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二、三十年以來，BOT/PPP模式在推進我國大型基礎設施建設、促進經濟發展、提高生活水平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特別是近年來，我國中央政府更大力度倡導BOT/PPP模式。2013年7月31日，李克強總理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研究推進政府向社會力量購買公共服務（其實就是BOT/PPP），部署加強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同年9月16日，國務院發布36號文件《關于加強城市基礎設施建設的意見》，在其“推進投融資體制和運營機制改革”項下中明確表示“建立政府與市場合理分工的城市基礎設施投融資體制。政府應集中財力建設非經營性基礎設施項目，要通過特許經營、投資補助、政府購買服務等多種形式，吸引包括民間資本在內的社會資金，參與投資、建設和運營有合理回報或一定投資回收能力的可經營性城市基礎設施項目，在市場準入和扶持政策方面對各類投資主體同等對待”（其實也是BOT/PPP）。9月30日，國務院辦公廳發布96號文件《關于政府向社會力量購買服務的指導意見》，該指導意見中明確表示“教育、就業、社保、醫療衛生、住房保障、文化體育及殘疾人服務等基本公共服務領域，要逐步加大政府向社會力量購買服務的力度。非基本公共服務領域，要更多更好地發揮社會力量的作用，凡適合社會力量承擔的，都可以通過委托、承包、采購等方式交給社會力量承擔”。2014年1月27日，財政部網站發布第一財經日報報道：財政部力推PPP模式，報道稱，PPP模式是解決新型城鎮化建設投資額巨大，地方政府債務危機的新手段，財政部將大力推廣。特別是“在當前創新城鎮化投融資體制、著力化解地方融資平臺債務風險、積極推動企業‘走出去’的背景下，推廣使用PPP模式，不僅是一次微觀層面的操作方式升級，更是一次宏觀層面的體制機制變革。”財政部部長樓繼偉如此表述PPP模式的意義。總之，目前我國政策對推廣國內BOT/PPP的形勢一片大好，企業參與BOT/PPP項目的熱情有望在之前第一和第二輪高潮后再次達到第三次高潮，但是，相比而言，我國對外投資BOT/PPP項目，經過商務部、對外承包工程商會和有關高校等在過去近十年的宣傳與推廣，雖然我國企業已成功簽約了一些對外BOT/PPP項目，但無論是項目數量和投資額都遠遠低于期望，而且企業的熱情似乎也在明顯下降，這與國內的走勢并不協調，其原因究竟是什么？值得探討。我國企業對外投資BOT/PPP項目的困境目前，我國對外投資BOT/PPP項目與對外工程承包項目一樣，主要集中在非洲、東南亞等第三世界國家，我國企業所面臨的市場環境較國內而言惡劣得多，對項目風險的管控能力遠低于對國內項目風險的管控，特別是BOT/PPP項目都具有投資大、周期長、涉及面廣、前期成本高、合同結構復雜等特點，導致我國企業對外投資BOT/PPP項目的風險較大，企業都比較謹慎。而且，從過去近十年我國企業跟蹤和實施對外BOT/PPP項目的實踐經驗看，面臨很多實際困難。一、銀行參與對外BOT/PPP項目的意愿不強國內銀行特別是商業銀行的貸款利息高，與國外資金相比沒有利息優勢，融資成本高，加上國內銀行的相對壟斷，主要靠存貸利差獲利巨大，導致國內商業銀行沒有動力參與對外BOT/PPP項目，導致了我國企業的對外BOT/PPP資金主要靠口行和國開行等政策性銀行的有限支持。同時，國內銀行一般不接受以BOT/PPP合同作為融資擔保，以境外BOT、PPP項目資產作為貸款的抵押擔保也幾乎不可能實現，大大阻礙了我國企業參與對外BOT/PPP項目。另外，因為我國銀行絕大多數沒有“走出去”，或者即使有些銀行有“走出去”，其業務范圍和業務能力有限，對境外業務和資產也不感興趣，特別是因為人民幣沒有真正實現“走出去”，成為國際通行的貨幣，銀行也很難從實質上“走出去”。二、我國企業的融資渠道和融資模式單一因為國內金融市場的壟斷和/或不成熟，我國企業的融資渠道和融資方式單一，對外投資BOT/PPP項目多靠間接融資的債務貸款而且多是完全追索的企業融資（CorporateFinance）模式，無法通過BOT/PPP項目公司采取項目融資(ProjectFinance，“通過項目去融資”）模式并實現有限追索(LimitedRecourse)，即不能實現企業與項目公司的風險隔離，使得我國企業對外投資BOT/PPP項目的收益與風險不匹配，打消了企業的積極性。同時，完全追索的企業融資模式也使得我國企業的融資能力等受限。三、企業缺乏與國際金融機構合作經驗我國企業對國際融資環境、資本市場和運作的研究和重視不夠，也不習慣與國際金融機構的相對嚴謹和復雜的做法，造成我國目前絕大多數對外BOT/PPP項目的“境外投資，境內融資”，沒能拓展國際融資渠道，特別是沒能發揮國際多邊金融機構的優勢（如資金較充足）和作用（如對國別風險的有效控制）。四、企業普遍缺乏對外投資經驗與能力特別是更宏觀層面的經驗與能力，如對項目所在國法規政策的把握、對項目長期市場需求的預測和對國別和行業風險的管控。而且，我國企業投資對外BOT/PPP項目多帶有政治色彩，是我國政府外交政策的組成部分之一，又多在第三世界國家進行，對項目市場需求的調查和預測很難做到全面和準確，同時又很難找到或不舍得聘用有足夠經驗的國際咨詢公司，難以做出合理準確的決策。五、企業的風險預測管控能力有待提高我國企業對外投資BOT/PPP項目主要是第三世界國家，官員較腐敗、管理低效、政府信用差、社會常動蕩、文化差異大等，造成國別風險特別政治風險較大，而我國企業對其政治形態、政治制度、政治穩定性等缺乏準確的預測特別是管控能力（可以說，對外投資情況從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一個國家的實力，我國在這方面與發達國家相比尚有一定差距），加上我國國資委和地方政府等對央企和國企高管的年度和任期考核制度，造成很多企業寧做短期的對外工程承包項目，而不愿做長期的BOT/PPP項目。造成我國企業對外投資BOT/PPP困境的原因一、金融體系不成熟、擔保保險機制不健全由于我國金融體系和擔保保險機制的不成熟或不健全，我國企業對外投資很難做到國際BOT/PPP慣例的有限追索。眾所周知，由于BOT/PPP項目風險大，國際上絕大多數BOT/PPP項目都是基于結構化的項目融資，而有限追索和風險分擔是項目融資(ProjectFinance)區別于企業融資(CorporateFinance)的最重要特征之一，如果對外BOT/PPP項目無法做到如圖1（b）所示的總公司（企業）有限股權投資，實現債務融資的有限追索，隔離項目公司與總公司的風險，則企業投資境外項目C的風險就會非常大，也會大大增加企業的融資成本。與此同時，擔保保險機制的不健全使得企業對外投資的風險無法合理地轉移或分擔，企業自身將承擔過多自己無法控制的風險，導致收益與風險的不匹配?？傊?，我國金融體系和擔保保險機制的不成熟或不健全是造成我國企業難以參與對外BOT/PPP投資的主要原因之一。二、我國配套支持政策不足、咨詢服務水平有待提高我國政府的審批、稅收、外匯等配套政策對我國企業對外投資BOT/PPP項目的支持力度不足，對央企/國企還有行政干涉，對其高管的考核和激勵也有不盡合理之處。我國企業要想在國內銀行獲得對外投資的貸款，必須經過有關部委如國資委、商務部、外管局、發改委等一系列的海外投資立項核準協調審批等，過程復雜和漫長，既增加企業的前期成本，也可能喪失投資機會。其次，企業還要取得中國出口信用保險公司的海外投資保險，以及與項目所在國政府簽訂擔保最低收入的銷售協議等才可能獲得貸款，雖然這些要求有利于管控投資風險，但也限制了企業對外投資BOT/PPP項目的門檻和難度。另外，我國目前很難找到高水平的對外投資咨詢機構，找國際咨詢機構又成本太高，造成我國企業難以獲得優質的法律、市場、融資等咨詢建議，這對缺乏經驗的我國企業的對外投資的起步尤其困難。三、我國企業綜合競爭力不夠，復合型人才不足對外投資BOT/PPP項目需要各方面知識和經驗全面的復合型人才，除了需要常規的技術和管理知識，還必須具有豐富的融資和擔保保險等知識，且非常了解項目所在國的法律法規、行業發展、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體系、市場需求等。由于我國教育和培訓體制所限，目前國內真正懂國際BOT/PPP知識和慣例并具有實操經驗的復合型人才不多，這也限制了我國企業對外投資BOT/PPP項目。促進我國企業對外投資BOT/PPP的建議要促進我國企業對外投資BOT/PPP項目且可持續發展，除了有關企業、行業團體、咨詢和教育科研機構等的努力（此文不贅述），特別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政府的支持對企業投資對外BOT/PPP項目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首先，企業是實施中央“走出去”戰略的直接主體，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國家參與分配全球資源的利益，能提高我國的國際影響力和綜合實力，也有利于國內經濟的發展；其次，相對于對外工程承包，對外投資具有更高的風險性，對企業有更高的要求，因此，在起步階段，政府的支持具有決定性的作用?？傊瑖矣嘘P部門應在政策(包括財政、融資、保險、稅收、外匯、信息等方面)對有能力來體現國家利益的企業傾斜，特別是較有實力的中央和地方大型企業，使之發展為集投資、建設和運營為一體、能通過對外BOT/PPP投資整合全球資源的實體。一、制定我國對外投資發展規劃健全相關法律法規，完善和落實《境外投資管理辦法》，制定《對外投資促進法》《對外投資保險法》等，簡政放權，完善央企/國企高管考核方式，發揮企業和行業團體的能動性和創造性，提高管理效率，促進我國企業積極參與對外投資BOT/PPP項目。二、改革我國金融體系，促進人民幣和中國的銀行“走出去”，加強銀企合作，實現以資金為龍頭，帶動投資、工程和供應等企業抱團“走出去”。三、對符合我國外交和戰略的對外項目，加大財政支持力度，如建立或擴大“企業海外投資基金”、“境外能源開發基金”、“境外農業、林業資源開發基金”和“境外基礎設施領域投資基金”等規模，用于部分虧損補貼、政策性貼息和前期調研、市場跟蹤等活動的補貼，為我國企業對外投資業務提供實實在在的支持。四、擴大“企業海外投資保函風險專項資金”的規模，放寬條件，增加額度，設立零利率貸款資金，支持接受我國標準和人民幣直接匯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