作品有關；再者，還要看微信原創作品是否受著作權法保護，是否屬于我國《著作權法》保護的作品類型[2]。姜穎、穆穎（2015）等人則認為，微信原創作品的認定標準還可以從主客觀兩個不同的角度來考慮，主觀上可以從創作意圖，只有具備發表和創作意圖的信息或內容才受《著作權法》保護。客觀上可以從發表權的角度進行判斷，創作完成未發表的內容受《著作權法》保護，而微信可以為作品發表提供平臺[3]。學者王春梅（2015）從傳播學角度出發，認為不能把公眾號推送和發表等同看待，應該以客觀為基礎，通過主觀意圖進行推定，這可以更加精準地識別其是否是受《著作權法》所保護的作品類型[4]。2、微信原創作品著作權合理使用的范圍及判定標準王遷教授（2015）認為，著作權法雖然明確規定了“合理使用”的13種情形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2020年修訂）》第24條。，但判斷一種在微信這一社交網絡和自媒體環境下的作品利用能否認定為著作權法意義上的合理使用，除了要用合理使用的具體法定情形對其進行驗證以外，更要依靠“三步檢驗法”對其加以認定即只能在特殊情況下作出、與作品的正常利用不相沖突，以及沒有不合理地損害權利人合法權益這三個條件。根據“三步檢驗法”，限制與例外允許使用作品的情形首先在范圍上必須是有限的，而且應基于適當的公共政策考量，如保護言論自由、促進教育事業的發展和對信息的獲取等。其次，凡是能夠帶來較大經濟利益、對作者較為重要的權利，應留給作者行使，限制與例外允許的行為不能在經濟上與作者對權利的行使形成競爭，也即不能損害作品的市場價值。最后，雖然任何限制與例外都會在一定程度上減損作者的利益，這種程度必須合理，不能超出與相應公共政策相適應的范圍。[5]。目前，“三步檢驗法”已經得到了系列國際公約包括《伯爾尼公約》、TRIPS協定和《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版權條約》等。的一致認可，由于中國已加入前述公約，也理應執行這一標準。由于此，《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實施條例》（以下簡稱《實施條例》）在21條申明了“兩不得原則”即“依照著作權法有關規定，使用可以不經著作權人許可的已經發表的作品的，不得影響該作品的正常使用，也不得不合理地損害著作權人的合法利益。”。這一標準正式被立法所接受，并最終成為我國法院判案時必須采用的法律標準。此外，部分學者對“三步檢驗法”進行了不同程度地細化和解釋。學者熊琦（2018）認為，為緩解著作權合理使用概括式兜底條款和擴大合理使用范圍之間的矛盾，法律制定者和解釋者需要依照既有合理使用判定標準進一步明確其適用和認定問題，通過對部分認定標準展開解釋說明，使其更符合司法認定的實際需要[6]；學者劉宇暉（2018）則指出“三步檢驗法”既然已經通過立法得以確認，就應該得到尊重，需要把“法定情形”通過使用方式、范圍和目的等方面加以具體化和規范化[7]。學者李琛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2020年修訂）》第24條。即只能在特殊情況下作出、與作品的正常利用不相沖突，以及沒有不合理地損害權利人合法權益這三個條件。根據“三步檢驗法”，限制與例外允許使用作品的情形首先在范圍上必須是有限的，而且應基于適當的公共政策考量，如保護言論自由、促進教育事業的發展和對信息的獲取等。其次，凡是能夠帶來較大經濟利益、對作者較為重要的權利，應留給作者行使，限制與例外允許的行為不能在經濟上與作者對權利的行使形成競爭，也即不能損害作品的市場價值。最后，雖然任何限制與例外都會在一定程度上減損作者的利益，這種程度必須合理，不能超出與相應公共政策相適應的范圍。包括《伯爾尼公約》、TRIPS協定和《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版權條約》等。即“依照著作權法有關規定，使用可以不經著作權人許可的已經發表的作品的，不得影響該作品的正常使用，也不得不合理地損害著作權人的合法利益。”1.2國外研究現狀2004年Facebook成立，緊接著2006年Twitter成立，美國率先開啟社交網絡時代，日本、加拿大等發達國家也緊隨其后。這些國家在社交網絡平臺下著作權合理使用方面的研究相對成熟，對我國相關法律的構建有一定的價值參考。微信作為一個社交網絡平臺，而微信原創作品是社交網絡作品的一種，其合理使用問題可以參考國外社交網絡平臺下作品著作權合理使用的相關規定。1、社交網絡平臺下作品著作權合理使用的判斷美國主要從著作權合理使用整體制度出發，存在“合理使用四要素”和“轉換性使用”兩種理論。“合理使用四要素”已經立法確立《美國版權法》第107條規定了判斷某一行為是否構成合理使用的四項標準：（1）使用的目的和性質，包括這種使用是具有商業性質還是為了非營利的教育目的；（2）有版權作品的性質；（3）同整個有版權作品相比，所使用的部分的數量和內容的實質性；（4）這種使用對有版權作品的潛在市場或價值所產生的影響。。學者NeilWeinstockNetanel（2011）指出，在歐美等國家的司法實踐過程中發展出了“轉換性使用”理論，其注重使用目的以及使用的方式，尤其在美國司法界頗受歡迎，以至于在認定社交網絡作品的過程中很多法官直接適用“轉換性使用”予以認定。[10]。在Facebook、Twitter、Instagram等社交網絡平臺環境下，有學者認為，“轉換性使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激發人們的創作靈感。美國加州伯克利大學法學院博士JonathanFrancis（2014）就認為，美國司法機構采用擴大合理使用相關理解和解釋的方式來促進藝術和文化的傳承，這契合美國版權法的立法目的[11]《美國版權法》第107條規定了判斷某一行為是否構成合理使用的四項標準：（1）使用的目的和性質，包括這種使用是具有商業性質還是為了非營利的教育目的；（2）有版權作品的性質；（3）同整個有版權作品相比，所使用的部分的數量和內容的實質性；（4）這種使用對有版權作品的潛在市場或價值所產生的影響。2、社交網絡平臺下作品著作權合理使用的具體考量因素獨創性成為認定著作權合理使用的關鍵考慮因素。有學者認為在社交網絡作品創作過程中，沒有獨創性的“再創作”不能夠被認定為是合理使用。學者NeilW·Netanel（2011）就認為，如果處于相同的創作和表達目的對社交網絡作品進行二次創作不應視為合理使用[12]。因此，在Facebook、Twitter、Instagram等社交網絡平臺下，需要考察再創作者的誠信問題。此外，學者JosephTromba（2017）認為應將新作的傳播有沒有擴大原作影響或者使原作著作權人獲利作為認定合理使用的考量因素[13]。學者ElmahjubE（2017）更是提出應該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