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與東南亞關系史研究的回顧與反思

多年來，云南省社會科學院的作者對中國和東亞的關系史進行了深入研究，出版了10多部專業(yè)書籍，出版了數百篇文章，取得了較高的成果，并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一、關于泰族南遷、中越關系史研究云南省社會科學院雖然遲至1980年才成立,但其研究人員對中國與東南亞關系中的研究則從20世紀60年代就已開始了。1963年,云南省歷史研究所(云南省社會科學院的前身)設立東南亞研究組,開始對中國與東南亞關系史進行研究。研究組成立后的最初幾年,在中國與東南亞關系史資料的搜集和整理方面作出了可貴的努力,相繼編纂了《二十四史中有關東南亞的史料》、《清實錄有關越南、緬甸、泰國、老撾史料摘抄》等資料匯編,為日后開展專題研究打下了基礎。“文化大革命”開始后,研究工作一度陷于停頓。1972年,云南省歷史研究所復所,成立了東南亞研究室,對中國與東南亞關系史中若干重要問題展開了初步研究,發(fā)表了一批在國內外學術界產生較大影響的學術論文。1974—1978年,云南省歷史研究所組織一批學術骨干,對“泰國古代史和中泰關系史的若干問題”這一重大課題進行了較為全面、深入的研究,形成了一批有影響的成果。杜玉亭、陳呂范的《忽必烈平大理國是否引起泰族大量南遷》(載《歷史研究》1978年第2期),以大量確鑿的史實,指出忽必烈平大理國并沒有引起任何民族的遷移,元代云南的傣族并沒有大量南遷,認為,泰族的先民早在1800多年前就已生息在云南南部和中印半島北部。此文一經問世,就引起了泰國學術界的重視。泰國前總理克立·巴莫親自將此文的英文譯本詳細摘譯為泰文,從1978年6月28日到30日,連續(xù)在曼谷《沙炎叻報》上發(fā)表。一些泰國學者也紛紛發(fā)表文章,對“泰族南遷說”提出了質疑和批評。鄒啟宇的《中泰關系的一個疑案——關于素可泰國王坤蘭甘亨是否訪問過中國的問題》(載《歷史研究》1980年第5期),則對流傳數十年的“坤蘭甘亨訪華說”提出了質疑。指出,有元一代,中泰兩國對于建立相互之間的聯系,都采取主動態(tài)度,彼此往來密切,既和平又友好。但中泰兩國一切比較原始的史料都沒有坤蘭甘亨或任何其他泰國國王親自造訪中國的記錄。從坤蘭甘亨在位時期所處的國內外環(huán)境來看,坤蘭甘亨也不可能來中國訪問。鄒啟宇的《中泰關系史簡述》(發(fā)表于《東南亞》1985年第2期),概括地敘述了自西漢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中泰關系,其中不乏作者自己的見解。在中越關系史的研究方面,在70年代中越關系急劇惡化的形勢下,歷史所的學者發(fā)表了一批論文,論述中越關系系史上的一些重要問題,批判當時越南史學界的一些錯誤觀點。秦欽峙的《華僑對越南經濟文化發(fā)展的貢獻》(載《歷史研究》1979年第6期),敘述了中原移民和華僑對越南經濟、文化、社會發(fā)展的巨大貢獻,對越南一些人利用華僑華人反華的論調作了批駁。鄒啟宇的《利用歷史反華的拙劣表演——評越南當局導演的“紀念如月江大捷九百周年”》(載《紅旗》1979年第2期),則揭露越南史學界有的人利用紀念“如月江大捷”900周年企圖達到為反華行徑進行辯護的目的。另外,寧超的《古代交趾地區(qū)各民族和中央皇期斗爭的性質與“大瞿越”建立的歷史背景》、杜玉亭的《越南歷史篡改兀良合臺出師安南史實考》、梁紅奮和寧超的《關于“二征”問題》(均載《中國東南亞研究會第二屆年會論文專集》),也對當時越南一些人利用歷史反華的論調作了揭露和批駁。在中印關系史的研究方面,陳茜的《川滇緬印古道初考》(載《《中國社會科學》1981年第1期),是一篇重要的論文,詳述了川滇緬印古道的形成和作用,是較為系統(tǒng)論述古代中印交通史的一篇上乘之作。在中緬關系史的研究方面,寧超的《“桂家”、“梅家”及其與乾隆年間的中緬戰(zhàn)爭(載《東南亞資料》1982年第1期),主要利用中國古籍探討了清代的中緬關系。趙維揚的《中緬友誼情意長》(載《中國東南亞研究會通訊》1981年第1期),則簡述了自西漢至現代的中緬友好關系。六、七十年代云南省社會科學院學者對中外關系史的研究,特別是對中泰關系史、中越關系史及中印交通史的研究,在國內外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初步奠定了云南省社會科學院在中國與東亞關系史研究中的地位,為日后云南省社會科學院中外關系史學科的發(fā)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二、關于泰族起源問題,泰族界對中國學者研究更為重要一談。一是其研究的一個專題學1980年云南省社會科學院正式成立后,云南省社會科學院學者對中國與東南亞關系史的研究比起以前有明顯的進步,取得了可喜的成績。首先,在對中國與東南亞關系史的研究方面,領域有所拓寬,一些老課題的研究也較為前深入。在古代中泰關系史研究方面,陳呂范的《泰族起源問題研究》(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90年版),從歷史、民族、語言、文字、宗教、民俗的角度出發(fā),系統(tǒng)地批駁了“漢族壓迫泰族南遷說”,認為,泰族的發(fā)源地既不是中國的川北陜南,也不在阿爾泰山,而是中印半島北部和云南南部的峽谷平原地帶,自古以來,泰族先民就在那里生息與繁衍。熟悉泰語和泰傣文化的謝遠章在80年代到90年代初在國內外發(fā)表了《從素可泰碑使用干支看泰族起源》(載《東南亞》1983年創(chuàng)刊號)、《古文化淵源關于泰族族源的考察》(載《泰國藝術大學歷史系學術會議論文集》)、《泰傣古文化的華夏影響及其意義》(載泰國《暹羅學會學報》1988年第2期)和《再論泰傣古文化的華夏影響及其意義》(載《東南亞》1990年第3期)等多篇論文,認為泰傣古文化在佛教傳入前,曾經在宗教信仰、歷法、政治制度、行政區(qū)域、和品等方面,受過華夏文化的影響。泰傣先民在古代可能在中華版圖內居住、受中國封建朝廷的直接統(tǒng)治。東南亞和云南的泰—傣人是1000多年前從中國南方遷去的。他對于泰族起源的觀點可以簡括為“中國南方起源說”。除泰族起源問題外,泰國的起源問題也是古代中泰關系史中一個重大的歷史懸案,也是云南省社科院學者研究得較為深入的課題。19世紀末20世紀初,拉古伯利等人利用人們對泰國起源問題和南詔歷史的無知,臆造了“南詔泰族王國說”,以此來支持他們提出的“漢族壓迫泰族南遷說”。在近一個世紀的時期內,“南詔泰族王國說”在泰國甚至成了一種神圣不可侵犯的歷史觀。“南詔泰族王國說”是對中泰關系史的極大歪曲。在中國,早在30年代方國瑜先生等著名學者就對“南詔泰族王國說”進行了分析和批判。著名的華人學者、東南亞史專家許云樵先生在40年代,在海外發(fā)表了《南詔非泰族故國考》等重要文章。50年代則有著名學者、泰傣族史專家江應梁先生批判“南詔泰族王國說”的重要論文。但由于種種原因,中國學者的觀點當時沒有受到國外學者的重視。直到20世紀70年代末,在國際形勢已發(fā)生很大的變化,中泰兩國已建交的形勢下,前述的杜、陳兩位合著的《忽必烈平大理國是否引起泰族大量南遷》一文發(fā)表后,才在泰國引起很大反響。80年代后,除陳呂范著有《泰族起源問題研究》一書外,東南亞所的其他學者也從多方面對此問題作了研究。沈靜芳的《從語言學角度論南詔不是泰族建立的國家》(載《東南亞》1989年第3期)、申旭的《鳥蠻白蠻和金齒茨蠻習俗的對比研究》(載《東南亞》1990年第1期)、胡華生的《論南詔建筑文化》(載《東南亞》1990年第1期),分別從語言學、習俗對比、建筑藝術等方面,批駁了“南詔泰族王國說”。賀圣達在所著《“南詔泰族王國說”的由來與破產》(載《中國社會科學》1990年第3期,《新華文摘》1990年第9期全文轉載)一文中,采用綜合研究方法,對爭論了百年之久的南詔族屬問題作了一個總結性的論述。他系統(tǒng)地論述了“南詔泰族王國說”產生及傳播的根源,指出歷史學、考古學、語言學、民俗學等方面的證據,都充分證明“南詔泰族王國說”作為學術觀點毫無合理性可言,它不過是西方某些學者的主觀臆斷而已,它的破產是必然的。云南省社科院學者對泰族起源問題和南詔族屬問題的研究,在國外尤其是在泰國引起了較大反響,正是由于他們以及國內外其它學者的共同努力,泰國的歷史教科書已作了修改,不再肯定把南詔說成是泰族所建立的國家。在當代中泰關系史研究方面,也出現了一批富有學術價值的成果。朱振明在泰國《泰中學刊》、《星暹日報》及云南省社科院東南亞研究所主辦的《東南亞》雜志等刊物上發(fā)表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與中泰建交》、《中泰經濟關系的發(fā)展及其前景》、《中泰關系史概述》、《構筑面向21世紀的中泰關系》、《中泰關系的發(fā)展及其前景》、《巴實·干乍那與中泰關系》、《中泰文化交往與中泰關系》、《世紀之交中泰關系的新發(fā)展》等論文中,對當代中泰政治、經濟、文化關系的發(fā)展及其動因和特點作了較為深入的研究。在中越關系史研究方面,龍永行的《中越界務粵越段會談及勘定》(載《東南亞研究》1991年第4期)、《中越界務滇越段會談及勘定》(載《中國邊疆史地研究報告》1991年第3—4期)和《中越邊界桂越段會談及勘定》(載《中國邊疆地研究報告》1991年第1—2期)三篇互有聯系的文章,對中越邊界問題作了較為全面的研究。而《明清時期的中越關系》(載《東南亞縱橫》1994年第4期),則對14世紀中葉至19世紀中葉的中越關系作了論述。在中緬關系史方面,1992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賀圣達的《緬甸史》用不小篇敘述了自西漢至1948年緬甸獨立的中緬友好關系。在中馬關系史方面,朱振明的《中馬關系史概述》(載《東南亞》1994年第4期),從中馬兩國的最早往來,敘述到20世紀90年代初的中馬友好關系,馬勇的《中馬關系的現狀與前景》(載《東南亞》1999年4期),則著重論述了中馬建交后兩國關系的發(fā)展。另外,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主要由云南省社科院學者編著的“當代東南亞系列”,也都用不小篇幅概述了中國與東南亞各國的歷史關系。在當代中國與東南亞地區(qū)關系史研究方面,賀圣達等著的《走向21世紀的東南亞與中國》(云南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和《世紀之交的東盟與中國》(云南民族出版社2001年版)兩本互有聯系的專著,著重對20世紀90年代的中國與東南亞關系作了全面系統(tǒng)的論述。其次,在中國西南和云南與東南亞國家關系史研究方面,也出版了一些有價值的論著。賀圣達的《90年代中國西南與東南亞的經濟合作》(載《云南社會科學》1992年第5期),論述了90年代中國西南與東南亞經濟技術合作意義,分析了雙邊合作的基礎和動力,提出中國西南與東南亞近期合作的五個重要方面。該文曾獲1992年度全國精神文明建設“五個一工程獎”。馬樹洪的《瀾滄江——湄公河流域綜合開發(fā)研究》(載《云南社會科學》1994年第5期),對瀾滄江——湄公河的綜合開發(fā)提出了有見地的主張和看法,該文獲1994年度全國精神文明建設“五個一工程獎”。他和劉稚合作完成的《云南與東南亞經貿關系研究》(云南省“九·五”規(guī)劃重點項目的最終成果),對20世紀90年代云南與東南亞經貿關系作了較為全面的研究。王士錄的《云南與東南亞經濟關系研究》,則對云南與東南亞經濟關系的發(fā)展現狀、特點及發(fā)展緩慢的原因作了深入分析,該文獲云南省委宣傳部1991年度“五個一工程”論文提名獎。朱振明的《云南與東南亞關系研究》一書,從政治、經濟、文化、民族等領域,對從古至今的云南與東南亞關系進行了分析和探討。通過對云南與東南亞關系史中的許多重大問題和事件的探討,勾畫了云南與東南亞關系的發(fā)展概況。該書即將由云南教育出版社出版。朱昌利的《重振南方絲綢之路加快西南地區(qū)對外開放》,提出中國西南地區(qū)不但要發(fā)展與東南亞國家的經濟合作,而且還應發(fā)展和擴大與南亞國家的經濟合作。對中國西南與東南亞國家的古代交通史的研究也是云南省社科院學者研究的重點。最有意義的是對西南絲綢之路的研究。1987年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的徐治、王清華、段鼎周合著的《南方陸上絲綢之路》一書,是我國第一部介紹西南絲綢之路的專著。該書初次把古道的歷史面貌,較為完整地介紹給讀者,引起了人們的關注,掀起了一股西南絲綢之路熱。1988年,在《中國報道》雜志社的資助下,王清華、徐冶對西南絲綢之路(中國境內部分)進行了全程實地考察。考察成果先在《中國報道》分別用世界語和中文連載三年,以后《西南絲綢之路考察記》為題,由云南大學出版社結集出版(1996)。通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