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張世英先生的《境界與文化》

在過去的10年里，張世英致力于中西哲學的理論研究，發表了新的研究成果，學術界引起了熱烈的反響。從《天人之際——中西哲學的困惑與選擇》(1995)、《進入澄明之境——哲學的新方向》(1999)、《哲學導論》(2002)、《新哲學講演錄》(2004),再到現在的《境界與文化——成人之道》(人民出版社,2007)。前面幾本著作尤其是《哲學導論》側重于個人精神境界的提升,《境界與文化》則更注重社會文化的探討。這二者是密切聯系的,張先生說:“有某種社會歷史文化,就有某種相應的人生境界。”1因此,“如何提高個人境界的問題,絲毫不能脫離一個民族的文化傳統而孤立地來考慮。《境界與文化》,就是想補《哲學導論》之不足,著力探討一下人生各種文化活動、各種人生境界之間的關系,特別是中西方民族文化各自的特征,以期提高人的精神境界,摸索一條可供參考的途徑。書的副標題‘成人之道’即取此意。‘成人’者,成為一個有高遠境界之人之謂也。”(序,第2頁)由此可以看出:一方面,本書可以說是對《哲學導論》等前幾部著作的發展與延伸;另一方面,通過對境界與文化的探討,本書的根本目的是成人之道,換句話說,文化與境界的探討最終落實于成人之道。《境界與文化》分為三篇。第一篇是“萬有相通的哲學”。主要是承續此前的《哲學導論》等著作,進一步申述“萬有相通”與“想象”。前者是本體論,后者則是認識論,如果用中國哲學的術語來說,前者是境界論,后者則是工夫論。這部分雖然著墨不多,卻是全書立論的基礎。第二篇是“各種文化活動、人生境界之間的關系”。在張先生看來,“人類的文化活動多種多樣,本書主要討論的是科學、道德、審美、宗教、哲學。”(序,第2頁)無論是文化還是境界,都由這些因素構成:“民族文化也好,個人的精神境界也好,都是科學與道德、審美等的有機統一體,其中科學是基礎。”(第289頁)因此,《境界與文化》著重于探討科學與其他文化活動的關系。(一)時代的價值思考“真理與價值、科學與倫理道德是否有內在聯系,關鍵在于人生在世的‘在世結構’……按照‘人與世界融合為一’的在世結構,真理與價值、科學與倫理就有了內在聯系的前提,科學的自由思考就能在倫理道德上是向善的。”(第58頁)“在世結構”是張先生哲學思想的基本出發點,《哲學導論》第一章對此已有詳細而精深的論述。如果能按照“人與世界融合為一”的角度思考,則科學家不僅能追求科學之真理,而且“同時作倫理道德意義的價值思考”。(第6頁)其原因在于,對萬有相通的領悟意味著人自覺的“與世界融合為一”,由此,他的科學研究就不僅僅是純粹的科學真理的探索,而是包含著對“作為生活世界的整體”的價值判斷,包含著對“倫理道德上的善”的追求。(二)哲學與審美的轉化“由科學走向審美,最主要的通道是想象。想象的最經典的定義是‘使本身不出場的東西出場的能力’。”(第68頁)想象是通向萬有相通的橋梁,科學的想象與審美的想象雖然“有很大的不同”,但“經過一種對待事物的態度上的轉換,這就是由冷靜、嚴峻轉向感情、激情”,(第71頁)則科學研究也可以達到審美的境界,即萬有相通的境界。此外,科學與審美還有其他一些聯系。張先生認為,“人在享受科學所帶來的福音的同時,必能找到滿足美感需要的途徑。未來的詩人將不再是‘簞瓢屢空、宴如也’的‘無懷氏之民’,而是繁忙于高精尖的科技園里富有高遠境界的積極進取之士”。(第76頁)(三)提出這一宗教觀,提出“萬物一體”的宗教宗教成為張先生哲學思想的一個重要內容,張先生認為,“只要人有一種對最高、最完滿的無限性東西的敬畏、仰望與崇拜的感情,那就是一種宗教”。(第87頁)在此基礎上,張先生提出了自己的宗教觀:“‘萬物一體’乃萬物之根本,人生之根本……只要我們把‘萬物一體’當做我們所敬畏、仰望和崇拜的一種最高的境界或目標,它就是我們的‘上帝’,這是一種無神論的宗教觀。我們不需要人格神、超驗的神,但我們需要這樣一種無神論的宗教觀,它的核心在于對‘萬物一體’有一種敬畏、仰望和崇拜的感情、激情,只有這樣的感情、激情,也可以說只有這樣的宗教感情,才能激勵我們向著真、善、美的最高統一體前進。”(第88頁)雖然這在《新哲學講演錄》中已有所涉及,但如此全面、深入地探討宗教,應該說這是張先生哲學思想的最新發展。如何進入或者說體悟這種宗教?“我以為對人與世界融合為一的整體(無神論宗教意義下的‘上帝’)的把握,應該是通過想象,這種想象不是科學的想象,而是超越科學的想象,一種與敬畏、仰望、崇拜的感情相結合的想象。我曾經強調,崇高是美的極致和最高層次,‘萬物一體’是超越了有限性的崇高境界。其實,這種境界就是一種充滿敬畏、仰望和崇拜之情的想象。”(第91頁)張先生宗教觀的用意在于,“我想提倡‘萬物一體’的宗教,就是想提倡對真善美的統一整體的一種敬畏、仰望、崇拜之情。只有有了這種宗教感情,才有追求真善美的原動力,這原動力就是我們的‘上帝’。”(第93頁)這種“敬畏、仰望、崇拜之情”是張先生宗教觀的核心。(四)整體與部分的統一在審美的萬有相通的境界中,人既與萬物相融為一,就必然能有道德的責任感。“在超主客關系的萬物一體的境界中,人不僅對人,而且對物,都以人與萬物一體相通來對待,于是人與萬物(萬物既包括物,也包括人)都處于一個無限的精神性聯系的整體之中。無精神性的物本身是抽象的、無意義的。處于審美意識中的物(藝術品)之所以能與人對話、交流,就在于人與物處于精神性的統一體之中,處于人與世界融合之中。實際上,人之所以能對人有同情心,能為他人謀幸福,也是基于這種精神性。審美意識作為超主客關系的萬物一體的境界(不同于那種低層次的娛人耳目之美),其所以包含道德意識,道理也在這里。”(第102頁)這段話有三層含義:首先,它揭示了萬物一體的境界的特點是“無限的精神性聯系的整體”;其次,在審美意識中,人與萬物能融合為此“整體”;最后,對此“整體”的領悟或感受雖然是審美意識之中的,但能使人認識到自己的存在以此“整體”為根源,自己不能須臾離開這一“整體”,這就是道德意識。“人與萬物一體的關系是精神性的統一體之內的關系,這一點也是人對人的責任感和幫助他人謀幸福的道德意識的理論根據。所以在萬物一體的審美意識中應包含人對人的責任感和為他人謀幸福的道德意識。善是美的必然結論,善包括在美之中。”(第103頁)(五)“境界與文化”對萬物一體的領悟是人之為人的根本特點。“人要做一個真正的人,就需要超越主客二分的生活態度,回到‘萬物一體’的懷抱,把自己與‘一體’之源重新融合起來……這里所要求我們的是‘超越’,即超越主客二分,超越私欲,這種‘超越’的要求正是我們在道德上所‘應該’做的事。我們做到了‘超越’,做到了道德上所‘應該’做的事,那就是重新與他人融合為一,回復到了與萬物為一體,那也就是領悟到了人生之真諦,成為一個真正的人……所以這里的‘應該’是直接關涉‘是人’、‘不是人’的人生最根本、最終極的嚴重問題……如果說有一個最高、最終極的發號施令者,那就是‘萬物一體’。它是萬物之源,是人之源。人與任何他人‘本是同根生’,皆以它為源。服從它,做所‘應該”做之事,從而達到與萬物為一體之境界,就是真正的人,否則,就不成其為人。”(第118、119頁)對‘萬物一體’的重視是張先生此前著作如《哲學導論》的思想,但將‘萬物一體’上升到無神論的宗教的高度,并將之與人之為人的根本聯系起來,這是《新哲學講演錄》尤其是本書的發展。第三篇“中西傳統文化”主要是通過對中西傳統文化史的梳理,彰顯其中蘊涵的‘萬物一體’思想。張先生以嚴謹的學術態度與廣博的學術視野會通中西,精彩之處不勝枚舉,限于篇幅,茲不贅論。《境界與文化》雖然是理論著作,但有“最真摯的東西隱藏在背后”(后記,第324頁),也許可以說,這種“最真摯的東西”就是張先生對中華民族的拳拳之心。在拜讀此書的過程中,筆者時常想起北大哲學系的馮友蘭先生以前經常引用的一句話:“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也許可以說,這種對中華民族執著的熱愛同樣是張先生黽勉以進的根本動力。此處想特別談談張先生對基督教的思考。因為按照第二篇的結構,讀者可能會有疑惑:為什么沒有專門一章談“審美與宗教”?在第十五章“基督教與審美”中,張先生回答了這一疑問:“中國傳統的‘萬物一體’的境界,還缺乏基督教的那種令人敬畏的宗教感情。我認為我們未嘗不可以從西方的基督教那里吸取一點宗教情懷,對傳統的‘萬物一體’作出新的詮釋,把它當做我們民族的‘上帝’而生死以之地加以崇拜,這個‘上帝’不在超驗的彼岸,而就在此岸,就在我們的心中。這樣,我們所講的‘萬物一體’的境界之美,就不僅僅具有超功利性和愉悅性,而且具有神圣性。我很想在人們一般所講的美的諸種特性如超功利性、愉悅性等之外,再加上一條神圣性……具有神圣性的‘萬物一體’的境界,是人生的終極關懷之所在,是最高價值之所在,是美的根源。”(第244-245頁)張先生對審美十分推崇,但他所理解的審美具有特定的含義,即崇高的境界之美,它的極致就是無神論的宗教境界。值得注意的是,誠如有的學者所言,“除了沿用舊的美學觀念和玩弄外來的新名詞以外,當今的美學研究并沒有獲得任何實質性的進展。”在此背景下,張先生的美學研究具有特別的意義:張先生深入中西傳統文化乃至最新的后現代文化,探其源流,從中提煉出“萬物一體”的崇高美學,不僅具有深厚的學術基礎,而且具有殷切的現實考慮,這種嚴謹的學術態度與深切的人文關懷是當前美學研究者應該深入思考的。張先生的這一思考具有很強的現實針對性。“針對我國的歷史傳統,也針對當前社會上一些把美庸俗化的現象,特別是一些把美等同于滿足感性欲望的低級趣味,我想強調的是,多提倡一點美的神圣性。”(第246頁)這種強烈的現實感也是本書的一個突出特點。例如,在第四章論述“科學與道德”時,張先生指出:“當今的科研活動,誠如某些學者所說的那樣,從某種意義上講,已成為滿足某種經濟的需求、政治意圖的手段,成為科研活動之組織者的意欲的工具。正是在這種形勢下,科學家難道不更應該發揮自己的獨立的、自由的理性思考的精神嗎?”(第51頁)在第五章論述“科學與審美”時,張先生說:“從我國的傳統思想和當前的科研狀況來看,特別是從當前人們的精神狀態來看,我以為我們需要更多地強調發揚科學所固有的為學術而學術的自由精神。”(第73頁)在第六章論述“科學與宗教”時,張先生大聲疾呼:“從19世紀末算起,我們向西方學習科學已有百余年之久,為什么至今沒有堪稱偉大的科學上的突破,我想這不能簡單地僅僅歸咎于科學知識的缺乏,除了政治的、經濟的、歷史的等方面的原因之外,更關鍵的也許是因為我們至今還不懂得西方現代科學之興起與發達,主要是由于西方人有對真理之愛的宗教感情……為了發展科學之故,讓我們擁有屬于我們民族自己的適合于我們時代需要的宗教吧!”(第93-94頁)也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