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雖邇，不行不至；事雖小，不為不成”“道雖邇，不行不至；事雖小，不為不成”出自《荀子·修身》，意思是說路途雖近，不走永遠不會抵達終點；事情雖小，不去做永遠不會完成。這句話可以看作“修身”篇的主旨，強調篤行實干的重要性，提倡身體力行、知行合一。在說明“行”“為”的重要性后，荀子分析了修身的三重境界：把禮法貫徹到自己的所作所為中，這是士人；具有堅定意志并能親身實踐、孜孜不倦，這是君子；敏捷明智并堅持不懈踐行真理，這是圣人。修身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無論士人、君子，還是圣人，都需要永不停歇地努力實踐，這一思想也見于《荀子》其他篇章，譬如《勸學》中“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儒效》中“知之不若行之，學至于行之而止矣”等。這些都是對儒家尚行、重行思想的充分表達。注重實干精神，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內涵。《尚書·說命》認為“非知之艱，行之惟艱”，《中庸》提出“力行近乎仁”，一個人做得如何，是不是踏實地行動，直接體現他的素養。北宋政治家趙普有句名言：半部《論語》治天下。這種說法可能有點夸張，但是說明了一個道理：儒家思想是用來治世的實踐理論。明代王守仁明確提出“知行合一”的命題，強調躬行實踐的重要。不只是儒家，老子也說“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上士聞道，勤而行之”，行動起來，堅持不懈，才是人生正途。《韓非子》認為“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將必發于卒伍”，基層實踐是大熔爐，文臣武將要從有實際工作經驗的人中選拔。可見，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知行觀，注重“知”與“行”的不可割裂，并且將最終落腳點放在了“行”上，蘊藏著學以致用、解決現實問題的實踐智慧。“長安何處在，只在馬蹄下。”只要有決心、有行動，馬蹄不停奔走，就能抵達人生夢想的彼岸“長安”。古往今來，那些胸懷鴻鵠之志、成就壯麗事業，一心為國為民謀福祉的志士仁人，無一不是行動派、實干家，無一不是只爭朝夕的實干、久久為功的力行。明萬歷年間，兵部左侍郎汪道昆被派往薊遼巡視防務。汪道昆來到邊關后，不聽匯報不搞巡視，卻和當地文人一起吟詩作賦。回到京城后，他字斟句酌、玩弄詞藻，寫了一份行文優美的散文奏章。張居正看了后，憤然寫下“芝蘭當道，不得不除”，罷免了其官職。一個兵部的官員不想著打仗的事，卻整日沉湎于筆墨粉飾，就像蘭花芝草，即便再名貴、長得再好，長錯了地方，就要被鏟掉。其實，張居正害怕紙上談兵的故事在自己手里重演。崇尚實干的張居正在大刀闊斧進行變法之時，就特別注重提高行政效率，推出考成法，把各個官員要完成的年度考核要求編訂成冊，正本交六科考核，副本留在內閣備查，年底依冊考核，完成一件事就勾除一件事，達不到考核要求的免職貶官。《明史》記載，考成法實施后，官場風貌為之一變，官僚機構的效率高到早晨朝廷頒布的詔命，傍晚就能得到良好的執行。張居正執政時，明朝國富兵強，財政出現了少有的連年盈余。可是，翻閱史書，當道“芝蘭”又何其多？魏晉間一些士大夫不務實際，空談哲理，稱作“清談”。名士王衍就是這樣一個人，《世說新語》稱他“處眾人中，似珠玉在瓦石間”。他少壯登朝，累遷至司徒，位高權重，卻帶領朝廷中堅談玄論道，避實就虛。永嘉之亂，作為統帥的王衍被胡人石勒俘獲。十分仰慕名士的石勒把王衍奉為上賓，想聽聽他對西晉亡國的思考，以作借鑒。沒想到王衍不僅以清談之姿極力為自己辯護，撇清亡國和自己沒關系，還為了討好石勒，恬不知恥地勸石勒稱帝。看到“名士”這副嘴臉，石勒呵斥道：“你身居要職，從年輕時就受到重用，到現在已經白頭，如何說不參與朝政？晉朝亡國，正是用了你這樣的人！”清談誤國，說到底是空話、套話誤國。前車之鑒，發人深省。每一項事業，不論大小，都是靠腳踏實地、一點一滴干出來的。一分耕耘一分收獲，這是永恒的道理。決不能雷聲大雨點小，也不能因為事情小就不動手去做，而是要力戒空談、積極行動。蘇軾一生生活在黨爭的夾縫中，三起三落，但無論是順境還是逆境，即便被一貶再貶，他都不改初心，總是不忘為國家和百姓做一點事情，而且注重實踐的有效性。被貶到嶺南小城惠州，早已做了“白首不歸”打算的蘇軾，并沒有躺平，也沒有獨善其身，依然把救助民間疾苦作為頭等大事。惠州城西的豐湖上有座木質長橋，屢遭毀壞，有人建議用“堅若鐵石”連“白蟻不敢躋”的石鹽木重修。為了修繕這座橋，蘇軾積極參與，還把自己的一條犀帶捐作建橋基金。橋修好后，他寫詩描述了百姓的激動之情：“父老喜云集，簞壺無空攜。三日飲不散，殺盡西村雞。”他又告誡：“常當修未壞，勿使后噬臍。”另外，蘇軾見惠州營房缺乏，軍人散居城鄉，對百姓造成困擾，于是建議修建營房上百，解決了軍人的居住問題。蘇軾對待每一個到達的地方，都認作是“歸鄉”，都當作施展抱負的舞臺。因為他心中裝著對黎民百姓的責任感，這份責任感不但沒有因朝廷的疏遠貶謫而消融，反而把這份責任外化于行。為者常成，行者常至。新時代呼喚新作為，面對改革發展的難點、痛點、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