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社會工作的歷史起源、產生與發展第二章社會工作的歷史起源、產生與發展/第二章社會工作的歷史起源、產生與發展第二章社會工作的歷史起源、產生與發展現代意義上的社會工作發端于西方社會，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歷史，了解社會工作在西方國家的發展歷史，對于發展我國的社會工作有著重要的借鑒意義。這一章我們要從社會工作的歷史起源說起，一方面考察社會工作作為一個專業在西方國家的發展歷史，另一方面還要考察影響社會工作專業發展的相關因素在中國社會的發展過程。第一節社會工作的歷史起源關于社會工作的起源和形成有著不同的觀點，但是在學術界，多數人認為社會工作起源于中世紀教會所舉辦的慈善事業，形成于資本主義時期。一、社會工作產生的思想萌芽和思想基礎在原始社會，多數情況下，當人們遇到問題時，主要是由當事人自己來解決，各種社會關系也主要靠習俗來進行調節。在這一時期，只有樸素的社會自治性事務，而沒有專門的社會工作。進入階級社會以后，階級剝削和階級壓迫造成了各種社會問題。剝削階級最初所采取的是壓制手段，比如對流浪、乞討者實施幽禁、鞭打、烙印、切耳、挖鼻等刑罰，或者對社會問題不聞不問，任其自由發展、蔓延泛濫。當然最終的結果就是當人們無法忍受這些社會問題的時候，便起來造反，推翻舊的統治，建立新的王朝。到了后來，雖然也規定了一些解決的辦法，但卻很少真正實行。勞動人民憧憬著一個各種社會問題能夠得到圓滿解決的社會，古代的一些思想家在他們的思想中就反映了勞苦大眾的這種愿望。（一）思想萌芽在中國，早在春秋戰國時期，儒家就提出了“大同”的思想。《禮記·禮運》就有這樣的記載：“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墨家提出“兼愛”思想，主張“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財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勸以教人，若此，則饑者得食，寒者得衣，亂者得治”（《墨子·尚賢下》）。法家則提出了“實利”思想，主張調節貧富懸殊，富民以富國，實行“九惠之教”（參見李P51或資料），即“老老、慈幼、恤孤、養疾、合獨、問疾、通窮、賑困、接絕”等（《管子·入國》）。道家提出了“無為”思想，反對上“多為”，主張下“有為”（《莊子》），并以“甘其食，美其服，安其民，樂其俗”（《老子》）為理想社會的內容。在西方，古希臘宣揚的是“幸福論”，認為幸福是與別人共享而得來的，富人要幸福，要控制窮人，就要為窮人提供財富，使窮人有機會獲得幸福。而古羅馬提倡的是宗教責任觀，他們認為富人為窮人解除痛苦，是教義中所包含的一種責任，要使受救濟的窮人不因受到救濟而喪失尊嚴，而富人則因為救濟窮人才更加顯得尊貴。希伯萊人則認為，人們公平地享有社會物質財富是一種正義的觀念。公正就是個人按其功勞獲得應有的財富，每個人都應公平地享有社會財富。以上這些在當時的社會、政治、經濟條件下所不可能實現的愿望以與各家各派對理想社會憧憬的思想之中，包含和蘊涵著不同動機的慈善事業以與社會工作的思想萌芽。（二）思想基礎現代意義上的社會工作發端于西方社會。從思想上看，這與基督教的廣泛傳播以與它所提倡的博愛思想，另外還有資產階級所宣揚的人道主義的價值觀直接相關。在前面我們也已經說過，資產階級的人道主義作為西方社會的一種意識形態與宗教倫理一起為后來興起的慈善活動和廣泛的助人活動奠定了思想基礎。人道主義作為一種思潮和理論發端于14－16世紀歐洲文藝復興時代，并在啟蒙運動中得到新的發展。資產階級的人道主義價值觀主要有六個方面的內容：(1)反對神學，提倡人學【神學→人學】(2)反對神權，提倡人權【神權→人權】(3)反對神性，提倡人性【神性→人性】(4)反對愚昧，提倡理性【愚昧→理性】(5)反對迷信，提倡科學【迷信→科學】(6)反對神道，提倡人道【神道→人道】從這六個方面的內容我們可以看出，資產階級人道主義的價值觀主張的是以人為中心，一切為了人的利益。資產階級的思想家強調的是天賦人權，他們認為一切享有天然能力的人在人格上都是平等的，都有追求幸福和自我發展的權力。資產階級這種人道主義的價值觀主要由四大部分組成：一是哲學上的人本主義，它主要確定的是以人為本位，而不是以神或別的什么為本位；二是經濟上的自由主義，因為人道主義是自由經濟發展的思想基礎；三是政治上的民主主義，這是民主政治發展的理論基礎；四是倫理上的人道主義，這是指在倫理的層面上承認人與生俱來的一切權利，包括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等各個方面的全部權利。這四個部分就構成了資產階級人道主義的價值觀。在當時，提倡人道主義的進步意義主要就在于（簡單提一下）：首先，它直接觸發了16世紀的宗教改革，動搖了中世紀封建統治的基礎；第二，人道主義和新教倫理為資本主義的發展奠定了思想基礎；第三，它以抽象的形式提出了“人”、“人權”、“人性”和“人道”等概念；第四，它弘揚了科學和理性的光輝，促進了科學和社會的進步。二、社會工作的實踐基礎——慈善事業對社會工作的貢獻（一）慈善事業的出現在奴隸社會后期和封建社會，由于奴隸和農奴反抗奴隸主和封建主的斗爭加劇，這使得剝削者、統治者意識到，單靠鎮壓不足以維護其統治和社會生產，應該適當的輔之以對窮苦人的恩賜性救濟施舍。這個時候，一些社會人士出于對弱者、不幸者的同情憐憫之心，或從不同的宗教觀念出發，便開始舉辦各種不同的慈善事業。（二）中國的慈善事業中國的慈善事業起于周朝。在《周禮·司徒》中就有這樣的記載：“以保息六政養萬民”，保息六政即“慈幼、養老、賑窮、恤貧、寬疾、安富”，這六種措施類似于現代的兒童福利、老年福利、社會救助、醫療服務、住宅和就業服務等各種福利服務工作。另外，“荒政十二”這樣的救荒應急措施也是從周朝開始的（參見李P51）。在歷史上，我國慈善事業的類型有5種：①官辦的慈善事業。如乞丐收容所、瘋人院、濟良所（收容妓女）、感化院（改造罪犯）、殘廢人習藝場等；②宗教團體辦的慈善事業。如由基督教、天主教教會主辦的孤兒院、育嬰堂等；③同鄉會館辦的慈善事業。主要管理外地到京城應考或辦事者的食宿生活，資助那些因貧困而流落京城或其他城市的同籍人返鄉，為那些客死異鄉的同籍人募捐集資，舉行殯葬等；④宗法性的慈善事業。由祠堂、宗廟救濟貧窮族人，開辦義學，資助辦理婚姻喪葬等等；⑤私人辦的慈善事業。多數以地主、官僚、富商集資舉辦的善堂、山莊等救濟機構為主要形式。中國近代慈善事業很多，有些全國性慈善團體，它們在各地設立四五百個分會，發展會員幾十萬，在各大城市舉辦養老院、殘廢院、教養院、醫院、學校等。（三）西方國家的慈善事業西方國家的慈善事業最初主要是由教會發起或舉辦的。一些宗教教義中就明文規定應救助貧民，認為教士保護孤兒，照顧寡婦，幫助老弱病殘者，這些行為不但是教士本身的義務，也是死后免遭天譴而使靈魂得救的一種方法。因此，這種宗教觀念便引導著那些宗教信徒們去從事各種各樣的慈善活動。西方社會比我們國家更有慈善的傳統，我想這跟人們所信仰的宗教也有一定的關系。正是基于這樣一些思想萌芽和基礎以與慈善事業活動，社會工作才逐漸衍生出來了。第二節歐美社會工作的發展歷史從歐美社會工作的發展歷史來看，英國的伊麗莎白“濟貧法”（1601年），德國的“漢堡制”（1788年）和“愛爾伯福制”（1852年），“倫敦慈善組織會社”（1869年），睦鄰組織運動--倫敦“湯恩比館”（1884年）等，都是早期為社會工作的產生提供了直接前提的重要實踐。之后，西方國家又逐步建立了社會保障制度，并產生了福利國家思潮。下面我們對這些內容做一介紹。一、英國的伊麗莎白“濟貧法”（“TheElizabethPoorLaw”）我們知道，英國是資本主義起步較早的國家。16世紀初的時候，由于城市中羊毛工業的興起，資產階級為了實現資本的原始積累，一方面在農村中大量發展畜牧業，變農田為牧場；另一方面，又通過行政手段，實行圈地運動，將大批農民趕出家園。那么，圈地運動所造成的一個后果，就是大量的自耕農和佃農失去了賴以生存的土地。擺脫了土地的束縛后，許多人開始流入城鎮，成為不受法律保護的無產者，進而被拋向了勞動力市場，其中一些人甚至淪為了城鎮貧民和乞丐。因而，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無產者的失業、流浪和貧困問題，成了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為了穩定社會秩序，消除失業、流浪和貧困現象，英國政府將以往各種有關貧民救濟的法規加以編纂合并，制定了1601年由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一世頒布的《濟貧法》（又稱舊《濟貧法》），也稱為“伊麗莎白第43號法”。《濟貧法》做了這樣一些規定，它規定了政府要利用稅收舉辦公共救濟事業，確定了教區要為所在地之居民充實救濟經費，為不能工作的人和兒童準備糧食，為體力健全的人準備工作，救濟那些無力自理生活的人。濟貧法將這些救濟的對象分為三類：一是體力健全、有勞動能力的貧民（強迫他們入“感化所”或“習藝所”工作），二是無勞動能力、不能工作的貧民，包括病患者、老人、殘廢者、精神病者以與須撫育幼小子女的母親等（令其進入“救濟院”或施以“院外救濟”），三是無依無靠的兒童，包括孤兒、棄兒或父母無力撫養的兒童（設法領養或寄養）。《濟貧法》采取的救濟措施主要有以下一些方面的內容：（1）規定每一個教區每周應向地方征收濟貧稅，明確了政府在救濟貧民問題上的責任。（2）規定貧民救濟應由地方教區舉辦，每一教區設立監察員若干人，中央政府亦設置監察人員。首創國家設立機構、建立制度進行救濟的先例。（3）規定凡有工作能力的貧民，必須參加工作，以工作換取救濟。這是最早的工賑法。教區設有貧民習藝所（WorkHouse）供男女兒童學藝，教區還義務為有工作能力的貧民介紹工作，或配給原料與工具，強迫其進行工作自救。（4）禁止無家可歸者與無業游民行乞游蕩，設濟貧所收容救濟，強迫其在濟貧所里工作。有家者給予家庭補助，使其仍在家居住。將救濟工作分為“院內救濟”（indoorrelief）與“院外救濟”（outdoorrelief）兩種，首創了機構救濟和家庭式社會工作的先例。（5）規定親屬必須首先負起贍養貧民的責任，教區即公共救濟機構僅在貧民不能從其家人或親戚那里獲得救濟時，才能給予救助。而且救助對象僅限于在該區出生的人，或在該區居住滿三年的人。這種以居留權作為接受公共救助的條件，即所謂“親屬責任”或家屬責任，到今天還是公共救濟中的爭論問題。到了1834年，英國議會對濟貧法案進行了三點修改：（1）救濟設施必須全國一致，各區應分別聯合成立協會，每個協會最少設立一個濟貧所，由駐倫敦的委員下鄉進行監督，負責擬定章程規則和監督審核賬目；（2）濟貧所內給予被收容者的待遇應當較一般工作低；（3）原則上只進行院內救濟，廢除院外救濟。這里所做的修改，使得貧民救濟工作更加系統化和規范化了。此項法案后來幾經修訂，直到1948年根據《貝弗里奇報告》的建議制定《國民扶助法》之后才宣告廢止。濟貧法歷經了三百多年，就與現代社會工作的關系而言，它成為了現代救濟工作的開端，對英國、歐洲乃至世界社會救濟事業、社會工作專業的發展都具有巨大的影響。它對社會工作發展的意義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政府負起了社會救助的責任，并直接參與了社會救助活動的組織工作。這在某種意義上為社會工作的誕生創設了一個合法性前提，使社會工作專業的誕生有了良好的社會基礎。其次，伊麗莎白《濟貧法》從立法的角度確立了助人自助的觀念（這既是一個救助原則，又是一個救助理念）。《濟貧法》還對于不同情況的貧民施以不同的救助，使社會資源得以更有效的利用，同時要求有勞動能力的乞丐要從事勞動，這樣也可以避免刺激一些人的“懶漢”思想。第三，對于社會工作專業的發展來說，伊麗莎白《濟貧法》最重要的作用還在于它確定由專門人員從事濟貧救助活動。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我們可以將救助人員的專門化視作社會工作職業化的開端。第四，伊麗莎白《濟貧法》所實施的院外救濟也是社會工作提供服務的一種基本形式。總而言之，伊麗莎白《濟貧法》對現代社會工作專業的形成產生了極其重要的影響。但它同時也存在著不少嚴重缺陷：(討論)（1）可能養成貧民的依賴心理；（2）對貧民的自尊心注意不足；（3）干涉了貧民謀生的自由（參李P36）。另外，濟貧法還以其“懲誡性”、“恩賜性”著稱于世。濟貧法普遍實施之后，不但沒有使有勞動能力的貧民自力更生、自食其力，反而使他們淪為永久的貧民。當然，濟貧法的問世，還是有它的進步意義，它奠定了英國乃至歐美各國現代社會救助立法的基礎，開創了用國家立法推動社會保障事業的先例。二、德國的“漢堡制”和“愛爾伯福制”德國的“漢堡制”（1788年）和“愛爾伯福制”（1852年），標志著有組織的社會工作的迅速發展。（一）“漢堡制”漢堡為德國的一個工業重鎮，自工業發達以來，居民生活懸殊，乞丐和貧民人數日益增多，成為了漢堡市最為嚴重的問題。漢堡市居民在1765年的時候組織了一個團體，這個團體的主要目的就在于改良市政管理制度，其中有一部分計劃就是有關救貧的行政方案。為了解決日益嚴重的貧民問題，1788年漢堡市實行了一種比較有特色的救濟制度，這一制度規定，將整個漢堡市分為若干個社區，每個社區設監督員1人，賑濟員若干人，并設中央辦事局，綜合管理全市所有救貧的行政事務。它的實施救濟的原則就是助人自助，它的宗旨就是設法幫助貧民自力更生，為失業者介紹工作，將貧苦兒童送往職業學校習藝，將病患者送往醫院診治，對沿街乞討者不準施舍，以取締無業游民，對貧窮者予以救濟，并且還募捐資金，建立統一的慈善金庫，這種社區型的救助工作被后人稱之為“漢堡制”。“漢堡制”實施了13年，很有成效。但到后來，因城市人口增加太快，救濟人員不足，逐漸趨于衰微。“漢堡制”被奉為現代社會工作和社會救助的先驅。（二）“愛爾伯福制”1852年的時候，德國的另一個小市鎮愛爾伯福（Elberfeld），仿照“漢堡制”進行工作，并予以改進，實行結果，成效顯著。愛爾伯福實施的這種救濟制度，史稱“愛爾伯福制”。這一制度把愛爾伯福全市分為564段，每段約有居民300人，每段貧民不得超過4人。每段設賑濟員一人，綜合管理全段救濟工作。賑濟員的主要任務就是負責審核求助者資格發放賑濟款，并辦理段內有關貧窮的預防工作，如介紹職業、訓練與管理游民等。同時在全市將每14段分為一個賑濟區，每區設監察一人，以領導賑濟員，每兩周開會一次，報告工作概況。此外還設有中央委員會作為全市的總賑濟機關，委員會由九名委員組成，是全市最高的賑濟機關，統一支配和管理全市濟貧所、醫院以與院外的各種救濟事項，每兩周開會一次。總的來說，愛爾伯福制主要有以下優點：（1）行政權集中，督導嚴密，有助于提高行政效率；（2）賑濟員由當地熱心于公益事業的志愿工作者擔任，且可連任，這樣既可以節省經費，又能提倡志愿服務精神；（3）賑濟員所管區域不大，能對貧民進行周詳地照顧；（4）在愛爾伯福制中，消極的救助與協助相結合，可以促使受助者自立，同時也重視預防工作；（5）愛爾伯福制注重家庭訪視，這是一種個案工作方法，而劃段、區,由地方人士志愿服務，這也很符合社區工作的精神和做法。（三）新漢堡制由于人口的增多，“漢堡制”與“愛爾伯福制”漸漸不能適用，于是便促成了1892年的“新漢堡制”的問世。我們在這里簡單提一下。“新漢堡制”的特點就是中央比以往更能獨立行使職權，廢除了分段制度，長期發給賑款，并將受救濟者分類，以便處理。總的來說，德國的“漢堡制”和“愛爾伯福制”的精神和做法，為以后各國探索公共扶助和社會工作開創了一個新的里程碑。三、英美的“慈善組織會社”19世紀末20世紀初，慈善組織會社在英美盛行。在英國，一方面由于濟貧法不能有效地發揮作用；另一方面由于工業革命的影響，失業與貧困問題日益嚴重。社會開始特別關心貧民問題，各種具有不同目標的慈善組織紛紛成立。但是，這些慈善組織間缺乏聯系與協調，步調不一，重復浪費甚至互相沖突的現象嚴重。為了解決這一問題，索里（ReverendHenrySolly）牧師參考“漢堡制”與“愛爾伯福制”的做法，于1868年建議成立一個組織，來協調政府與民間組織的各種慈善活動。因此，1869年，倫敦成立了第一個慈善組織會社（charityorganizationsociety）：“組織慈善救濟暨抑止行乞會社”，后改名為“倫敦慈善組織會社”。該會社認為：個人應對自己的貧窮負責，接受公共救濟將摧毀貧民之自尊心進取心與道德意識，終使貧民依賴救濟為生。它主張貧民應盡其所能維持其本人的生活，反對擴大公共貧窮救濟，特別強調以道德的影響來改變貧民的生活方式，鼓勵私人慈善會社的建立與私人對貧民的救濟行為。（實施救濟的方法可參李P38）此后，英國和蘇格蘭的其他城市也紛紛效仿，建立了慈善組織協會。另外，在1877年的時候，美國的布法羅市（Buffalo）也成立了美國第一個慈善組織協會，此后六年，美國共有25個城市成立了“會社”。慈善組織會社對于社會工作專業化的建立做出了極大的貢獻：一方面，會社促使了社會個案工作的產生。“會社”首創派“友善訪問員”（friendlyvisitors）訪問申請救濟者，以了解其社會背景并確定應采取的措施。它強調依據調查，按照個別情況的不同，對每一案件分別做出處理，這其實也是社會個案工作中強調“個別化”原則的做法。另一方面，會社采取了協調合作的方式使得各個救濟機構的作用得以有效發揮，促進了各救濟機構和慈善組織為社區解決問題，這也為社區組織工作的發展奠定了基礎。四、英美的睦鄰組織運動倫敦“湯恩比館”繼慈善組織會社之后，19世紀80年代，英美兩國又興起了睦鄰組織運動（thesocialsettlementmovement，settlementsandneiborhoodcenters），或者叫社區組織或社區改良運動。睦鄰組織運動以社區睦鄰服務所的建立為標志，以知識界人士的廣泛深入地參與社區生活，調動并利用各種社會資源服務于社區居民為特色，它是社會工作萌發時期最有影響力的事件之一，為社區工作方法奠定了基石。睦鄰組織運動始于1884年英國倫敦東部圣猶太教區的牧師巴涅特創設的湯恩比館。巴涅特（SamuelA.Barnett）是英國牛津大學的畢業生，畢業后任東倫敦教區牧師，當時該區是倫敦最貧困的教區之一。湯恩比（ArnoldToynbee）是牛津大學經濟學講師，是一位虔誠的基督教教徒，滿懷熱情志愿為貧民服務，立誓消除貧困以宣揚基督的博愛精神，消除人間的不平等。兩人志趣相投，盡心盡力于共同的事業。但不幸湯恩比年屆30歲便因病去世。巴涅特為紀念亡友的偉大犧牲精神，并為號召知識青年為貧民服務以繼承湯恩比的遺志，1884年，他在倫敦東區建立了一個大學社區睦鄰服務中心，取名“湯恩比館”，鼓勵學生為貧民服務，并與貧民共同生活，了解貧民生活情形，努力從事經濟、生活、文化改革活動。湯恩比館實際上就是一個“社區服務中心”，其特點有四：（參李P39）（1）設于貧民區，備有宿舍，所有工作人員與貧民共同生活；（2）沒有既定的工作計劃，視居民的實際需要而工作；（3）盡量發動當地人才，培養其自覺的互助合作精神，為社區服務；（4）社區睦鄰中心不僅是服務中心，也是文化中心，向居民介紹本國與國外文化。這些具體做法所取得的成績以與所表現的精神很快成為了許多地方爭相效仿的對象。湯恩比館成立以后，睦鄰組織運動迅速推廣，它不但成為了英國社會改良運動的一種新潮流，而且也引發了世界上許多其他國家的社區改造運動，其中尤以美國最為發達。美國最有名的社區服務中心是1889年由瓊·亞當斯（JaneAddams）女士在芝加哥創立的“霍爾館”（Hullhouse），它對芝加哥市民生活的改良做出了重大的貢獻，對美國的社會工作的發展也有很大的影響。到1939年，全美社區睦鄰服務中心已經達到500多所。可以說，睦鄰組織運動是一種全新的服務方式，它以整個社區為工作對象，由工作者深入社區，發現社區需要，了解社區居民，發動社區力量，為社區服務。它對于現代社會團體工作和社區組織工作的發展有重大貢獻。五、德國的社會安全（社會保障）制度隨著資本主義工業化所產生的社會問題的日益嚴重，那些局部的、地方的、補救性的措施已漸漸不能有效的解決問題。為了穩定社會秩序，西方國家政府舉辦了系統的社會福利事業，并在此基礎上創立了全國性的社會保障制度。社會保障制度為現代社會工作奠定了組織制度基礎。德國是資本主義發展起步較晚的國家。但德國的工業化進程很快，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約40年內，就完成了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的轉變。19世紀下半葉，在馬克思主義廣泛傳播的形勢下，社會主義政黨出現在德國政治舞臺上，無產階級組織的力量相當強大，而新興資產階級的力量則相對軟弱。首相俾斯麥采取了“胡蘿卜加大棒”的做法，他希望通過社會保險立法拉攏工人隊伍，借以贏得工人對國家政權的支持，阻止工人運動的進一步發展。因此，在19世紀80年代，他積極推動議會通過了一系列的社會保險法案，并頒布實施。1883年，創立強制勞工保險和疾病保險，頒布了《疾病社會保險法》，規定由雇主負擔1/3，雇員負擔2/3的費用，用以支付雇員在生病期間的各種醫療費用。1884年，創立職業災害保險，頒布了《工傷事故保險法》，規定雇員因工受傷，由雇主負擔其全部醫療費和生活費。1889年，創立殘疾與老年保險，頒布《老年和殘障社會保險法》，規定雇員因年老不能勞動，其老年的生活費用，由雇主和雇員平均負擔。這三項法令的頒布，標志著世界上第一個最完整的社會保險體系的建立，社會保險制度從此產生了。德國則因而成為世界上第一個實行社會保險制度的國家。之后，德國又在這一制度的基礎上采取了一系列新的社會保障措施。此后，歐美很多國家也先后紛紛效仿，相繼建立起了以社會保險為核心的工人社會保障體系。各國社會保障制度的建立對專業社會工作的意義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1）國家通過制定法案或政策，執行對社會福利的管理，使作為間接社會工作方法之一的社會福利行政開始登場。（2）社會保障制度的建立，也為社會工作者提供了新的、比較規范的活動空間，從事福利服務的提供，并在這一過程中驗證、提煉和發展具體的專業方法。總的來說，世界各國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制度的建立，可以說是為無數處于困境中的人們帶來了福音，而新的制度的有效運作又需要有相應的組織、機制和方法，這就使得社會工作脫穎而出，在社會生活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可以這樣說，隨著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制度的建立，社會工作就已經成為了一種維持社會正常運轉、造福于民的不可或缺的職業。六、“福利國家”的興起與發展“福利國家”（welfarestate）這個詞最早出現于1941年英國大主教威廉·鄧普（WilliamTemlpe）所出版的一本小冊子《公民與教徒》（CitizenandChurchman）中。他創立了“福利國家”這個概念來取代“權力國家”（powerstate）。而“福利國家”的總設計師是英國著名的經濟學家與社會活動家威廉·貝弗里奇（W.Beveridge）。早在一戰爆發前，貝弗里奇就曾幫英國政府設計起草過失業保障法案，該法案于1911年頒布實施。1942年11月，貝弗里奇向英國內閣提交了《社會保障與有關服務》的長篇報告，在報告中，他提出了全面實施社會保障措施以重建家園。這便是后來人們所稱的“貝弗里奇報告”。報告提出了要在戰后重建英帝國，必須鏟除“五害”（疾病、貧窮、愚昧、怠惰和匱乏），同時，須建立“從搖籃到墳墓”的一整套社會福利措施，包括失業、老年、職業傷害、遺屬等保險項目和家庭津貼等。報告中最引人注目的建議是，英國應首先推出面向城鄉全體國民的社會保障制度，不分種族、信仰、財產狀況，只要達到規定的年齡，就有權享受一份退休金，安享晚年。總體上看，“貝弗里奇報告”為二戰后的社會保障體系做了理論上的架構，也為福利國家描繪出了初步的模型。1948年，英國首相艾德禮宣布英國已成為“福利國家”。此后，瑞典、法國、丹麥、挪威、聯邦德國、奧地利、比利時、荷蘭、瑞士、意大利（直升飛機救援，沒有暫住證也可以看病）等先進工業化國家也紛紛按照“福利國家”的模式重建并擴大社會保障項目，先后成為“福利國家”。除西歐、北歐國家外，美國、澳大利亞、日本、新西蘭也效仿“福利國家”構建了本國的社會保障體系。二戰后，西方社會保障制度的特點有四個：（1）項目齊全；（2）標準較高；（3）國際化；（4）全民化。（可參李P44）在1945年至1973年這段被西方稱為“輝煌的30年”中，西方各國的社會保障事業取得了長足的發展，達到了歷史最高水平。但我們也應當看到，西方各國普遍實施的“從搖籃到墳墓”的福利普遍化政策，也潛伏著種種深刻的經濟與社會危機。1973年席卷整個西方世界的石油危機之后，各國的社會保障事業潛伏的危機日益明顯地暴露了出來。為此，各國都開始對其福利體系進行改革，目前還在進行中。“福利國家”的出現，對專業社會工作的主要意義表現在三個方面：第一，它使得社會福利行政得到空前的發展；第二，社會工作作為其中的一項基本制度受到空前的重視，其提供服務的專業方法得到認可和發展；第三，社會工作由主要面向弱勢群體的專業開始成為面向全體國民的專業。七、專業社會工作的產生與發展（一）專業社會工作的產生在英國工業革命和法國大革命之后，慈善事業開始向社會工作轉變。社會生產力的迅速發展，使得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進一步加深。農民破產、工人失業，貧窮、流浪、盜竊、賣淫、賭博等社會問題日益增多，社會本身已經提出了對治理這些病態現象的責任要求。在這種情況下，單靠慈善事業顯然是不能適應客觀要求的，這就需要有專業的知識和技能來解決這些社會問題。1862年由英國社會人士所組成的倫敦賑濟會，超出了純粹個人慈善的范圍，擺脫了傳統宗教的施舍觀念。他們和其他一些民間慈善機構開始共同考慮通過專業教育，建立專業體制。此后，美、英、德、法等國由舉辦慈善學校轉變為創建社會工作專門學校，這一現象的出現成為慈善事業轉變為專業社會工作的標志。發生這樣的轉變，在本質上是以解決各種社會問題的實踐為基礎的。英、美等國的睦鄰組織運動，德國首相俾斯麥社會保險制度的推出，美國羅斯福“新政”中社會安全法案的頒布和實行，英國貝弗里奇社會保障計劃的實施和推廣，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社會工作的發展和擴大。相對于慈善事業來說，社會工作是社會文明更大的進步，它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社會責任感和人道主義思想。在社會工作中，既包含了社會救濟事業，又包括了更富有積極意義的社會福利事業，其中不但有各種補救性的援助措施，還發展了改善社會生活、預防社會問題的專門技術和專業管理方法。社會工作雖然起始于資本主義社會，但它是現代社會生活的產物，是人類文明歷史中帶有規律性的現象，同時也是人類社會管理的一大進步，它為不同制度的社會在解決和預防社會問題上積累了經驗。19世紀末20世紀初，社會工作在西方已經進入專業化發展階段，具體表現為社會工作專業培訓和教育的發展以與社會工作的科學化。1917年，美國學者瑪麗·E·芮奇蒙德（MaryE.Richmond）出版了《社會診斷》（SocialDiagnosis）一書，該書主要從社會學的觀點出發，強調社會因素在了解個人行為時的重要性，把醫學知識也應用到了社會工作專業中來，使得社會工作向多學科的方向發展。這本書的基本宗旨就是要促使社會工作的方法成為一門獨立的知識體系，使社會工作的技術成為一種可以傳遞的技術。該書的出版無疑是社會工作專業的一個正式起點，也是社會工作專業發展史上的一個新的里程碑。（二）專業社會工作的發展1.專業方法的發展（個案、小組、社區）在1917年，瑪麗·E·芮奇蒙德出版了《社會診斷》一書以后，她又發表《什么是社會個案工作》一書，社會個案工作作為一種專業的社會工作方法開始被社會工作者普遍接受。在30年代中期（1936年）以前，個案工作一直是社會工作界普遍承認的唯一的工作方法，社會工作主要就是指“社會個案工作”。隨著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心理學的發展與其向社會工作領域的滲透，社會工作者開始關注案主個人經驗的意義和價值，特別是案主早年生活經驗對當前行為的影響。這個時候的社會工作者不再只是關心貧民的慈善布施者了，而同時也成為了關注并能解決個人心理問題或心理病癥的“社會醫師”了。就社會工作專業知識的發展而言，芮奇蒙德的思想是個案工作診斷派的起源。而漢密爾頓的思想（G.Hamilton）也為個案工作心理分析奠定了學理基礎。在個案工作中頗具影響力的功能派也在這一時期形成。個案工作中另一重要派別即問題解決派的形成則相對較晚，形成于20世紀50年代。關于這些派別的具體內容在個案工作方法中有詳細的敘述。在個案工作方法得到不斷發展的同時，20世紀20年代，團體工作也就是小組工作，開始被納入社會工作訓練課程，同時團體工作的理論構建也在積極地進行之中。到30年代時，小組工作開始形成并逐漸受到重視。柯義爾（GraceL.Coyle）在1930年出版了《群體的社會過程》（SocialProcessinOrganizedGroups）一書，奠定了團體工作的學理基礎。直到40年代中期（1946年），團體工作才作為社會工作的專業方法之一開始被當作和個案工作同樣重要的方法看待。另外，社區工作作為一種專業工作方法也是逐步發展起來的。起初它只是一種服務于個案工作的間接方法，后來社區工作者形成了自己的專業團體，并運用自己的專門知識去解決社區中的問題，但其方法的形成以與獲得社會工作專業方法的地位相對要晚些。1939年萊恩領導的研究小組在美國社會工作會議上提出研究報告（即著名的“萊恩報告”），認為社區組織這一有著悠久歷史發展背景的概念代表著社會工作的一種基本形式，這樣，到了1950年的時候，社會組織正式被列為了社會工作的專業方法之一。直到60年代，社區工作才正式得到普遍認同，被承認為社會工作專業與個案工作、團體工作同樣重要的一個基本方法。這樣，社會工作三大傳統方法的地位正式得以確立。此外，社會福利行政以與社會工作研究也開始逐漸受到社會工作界的重視。社會工作正日益走向高度專業化。2.目標模式的變化（治療－預防，救助－發展）我們知道，最初，社會工作是為解決已出現的社會問題而存在的，也就是說它主要扮演的是補救者的角色，其任務就在于診治受助者的問題。這在個案工作占主導地位的階段表現得尤其明顯。隨著社會問題的不斷涌現和復雜化，社會工作者愈發感到單獨的治療型的社會工作是十分被動的，于是預防問題的出現開始成為社會工作的一項重要的工作內容。這是社會工作的目標模式變化的一個方面：由治療到預防。另一方面，社會工作最初關心的是眼前問題的解決，通過實踐，社會工作者逐漸認識到，不但應該幫助受助者解決當前所面對的問題，而且還要從長計議，尤其要注意發展受助者的能力，以避免其再次陷入困境。這就是：由救助到發展。這樣，治療—預防，救助—發展也就成了社會工作的工作思路。社會工作不但關注現有問題的解決，而且要特別注重從預防和發展的角度開展工作，這就使得社會工作的目標追求提高到了一個新的水平。當然，社會工作目標模式的變化不僅由其任務變化所引起，而且與心理學、社會學的發展密切相關。這種轉變也反映了社會工作者對助人過程、對受助者的角色以與社會工作功能的新的理解。第三節中國社會工作的歷史、產生和發展一、我國古代與社會工作相關的思想與實踐（一）我國古代的社會福利思想早在古代社會，人類思想史上就產生了對理想社會的追求。比如1.《禮記*禮運》記述了孔子提出的“大同”社會的社會福利主張（略）2.孟子的“仁政”思想孟子提出了“仁政”的思想，他主張對人民愛護，并采取保護措施。包括：1)民本思想。孟子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得乎天子而為諸侯，得乎諸侯為大夫。”（《孟子*盡心下》）從中可見“民為貴”的道理。孟子看到了人民的力量，認為社會安定的前提在于百姓的安居樂業，這一點在當時是具有積極意義的。2)邦國的主權在民。孟子與梁惠王談話，梁惠王問：“天下惡乎定？”孟子回答：“定于一。”梁惠王問：“孰能一之？”孟子回答：“不嗜殺人者能一之。”梁惠王問：“孰能與之？”孟子回答：“天下莫不與也。”在孟子看來，一個政權的建立是要通過百姓認可的。3)民對不施仁政的暴君是可以不服從的。孟子說：“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4)政事以民為歸宿。孟子對梁惠王說：“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那么，“地方百里而可以王”。5)國君應以保民為職分。孟子主張君王應做到“不擾民”，反復強調“不違農時”“勿奪其時”的重要性；君王只有“與民同樂”，才可以“王天下”。6)反對不義的戰爭。孟子說：“春秋無義戰”，又說：“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他主張如果進行戰爭，也應“解民倒懸”。3.墨子的“兼愛”思想墨子指出人與人之間、統治者與人民之間，要互相愛護，社會才能向前發展。4.荀子的“富民”理論荀子的“富民”理論，主張只有人民過著幸福安樂的日子，國家才能富強起來。他的主要觀點有三：第一，思富而棄貧；第二，富民是反“均平”的必然；第三，富是人同自然長期斗爭不斷積累的結果。5.管子的“九惠之教”（略）以上這些思想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僅僅是一種超時空的幻想，但這些美好的愿望和有價值的思想對我國后來封建社會各個朝代的慈善事業和救助工作產生了深遠的意義和十分重要的影響。更進一步說，古人的這些思想可以被看成是現代的老人福利、兒童福利、社會救濟、醫療保健、婚姻咨詢、健康服務、貸款扶貧、就業服務、烈士祭祀、社會安全等思想在歷史上的最初的萌芽。（二）我國古代社會救助措施1.周代的“保息六政”與“荒政十二”在周代，曾提出過“保息六政”的治國安民方針，我們在前面也提過，即“一曰慈幼，二曰養老，三曰賑窮，四曰恤貧，五曰寬疾，六曰安富”，這類似于現代的兒童福利、老年福利、社會救助、醫療服務、住宅與就業等各種福利服務。“保息六政”實際上是正常年份特別是升平時期的社會福利措施，而遇到荒年，則有另外一些救荒應急的措施。“荒政十二”分別是：（1）散財給饑民以糧食；（2）薄征減免租稅；（3）緩刑減免刑罰；（4）弛力減除徭役；（5）舍禁解除山林之禁；（6）去幾撤除關卡；（7）省禮減少吉禮；（8）殺哀節約兇禮；（9）畜樂閉藏樂器而不作（10）多昏不備禮而婚配者多，則男女相保；（11）索鬼神祈求保護百姓；（12）除盜賊為民除害，安定民心。2.漢代的“倉儲后備制”從濟貧制度來看，影響最為久遠的是漢宣帝所設置的“常平倉”。常平倉是“常持其平”的意思，這說的是，官府在谷賤時以較高價買入儲存，谷貴時以低價售出，救濟百姓，幫助百姓平安度過荒年。常平倉正式確立了我國的倉儲制度，在后來的隋、唐、宋、明等朝代還出現了“義倉”和“社倉”等不同形式的倉儲制度。倉儲制度是一種實行較有效的濟貧制度，它與現代的社區發展工作的目標和原則相當契合。3.宋朝的“鄉規民約制”在我國古代社區組織中還存在一種鄉約制度。所謂“鄉約”，就是指同住在鄰近地區的人共同遵守的規約。我國的鄉約始于北宋的“呂氏鄉約”，明朝的王陽明先生也定有“南贛鄉約”，從自動自發、組織教化以與結合政統等三方面來看，我國的鄉約制度均符合現代社區發展的基本要求，所以可以稱之為是現代社區發展的典范。總的來說，在我國古代社會，歷朝歷代都有著一些不同形式的慈善工作的制度和措施，但是，早期的救濟事業多以臨時搶救的救荒事業為主，經常性的貧民救濟與其他的社會福利事業很少，并未能夠形成一種普遍的制度。二、我國社會工作的曲折發展過程1.社會工作的產生20世紀20年代初，我國社會工作教育事業產生，這標志著我國的慈善事業、救濟事業向科學的社會工作的過渡。中國現代意義上的社會工作產生于20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2.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社會工作在這一時期，與社會工作相關的專業團體相繼成立，一些重要的理論研究成果也相繼問世。在實踐方面，鄉村建設運動轟轟烈烈的展開。其中比較著名的有：晏陽初領導的定縣平民教育實驗區，梁漱溟領導的鄒平村鄉村建設實驗區等。3.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社會工作這一時期的社會工作實踐我們分兩部分來介紹：國統區的社會工作：在社會行政方面取得長足進步，1938年成立了賑濟委員會，接著在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內設立社會組織部，于1940年改為社會部并改隸行政院，成為民國以來政府設置最高社會行政管理機構的開始。在這一時期，國民政府除直接舉辦少數社會事業外，主要是監督和管理私人辦理的福利事業。蘇區的社會工作：在共產黨領導下的革命根據地和解放區，成立了解放區救濟總會，在解放區救濟總會指導下開展了擁軍優屬、擁政愛民、民工動員、支援前線、社會教育、社會改造、社會救濟、社會福利、社會服務等方面的工作。4.在抗日戰爭時期與二戰結束后的社會工作在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還跟國民黨合作，進行了大量的戰地服務、救濟難民、救亡宣傳、慰問將士等方面的工作。一些進步組織如“保衛中國同盟”、“中國福利會”的社會工作十分活躍。二戰結束后，中國人民解放區救濟總會和國民政府行政院善后救濟總署，共同接受聯合國善后救濟總署募集的大批救濟物資，分別在所管轄的地區進行了大量的救濟工作，這些都為新中國社會工作的發展積累了寶貴經驗。5.新中國成立時期的社會工作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社會工作學的研究和教學雖然停止了近30年，但是，中國社會工作的實踐從未間斷。1949年開始，在全國范圍內取締存在了幾千年的娼妓、流氓等游民活動，先后封閉了全國所有的妓院，瓦解了全國的流氓游民組織據點，在各地設立920所生產教養院，廣泛開展了收容、救濟、改造妓女和流氓等游民的工作（妓女們吃白面，老百姓吃粗糧，妓女們的生活還是降低了，為他們的性病花費了很多錢）。從1951～1953年，44萬余名集中起來的妓女、流氓等游民，全部被改造成為新人，并得到安置。人民政府在全國城鄉普遍開展了禁煙禁毒的群眾性運動，封閉煙館，禁止種植鴉片，收繳毒品，組織吸毒者戒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