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時期外來移民與人口的發展

一、遠東移民圖161917年，俄羅斯遠東的移民活動幾乎停止，難民和囚犯成為俄羅斯遠東人口的重要補充。蘇維埃政權在遠東確立前夕,部分難民、戰俘及原白衛軍官兵已在遠東定居下來。直到1923年,以上述方式補充遠東人口的行為才得以終結。1924年,蘇聯黨和政府開始討論向邊疆地區移民的問題。翌年,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設立了全蘇移民委員會,西伯利亞、遠東、克里木半島北部等被列為具有全蘇意義的移民區。全蘇移民委員會的工作原則是,在強調計劃性的同時,經濟刺激和行政命令并施,前者主要包括向移居者提供最基本的優惠和補償,例如:對乘坐火車搬遷的移民,國家為每個家庭成員負擔1/4的車票,收取低于標準的行李費;移民可繳納低于標準的農業稅;如果移居者開墾荒地或采用多區輪作,三年內可免繳農業稅;移民可延期三年服兵役。同年,蘇聯開始有組織地向遠東地區移民。主要是農業移民,這與蘇聯對遠東的開發始于農業有著直接的關系。1926—1927年,在遷居遠東的移民當中,無地少地農民占74.3%(1)。農業移民的主要目的有三個:第一,緩和國家中部地區農業人口大量過剩、失業狀況嚴重的復雜局面;第二,有效開發遠東地區的農業資源,從經濟上鞏固這個偏遠落后的邊疆地區;第三,防止中國人和朝鮮人流入遠東地區,鼓勵蘇聯中部、南部和西部地區的俄羅斯人向遠東遷移。20世紀30年代初,蘇聯確定了遠東工業化的基本方向及遠東在國內勞動分工中的地位,遠東的發展取向轉為以自然資源開采為主的工業開發。工業移民成為向遠東移民的重點,其目標是解決三項任務:第一,滿足遠東采礦業、燃料工業、林業、漁業等部門快速增長的勞動力需求;第二,完全取代遠東國民經濟部門中的外國勞動力;第三,迅速縮減季節性勞務數量,在專業化工業部門建立長期性勞務機制。30年代中期,戰爭的迫近及鞏固和擴大東部地區工農業基地成為決定蘇聯移民政策方向的重要因素。“三五”計劃時期(1938—1942年),蘇聯擬在遠東地區新建冶金基地,快速增加捕魚量和魚產品加工能力,提高農業生產水平。這要求蘇聯應對遠東移民政策進行相應的調整。但衛國戰爭的爆發打破了蘇聯既定的遠東移民計劃。1941年,只有7100戶移民遷入遠東。烏克蘭加盟共和國和白俄羅斯加盟共和國是遠東移民的主要來源地(1)。1940年,約有9000人從上述兩個加盟共和國遷移到遠東一些城市(濱海邊疆區除外)。戰爭期間,遠東地區傳統的移民渠道遭到破壞。1942年,幾乎沒有人從烏克蘭加盟共和國和白俄羅斯加盟共和國遷移到遠東。1943年,來自烏克蘭和白俄羅斯的移民不足200人,1944年為600人左右(2)。為了增加魚產品的供應,蘇聯政府專門組織了移民活動。1942年,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和蘇聯人民委員會通過了《關于發展西伯利亞與遠東內河流域漁業的決議》。根據該決議,蘇聯向遠東遷移了漁民戶,建立了捕魚集體農莊。1943年,3000戶移民來到遠東,其中2100戶被安置在位于極北地區的著名漁場——堪察加半島(3)。二戰結束后,遠東的軍事政治意義愈加突顯,蘇聯黨和政府高度重視。遠東的開發力度隨之不斷加大,勞動力短缺問題也日益突出。僅僅依靠自然增長和自發移民無法在短期內增加遠東地區的勞動力人口和常住人口。在這種情況下,蘇聯首先恢復了二三十年代積極實施的國家移民。1948年10月,蘇聯部長會議通過了《關于發展遠東水產品工業的決議》,就遷移工人和集體農莊漁民、建設住宅和文化設施、穩定干部等問題提出了一系列具體措施。決議規定,1949—1952年從國家中部地區向薩哈林島、千島群島、堪察加半島和鄂霍茨克海沿岸地區遷移1.8萬戶居民;從西伯利亞的秋明州、新西伯利亞州、托木斯克州和克拉斯諾亞爾斯克邊疆區向薩哈林島遷移8000戶集體農莊漁民,此外還遷移8000名工作人員及其家屬。凡加入移民行列的集體農莊人員,每人可得2000盧布,家屬可得300盧布;遷往薩哈林的工作人員可得兩個月工資作為補助金,家屬可得補發工資的25%作為補助金;調往遠東地區工作的人員可保留原居住地的住宅。1949年,蘇聯設立了隸屬于部長會議的移民管理總局。戰后劃歸蘇聯的南薩哈林成為新的移民目的地。遠東人口的總增長基本上依靠遷入薩哈林州的居民,五年間,大約有30萬人遷移到薩哈林島。20世紀50年代,蘇聯還設立了許多地方移民機構。1954年,蘇聯掀起了轟轟烈烈的墾荒運動,向墾荒地區移民成為國家移民的主要內容。移民的主要去向為包括西伯利亞與遠東在內的墾荒地區,開墾荒地的不僅有持介紹信的共青團員,而且有普通的集體農莊莊員。墾荒時期,向邊遠地區移民的原有優惠政策總體上得以保留。20世紀50年代末至80年代,遠東地區迎來了加速工業開發時期。外來移民源源不斷,其中60年代有28.5萬人,70年代有40.5萬人,80年代有28.6萬人(4)。這一時期,蘇聯原有的國家移民形式逐漸失去意義,自發移民和應企業招工而產生的移民占遠東移民總數的一半。外來移民的大量涌入與1974—1989年恢復修建貝阿鐵路(5)有關。然而,愿意遷往貝阿鐵路沿線各城市的移民少于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愿意遷往俄羅斯遠東的移民?？偟膩碚f,20世紀下半葉蘇聯的農村居民更向往城市,而不是未開發地區;城市居民的遷移意愿則更多地表現為渴望遷往條件更好的城市。蘇聯時期,遠東居民從工資、津貼、休假、離職、退休、社會保險額度到搬遷、住房、簽訂勞動合同及優撫金的額度和領取方法等各方面均享有優惠待遇,但隨著移民的增加而產生的問題也越來越多,移民安置中的問題并沒有得到妥善解決。例如,20年代后半期,北薩哈林地區人均居住面積只有兩平方米多一點,通常是幾戶移民合住在臨時搭建的防寒木房里。同時,不少移民因為吃不上新鮮果蔬而患上維生素缺乏癥、壞血病和其他疾病。由于蘇聯政府的移民政策難以順利推進,每年都有許多移民離開北薩哈林。另外,惡劣的氣候條件、落后的基礎設施及行政命令式的勞動力分派辦法無形間在移民中培育了為國家干完活或掙足錢便離開的心態,致使遠東移民的定居率長期在低水平徘徊。1959年,大約5萬名工人通過國家招工渠道來到堪察加州、薩哈林州從事季節性勞動,其中相當一部分人一兩年后就離開了這些地方,只有10%—15%的人留了下來。1971—1975年遠東移民的定居率為15%,1986—1990年遠東移民的定居率僅為5.7%(1)。二、蘇聯社會決議的緣起在斯大林執政時期,黨團組織的政治號召便成為動員勞動力人口及廣大民眾向邊疆地區遷移的重要手段之一,并貫穿于遠東開發的各個階段。經過三四十年代的加速發展,蘇聯變成一個工業強國,并在二戰中打敗了歐洲工業大國德國。與此同時,具有蘇聯特色的經濟模式逐漸形成,其特點在于,一切經濟因素服從于國家,經濟管理以行政命令體制為基礎。斯大林逝世以后,蘇聯經濟仍保持高速增長,但經濟中的強制手段明顯弱化,而應有的物質刺激手段尚未出現。蘇聯黨和政府需要有一種鼓舞人心、催人奮進的思想,從而為經濟發展注入勃勃生機。1959年,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一大上提出一個非常大膽、冒險的思想:到1970年前,蘇聯人均工農業產量趕上和超過美國。1961年蘇共二十二大通過的新黨綱中還寫入了“當今一代蘇聯人將生活在共產主義社會”的口號。在強有力的政治宣傳下,“遙不可及”的遠東成為一片熱土,吸引著四面八方的熱血青年。位于貝阿鐵路與阿穆爾河(黑龍江)交會處的今俄羅斯遠東第三大城市阿穆爾河畔共青城即是一個典型的例子。該市是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1929—1932年)誕生的首批城市之一,始建于1932年。顧名思義,它是在蘇聯共青團員的積極參與下建成的。當時,莫斯科、列寧格勒(今圣彼得堡)、奧德薩等城市的大批團員志愿者不遠萬里來到這個僻靜、荒涼的地方。他們修建造船廠和飛機制造廠,并參加市政建設。通過廣大團員青年的艱苦奮斗,阿穆爾河畔共青城迅速發展成為蘇聯遠東著名的金屬冶煉中心。俄羅斯薩哈(雅庫特)共和國是舉世聞名的黃金和金剛石產地,占地面積達310多萬平方千米,占俄羅斯遠東總面積的一半,但該地區40%土地處于寒冷的北極圈內,自然氣候條件極端惡劣。斯大林時代,該地區的開發主要依靠強制移民和被發配到此處的勞改犯。赫魯曉夫執政以后,大批被鎮壓者獲得平反,囚犯的數量驟然減少,組織志愿移民到這個條件艱苦的地方成為當務之急。在此情況下,社會號召成為雅庫特吸引勞動力資源的重要方式。50年代末至80年代,處于工業大開發階段的雅庫特同蘇聯各加盟共和國及俄羅斯各個州、邊疆區及自治共和國都存在移民關系。在各加盟共和國當中,遷移到雅庫特各城鎮人數最多的是俄羅斯(68.3%),其次是烏克蘭(17.3%),居第三位的是哈薩克斯坦(4.5%)。在俄羅斯各行政區中,遷移到雅庫特各城鎮人數較多的分別為:布里亞特共和國3.7萬,阿穆爾州5.12萬,赤塔州4.77萬,莫斯科州4.74萬,克拉斯諾達爾邊疆區0.76萬,克拉斯諾亞爾斯克邊疆區4.5萬,哈巴羅夫斯克邊疆區3.14萬(1)。特別是在南雅庫特煤炭綜合體建設中,通過社會號召吸引勞動力的形式表現得非常顯著。1975年,南雅庫特煤炭綜合體被宣布為全蘇共青團突擊建設工程。實際上,蘇聯遠東地區眾多工程項目的建設都離不開廣大青年的無私奉獻。無數人響應黨團組織的號召奔赴荒無人煙的孤島薩哈林,在漁業、煤炭、林業、建筑等部門工作。1930年有1000余名共青團員響應社會號召遷移到薩哈林島。1938年,在遠東國民經濟各部門工作的青年人當中,有1.6萬人是響應共青團號召而來的(2)。“九五”計劃時期(1971—1975年),共青團組織將50多萬名青年積極分子派往西伯利亞與遠東及北部邊疆的新開發區。在貝阿鐵路干線的建設者中,青年人所占的比例高達80%(3)。蘇聯時期的社會號召建立在廣大青年愛國熱情的基礎上。同其他地區的工人相比,響應號召奔赴遠東地區的工人普遍具有高度的紀律性和責任感。然而,一些開發地區只重視生產部門、忽視社會基礎設施建設的不良做法卻影響了廣大共青團員的工作積極性。黨團組織和管理部門對青年人的日常生活條件缺乏應有的關注,對青年人明顯地表現出狹隘的實用主義態度。其結果是,由于種種原因一部分志愿者不得不返歸故地。1981年,勃列日涅夫在蘇共中央向蘇共二十六大提交的總結報告中指出:“往往以為,只要在西伯利亞、遠東和北部地區大大增加附加工資,人們就不會離開那里了。當然,附加工資是需要的。但是,僅靠這一點并不能解決問題。比方說,有人離開西伯利亞的原因往往不是由于不適應氣候或者工資低,而是由于在那里很難得到住房,孩子很難進幼兒園,以及文化中心太少。”(4)如果能為開發區的移民提供舒適的住房,為其家屬提供廣泛的就業機會,為學齡前兒童提供良好的教育及服務設施,而不是僅僅局限于一次性支付的安家費和豐厚的薪水,那么社會號召會更加富有成效。三、遠東移民生存考20世紀20—30年代,外國移民的存在是蘇聯遠東人口狀況的特點之一。蘇聯遠東的外國移民包括歐美移民及中、日、朝等亞洲移民。外國移民在一定程度上成為遠東人口增長的重要補充。新經濟政策時期(1921—1929年),由于實行租讓制,遠東地區接納了一些歐美移民。20世紀30年代初,蘇聯取消了租讓制,來自歐美國家的移民減至幾百人。后來,由于蘇聯的經濟社會環境逐漸惡化、蘇聯與歐洲國家之間的關系發生變化、二戰結束以后不同社會制度之間的尖銳對立,遠東地區的歐美移民紛紛遷離。遠東的外國移民主要來自中國、朝鮮和日本這三個亞洲近鄰。根據1926年蘇聯人口普查資料,遠東邊疆區居住著16.9萬名朝鮮人、7.7萬名中國人和約1000名日本人。來自朝鮮、中國東北和日本的移民分別占57.8%、41.3%、0.5%,來自其他國家的移民僅占0.4%(5)。如果單從經濟因素論,地廣人稀、條件惡劣的遠東需要大量的勞動力,無論其來自國內還是國外,而對外國勞動力疑慮重重一直是這種需求的伴生物。蘇聯強烈的排外心理源自地緣政治、民族文化基因、歷史淵源等諸多因素。這種心態對蘇聯決策層無疑具有根深蒂固的影響。1925年1月,蘇聯外交人民委員部決定“采取一切可行措施,不讓中國人和朝鮮人流入蘇聯境內”,必須首先從俄羅斯內地省份向遠東移民,因為中國人和朝鮮人自發地移住遠東地區是“嚴重威脅”(6)。由于蘇聯歐洲部分和西伯利亞地區的移民大批涌入,1927—1928年國外移民在遠東總人口中所占的比重降至8.2%(7)。20世紀20年代末,亞太地區國際局勢風云變幻。在這種形勢下,蘇聯向遠東地區一年僅遷移3萬—4萬人,日本在南薩哈林安置2萬名本國公民,中國每年向北部邊境地區大約遷移100萬人。蘇聯中央和地方政府對遠東及其周邊地區的人口態勢甚為擔憂。1929年底,俄羅斯聯邦土地人民委員會得出結論,“遠東邊疆區現有的經濟實力和人口資源使我們感到蘇聯在東部的地位并不十分牢固”(1)。此后,蘇聯的移民政策迅速發生轉變,從原來的鼓勵外國移民流動到實施限制政策,后來則完全禁止外國移民流入蘇聯境內,外國移民在遠東總人口中的比重急劇下降。遠東漁業部門曾長期雇傭大量日本勞務。僅在堪察加半島,1930年漁業部門從業人員差不多一半是日本人,1931年仍有1000多名日本勞務(2)。但蘇聯政府認為,使用外國勞動力不僅造成外匯流失,而且不利于遠東移民事業的發展。到1933年前,整個遠東地區已不存在雇傭日本工人的情況。二戰爆發前,受國內“大清洗”和國際政治氣候的影響,蘇聯政府采取了強硬的排外政策。當時,蘇日軍事沖突頻繁發生,蘇聯認為遠東地區的亞裔移民有可能為敵方間諜機關服務。蘇聯政府開始通過強制遷移乃至肉體消滅手段清除遠東南部邊境地區的朝鮮族居民和華人。1937年8月21日,莫洛托夫和斯大林聯名簽署了標注“絕密”字樣的蘇聯人民委員會與聯共(布)中央委員會第1428—326號決定。該決定指出:“為了遏制日本在遠東邊疆區的間諜活動,建議聯共(布)遠東邊疆區委員會、邊疆區執行委員會、邊疆區內務局將遠東邊疆區各邊境地區的朝鮮族居民全部遷出,遣送到南哈薩克斯坦州、咸海地區、巴爾喀什湖地區和烏茲別克共和國?！?3)次日,聯共(布)遠東邊疆區委員會決定,首先從濱海地區遷出朝鮮人。9月9—12日,首批運送朝鮮族移民的幾列火車駛離濱海地區。這些被強制遷移的朝鮮族居民先坐汽車走行20千米,后乘火車行4000多千米,幾乎是從蘇聯的一端搬到了另一端。當列車接近哈薩克共和國阿爾馬林州的烏什托別時,列車開始“播撒”朝鮮族人:每隔一段距離,即放逐一兩千人。后來,中亞地區的朝鮮族居民點被朝鮮人戲稱為“朝鮮族的女兒”(在俄語中“點”和“女兒”為諧音)。至23日以前,共發送39趟專用列車,大約遷出8000戶朝鮮族居民。9月15日,遠東地方當局開始緊急遷出哈巴羅夫斯克州的朝鮮人。9月28日,蘇聯人民委員部通過了由莫洛托夫和彼特魯尼切夫簽署的《關于從遠東邊疆區境內遷出朝鮮人》的1647—377號補充決議,決定從遠東所有地區全面驅逐朝鮮族人(4)。10月25日,朝鮮族人遷出遠東地區的工作結束。至此,總共遷出36442戶(171781人)朝鮮居民,其中遷至烏茲別克共和國的有16272戶(76525人),遷移到哈薩克共和國的有20170戶(95256人)(5)。1937年末至1938年初,在蘇聯內務部采取的幾次大規模行動中,遠東地區數千名華人被逮捕,有的被關進監獄和集中營,有的被刑訊。1938年5—7月,有11200多名中國人分乘幾列火車被驅逐,其中7900人被遣返中國新疆、1400人被遷往哈薩克斯坦、1900人被遷往遠東其他地區(6)。根據同年6月10日蘇聯內務部發布的關于將華人從遠東遷往中國新疆的命令,6—7月有7130名中國移民及其家人分乘4列火車被從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參崴)的埃格爾舍利德車站經哈薩克斯坦遷往新疆(7),另有1列火車將那些不愿回中國和已接受蘇聯國籍的人遷到哈巴羅夫斯克州內遠離邊界的地區。1939年9—12月,有227名從監獄釋放的華人被運往哈薩克斯坦(8)。此后,遠東地區的華人已經為數不多,而且幾乎全部都被集中在哈巴羅夫斯克邊疆區內遠離邊界的地區。二戰以后,蘇聯實行嚴格的邊境檢查制度和戶籍管理制度,嚴格控制人口流動,跨國人口流動受到極大限制。另外,由于計劃經濟體制的最終確立,蘇聯已沒有外國勞務的生存空間,外國人向俄羅斯遠東移民的問題便無從談起。蘇聯的國門封閉了,國外移民流入遠東地區的渠道被人為地堵塞。就這樣,蘇聯政府“解決”了數十年積累下來的外國移民問題,并且消除了遠東濱海地區和阿穆爾沿岸地區的“黃色威脅”,“似乎一下子把這個問題從日程表上刪除了”(1),這種狀況持續了半個世紀之久。四、研究區及勞改犯情況應該指出的是,蘇聯時期,遠東地區曾存在大規模強制移民和使用囚犯勞動的現象。通過古拉格體系被送往遠東地區的人難以計數。這些被剝奪自由或缺少自由的人建設了公路、鐵路、工廠、水壩、運河和發電站等蘇聯工業化所需要的重要基礎設施。1929年底,全盤農業集體化運動拉開了帷幕,“剝奪剝奪者”——消滅富農成為蘇聯歷史的新主題,“富農流放”成為強制移民的主要形式。1930—1931年,遷移到遠東邊疆區的有9694個農戶(48269人),其中323戶來自烏克蘭,2180戶來自中伏爾加邊區,1097戶來自中央黑土區,1561戶來自白俄羅斯,1614戶來自韃靼斯坦,2922戶來自遠東邊疆區(內部遷移)(2)?！案晦r”們在遠東邊疆區主要從事伐木(遠東林業公司)、開采黃金(全蘇有色金屬、黃金和鉑金開采、加工和銷售聯合企業)和煤炭。肅反運動中遭清洗的大批政治犯也被遣送到遠東。20世紀30年代,科雷馬地區的居民主要是在金礦、林場、建筑工地勞動的囚犯。當時,囚徒的人數遠遠超過當地居民,勞改營的數量遠遠超過村莊的數量。位于鄂霍茨克海沿岸的馬加丹市直到20世紀50年代都保持著內務部東北勞改營管理中心的地位。時至今日,在俄羅斯人的心目中,“馬加丹”之名仍與不言而喻的“管制區”一詞緊密相連。為了修建貝阿鐵路,蘇聯專門設立了貝阿干線勞改營。1935—1938年間,該勞改營成為蘇聯最大的勞改營聯合企業,關押在這里的囚犯占全國勞改犯總數的20%以上(3)。1950年,囚犯們開始修建薩哈林島與大陸之間波吉比岬至拉扎列夫岬的韃靼海峽鐵路隧道。斯大林逝世以后,該建設項目停工。此外,勞改犯在遠東地區完成的主要工程項目有:阿穆爾河畔共青城—蘇維埃港鐵路;阿穆爾河畔共青城、蘇維埃港、納霍德卡、薩哈林島—大陸輸油管線的建設,科雷馬河流域、楚科奇半島及雅庫特金礦的開采,等等。五、遠東的人口現狀蘇聯政府采取許多措施鼓勵人們向遠東地區遷移,如改善遠東地區與國內其他地區之間的交通條件、為遠東地區的外來移民和當地居民提供優惠待遇、實施專門的區域經濟振興計劃等,從而保證了遠東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