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體的普遍性——《“鍛煉鍛煉”》與“趙樹理難題”摘要：作為趙樹理五十年代的代表作之一，《“鍛煉鍛煉”》從誕生起便毀譽參半。趙樹理對于中國社會問題的隱喻在這篇小說中得到了淋漓盡致的體現。正是從這篇小說開始，“趙樹理難題”浮出了歷史地表，成為中國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社會結構性矛盾的表征。《“鍛煉鍛煉”》揭示出了在冠冕堂皇的“現代化”話語之下對人類社會及人的主體性的損害，同時也表現出了具有農民與知識分子雙重身份的趙樹理對于合作化運動的冷靜審視。反“改造”的“改造”與反“現代”的“現代”構成了《“鍛煉鍛煉”》的深刻內涵。關鍵詞：趙樹理；合作化運動；現代性目錄TOC\o"1-3"\h\u5871一、緒論 016925（一）選題背景 012176（二）研究目的和意義 122005（三）國內研究現狀 29083（四）研究思路與方法 34602（五）具體內容與框架 413751二、從《“鍛煉鍛煉”》說起 524454（一）“半自動”的寫作 515096（二）“文學模仿生產”和“文學摹仿生產” 65680（三）“形式的政治”與“隱藏的作者” 84940（四）詮釋的差異 1210592三、觀念的堅守 1620955（一）“現代”的限度 168050（二）“勸人”的小說 183078四、難題的不可避免 201776（一）“整風”與“生產”的配合與結合 2021037（二）“新權威”與“舊傳統”的沖突 22691（三）正當的無理性 2410203五、總結 253046參考文獻 2715921致謝 29緒論選題背景作為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最為特殊的作家之一，趙樹理是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中無法繞過的一個人物。而在趙樹理研究中，最引人注目的則是趙樹理創作前期與后期的巨大差異。這種差異突出地體現在趙樹理作品的評價與闡釋史中。從創作前期被認為是完美貫徹了《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精神的“趙樹理方向”，到建國后不斷遭遇批判打擊，最終在文革中罹難，趙樹理的創作與主流政治話語的關系漸行漸遠。而寫于1958年的《“鍛煉鍛煉”》正是趙樹理創作史中的一個這樣的節點。在這部作品中，趙樹理提出了長久壓抑在他內心的有關社會主義集體與農民個人之間間性關系的焦慮。而這種焦慮在政治話語日益強勢的背景下日益強化，并衍生出了“趙樹理難題”。這不僅是作家本人對國家機器及其政策的單方面質疑，同時也包含著傳統與現代、農民本位與政治中心、五四意識與無產階級話語等一系列敘事之間的分歧。這種對立關系一直延續到當下，成為貫穿中國思想與文化史的一條主線。“趙樹理難題”便是這條主線的鮮明體現。研究目的和意義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五四運動之于中國現代文學的重要性都無需多言。五四運動為中國帶來的自由、民主、人權等現代意識，深刻影響了中國現代文學的精神取向。個人本位、人道主義第一次在中國文學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五四運動所代表的自由民主的人道主義精神成為中國現代思想的一支，延續至今。而從政治角度來看，五四運動為危如累卵的中國社會引入了許多社會改良學說，其中便包括馬克思主義與共產主義思想。它們借助五四運動進入中國，并在中國大地上生根發芽，在歷史與社會的共同推動下，成為改造中國社會的靈丹妙藥。在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指導與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之下，中國成功走上了社會主義道路并建立起了無產階級政權——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機器的建立意味著對相應話語秩序的需求日益強烈。相較于強調自由、民主的五四運動話語，以中國共產黨為主要代表的主流政治話語則更加強調集體主義、階級觀點。在中國這個年輕的社會主義國家內部，秩序唯一性和權威性的特征使二者之間自然而然地產生了隔閡，并最終構造出了中國現當代思想的一對基本對立結構。“趙樹理難題”正是這一對立結構一個最為典型且鮮明的表征。趙樹理雖然出生于山西農村，深受傳統文化熏染，但他同時也是受到五四潮影響的青年知識分子。他成長于解放區，對馬克思主義與共產主義耳濡目染，但他也是農民的兒子，農民在他心中永遠占據著重要的位置。這種“重疊式”的身份使他既能很好的完成黨中央布置的政治宣傳任務，又能不滯于過往政治宣傳工作僵化教條的弊端，創作出“真正為人民大眾喜聞樂見的文藝作品”。但身份的“重疊式”特征為趙樹理的創作提供了極大便利的同時也暴露出了弊端：當政策方向與趙樹理的理念大體相同時，此時的趙樹理是“趙樹理方向”的代表，是“一個在創作、思想、生活各方面都有準備的作者，一名在成名之前已經相當成熟了的作家，一位具有新穎獨創的大眾風格的人民文學洪子誠：《中國當代文學史》，第89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而當政策發展與趙樹理的設想不一致時，趙樹理會利用形式的變化來掩蓋二者之間的差異，然而這種手段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反而為之后的悲劇埋下了禍根。從宏觀來看，“趙樹理難題”實際上是五四話語與主流意識形態話語之間的碰撞，理解“趙樹理難題”背后的深層動機及難題之“難”，對于我們理解兩種話語秩序及其關系與揭示中國社會中的結構性矛盾具有重要價值。洪子誠：《中國當代文學史》，第89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①通過此次論文書寫，明確并且掌握學術論文書寫的一般過程：確定研究方向、查閱相關文獻資料、列論文提綱、結合資料展開論文寫作、規范格式等等。②通過此次論文寫作，對趙樹理及其作品存在的意義和研究的價值有了更為深刻的理解。③掌握了文本分析的具體方法。通過細讀文本，從多角度對作品進行分析，體會作者創作時安排的每一言行舉止的意義，揣摩作者創作的意圖，并對其展開分析與論述，結合學者們已有的研究，總結、提煉自己的觀點。國內研究現狀趙樹理研究與趙樹理的闡釋史都經歷了一個曲折的過程。鑒于趙樹理與主流政治話語的特殊關系，趙樹理研究與其闡釋史保持一致，呈現出政治功利性的特征。由于趙樹理本人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批斗并罹難，趙樹理研究在60-70年代也隨之陷入低谷。趙樹理的文學地位一落千丈，被埋沒在歷史的角落中。這一現象鮮明的體現在各大高校教科書的編寫之中。隨著文革結束，“回到文學自身”“重寫文學史”的口號日益高漲，趙樹理被重新發現，學者們開始以更為現代化、多元化的視角看待趙樹理及其創作，并衍生出了許多極富研究價值的命題與全新的研究角度。近年來有關趙樹理的研究不僅涉及趙樹理的創作，還包括趙樹理本人及其家庭背景。作為“作家”與作為“革命干部”的趙樹理是趙樹理研究的兩條重要線索。進入新時期后，改革開放政策的實行、深化將西方現代思潮引入中國，受其影響，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注意到趙樹理作品中的現代性。如果說1955年發表《三里灣》時趙樹理還可以通過大團圓結局對思想分歧進行掩蓋，而在1958年發表的《“鍛煉鍛煉”》中，趙樹理以從未有過的直接態度表達了他對于現狀的困惑與不安，這樣大膽的行為毫不意外地獲得了“歪曲現實的小說”的評價。在此之前，趙樹理從未受到過如此嚴厲的批評。雖然對于《“鍛煉鍛煉”》的評價在當時莫衷一是，但共產黨與趙樹理本人都清楚，二者之間的裂痕已經處于無法挽回的地步。“在趙樹理那里，他所經歷的從1949到1966年之間的歷史構成了一條拋物線，而1957年，尤其是1957年的“整社”，是這個拋物線的最高點。朱康：《反映現實”與“反映人民內部矛盾”——<“鍛煉鍛煉”>與趙樹理的批評的政治學》，《現代中文學刊》，2018年第6期，第77-87頁.朱康：《反映現實”與“反映人民內部矛盾”——<“鍛煉鍛煉”>與趙樹理的批評的政治學》，《現代中文學刊》，2018年第6期，第77-87頁.人道主義視角研究。如曹書文《人的意識與性別意識的雙重失落——重讀趙樹理的<鍛煉鍛煉>》。人物形象研究。喬亮《秩序隔閡與政治理想的藝術表達——重新理解<鍛煉鍛煉>中的三個人物形象》。文本研究。包括敘事研究，如白春雪《趙樹理的反諷式小說——對<“鍛煉鍛煉”>的敘事學分析》；語言研究，如王彬彬《趙樹理語言追求之得失》。現代性研究。如劉旭《趙樹理的農民觀：“現代”的限度》對比研究。如韓魯華《柳青與趙樹理合作化敘事比較——以<狠透鐵>與<鍛煉鍛煉>為例》總的來說，對于《“鍛煉鍛煉”》的研究范圍較為廣泛，且呈現出多樣、深入的趨勢。本文試圖從社會史、創作史與評價史視野出發，通過癥候式閱讀，探究趙樹理在創作《“鍛煉鍛煉”》時的深層動機與文本之下蘊藏的矛盾心理。研究思路與方法確立了大概方向，我開始通過查閱論文資料與相關書籍，對已有趙樹理的研究展開梳理與總結，以期從中找到自己的研究視角與思路。近年來有關趙樹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EQ\o\ac(○,1)分析趙樹理作品中的現代意識；EQ\o\ac(○,2)對趙樹理作品進行比較研究；EQ\o\ac(○,3)從文本分析入手研究趙樹理思想理論結合自身的知識背景與能力實際，我選取了從文本分析入手對趙樹理思想進行分析。接著，進一步細化。趙樹理的作品眾多，如果全部進行分析，不僅工作量巨大，也與自身的實際研究能力不符。于是在進行進一步思考后，我將目標鎖定在了《“鍛煉鍛煉”》上。革命工作中培育出的強烈問題意識、下鄉后的所見所聞、以農民為中心的思想觀念共同驅使著趙樹理在他的后期創作中始終試圖通過文學表達他對于現狀的焦慮與困惑。而寫于1958年的《“鍛煉鍛煉”》則極為鮮明的體現出趙樹理對于社會結構性矛盾的隱憂。在“文學工作大躍進”的狂熱化氛圍中，趙樹理為小說設置的核心情景卻是“一九五七年秋末‘爭先農業社’整風時候”。而根據趙樹理對于《“鍛煉鍛煉”》的文類定義來看，《“鍛煉鍛煉”》屬于半自動寫作，即寫作動機首先來自于約稿，而后才是個人的意愿。從上述這一系列的“錯位”出發，我們已經可以在文本之外窺探到趙樹理這一時期掙扎、復雜和矛盾心理。趙樹理在《“鍛煉鍛煉”》中雖然通過“形式的政治”在一定程度上掩蓋了他對于現實的焦慮與疑惑，但文本內涵的核心矛盾依然存在。“勞動的理性化管理與社會主義高度平等訴求之間的矛盾”依然是20世紀50-60年代中國社會最為根深蒂固的沖突來源，“趙樹理難題”的影子在這一矛盾中初現。通過對《“鍛煉鍛煉”》進行癥候閱讀，揭示文本蘊含的深層含義，以點帶面，我們能夠對趙樹理的思想以及20世紀50-60年代的中國社會有更為深入的認知。由此我確定了論文的題目《勞動的理性化管理與社會主義高度平等訴求之間的矛盾——<“鍛煉鍛煉”>與“趙樹理難題”》。確定了論文的課題與研究方向之后，我從以下幾個方面開始著手：①對《“鍛煉鍛煉”》通篇閱讀，選取其中蘊含趙樹理內在焦慮與困惑的部分。②參閱了有關《“鍛煉鍛煉”》以及趙樹理創作思想的相關論文，以了解專家學者們在這方面的研究成果。③結合現存的研究成果與自己的想法和感受，大致羅列論文提綱，基本明確論文的框架結構及各部分需要填充的內容。④根據論文提綱，有目的性地再次翻閱相關文獻及書籍，整理其中可能用到的內容及自己的想法，開始著手寫作論文初稿。⑤初稿成型后，在指導老師的修改與建議下，進一步完善自己的論文。具體內容與框架一、從《“鍛煉鍛煉”》說起1.“半自動”的寫作2.“文學模仿生產”和“文學摹仿生產”3.“形式的政治”和“隱含的作者”4.詮釋的差異二、觀念的堅守1.“現代”的限度“勸人”的小說難題的不可避免“整風”與“生產”的結合和配合“新權威”與“舊傳統”的沖突正當的無理性四、總結從《“鍛煉鍛煉”》說起“半自動”的寫作1957年10月27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首次提出了“大躍進”的口號。1958年5月黨的八大二次會議正式通過了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通過了15年趕超英國的目標，通過了提前5年完成全國農業發展綱要的目標，通過了“苦干三年，基本改變面貌”等口號。會后，“大躍進”運動在全國范圍內從各方面開展起來。作為意識形態最為集中的文藝創作領域對這一運動自然是積極響應。1958年3月7日，中國作家協會書記處擴大會議提出了“文學工作大躍進三十二條（草稿）”，同時給全國作家發了一封題為《作家們！躍進，大躍進！》的信，號召作家在“六億人民的社會主義大躍進的高潮”中“思想躍進，本領也躍進”，“多寫，快寫，寫的好，寫的生動精煉”，在“長篇”之外用“短小精悍的作品”“反映和鼓舞當前的大躍進”。在這封信中還提出了“有規劃，有指標，就便于監督、競賽、檢查，與評比”。新華社：《中國作家協會發出響亮號召作家們！躍進，大躍進》，《人民日報》1958年3月8日新華社：《中國作家協會發出響亮號召作家們！躍進，大躍進》，《人民日報》1958年3月8日在這種追求“多快好省”的社會風氣之下，一切文藝創作都陷入了“趕英超美”的政治狂熱之中。就是在這種狂歡化的語境之下，趙樹理出人意料地創作出了在今天看來略顯“不合時宜”的《“鍛煉鍛煉”》，而這篇小說也成為了趙樹理人生的轉折點。1958年，《火花》雜志約請趙樹理為其雜志寫作，雙方約定6月交稿，但直到7月初趙樹理仍然未能履行約定。時任《火花》雜志主編西戎派遣副主編韓文洲前往長治當面催稿。此時的趙樹理正在創作長篇小說《靈泉洞》，但韓文洲的到來使他“暫且從‘靈泉洞’里鉆了出來”韓文洲《作品?作家?作風——向趙樹理學習紀略》，《趙樹理研究》1990年第韓文洲《作品?作家?作風——向趙樹理學習紀略》，《趙樹理研究》1990年第1期從上述經歷可以看出，《“鍛煉鍛煉”》的創作并非是醞釀已久的，它是趙樹理在創作長篇時“擠出來”的產物，兩天的創作時間展示出了大躍進應有的寫作速度。根據趙樹理對于寫作模式的區分，《“鍛煉鍛煉”》屬于“半自動”寫作。雖然他沒有對“半自動”下過確切的定義，但根據對《老定額》——另一篇同屬于“半自動”寫作的小說的解釋來看，這應該是一篇應主流意識形態的要求，同時也是作家自己自發寫作的小說。也就是說，《“鍛煉鍛煉”》的創作動力首先來自于《火花》雜志的約稿，之后才是個人的意愿。但正如趙樹理所言，這是一篇“半自動寫作”的小說，它不僅是對約定的履行，更是作家對于時局現狀的問題意識之表現。在1958年北京召開的首都文學界作家座談會上，趙樹理在發言中提到了《續李有才板話》的創作計劃。我準備寫《續李有才板話》的秘密已被荃麟同志揭破。計劃寫三部，第一部一個月左右即可完成。希望大家督促，但也不要擠得太狠；我要求大的東西不被擠破，小的東西也能擠出來。董大中主編：《趙樹理全集》第5卷，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2018年，第319頁。在他的設想中，這應當是一部響應中國作協“作家們！躍進，大躍進！”號召，通過文藝創作來反映大躍進現實的作品。而在同月發表于《曲藝》月刊上的《我們要在思想上躍進》中，“寫一個能說的書”又被他提上了日程。而這便是后來的長篇《靈泉洞》。從文章的標題就可以看出，這部“能說的書”與之前的《續李有才板話》都是在作協號召之下誕生的產物。但在之后趙樹理撰寫的各類文章中，《續李有才板話》始終只是停留在構想階段，并被《靈泉洞》的創作所覆蓋。顯然，在趙樹理的記憶與認知中，《靈泉洞》取代了《續李有才板話》的位置，成為趙樹理心目中為響應大躍進號召創作出來的作品。對于《靈泉洞》創作動機的誤置記憶，使得趙樹理一直將《靈泉洞》作為履行他與大躍進號召約定的產物。朱康：《現實的“限度”與“必要的步驟”——<“鍛煉鍛煉”>與趙樹理的小說政治學》,《文藝理論與批評》，2020年第2期，第94-107頁。在趙樹理眼中，《靈泉洞》是他以“革命工作者”這一身份創作出來的，用以展現大躍進現實的作品，《朱康：《現實的“限度”與“必要的步驟”——<“鍛煉鍛煉”>與趙樹理的小說政治學》,《文藝理論與批評》，2020年第2期，第94-107頁。“作家也愿意寫”意味著趙樹理對于《“鍛煉鍛煉”》的寫作明顯包含著政治性的選擇：他放棄了對于當前“大躍進”的反映，而將寫作重心放在“一九五七年秋末”的“整風”。從寫作重心的偏移我們似乎能夠察覺出趙樹理與社會現實之間隱約的齟齬。作為革命干部的趙樹理雖然一直謹記并積極響應作協有關大躍進的號召，但在具體的寫作意志方面，作為作家的趙樹理顯然有不同于主流政治話語的另一套話語系統。這種雙重話語系統的存在，使趙樹理能夠從政治狂熱之中脫離出來，對“大躍進”進行辯證反思。《“鍛煉鍛煉”》的寫作動機不同于《靈泉洞》與《續李有才板話》，它并不完全為黨的政策導向服務，是“作家趙樹理”對于“革命工作者趙樹理”的反撥。此時的趙樹理已經對社會結構性矛盾有所察覺，他依然相信黨中央的政策，但又無法對社會現象坐視不管。在這種矛盾的心態下，他開始通過自己的作品委婉地傳達他的焦慮與不安。而這正是“半自動寫作”動機在具體作品中的表征。“文學模仿生產”和“文學摹仿生產”1958年黨的八大二次會議宣告著“大躍進”運動從社會各個方面開展起來。生產大躍進與文學大躍進本屬兩個不同領域，但在作協發布的號召信中明確提出了“反映和鼓勵當前的大躍進”，這又使得二者產生了交集。作協信中的“反映”和“鼓勵”事實上代表了兩種不同的文學表達與運行機制，即“文學模仿生產”和“文學摹仿生產”。“文學模仿生產”即以生產大躍進的模式促進文學在數量、質量、速度等方面的躍進，而“文學摹仿生產”則指作家以生產大躍進為反映內容進行文學創作。在首都文學界作家座談會中，趙樹理是以后一種躍進被喚入的，這也是他對于《續李有才板話》寫作模式的設想。但在之后的《“鍛煉鍛煉”》中，趙樹理并沒有繼續使用這兩種寫作模式。事實上，不僅是未能付諸實施的《續李有才板話》，而且就連已經創作一半的《靈泉洞》也沒有完全貫徹這兩種寫作模式：《靈泉洞》從最初的“月內或者多一點”完成，到五個月也只寫完了一半，這樣的進度明顯不符合“文學模仿生產”模式對于創作速度的嚴格要求；而作為一部歷史題材小說，《靈泉洞》已經完成的上半部也并未涉及到當下的“大躍進”現實。趙樹理很明顯一直記得文學大躍進的號召，但卻從未在作品中貫徹“大躍進”的要求。這對于“趙樹理方向”的代表人物來說是難以想象的。既然之前的作品都未能成功體現大躍進的特殊要求，那么在短篇《“鍛煉鍛煉”》中，趙樹理就應該選擇“文學模仿生產”或“文學摹仿生產”的方式進行創作，以完成他與作協號召之間的約定。然而事實并非如此。聯系上文我們可知，趙樹理對于《“鍛煉鍛煉”》的分類是“半自動”寫作，作家的個人意愿在創作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因此趙樹理對于大躍進要求的回避并非無心之舉，而是有意為之。《靈泉洞》艱難的創作歷程已經說明了趙樹理對于“文學模仿生產”的不適應。因此只有“文學摹仿生產”這一條路可走。然而在《“鍛煉鍛煉”》中，趙樹理并未選擇“文學摹仿生產”的躍進。從首都文學界作家座談會上的積極響應與帶頭提倡，到創作《靈泉洞》的艱難曲折，再到《“鍛煉鍛煉”》中全然不見“大躍進”蹤跡，這一系列事件是趙樹理思想變化的縮影。隨著政策的實施，他已然認識到了文藝與大躍進模式之間天生的隔閡。注重速度、數量的“大躍進”運動應用于生產領域或許有效，但對文藝創作來說無異于揠苗助長。在文藝創作領域之外，趙樹理還敏銳地察覺到在“大躍進”帶來的激進狂熱氛圍之下，醞釀著嚴重的社會結構矛盾。“大躍進”模式的弊端在狂熱的政治驅動下被暫時掩蓋，但反規律的運行機制終究會帶來巨大的隱患。趙樹理從艱難的文學創作歷程中察覺到了問題的存在，鮮明的政治意識又使他不囿于文藝領域的束縛，從而發現了隱藏在狂熱化社會之下農民與集體之間的根本分歧。因此他沒有在《“鍛煉鍛煉”》中選擇兩種躍進。《“鍛煉鍛煉”》對主流政治話語的回避是趙樹理對社會矛盾的委婉揭示，這種有意的錯位是趙樹理對于時代風潮的冷靜思考。相較于大躍進運動對于速度的極端強調，趙樹理一直在意的是“限度”。在他看來，大躍進的激進現實是一種超越了限度的現實，這樣對限度的無休止的突破是一顆埋藏于社會結構深層的定時炸彈。因此在寫作《“鍛煉鍛煉”》時，為了重新確認現實的限度，趙樹理需要從大躍進現實回到“一九五七年秋末”的“整風”，從一切的開始重新審視當時的中國社會，在不受政治狂熱感染的謹慎心境下探求現實的底線。“形式的政治”與“隱藏的作者”在趙樹理研究中，語言一直是最為重要且最有研究價值的一個課題。這種通俗淺顯的語言為趙樹理在文化水平不高的解放區獲得了數量眾多的讀者。他對新文藝腔保持著刻意的距離，“力圖回到農民的生活形態中去，用農民的思維方式去‘駕馭’語言，用最普通、平常的話語來表現豐富、復雜的農村生活。”錢理群，溫儒敏，吳福輝《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417頁。錢理群，溫儒敏，吳福輝《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417頁。王彬彬：《趙樹理語言追求之得失》，《文學評論》2011年第4期，第141-148頁相比于數量眾多的語言研究成果，趙樹理作品的文類學研究還沒能達到相應的深度。但這不代表趙樹理作品的文類學研究缺乏研究價值，恰恰相反，對作品文類形式的匠心獨具是趙樹理及其作品對中國當代文學的特殊貢獻。從小浸淫在傳統文化與藝術之中的經歷，使得趙樹理對“短篇小說”“長篇小說”等西方文類學術語有著刻意的疏遠。他從來不關心自己的作品是否能夠被冠以“小說”的名頭。對于他來說，寫小說與寫故事在本質上并無二致。事實上，除了《登記》，他從未將自己的作品劃分在“小說”這一門類之下。就連《登記》這唯一的“小說”還是由于他的作品被翻譯成俄文編入選集而不得已稱呼之。當年令他在解放區一炮而紅的《小二黑結婚》就是以“通俗故事”的身份出現在讀者視線之中的。正如他對于自己作品的認識：“我寫的東西，大部分是想寫給農村中的識字人讀，并且想通過他們介紹給不識字人聽的，所以在寫法上對傳統的那一套照顧得多一些。”董大中主編：《趙樹理全集》第4卷，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2018年，第300頁。。通過借鑒評書、梆子等傳統藝術，有意將自己的作品寫成類似于傳統說書的底本的形式，這樣即使沒有系統學習過說書的普通農民也能夠憑借過硬的底本董大中主編：《趙樹理全集》第4卷，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2018年，第300頁。在《現代文學三十年》的前言中曾提到，“現代文學”中的“現代”不僅是基本的時間概念，還揭示出了這一時期的文學所具有的“現代”性質。“所謂‘現代文學’，即是用現代文學語言與文學形式，表達現代中國人的思想、感情、心理的文學。”錢理群，溫儒敏，吳福輝《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1頁。。也就是說，“現代文學”的“現代性”只有通過“現代形式”才能體現出來。如果說人民群眾對于現代文學中的現代思想還不甚敏感，那么深受章回體小說、評書等傳統藝術形式熏染的他們對于“沒頭沒尾”、情節淡化的西方現代文學形式表現出了極大的不適應。趙樹理本人就曾經歷過這種現象：當他回到家中，欣喜地把魯迅的《阿Q正傳》讀給父親聽時，卻發現一向熱愛文藝的父親根本提不起一點興趣。“有時候從學校回到家鄉，向鄉間父老兄弟們談起話來，一不留心，也往往帶一點學生腔，可是一帶出那等腔調，立時就要遭到他們的議論。”董大中主編：《趙樹理全集》第4卷，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2018年，第錢理群，溫儒敏，吳福輝《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1頁。董大中主編：《趙樹理全集》第4卷，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2018年，第208頁。對傳統藝術的借鑒不僅是趙樹理個人的主觀喜好，也出自作品傳播的實際需要。在趙樹理之前，現代文學更多的是知識分子與精英階級的狂歡，現代文學從未真正走進人民大眾之中。趙樹理作品對大眾化的追求，是與農民進行精神對話的自然需要，而不是自上而下的賜給。因此，對于趙樹理，我們與其將其定義為“作家”，或許“說書人”或“講故事的人”才是更能展現趙樹理及其文學特殊性的角色。趙樹理通過文類的變化與融合構建出了“形式的政治”。這一命題出自本雅明對布萊希特和特列契亞科夫作品的評論。在本雅明看來，這兩位作家通過其創作實踐改變了文學生產形式和生產工具的用途，從而實現了文學的“功能轉換”。而趙樹理及其作品則完全符合本雅明的論斷。這首先鮮明的體現在他對于作品傳播方式的設想之中。在報紙等現代媒體大行其道的時代，趙樹理依然以傳統“講故事”的方式進行傳播。這樣的設想透露出的實際上是一種“聲音的政治”，暗含著對“言文不一”的印刷資本主義的反抗。如果以“政治上起作用”的創作初衷來看，趙樹理一直堅持的“說—聽”模式或許確實優于“寫—讀”模式，因為“說—聽”模式是“以講故事和聽故事的人的同時在場為前提的，在‘一對多’的講述中，聽者不僅由講者陪伴，而且聽眾之間頁互相陪伴。趙勇：《講故事的人或形式的政治——本雅明視角下的趙樹理》，《文學評論》2017年第5期，第44-53頁。”這種傳統乃至有些落后的方式實際上深刻地體現出了“集體行為”的優勢。交流和啟發就這樣在彼此之間的陪伴之中生成并被群眾所承認，從而導向一種集體的經驗，同時作為讀（聽）者的農民也避免了早期鄉土小說中一直被客體化的命運。這也是趙樹理的小說能夠在中國鄉村獲得眾多讀者，取得巨大成功的重要原因。這同樣也是趙樹理的刻意為之：“我以為只要能叫大多數人讀，總不算賠錢買賣。”董大中主編：《趙樹理全集》第4卷，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2018年，第趙勇：《講故事的人或形式的政治——本雅明視角下的趙樹理》，《文學評論》2017年第5期，第44-53頁。董大中主編：《趙樹理全集》第4卷，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2018年，第209頁。對傳播方式的特殊構想，需要對文本本身加以改造以進行配合。對于識字不多的農民來說，要想將故事口耳相傳，那么故事本身就需要簡潔完整，骨干清晰，這樣才不至于在講述故事時遺漏情節。針對這一要求，趙樹理在創作時刪去心理描寫和環境描寫等錯枝蔓節，而最大程度的突出故事主干。正如他自己所說：“至于故事的結構，我也是盡量照顧群眾的習慣：群眾愛聽故事，咱就增強故事性；愛聽連貫的，咱就不要因為講求剪裁而常把故事割斷了。”董大中主編：《趙樹理全集》第4卷，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2018年，第208-209頁。于是，“重敘述而輕描寫，重講述而輕展示”趙勇：《講故事的人或形式的政治——本雅明視角下的趙樹理》，《文學評論》2017年第5期，第44-53頁。就成為了趙樹理創作的基本原則。他主動回避了新奇的西方文學表現手法——類似的技巧在他的早期作品《白馬的故事》中隨處可見——退回到中國傳統的敘事方法中，尋找到了“白描”這一萬能法寶。白描的大量使用董大中主編：《趙樹理全集》第4卷，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2018年，第208-209頁。趙勇：《講故事的人或形式的政治——本雅明視角下的趙樹理》，《文學評論》2017年第5期，第44-53頁。“‘疼’是只有她自己才能感受到的。她說‘疼’別人也無法證明真假，不過她這‘疼’是疼得有點特別：高興時候不疼，不高興了就疼；逛會、看戲、游門、串戶時候不疼，一做活兒就疼。”“自從實行糧食統購以來，她是時常喊叫吃不飽的。她的吃法是張信上了地她先把面條煮得吃了，再把湯里下幾顆米熬兩碗糊糊粥讓張信回來吃，另外還做些火燒干餅鎖在箱里，張信不在的時候幾時想吃幾時吃。”董大中主編：《趙樹理全集》第2卷，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2018年，第327，328頁。在這兩段敘述中，我們雖然對這兩個人物的外貌特點知之甚少，但二者好吃懶做、挑三揀四的性格特點已然躍然紙上。人物的思想性格通過外號、小掌故、嗜好、習慣動作、口頭禪等印記式特征的使用而被“定位”，呈現出符號化、臉譜化的特征。如：“三仙姑卻和大家不同，雖然已經四五十歲，卻偏愛當個老來俏，小鞋上仍要繡花，褲腿上仍要鑲邊，頂門上的頭發脫光了，用黑手帕蓋起來，只可惜宮粉涂不平臉上的皺紋，看起來好像驢糞蛋上下了霜。”董大中主編：《趙樹理全集》第1卷，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2018年，董大中主編：《趙樹理全集》第1卷，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2018年，第150頁。雖然這樣的塑造方法常常被詬病為人物性格缺乏變化，形象淺露，只適合表現“扁平”的人物形象，難以深入到現代人細膩復雜的內心世界。1947年親自到解放區采訪過趙樹理的美國記者杰克·貝爾登在他的《中國震撼世界》也以明確的態度表示對趙樹理創作的失望：“說實話，我對趙樹理的書感到失望。……他的書倒不是單純的宣傳文章，其中也沒有多提共產黨。……可是，他對于故事情節只是白描，人物常常是貼上姓名標簽的蒼白模型，不具特色，性格得不到充分地展開。最大的缺點是作品所描寫的都是些事件的梗概，而不是實在的感受。我親身看到，整個中國農村為激情所震撼，而趙樹理的作品中卻沒有反映出來。”杰克·貝爾登：《中國震撼世界》，杰克·貝爾登：《中國震撼世界》，邱應覺等譯，北京：北京出版社，1980年，第109-121頁趙樹理對于形式的重視并非空穴來風，本雅明對此有著精當的論述。本雅明認為，在工業革命前的“手工勞動關系”中，人際傳播方式主要是取決于時間性的敘說，所以“敘事性藝術就駐足在這種關系中”本雅明：《論文學》，法蘭克福：，1969年版，第60頁。；而現代資產階級工業社會則進入了信息時代，信息的特點是“瞬間性”，這造成“一切取決于時間的時代已一去不復返，現代人不再去致力于那些耗費時間的東西”本雅明：《論文學》，法蘭克福，1969年版，第43頁。，因而敘事性藝術如傳統形式的小說就出現危機，而代之以機械復制藝術如攝影、電影的興盛。在本雅明看來，古典藝術由于重敘述，所以意義確定，清楚易解，一目了然，而現代藝術則由于瞬間性的特征顯得更加晦澀、難解。在建國之初，社會文化水平極低的條件下，大眾對于現代藝術的接受能力明顯不足，因此趙樹理對形式的重視實際上是對中國農民接受心理的細致考察與深思熟慮，它絕不僅意味著主流政治意識形態話語的宣傳需要，更是作為中國文學民族形式本雅明：《論文學》，法蘭克福：，1969年版，第60頁。本雅明：《論文學》，法蘭克福，1969年版，第43頁。“形式的政治”并非只是與現實妥協的產物，由作者重構的“隱藏的作者”是這一特性產生的深層動機。“隱藏的作者”即隱含作者。作者通過文本構建出隱含作者，他站在場景的背后決定著文本敘事結構及文本所遵循的價值觀和文化規范。隱含作者是作家在作品中的化身，負責場景與事件的選擇和組合。作品的整體敘事節奏、敘事結構、主體行為方式以及意義層面等各方式的安排。隱含作者并不完全等同于真實作者，真實作者能夠創作多部作品，但每部作品只有一個隱含作者。趙樹理文學的隱含作者是一個農民出身又受過現代啟蒙教育的鄉村觀察者。劉旭：《隱含作者與虛構：趙樹理文學的深層結構分析》，《文學評論》，2013年第3期，第100-107頁。隱含作者身份的確認催生出了趙樹理文學的期待受眾。不同身份的隱含作者造就出不同的受眾群體。趙樹理文學隱含作者的交叉身份使其寫作的故事首先是“寫給農村中識字的人讀”，之后再由他們“介紹給不識字的人聽”。這一系列的行為完全在農村語境下進行，完全符合農民的思維方式與接受習慣，因此趙樹理的作品“能夠忠實地反映農民的思想、情緒、意識、愿望及審美要求，并真正能為普通的農民所接受。”劉旭：《隱含作者與虛構：趙樹理文學的深層結構分析》，《文學評論》，2013年第3期，第100-107頁。錢理群，溫儒敏，吳福輝：《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408頁。“‘爭先’農業社，地多勞力少，動員女勞力，做得不夠好：有些婦女們，光想討點巧，只要沒便宜，請也請不到——有說小腿疼，床也下不了，要留兒媳婦，給她送屎尿；有說四百二，她還吃不飽，男人上了地，她卻吃面條。她們一上地，定是工分巧，做完便宜活，老病就犯了；割麥請不動，拾麥起得早，敢偷又敢搶，紀律全不要；開會常不到，也不上民校，提起正經事，啥也不知道，誰給提意見,馬上跟誰鬧，沒理占三分，吵得天塌了。這些老毛病，趕緊得改造，快請識字人，念念大字報！”——《“鍛煉鍛煉”》董大中主編：《趙樹理全集》第2卷，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2018年，第326頁。“七月里的一個清晨，太陽剛出來。地里，苞米和高粱的確青的葉子上，抹上了金子的顏色。豆葉和西蔓谷上的露水，好像無數銀珠似的晃眼睛。道落旁屯落里，做早飯的淡青色的柴煙，正從土黃屋頂上高高地飄起。一群群牛馬，從屯子里出來，往草甸子走去。”——《暴風驟雨》周立波：《暴風驟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8年，第1頁。《暴風驟雨》的開頭是大段的景色描寫與氛圍渲染，這些雖然是高級的表現手法，但卻不符合農民為主的解放區受眾心理。小說開頭沒有出現人物，沒有入話，還夾雜著大量的湖南方言，這些都會使文化水平不高的解放區群眾失去閱讀的興趣。《“鍛煉鍛煉”》則有意避開了這些缺點，以傳統說書中的定場詩形式提醒讀者故事情節的開始與發展。開頭總要設法介紹清楚人物，故事連貫到底，最后必定交代人物的結局、下落，做到故事來龍去脈清楚，有頭有尾。他的文類政治不是套了農民話語外殼的知識分子敘述，而是浸透了農民式思維的自然言說。錢理群，溫儒敏，吳福輝《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417頁。隱含作者的構建，引出了期待受眾，從而決定了趙樹理對文學形式的選擇。趙樹理借隱含作者形成了別具一格的、傳統+現代”的“東方化敘事”。“他不會把作者的聲音直接加入到敘述之中，他的高明在于，他的傾向非常巧妙地隱藏在敘事對象的選擇之中。即趙樹理選擇一些特定的場景、人物和事件，以隱藏的現代意識進行編碼組接，建構出表面上非常傳統的鄉村敘事，在農民的自覺接受中得到現代意識的熏染，從而潛移默化地真正實現了梁啟超和魯迅竭力想達到的教育民眾的效果。”劉旭：《趙樹理文學與東方化文體初探》，《文學理論與批評》，2014年第6期，第79-83頁。對于打通“新文學”與“農村讀者”之間隔閡的堅定信念促使趙樹理脫離西方現成的藝術模式，在中國鄉土社會之中探尋劉旭：《趙樹理文學與東方化文體初探》，《文學理論與批評》，2014年第6期，第79-83頁。詮釋的差異四十年代的趙樹理是解放區文學界的一顆明星。《小二黑結婚》、《李有才板話》的巨大成功使趙樹理獲得了從未有過的贊賞。最早而系統地評述趙樹理小說的文章是周揚于1946年發表的《論趙樹理的創作》。在這篇文章里，趙樹理被譽為“一位在成名之前已經相當成熟了的作家，一位具有新穎獨創的大眾風格的人民藝術家”。洪子誠：《中國當代文學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89頁。1947年8月，在解放區晉冀魯豫邊區文藝座談會上，與會者“同意提出趙樹理方向”，將之“作為我們的旗幟”陳荒煤：《向趙樹理方向邁進》，1947年8月10日《人民日報》洪子誠：《中國當代文學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89頁。陳荒煤：《向趙樹理方向邁進》，1947年8月10日《人民日報》，收入《趙樹理研究資料》（黃修己編），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10年，第174-179頁。洪子誠：《中國當代文學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89頁。依照董大中對于趙樹理研究的分期，從1948年發表《邪不壓正》到六十年代初，是趙樹理研究的第二個階段，這一時期可稱為“論爭期”，以對《邪不壓正》爭議始，至《“鍛煉鍛煉”》的論爭終。董大中：《趙樹理研究評述》，《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86年第1期，第178-190頁。董大中：《趙樹理研究評述》，《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86年第1期，第178-190頁。洪子誠：《中國當代文學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89頁。《“鍛煉鍛煉”》發表后，武養發文指責《“鍛煉鍛煉”》“是一篇歪曲現實的小說”，“是對整個社干部的歪曲和誣蔑”洪子誠：《中國當代文學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90頁。，而王西彥、唐弢等人則發文支持趙樹理，認為這是一篇在文藝作品如何正確反映人民內部矛盾問題上創造了經驗的小說。文藝界對于小說評價的猶豫與遲疑事實上并不主要來自于小說本身，而是政治話語對文學的強勢介入。雖然王西彥以《<“鍛煉鍛煉”>和反映人民內部矛盾——在一個座談會上的發言》對小說做出了結論性的肯定意見，但鑒于趙樹理對1957年以后中共農村政策提出的質疑，文壇或評論界的主流語態已經不再洪子誠：《中國當代文學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90頁。對于《“鍛煉鍛煉”》的分歧實際上只是趙樹理作品評價歷史的一個縮影。這種分歧既源于趙樹理個人的文學理解也來自政治環境的變化。“啟蒙”“大眾化”“民間”“傳統與現代”一直是趙樹理試圖在自己的創作中貫徹的概念，也是趙樹理研究的重要范疇。這些概念作為復雜多元的存在必然會受到時代語境的制約，這就產生了“趙樹理話語”多義性生成的可能。上述概念的語義隨著不同時代的話語主題隨時變化自身的內在意蘊，各個階段對趙樹理與上述概念的關系的褒貶不一的評價表明趙樹理選擇的“啟蒙”“大眾化”“民間”“傳統與現代”與社會文化組合構建的“啟蒙”“大眾化”“民間”“傳統與現代”并不是時時相契合的。這是造成趙樹理后期作品莫衷一是的重要原因。作為“趙樹理方向”的標桿人物，趙樹理被解釋為一種新型文學方向的代表，是能體現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所提出的文藝路線的典范。但之后趙樹理與黨的政策之間的分歧，充分說明了“趙樹理方向”只是中共對趙樹理作品中與共產主義相契合部分以偏概全的想象，是在共產主義“規約”下的趙樹理文學。也就是說，中共對趙樹理的評價從一開始就產生了嚴重的“誤讀”與“盲視”，這種“誤讀”與“盲視”源于中國共產黨對社會主義文藝實踐的焦慮與急迫，使他們以為自己找到了符合共產主義文藝原則的模范，而刻意忽視了作為個人的，具有獨特經歷與獨立思想的趙樹理及其文學。可以說，沒有了《講話》，還是會有趙樹理，但不可能會有“趙樹理方向”。與其說周揚在《論趙樹理的創作》中發現了趙樹理，倒不如說是周揚“發明”了趙樹理。趙樹理固然能夠很好地完成黨中央分配的宣傳任務，但趙樹理的思想境界決定了他遠不止充當政策的解讀者與擴音器。“知識分子”與“農民作家”的雙重視野不僅使趙樹理獲得了解放區文藝界的認可，也造成了他與文藝政策之間若即若離的差距及精神本質上的分離從文學創作的角度來看，趙樹理不斷追求的“大眾化”是從自己長期的文學創作之中積累總結而出的創作方式，因此其審美品格并未受到強勢政治話語的影響，趨于獨立。但自趙樹理開始在解放區嶄露頭角，以周揚、陳荒煤為代表的中共文藝界不斷對“趙樹理方向”進行刻意推行，使趙樹理的創作一直與政治話語和功利性交纏在一起。而從文學理解角度來看，趙樹理所認同的現實主義與文藝界大力推行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明顯存在差異，趙樹理對現實主義的理解很明顯繼承了“五四”以來“為人生”的現實主義，身處解放區的他自然也受到了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影響。在建國之前，統一穩定的文化語境還未出現，對于現實主義的闡釋還處于模糊不清的境地，此時無論是趙樹理還是文藝界都還無法意識到二者之間的錯位。建國之后，政治上的要求使得現實主義的含義發生了轉化，反映新時代、新生活成為現實主義的主導原則，此時依據所見所聞的“感性”材料進行創作的趙樹理反映的是更為真實的存在，他的作品中不但有新時代與新生活，還涉及到對現實生活隱秘的黑暗面的揭示。“我在做群眾工作的過程中，遇到了非解決不可而又不是輕易能解決了的問題，往往就變成所要寫的主題。”董大中主編：《趙樹理全集》第4董大中主編：《趙樹理全集》第4卷，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2018年，第208頁。除了對文學與政治之間復雜關系的探討，對民族藝術形式的出色繼承與發展，使大多數學者一直對趙樹理文學傳統的一面贊譽有加，而對其文學的現代性內涵則很少關注甚至否定其具有現代性。如日本學者洲之內徹就借貝爾登的敘述表達了對趙樹理小說是否具有現代性的疑惑。在洲之內徹看來，趙樹理的小說不符合“現代小說”和“現代人”的一些基本原則。以《“鍛煉鍛煉”》為例，作品缺乏心理描寫，整篇小說幾乎見不到對于人物內心的刻畫——雖然心理描寫并非現代小說不可缺少的元素，但卻是小說確立現代性必不可少的前提；人物缺乏主體性，小說具有“價值一元化”傾向，如楊小四、高秀蘭等形象的刻畫明顯具有先驗性。正如洲之內徹所說：“趙樹理創造的人物，只不過具有社會意義、歷史價值的影子而已”。洲之內徹：《趙樹理文學的特色》，收入《趙樹理研究資料》（黃修己編），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10年，第462-463頁。洲之內徹：《趙樹理文學的特色》，收入《趙樹理研究資料》（黃修己編），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10年，第462-463頁。但這樣的論述或許適用于西方文學，卻不一定能夠概括趙樹理文學的特征。同樣來自日本的學者竹內好在其《新穎的趙樹理文學》中提出的觀點就表示出了與洲之內徹相異的地方。竹內好從人物與環境的關系入手，認為現代文學中的人物與環境之間的關系是個體與整體對立的關系，雙方呈現出的是對抗性的，不相容的沖突處境；而趙樹理文學對于這一關系的處理則高明得多。竹內好將這一關系具體描述為：“趙樹理對這一問題的處理方法，是在創造典型的同時，還原于全體的意志。這并非從一般的事物中找出個別的事物，而是讓個別的事物原封不動地以其本來的面貌溶化在一般的規律性的事物之中。這樣，個體于整體既不對立，也不是整體中的一個部分，而是以個體就是整體這一形式出現。采取的是先選出來，再使其還原的這樣一種雙重性的手法。而且在這中間，經歷了生活的時間，也就是經歷了斗爭。因此，雖稱之為還原，但并不是回到固定的出發點上，而是回到比原來的基點更高的新的起點上去。作品的世界并不固定，而是以情節的展開為轉移的。”竹內好：《新穎的趙樹理文學》，收入《趙樹理研究資料》（黃修己編），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10年，第488-489，第490頁。這一論述體現出了趙樹理文學對于現代文學這一既成觀念的沖擊。將西歐的現代性絕對化為普遍的現代性，從而用這一固定的坐標去衡量所有事物，竹內好的這一段論述正是對于這一現代性思路的質疑。在他看來，趙樹理文學一方面凸顯出對西歐現代性的不滿；另一方面，借助中國傳統文學資源，對這種限制做出了超越，從而創造出了一種新的文藝樣式。這樣多元的詮釋，即體現了認知與理解的不同，也體現了《“鍛煉鍛煉”》以及趙樹理文學的“多質性”特征。無論是外部的“政治—文學”，還是內部的“敘事—現代性”解讀，都凸顯出趙樹理文學的復雜內涵。而這也造成了“趙樹理難題”的難解。三、觀念的堅守“現代”的限度在近年的研究中，趙樹理“以農民的生存形態寫農民”這一點逐漸成為研究的重點。薩支山也提出：對于合作化運動來說，趙樹理考慮得更多的是這種勞動組織方式給農民帶來的物質性益處，而不在于它是國家意義的構建內容。薩支山：《試論五十至七十年代“農村題材”長篇小說》，《文藝評論》，2001年第3期，薩支山：《試論五十至七十年代“農村題材”長篇小說》，《文藝評論》，2001年第3期，第117-124頁。對于中國共產黨來說，合作化運動是社會主義改造的重要組成部分，是追求現代烏托邦，盡快實現公有化，建立純正社會主義政權的根基。濃厚的政治色彩決定了合作化運動是一種極端理性而嚴密的組織架構，地方與地方之間如同精密機器里的齒輪互相銜接，一環扣著一環，在中央的領導下向統一的目標前進。在這個架構中，效率、速度、指標等要素是其關注的焦點，一切行為都是為更快更好地實現社會主義而服務。在國家政策的傾斜和基層官員的積極運作下，年輕一代被分化，要求進步的他們被從家庭中反間出去，成為反抗與瓦解不愿合作或對合作化運動持觀望態度的家族集體的有生力量。這樣的行動的確有效而精準，但我們思考片刻便會發現，這些加入互助組的家庭沒有一個是被黨的思想工作“感化”，而是因為利益的減少而不得不加入互助組，并沒有當時的革命文學所鼓吹的政治上、思想上的社會主義“改造”的影子。與全國合作化運動高歌猛進相伴的并不是思想上的真正改變，而只是趨利避害的自然選擇。“改造”這一概念在政治與現實社會兩種語境中呈現出了不同的含義：從國家政治層面上講，“改造”一詞是精神性的，總是涉及用先進的共產主義思想教育和感化人們，使之接受以解放全世界窮苦大眾為核心的偉大理想，并自覺地壓制自己的個人利益訴求，一切以黨和國家的利益為重。而從現實社會角度來看，國家政治層面的“改造”只是現實“改造”的不完全體，現實社會中的“改造”遠比國家政治“改造”復雜得多，并且大多數都不是從精神層面來執行的，其中涉及鄉土倫理、法外權勢、村落秩序等各個方面的交互影響。兩種“改造”的錯位是促使趙樹理對政策產生懷疑的起點，而合作化與大躍進的施行提供了一個沒有階級斗爭的掩蓋與干擾的話語環境，使趙樹理的農民立場得以完全顯現。相較于政治話語對于精神“改造”的看重，趙樹理堅持的改造方式是使農民獲得切實的利益。抽象飄渺的精神“改造”對文化水平不高的農民來說過于遙遠，但實打實的利益卻能使農民真切的感受到合作化運動的好處。在他的作品，如《李有才板話》、《邪不壓正》和《福貴》中，一切的改造都是實際的利益交換基礎上的“物質改造”。對于農民來說，生存永遠是第一位的，而物質是滿足農民生存需要的必要條件。只有滿足了生存需要，農民才有可能顧及其他的方面，包括政治覺悟和道德水準。出生于農民家庭的趙樹理對生存至上的原則再熟悉不過，因此他的改造方案更符合農民的接受心理。也就是說，趙樹理實際上是在以“反改造”的方式對農民進行現代改造。但這樣充滿感性的改造方式很明顯不適用于當時的政治環境。正如上所述，主流話語對于政治層面上的改造是理性的，其對速度、效率的追求強勢而粗暴。與之對照，趙樹理式的改造便顯得格外扎眼。這種情況在合作化運動初期雖然就有所體現，但出于對黨及其政策的信任，趙樹理依然對互助社充滿信心。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公有化發展到高級社，再到完全公社化，直到最后“大躍進”運動的發起，農民的利益漸漸得不到保障乃至遭受損害。親自下鄉的趙樹理也變得猶豫了起來。在創作《“鍛煉鍛煉”》之前他就已經表現出了對于農民利益受損與政策制定的疑慮，如在《給長治地委XX的信》中就提到：“試想高級化了，進入社會主義社會了，反而使多數人缺糧、缺草、缺錢、缺煤、爛了糧、荒了地，如何能使群眾熱愛社會主義呢？”“我覺得有些干部的群眾觀念不實在——對上級要求的任務認為是非完成不可的，而對群眾提出的正當問題則不認為是非解決不可的。又要靠群眾完成任務，又不給群眾解決必須解決的問題，是沒有把群眾當成‘人’來看待的。”董大中主編：《趙樹理全集》第5卷，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2018年，第291頁。這些文字都體現出了趙樹理對于政策的焦慮，如此嚴重損害農民的利益，這之于與農民一心的趙樹理是無法接受的。他甚至敢于直接斥責那些基層官員沒有把農民當人看待，這在《“鍛煉鍛煉”》中也有體現：“支書認真地說：‘大字報是毛主席叫貼的！你實在要不說理要這樣發瘋，這么大個社也不是沒有辦法治你！’回頭向大家說：‘來兩個人把她送鄉政府！’“今天來了的人一個也不許回去！婦女們各隊到各隊地里摘三遍花，定額不動，仍是八斤一個勞動日；男人們除了往麥地擔糞的還去擔糞，其余到各隊摘盡了花的地里拔花桿！”“這個媳婦再沒有說的，還有幾個也想找理由請假，見她受了碰，也都沒有敢開口。她們也想到悄悄溜走，可是坐在村外一塊犁過的地里，各個隊長又都坐在通到村里去的路上，誰動一動都看得見，想跑也跑不了。”董大中主編：《趙樹理全集》第2卷，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2018年，第337頁。董大中主編：《趙樹理全集》第2卷，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2018年，第337頁。在這幾個片段中透露出的是人的意識與性別意識的雙重失落：主張“按性格用人”的主任王聚海受到批評，而無視人的尊嚴的副主任楊小四受到肯定；動員落后群眾參加集體勞動的神圣目的與為達到目的所采取的欺騙性手段之間矛盾性地交織；婦女參加集體勞動并未成為婦女解放的表征，而是政府借助法律對女性規訓的結果，獲得解放的農村婦女并未表現出參與集體活動的熱情，而是尋找借口逃避集體勞動。曹書文：《人的意識與性別意識的雙重失落——重讀趙樹理的<鍛煉鍛煉>》，《文藝爭鳴》，2016年第8期，第175-180頁曹書文：《人的意識與性別意識的雙重失落——重讀趙樹理的<鍛煉鍛煉>》，《文藝爭鳴》，2016年第8期，第175-180頁。過度的公有化不僅扼殺了農民勞動的積極性，還并沒有真正提高農民的生活水平，在這種情況下，一心為農民說話的趙樹理，也就在“向前再向前”的時代大潮中靜止了下來。他的農民本位立場決定了他的“落后”。然而這種“落后”或許才是真正的“現代”，即“反現代的現代性”。由于出生于農民家庭，趙樹理十分明白農民生存至上的原則。他們只有在保證生存的前提下才可能慢慢接受現代。正是出于這樣的認知，《“鍛煉鍛煉”》沒有正面描寫如火如荼的大躍進運動，而是通過“整風運動”反襯自己對大躍進運動的辯證認知。在他那里大躍進被一分為二：他肯定大躍進的觀念與精神，但對于大躍進的方法、行動與現實，他表現出的態度是謹慎、克制，有時甚至是消極的。這可在1959年2月發表的《論文藝衛星》中看出：“躍進只是說要加快腳步而不是說要脫離基礎。”“在大躍進中，步調可以快一些，但不能超越必要的步驟。……大躍進也應該有成本核算，否則會浪費不必要的人力。”董大中主編：《趙樹理全集》第4卷，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2018年，第430頁。基礎、必要的步驟、成本——這是趙樹理對于大躍進的反思，也是他對政策的疑慮。在趙樹理的眼中，大躍進的現實是一種超越了限度的現實。但革命工作者的身份使他對黨的政策又不能輕易質疑，于是他回到大躍進的開始——1957年的整風運動，試圖通過文學的敘述來重新確認“現代”的限度。由此來看，與其說趙樹理“善于表現落后的一面，不善于表現前進的一面”洪子誠：《中國當代文學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89頁。洪子誠：《中國當代文學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89頁。（二）“勸人”的小說在1949年6月發表的《也算經驗》一文中，趙樹理曾寫到：“在工作中找到的主題，容易產生指導現實的意義。”董大中主編：《趙樹理全集》第4卷，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2018年，第208頁。這句話在很大程度上概括了趙樹理的理想文學——即“老百姓喜歡看，政治上起作用”。此時的他在小說觀念上堅持著小說寫作與農村“實際工作”同一的理解，側重“問題意識”。隨著時間推移，后來的趙樹理似乎不再特別堅持把小說當做農村工作指南的那種看法，而更突出了從傳統戲曲等相承的“教誨”的功能觀：“俗話常說：‘說書唱戲是勸人哩！’這話是對的。我們寫小說和寫書唱戲一樣（說評書就是講小說），都是勸人的。”“說老實話：要不是為了勸人，我們的小說就可以不寫。”董大中主編：《趙樹理全集》第4卷，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2018年，第563頁。董大中主編：《趙樹理全集》第4卷，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2018年，第208頁。董大中主編：《趙樹理全集》第4卷，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2018年，第563頁。洪子誠：《中國當代文學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89頁。為何趙樹理的創作呈現出這樣一種特征？或許我們可以從趙樹理評價的變遷中得出一些線索。如前文所述，對趙樹理的評價從五十年代開始迅速下降，最終導致了作家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悲劇。李楊在《宿命抗爭之路》中指出，趙樹理從一開始就不是符合現代國家標準敘事的存在，這注定了他一開始就是要被拋棄的。李楊：《抗爭宿命之路——“社會現實主義”（1942—1976）研究》，時代文藝出版社，1993年，第85-93、94頁。隨著社會主義改造的完成，國家需要另一種更高層次的“理想”來指導文學的時候，趙樹理的不足就越來越被重視，直至被當成一種政治錯誤。而相較于40年代，50年代的寫作規范更為嚴密，激進的經濟、社會變革進程對農村傳統生活的全面沖擊，使“社會發展”與“傳統”的沖突，引發作家尖銳的內心憂慮。在環境的劇烈變化之中，趙樹理試圖對偏移的政策發出警醒，連續發表了如《公社應該如何領導農業之我見》《高級農業合作社遺留給公社的幾個主要問題》等一系列文章，但這一切都淹沒在政治運動的狂熱之中，甚至成為日后批判他的“罪證”。與日新月異的社會主義敘事漸行漸遠使趙樹理從權力中心逐漸滑向邊緣，他沒有意識到任何“生活”和“現實”都是一種敘事，在“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理論中，生活真實與藝術真實是不同的概念。當生活的意義被改變之后，趙樹理的“生活”反倒變成了不真實的生活。李楊：《抗爭宿命之路——“社會現實主義”（1942—1976）研究》，時代文藝出版社，1993年，第85-93、94頁。李楊：《抗爭宿命之路——“社會現實主義”（1942—1976）研究》，時代文藝出版社，1993年，第85-93、94頁。李楊：《抗爭宿命之路——“社會現實主義”（1942—1976）研究》，時代文藝出版社，1993年，第85-93、94頁。在這種環境下，趙樹理已然不能夠再像之前一樣，通過文學來表現自己的政治態度。主流政治話語也不希望他在作品中展現與社會主義相異的敘事。于是他只能退而求其次，從中國傳統文學價值中獲取意義，力爭使自己的作品能夠有所裨益。這也就是后期趙樹理一直強調的“勸人”的小說。既然“政治上起作用”已經由于各種各樣的原因無法實現，那么“老百姓喜歡看”就成為了趙樹理寫作的最后動力。也就是說，“勸人”的小說是趙樹理文學觀的基礎，是趙樹理“文攤文學”理念的具體體現。但這種“勸人”的小說從根本上來說是“落后”的，是不符合社會主義文藝要求的。首先，將文學的價值定義為“勸人”很明顯是源于傳統文化觀念，而50年代的主流話語則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一切文藝創作都要為政治服務，這是建國之后教條性延伸《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表征。這一時期的文藝創作基本上是一種在政治的直接推動下單向突進式發展的文學運動。而“勸人”的文學價值觀顯然與政治至上的目標不相匹配。其次，憂慮于當代激進的經濟、政治變革對農村傳統生活和道德的破壞，對建立在勞動之上的傳統美德的維護和發掘成為趙樹理后期創作的主題。曾經的《小二黑結婚》《傳家寶》《登記》等著重于表現年輕一代脫離老一輩的掙脫而走向新生活的過程，但正因為過于年輕，容易接受新思想的同時也易受蒙蔽和鼓動，因此，他們在國家機器的宣傳下接受了不切實際的東西。也正因為年輕，他們體會不到農民生存的真正困境，這在趙樹理的《三里灣》中得到了鮮明的體現。所以，后期的趙樹理認為農民的明天不在這些新人身上，以馬有翼、范靈芝為代表的年輕人物們盲目地接受新思想，最終的結果是只會損害農民的利益。在趙樹理看來，重要的不是“青春潑辣”，而是經年累月不變的這種穩定根基。洪子誠：《中國當代文學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88頁。這也是他后期創作《實干家潘永福》《握不住的手》《互作鑒定》等小說的深層動機。“在這些作品中，老一輩農民的品格，特別是已成習慣的體力勞動，被敘述為年輕一代、也是新社會最重要的精神根基。”洪子誠：《中國當代文學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88頁。洪子誠：《中國當代文學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88頁。趙樹理的格格不入不僅體現在這一時期的作品上。對1957年以后在農村開展的運動提出的質疑使得他在“反右傾機會主義”的中國作協整風中受到“幫助”和批判。他對于中國鄉土倫理傳統的尋覓嘗試被更能凸顯英雄形象與政治實績，更加“典型化”與“理想主義”的的李準、柳青和王汶石等人所取代。難題的不可避免“整風”與“生產”的配合與結合在《“鍛煉鍛煉”》中，趙樹理將情境設置在了“一九五七年秋末‘爭先農業社’整風時候”，從而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整風運動對農村的影響。在小說中，當“小腿疼”因為楊小四寫的大字報而感到不滿去找他時，主任王聚海、副主任楊小四、支書王鎮海正在研究“整風與當前生產怎樣配合”的問題。他們的行為明顯貫徹了《關于整頓農業合作社》的指示，即整頓干部作風；整頓社和隊的組織；統籌安排，使全體社員各得其所；改善生產管理，擬訂生產規劃。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出，整社運動雖然也與整風有所關聯，但其不同于一般的整風運動：它是一種綜合性的，包涵生產和整風兩項內容的進程。在之前的整風運動中，隊伍組織問題一直都是“整風”的中心所在。而隊伍組織問題即“人”的問題。而作為整風運動的另一項重要內容——“生產”，則大多被數據與指標所符號化，抽象為國家政策制定與調整的依據。《關于整頓農業合作社》將“生產”與“整風”二者并置，并提出了“整社工作必須不誤生產”的要求，實質上是在平衡“做事的人”與“如何做事”之間的關系。因此這兩個要素之間應當是均等并列，互相結合的。但在《“鍛煉鍛煉”》中，趙樹理的認知顯然與國家文件有所不同。在小說中，農業社的主任、副主任、支書研究的是“整風與當前生產怎樣‘配合’”的問題。在這句話中我們可以明顯地感知到：“生產”壓倒“整風”取得了邏輯上更為高級的位置。農業社的領導人們討論的一直是“整風”如何“配合”“生產”，而不是上文所論述的“結合”。“配合”與“結合”的一字之差體現出的是趙樹理的認知偏轉。整社運動由于同時牽扯生產與整風，因此開展運動的目的除了要進行思想建設，還需要面對農業生產帶來的時效性難題。因為作為思想建設性質的整風運動隨時都可以開展，而農業生產卻受到季節的限制：“現在快上凍了，婦女大半不上地，棉花摘不下來，花桿拔不了，牲口閑站著，地不能犁。”董大中主編：《趙樹理全集》第2卷，第333頁，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2018年在《“鍛煉鍛煉”》中，生產的理性化特征與整風對于高度平等訴求的容納形成了矛盾的雙方。主任王聚海認為“整風是個慢工夫，一兩天也不能轉變個什么樣子”董大中主編：《趙樹理全集》第2卷，第333頁，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2018年，因此他的解決方案是參考往年經驗，通過減少定額的方式來激發大眾的勞動積極性；而支書王鎮海則堅持“整風與生產是分不開的”。他更傾向于以整風來促進生產。通過開展整風運動，依靠思想工作教育來使農民們克服由于自身思想水平不足而滋生的“資本主義思想”，自覺憑借社會主義覺悟來提高勞動積極性。楊小四與王鎮海的想法在立場上是相同的，但他逆轉了王鎮海的思維模式，通過生產來帶動整風，將思想建設工作建立在高度理性化的勞動生產過程之上。正是出于這種思維模式，他才假借采摘棉花這一生產行為為誘餌，“釣”出了“小腿疼”和“吃不飽”，從而獲得了對這兩個“典型”進行批評教育工作的合法性。董大中主編：《趙樹理全集》第2卷，第333頁，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2018年雖然副主任與支書統一戰線，但受制于主任權力的制衡，副主任與支書的方案遲遲不能實行。當主任與支書進城參加辯論時，副主任楊小四獲得了兩天的時間來負責“爭先農業社”的工作。正如上文所述，安排生產與督促生產成為了他的工作重心。楊小四以令行禁止的方式，高效率地完成了生產工作并批評與懲罰了“小腿疼”“吃不飽”等人的錯誤，使不愛上地的她們獲得了更多需要上地的工作。從這一方面出發，無論“小腿疼”與“吃不飽”的內心思想是否改變，楊小四的做法至少外在地去除了她們的毛病而“獲得”了整風的效果。然而這樣看似皆大歡喜的現象卻正是趙樹理所隱憂的。在趙樹理看來，依靠整風帶來的高度的政治覺悟是無法指導出“符合生產要求”的行動的，因為廣大群眾在“接受我們黨政的教育”之外，受“小生產者個體主義思維教育”更久。由此產生的對“覺悟”的力量的懷疑，促使趙樹理更加偏向于先物質生產后思想建設的方案。但高度理性化的生產又霸道地侵犯了他一直以來對于社會主義高度平等的訴求。趙樹理認同的確實是“配合”而并非“結合”，但這一認知的出發點卻源于農民“生存至上”的觀念而非國家“勞動的烏托邦”的宏大敘事。“配合”在理論上本來應該是實現大躍進運動要求的勞動出勤率與農村勞動率最高限度的方式，但在現實中，“配合”卻成為了突破“限度”——即社會主義高度平等訴求——的社會實驗，由此造成了動機與結果的背道而馳。這在合作化運動實行幾年后全國各地愈演愈烈的“鬧社”現象中得到了最為鮮明的體現。“在政治的或經濟的總體性力量的壓迫下，農民將自己的不滿情緒通過某種破壞性的方式表現出來”蔡翔：《革命/敘事：中國社會主義文學——文化想象》，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280頁。，這種消極反抗的行為在斯科特的論述中，被稱之為所謂“弱者的武器”詹姆斯·C·斯科特，鄭廣懷等譯：《弱者的武器》，南京：譯林出版社，2007年，第35頁。。如此一來，“吃不飽”和“小腿疼”不僅不是趙樹理批評的對象，反而有可能成為蔡翔：《革命/敘事：中國社會主義文學——文化想象》，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280頁。詹姆斯·C·斯科特，鄭廣懷等譯：《弱者的武器》，南京：譯林出版社，2007年，第35頁。趙樹理的農民本位立場使他在“結合”與“配合”之間天然地選擇了后者。因此，當趙樹理發現自己的選擇沒有帶來想要的結果時，他并不能像其他人一樣退回到選擇的路口，再從“結合”的方向入手尋找解決問題的途徑。“配合”固然不能很好地解決他的焦慮與困惑，但“結合”則完全偏離了他的思維模式。在生產力和政策都還未完全成熟的情況下，“配合”與“結合”成為了50-60年代中國社會結構性矛盾的具體表征。過高的征購任務導致了中央與地方，集體與個人，理性與感性的失衡，從而造就了“趙樹理難題”。“新權威”與“舊傳統”的沖突在晚清之前，“紳-民”一直是傳統中國鄉村權力結構的主流。但此時的“紳”多指定居鄉下的離職官僚與科舉士人。與20世紀相伴而來的現代化進程使“紳”這一概念越發多元，國民黨新貴、新式商人和新文化人等各種地方社會中有身份和地位的人士逐漸與舊派士紳一同成為“紳”所指代的群體。進入二三十年代，地方社會的精英階層繼續發生著復雜的變遷。在中共政權所控制新老解放區中，大規模的“村選”政治成為了中國共產黨建立法制體系，鞏固新興政權的重要方式。在此之前，村落里大大小小的事務雖然無法用法律來進行權衡，但它們實際上處處涉及到法律難題。也就是說，中國鄉村的每一個問題實質上都是法律問題。小農經濟將高度自足的特點賦予了中國鄉村，使其在千百年的發展過程中一直沒有形成一套嚴謹公正的法律體系。而法治體系的不健全又嚴重制約著鄉村秩序的正常生成與運轉。中國傳統鄉村的話語秩序是樸素的，但也是缺失的。“在傳統中國社會，法律制度的概念基本局限于刑事法律和行政法律；被現代學者通常視為民法的戶婚田土律其實主要是作為行政法進入各種法典的，更多涉及官府對這類問題的管理和處置”。蘇力：《法律與文學：以中國傳統戲劇為材料》，上海：三聯書店2006年版，第84頁。可以說，在中共政權及其政治活動進入鄉村之后，現代意義上的“法律”才真正進入到中國傳統鄉村之中，鄉村的話語秩序才得到蘇力：《法律與文學：以中國傳統戲劇為材料》，上海：三聯書店2006年版，第84頁。新中國的建立使中共政權覆蓋到了整個中國大陸。對于這樣一個年輕的政權來說，穩固的執政基礎是必不可少的。為了鞏固政權，證明“新權威”存在的合理性，就有必要對地方政權及其領導隊伍進行變革，從國家與人民的樞紐入手，剔除其中與中共政治思想相異的存在。然而中國的鄉土文化歷史積淀十分濃厚，雖然政治話語憑借權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得了領導權，但鄉村中暗藏的、隱蔽的村落秩序話語依然頑強地存在于每一個角落之中。這種不可名狀的法外權勢雖然在話語權斗爭中被新生政權以暴力等方法給予打壓，元氣大傷，但始終無法徹底根除，而是寄生在農民的文化心理結構之中，潛移默化地影響著他們的行為與思想。“新權威”對結構外部進行了革新，使其成為符合社會主義現代化要求的組織，以配合國家政治方面的工作；“舊傳統”隱藏在結構內部的縫隙之中，不顯山露水，但一直影響著結構對“新權威”的理解。“新權威”取得的名義上的話語秩序與“舊傳統”遺留下來的默認權勢形成了兩套并行的系統，主導著地方村落的運作。這一點在《“鍛煉鍛煉”》中得到了明顯的表現：“小腿疼”之所以能夠叱咤鄉里，正是憑她的“硬牌子”——與正主任王聚海、支書王鎮海、第一隊隊長王盈海的本家嫂子的關系才得以實現的。而在爭先社，權力集中在以王聚海為代表的王氏家族手上。“舊傳統”的血緣親情與“新權威”的權力組織結合在一起，形成了中國鄉村錯綜復雜的話語體系。法律的權威固然人皆可見，但在執行法律的過程中，它又往往被扭曲或架空。這一切都可歸結為“勢”，也就是趙樹理小說中屢屢提及的“勢力”“勢頭”。在中國鄉村，“勢”可以是土地，也可以是糧食，與其說問題的根源在于階級矛盾，不如說是在“勢”的左右下脫離了“法”的軌道。以金錢、家族、土地、糧食等為后盾，有“勢”者大肆搶占村落的行政權力，并最終自居于法，成為法的唯一解釋者，把握著鄉村話語權力的命脈。權勢的惡性膨脹打破了原有的平衡，使權勢凌駕于法律之上，成為中國鄉村的頑疾。共產黨領導的邊區政府的有力介入，打破了中國農村千百年來勢大于法的局面。邊區政府作為行政機關，其頒布的政策便是法律，新政憑借著政府的權力合法性地壓過了舊勢。新的法治精神與氣象開始在偏遠閉塞的廣大村落出現，村落里的年輕莊戶人們逐漸開始有了法律的意識，并嘗試用法律為武器對不公的現象進行生死抗爭。村莊里原有的權力結構在千百年后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沖擊，“新權威”將“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