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會計準則的國際協調國際經驗與中國實踐

一、“國際間會計準則”的執行差異隨著《國際會計準則》的國際協調，越來越多的人認為不同國家的會計賬簿的多樣性帶來了使用信息的困難，并影響了公司的資本和投資機會。盡管國家、雙邊和地區等不同層次上的會計準則協調早就開始了1,但國際間會計準則和會計信息的差異不僅存在,而且還十分顯著。發達國家大多都有自己的“原發性的”會計準則,而許多發展中國家由于缺乏人力資源,或者直接照搬國際會計準則,或者借鑒國際慣例。因此,國際間會計準則的差異主要體現為發達國家之間的差異,而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差異或者其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差異,主要表現為執行上的差異。從這個意義上講,國際間會計協調主要是發達國家面臨的問題。2001年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改組,受到了普遍歡迎,尤其是像美國、英國、歐盟等發達國家和地區。FASB和SEC主動開始尋找協同的途徑,歐盟和澳大利亞都表示接受國際會計準則。盡管發達國家的積極努力會大大推動國際化的進程,但是國際化過程中值得研究的問題并沒有因此而自動得到答案。關于“會計國際化”,研究的對象包括國際間會計準則的差異、會計信息的可比性、造成會計準則差異和會計信息不可比的環境背景,而研究的問題普遍圍繞如下三個問題展開:會計準則是否需要國際化、會計準則國際化以及會計信息可比的程度如何,以及影響會計結果差異的環境因素是什么。二、改變會計準則的其他觀點盡管會計準則國際化的呼聲很高,但對于會計準則是否有必要國際化,理論界和實務界還存在很大的爭議。反對“國際化”的研究認為,準則之間的競爭能夠使得準則更加有效,可以保護企業不受狹隘利益監管力量的制約,新準則在世界范圍內的應用也不會影響準則的外部性;而贊成“國際化”的研究認為,國際化符合跨國企業的需要,準則之間的競爭會損害準則的質量,使用財務報告的投資者并沒有能力分析復雜的會計問題,因而可能會被不利于經濟發展的利益團體所控制進而造成損害,相對于各國自己制定準則而言,“國際化”的準則有利于保護準則制定者免受利益團體的壓力,兩套準則會降低準則的外部性(Dye&Sunder,2001)。面對這些爭論,學術界一直在尋找一個共同的標準來比較不同會計準則的優劣,常見的方法是“比較不同準則所提供的信息的價值相關性”(Barthetal.2001)。此外,也可以用市場的流動性、籌資成本、分析師的準確性、透明度等作為評價標準。在針對資本市場的很多研究中,本土會計準則的價值相關性不低于國際或國外會計準則的判斷得到了驗證。與IAS相比較,美國GAAP能夠提供更多的不同信息,SEC“鼓勵國外上市公司將IAS下的會計盈余調整為美國GAAP下的會計盈余”是有意義的(Harris&Muller,1999);在歐洲,將芬蘭會計準則調整為IAS有利于國外投資者,但對于國內投資者的作用卻有限(Kinnunenetal,2000);在控制住芬蘭會計準則下的會計盈余后,調整為IAS的信息對本土或國外投資者意義都不大(Niskanenetal,2000);與歐盟會計準則相比,IAS并不具有更高的信息含量,因此,瑞士分析師認為IAS的信息高于歐盟會計信息的結論是沒有根據的(Auer,1996)。在中國,按中國會計準則報告的凈利潤與B股公司報酬率顯著相關,按照IAS編報的利潤對B股投資者并沒有信息增量(Hawetal.1998);根據1993年—1997年的樣本分析,中國本土的會計準則更能解釋資本市場回報以及未來現金流,因此,在中國推行IAS可能是無效的(Eccher&Healy,2000);如果將A股市場會計盈余的解釋能力與B股市場作比較,A股市場會計盈余的解釋能力更強(潘琰等,2003);無論是A股市場還是B股市場,相對于本土會計準則下的會計信息,IAS下的會計信息并沒有顯著更高的價值相關性,相反,本土會計準則下的會計信息的作用略強于IAS下的會計信息,因此簡單地要求從本土會計準則倒向IAS的觀點并沒有得到有力支持(李曉強,2004)。在與國外會計準則的對比研究中,Barth&Clinch(1996)、Rees&Elgers(1997)的研究都表明,將國外的GAAP調整為美國的GAAP,更加符合投資者決策的需要;Alfordetal.(1993)發現澳大利亞、法國、荷蘭和英國準則下的會計盈余信息比按美國準則編制的盈余信息更及時或更相關,而丹麥、法國、意大利、新加坡和瑞典則相反,而針對比利時、加拿大、香港、愛爾蘭、日本、挪威、南非和瑞士的研究結論還不確定。但也有一些研究發現IAS下的會計信息更有價值,因此提倡會計準則國際化是有必要的。Auer(1996)通過研究將瑞士會計準則改為歐洲準則(EC)和IAS的公司,發現EC和IAS下的盈余更有價值相關性。Ashbaugh(2001)對倫敦交易所的211家非美國公司分析后發現,當IAS相對于某國本土準則信息披露要求更高,會計方法選擇限制更嚴格時,那么來自該國的上市公司更可能選擇IAS,上市司公司愿意遵守更高層次的信息披露標準以減輕信息的不對稱性并降低融資成本,Ashbaugh&Pincus(2001)研究發現,與本土會計準則相比(來自瑞士、瑞典、西班牙、新加坡等13個國家),國際會計準則要求增加披露以及限制管理層對計量方法的選擇,準則之間的差異和分析師盈利預測的偏差顯著正相關,當上市公司采用國際會計準則后,分析師的預測準確性會提高;在控制住可能的影響因素(如公司市值的變化)后,因為采用國際會計準則而使得上市公司的會計政策的趨同,降低了分析師預測偏差。Niskanenetal(1994)指出在法制較弱的國家中,IAS下的盈余可以降低信息不對稱的程度。Leuz和Verrecchia(2000)發現相對于德國會計準則而言,采用美國會計準則或者IAS的公司股票的買賣價差更低、換手率更高,從而降低了交易成本、增強了市場的流動性。Bao&Chow(1999)研究發現,與按中國會計準則編制的盈余和賬面凈資產相比,按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制的盈余和賬面凈資產對B股公司股票價格具有更強的解釋能力。從這些研究結論來看,簡單地要求從本土會計準則轉向IAS的主張并沒有得到有力的支持,不同準則間的會計信息差異本身也具有價值相關性(李曉強,2004),不同會計準則所提供的信息是互補的,而不是互斥的,比如,盡管芬蘭會計準則的信息對于國內外投資者都有價值相關性,但國際會計準則能向國外投資者提供芬蘭會計準則所不能提供的信息(Kinnunenetal.2000);再如,美國會計準則能提供國際會計準則之外的信息,但國際會計準則的信息也具有價值相關性(Harris&Muller,1999),因此,在財務報告中披露不同會計準則下會計信息的差異是有必要的,以一套準則為目的的“會計準則國際化”目前并不是既定的前提。上述價值相關性方法的默認前提是“有效市場能判別出不同種類信息的有用性”。這種方法仍然存在無法排除的疑慮:解釋變量無論是股票價格還是超額回報,都是以資本市場的價格為基礎的,而各國資本市場的價格形成基礎相差很大,股票價格本身也還存在許多無法解釋的現象,即便像美國這樣被認為符合半強式有效的市場也是如此。正因為如此,評判會計準則優劣的標準考慮與本國經濟的適應程度是有意義的,即“是否適應本國經濟的發展,企業根據這套標準提供的會計信息是否能真實而完整地反映其財務狀況和經營成果,政府監督部門依據這套標準是否能夠達到監督的目的,注冊會計師依據這套標準是否能發揮其對企業經濟業務的鑒證作用(馮淑萍,2001)”,這一判斷標準與多數國家所采取的會計準則國際化的態度是一致的,如美國以高質量來要求IAS,本質上是在強調美國本土的會計標準。三、會計實務的選擇會計準則的國際協調在于提高會計信息的可比性,可比性可以表現為會計準則的可比、會計實務的可比以及報表項目金額的可比,會計準則的可比只是形式上的可比,而會計實務的可比則是實質上的可比,報表項目金額的可比是會計信息結果上的可比,是形式上可比和實質上可比綜合作用的結果。會計準則實質上的可比包括三個方面的內容:一是選擇會計方法趨同而導致的可比,二是對具體會計準則條文的理解一致而產生的可比,三是遵守會計準則的嚴格程度一致產生的可比。由于各國執行會計準則的環境存在差異,實質上的協調仍然存在一些障礙。實質上的協調與形式上的協調不同,會計準則形式上的協調不會自動導致實務上的協調。由于各國在審計準則和審計師質量、監管機制、執行機制、公司治理結構等支撐環境上存在差異,相同的規則運用于不同的國家不一定就能產生可比的會計信息,因此會計準則的國際化目前還不容樂觀。就已經實現的可比性而言,會計準則協同的工作成就并不顯著,這個領域的研究也同樣說明了會計準則要與本土經濟環境相適應的合理性。會計準則國際化在形式上的協調取得了明顯的效果,尤其是在發展中國家。但是,發達國家之間的一些會計準則仍然存在很大的差異,比如歐盟15國、澳大利亞、加拿大、美國、日本、挪威、瑞士等21個發達國家和IAS在無形資產的定義和處理方法方面,不僅國家之間存在差異,就是在一個國家內由于對每一種無形資產存在多種處理方法也存在差異,而導致這些差異的原因在于缺乏一個公認的概念框架(Stolowy&Jeny-Cazavany,2001)。從我國會計準則與IAS的形式上可比來看,1998年《股份有限公司會計制度》與IAS的不同主要體現在11項主要會計項目處理上,如合并價差的處理、各類準備的提取等等(李東平,2000);2001年《企業會計準則》與IAS在制度上的主要差異表現在公允價值、一些具體會計處理(如非貨幣性交易)以及信息披露方面的規定(汪祥耀和駱銘民,2003)。王靜和孫美華(2003)引入協調度量化比較具體準則后指出在我國已經頒布的會計準則中,與IAS協調度較高和較低的準則分別占總體的8.1%和5.4%,多數的準則與IAS相比仍存在一定差異。會計準則不僅涉及到確認計量也包括表外披露事項,因而披露也成為會計準則形式上協調的一部分。“充分披露”指會計信息應該披露所有具有價值相關性的信息,盡管IAS對規定的披露事項要求嚴格,但仍然很難照顧到各個國家的特殊情況。比如,澳大利亞的資產重估有利于其本國投資者分析上市公司(Barth&Chinch,1998),盡管IAS16號也認同了資產重估,但澳大利亞的經濟環境卻不是IAS所適用的典型環境(Pownall&Schipper,1999);在墨西哥,通貨膨脹調整有利于投資者評估墨西哥上市公司的價值,如果IAS不考慮通貨膨脹,那么從墨西哥投資者來看,IAS就沒有做到充分披露(Gordon,1998)。雖然目前還沒有哪個國家做到充分披露,但IAS的披露要求很難顧全所有國家投資者的特殊要求。就會計實務的可比而言,歐洲的很多研究集中于會計方法選擇的趨同性上,認為只要選擇的會計方法趨同,則會計實務便實現了可比。研究表明,各國在會計方法的選擇上存在很大差異。Evans&Taylor(1982)研究了1975年—1980年間國際會計準則第2,3,4,6,和7號對法國、日本、英國、美國以及原聯邦德國的50家公司會計實務的影響,結果發現IAS對這些國家的會計實務影響很小。Emenyonu&Gray(1992)對歐盟就會計協調所作的努力是否協調了法國、德國以及英國的會計實務進行了調查,考察了存貨計價、商譽和研發等6類事項而言,這三個國家都存在顯著差異,會計實務協調的總體水平不高。Benau采用1989年FEE的調查報告分析對比利時、法國、德國、英國、愛爾蘭、希臘、盧森堡以及荷蘭的國際化協調程度,他們借助I指數以及調整后的I指數考察外幣交易、研發費用、資產租賃等事項,指出在外幣交易處理方法上的協調程度較高,而研發費用和資產租賃只有一定程度的協調化2。Archeretal.(1996)分析了來自比利時、法國、德國、愛爾蘭、荷蘭、瑞典以及瑞士的89家公司在遞延資產和商譽處理方法的上的協調程度,發現這方面的會計實務協調化程度很低。Mcleayetal.(1999)對來自奧地利、比利時、丹麥、芬蘭、法國、德國、愛爾蘭、盧森堡、荷蘭、西班牙、瑞典,瑞士和英國的286家公司分析后發現商譽會計處理差別還比較大。即便是同樣的會計準則,由執行嚴格程度不同也未必就能產生同樣的結果。從研究角度看,“執行是否嚴格”直接體現在會計信息的計量和報告是否合規。Streetetal.(2002)通過一組樣本公司研究IAS的遵循程度,發現即使需要采用IAS時,很多公司實際上并沒有遵循IAS;在美國上市或備案,或異地上市的樣本公司,遵循IAS的程度高;商業運輸業、僅用IAS、5+2大會計事務所審計、或者來自中國或瑞士的公司遵循IAS的程度比較高,但來自法國或德國等一些西歐國家的公司遵循IAS的程度較低;僅用IAS、5+2大會計事務審計、或者來自中國的公司遵循會計信息的計量和報告的程度也比較高,但來自法國或者非洲的公司遵循會計信息的計量和報告的程度較低?？梢?IAS的執行上存在著較大差異。Frost&Pownall(1994)通過對美國和英國年報和中報的研究,發現上市公司不遵循財務報告制度比較明顯,即便在制度相似的國家(英國和美國)也不一定會產生相同的結果。如果制度的執行不同,企業的計量和披露激勵不同,那么最后的信息也會在差異。王躍堂等(2003)運用AB股公司境內外審計利潤的數據發現,與IAS一致的改革政策在執行的當年并未消除AB股公司境內外審計利潤存在的實質性差異,而與IAS背離的改革政策也并未產生實質性的差異。因此分析會計信息的差異,我們還需要關注會計準則之外的因素。即便是同樣的本土準則,執行上的差異也會導致結果上的差異,比如我國1998年實行三項減值準備(短期投資減值準備,存貨減值準備以及長期投資減值準備)的會計政策,使6%的公司減少利潤在10%以上,10.7%的公司減少利潤在10%以內,82.5%的公司未受此政策的影響,0.8%的公司反而因此而增加了利潤(重慶國投研發中心,1999)。盡管很多國家和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IASB)在會計準則的協調方面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但各個國家之間、各個國家與IAS之間在結果上的差異依然很大。Streetetal(2000)對最近IASC和IOSCO聯手推動IAS和美國財務會計準則的協調,以便使IAS能成為跨國上市的報告準則的工作評估其效果,發現樣本期內的美國會計準則下的凈利潤低于IAS下的凈利潤,而在1995年和1996年美國會計準則和IAS下的凈利潤存在著顯著差異,差距分別占到美國會計準則下凈利潤的11%和18%。Adamsetal(1999)分析指出,英國會計準則下的利潤顯著高于美國會計準則下的利潤,而英國會計準則下的凈資產顯著低于美國會計準則下的凈資產,差異調整主要出現在商譽、遞延資產、養老金、退休金、資產重估和重組成本。Barth&Clinch(1996)指出相對于樣本公司在美國會計準則下的凈利潤,英國會計準則下的凈利潤相差7%,澳大利亞會計準則下的凈利潤相差13%,加拿大會計準則下的凈利潤相差8%,美國會計準則下的會計利潤都偏小;而相對于樣本公司在美國會計準則下的凈資產,英國會計準則下的凈資產低7%,澳大利亞會計準則下的凈資產高42%。Radebaughetal(1995)通過德國奔馳公司1991—1993年會計數據的對比指出美國會計準則和德國會計準則的差異,發現美國會計準則下的凈利潤低于德國會計準則下的凈利潤(除了1991年),差異調整主要在留存收益劃撥的變化、商譽、企業收購、養老金、金融工具以及遞延稅收;而美國會計準則下的凈資產顯著高于德國會計準則下的凈資產,差異調整主要來自留存收益劃撥的變化。對于一些歐洲國家以及日本的會計盈余,一個主觀判斷是法國會計準則下的會計盈余大約是美國會計準則下會計盈余的97%,荷蘭會計準則下的會計盈余大約是91%,比利時會計準則下的會計盈余大約是88%,德國會計準則下的會計盈余大約是87%,西班牙會計準則下的會計盈余大約是85%,日本會計準則下的會計盈余大約是66%(王松年等,2001)。在我國,AB股公司1994—1997年境內審計利潤比境外審計利潤要平均高出20%～30%,在按IAS調整后,大約有15%的AB股公司由盈利轉為虧損,這種差異歸結為12個主要因素,其中8個因素是境內外會計政策的差異,如果推行1998年的新會計準則,預計其中的5項新政策就可以減少境內外審計利潤差異的50%(Chenetal,1999)3。分年度看,各公司的年度差異各不相同,1996年76家AB股公司中,11家(占14.67%)境外報告的凈利潤高于境內報告的凈利潤,52家(占69.33%)上市公司的境外報告的凈利潤都低于境內報告的凈利潤,凈利潤差異的影響因素為19項,其中前八項占到74.88%,包括壞賬準備、匯率并軌調整、權益法計入聯營損益、費用資本化、存貨準備、收入確認差異、固定資產差異、費用確認差異,其中壞賬準備差異最大,占18.53%(李樹華,1997)。AH股公司與AB股公司又有不同,1993年—1999年AH股公司會計利潤差異項目按影響大小排序的前六位是:職工住房、壞賬呆賬準備、收入確認、固定資產損失準備、其他差異和固定資產損失準備(李東平,1999)。我國會計準則的“名義協調化”和“實質協調化”基本上得到了驗證,隨著我國會計制度的改革,會計準則國際化的效果越來越明顯:制度本身日益協調和報表項目金額日益趨同。未來的研究可以考慮會計方法在實務運用中是否趨同,如會計方法的使用或會計科目數量。目前我國在會計方法應用協調性的研究還比較少,該類研究常借助于H指數、C指數以及I指數來衡量財務報告的國際可比程度。四、對會計盈余和嘴唇自由流動的影響環境因素是一個基礎性的影響因素,既對會計準則產生影響,也會影響到會計準則的執行。美國證監會前主席萊維特1999年10月在紐約經濟俱樂部指出:全球性的財務報告系統必須包括制度和制定者之外的基礎設施體制環境,包括高質量的審計準則、高質量的審計事務所、高質量的保障機制、有效的市場監管。既然財務報告內生于體制環境,那么體制環境必然也會影響會計信息的使用價值。體制環境包括融資系統(銀行導向還是市場導向)、會計準則制定模式(官方還是民間制定)、法律體系(大陸法還是英美法)、稅收(對會計的影響程度)以及外部審計的作用(Ali&Hwang,1998)。比如,在德國,資產流動性、會計處理的穩健性和稅收導向使得資產負債表更受重視,因此凈資產的賬面值更有用;而在美國發達的資本市場的影響使會計盈余更有用(Black,2003)。即便同是歐洲國家,也存在差異,在財務比率和會計數據與股價聯系方面,法國、德國和英國之間就存在顯著差異,而這些差異無法被樣本的宏觀經濟因素所解釋(Joos&Lang,1994);在西班牙、英國、意大利、瑞士、荷蘭、比利時和愛爾蘭,會計盈余更有用,而在瑞典、丹麥、芬蘭、挪威、法國和奧地利,凈資產的賬面值更有用(Rees,1998)。Arce&Mora(2002)研究了8個歐洲國家:比利時、法國、德國、意大利、荷蘭、西班牙、瑞士和英國,作者發現在市場導向模式的國家中,例如英國和荷蘭,會計盈余比凈資產賬面值更有用,在債權人導向模式的大陸法國家中,例如德國、比利時和西班牙,凈資產賬面值比會計盈余更有用。會計盈余和凈資產賬面值在會計估值時有著不同的作用,然而它們的作用在各國卻有所差異,該差異無法被宏觀經濟因素所解釋,更多地和所在國的財務報告環境差異有關,因此,準則的應用環境很重要。不同利益導向的公司模式也對會計信息的特征和使用產生重大影響(Balletal.1999),股東導向模式(shareholder-focused)(例如美國和英國)下各利益集團借助于更及時的會計盈余披露來解決信息不對稱性問題,而利益相關者導向模式(stakeholder-focused)(例如德國)下各利益集團則借助于信息的私下共享,所以,股東模式下的財務報表比利益相關者模式下的財務報表提供更多的信息。在股東模式下,會計盈余主要用于解釋公司業績,經理層管理盈余的能力不強,因而會計盈余的波動比較大;在利益相關者導向模式下,會計盈余用于各利益集團的分紅,管理層管理盈余的能力比較強,會計盈余的波動比較小,因此,股東導向模式和利益相關者導向模式下會計盈余的及時性并不相同,股東模式下的會計盈余更及時,也更穩健4。這兩種不同的模式與公司所在國的法律體系、稅制、債權人的影響相關,日本和德國屬于大陸法,與稅收的緊密聯系,債權人的影響大,因而收入計量比較穩健,會計盈余/股價比率更低,而澳大利亞、加拿大、英國和美國屬于普通法國家,公司模式為股東導向,與稅收聯系較小,收入計量也不那么穩健,會計盈余/股價比率和凈資產回報率都比較高(Land&Lang,2002)。即便在同一模式下,不同會計準則具有不同的信息含量,比如在德國的證券市場,美國會計準則下的會計盈余比國際會計準則下的會計盈余更具有價值相關性,而國際會計準則下的會計盈余優于德國準則下的會計盈余(Bartovetal.2002)。在東亞,由于大股東控制以及金字塔式的股權安排,控股股東可以通過控制權和所有權的差異獲得額外好處,從而降低了會計盈余的信息價值,因此,不考慮東南亞特殊的治理結構,盲目照搬國際會計準則并不能改善透明度(Fan&Wong,2002)不同的文化傳統和法制環境會影響上市公司的會計信息披露。Gray(1988)開發了一個模型解釋Hofstede(1980)文化因素與會計子文化因素之間的聯系,如果回避不確定性越普遍、權力距離越大,而個人主義和英雄主義程度低,則傾向于嚴守秘密,信息披露也會因此受到影響。這一研究極大地豐富了文化因素對會計的影響的研究,成為眾多研究者的追隨目標。來自普通法國家的上市公司比來自大陸法國家的上市公司披露更多的財務信息,文化上越強調個人對機構和組織權威的認同,社會上也就提倡組織內共享信息,對外的信息披露也就越少,文化越強調個人主義、提倡競爭,那么社會越要求信息透明(Jaggi&Low,2000)。此外,公司本身的特征也會影響會計信息披露,海外銷售業務多的公司會披露更多的信息以幫助外界對公司經營的全面判斷,負債率高的公司通過與債權人共享信息而降低了信息的對外披露程度,股權融資比重大的公司更多地對外披露以降低信息的不對稱性,大公司出于市場地位和企業規模的考慮也會披露更多信息(Zarzeski,1996);法律對投資者保護程度高以及法制的執行情況好是高質量會計的必要條件,改變會計準則(例如采用國際會計準則)不可能改進會計信息,除非法律和執行上也有相應的加強,因此,在推行一整套會計計量和會計披露準則之前,制定者應該先考慮到這個國家的體制環境(Meek&Thomas,2003)。Archambault&Archambault(2003)通過41個國家的1000家上市公司的大樣本量研究,再次證明文化、國家政治和經濟制度、公司財務和經營制度對財務披露會施加顯著的影響。會計師事務所也是影響會計準則及其執行的重要因素。如果會計準則執行難度太大,成本太高,不僅不能得到有效的實施,會計師事務所也會施加影響,降低審計風險和審計成本。Walton(1992)考察歐盟的協調化是否使英國和法國產生了可比的財務報告,他從每個國家挑選了15名會計師,要求這些會計師對一個涉及各項會計選擇的普通案例編制損益表和資產負債表,結果不容樂觀,不僅兩個國家之間的一致性很小,而且同一個國家的會計師之間也存在很大的差異。李東平(1999)對1993年到1999年AH股會計利潤境內外報告差異研究后把影響會計利潤差異的原因歸結為,審計事務所、會計制度的影響和特殊項目調整(例如匯率并軌、職工住房、資產重估和職工福利)。王躍堂等(2003)指出境內事務所的規模會影響境內外審計利潤差異:“十大”與非“十大”境內事務所審計的AB股公司境內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