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動少年文化適應的個案研究文化適應與社會排斥流動少年的城市融入研究

一、文化適應的內涵在社會學和人類學中，文化適應是指“兩個不同文化群體之間發生連續、直接的文化接觸，這導致了政黨和雙方原有文化模式的變化”（refender，1936:149）。人類學家和社會學家早期施行的文化適應研究,一般都是集體層次的,他們探討的通常是一個較原始的文化群體,由于與發達文化群體接觸而改變其習俗、傳統和價值觀等文化特征的過程(張世富,1996)。而從文化適應的定義即可看出,不僅不同民族、種族和不同國籍之間的人群接觸會帶來文化適應問題,兩種不同類型的文化的接觸,也將帶來文化的適應與變遷問題。從這個意義上說,負載了傳統農村文化的農民工群體與負載現代城市文化的城市居民之間的互動,可以視為兩種不同文化群體之間的互動,值得引起社會和文化研究者的關注。根據社會學的理論研究,青少年時期的社會化對人的性格特征和價值觀的形成有著重要而深遠的影響。由于絕大多數第一代農民工在農村中完成了主要的社會化過程,因此,本文試圖選取在幼年時期即隨父母來到城市的未成年的農民工子女為研究對象,考察他們的社會化——也即文化適應過程,以闡明農民工子女對城市的社會融入情況。二、從個體選擇到社會結構對于移民群體在新的社會環境中接受社會文化的過程,也即文化適應問題,學術界積累了豐富的研究資料,涌現了大量富有創見的理論和學術觀點。雖然這些理論中的大多數為歐美學者研究國際移民時所闡發,但是同樣能夠為研究我國農民工群體的文化適應提供借鑒和啟發。最初的文化適應理論是單維度,且單方向的。這一理論認為文化適應中的個體總是位于從完全的原有文化(cultureoforigin/heritageculture)到完全的主流文化這樣一個連續體的某一點上,并且這些個體最終將到達完全的主流文化這一點。也就是說,對于新到一個文化環境的個體來說,其文化適應的最后結果必然是被主流文化所同化(余偉、鄭鋼,2005:836-846)。這方面的代表性理論包括帕克提出的種族關系周期(racerelationscycle)理論(Park,1950)和戈登提出的著名的七階段同化論(Gordon,1964)。隨著1965年美國新《移民法》的頒布,大量黑人、亞裔以及拉丁美洲混血的新移民的涌入,文化多樣性的增長,舊有適用于歐洲移民的同化模式已經不能很好地解釋新的歷史條件下美國移民的文化適應經歷(Portes&Rumbaut,2001)。因此,在單維度的同化模型之后,學者們發展出了雙維度甚至多維度的文化適應模式。雙維度模型以貝瑞(Berry,1980:211-280)所發展出來的文化適應模式為代表。貝瑞根據文化適應中的個體在保持本族群傳統文化和身份的傾向性,以及和其它文化群體交流的傾向性兩個維度上的不同表現,區分出4種不同的文化適應策略:整合,同化,隔離和邊緣化。其中,整合和同化指向融入主流文化一端,而隔離和邊緣化則指向保留原有文化的一端。文化適應的雙維度模型對單維度模式進行了有益的改進,但是它仍然受到了一些學者的批評,如鮑里斯(Bourhisetal.,1997:369-386)等人指出,二維模型的缺陷在于沒有重視主流社會對移民文化適應取向的態度,因為實際上,國家或主流群體采取的一些整合政策對移民群體成員的文化適應取向具有重要影響。因此,貝瑞在原有理論兩個維度的基礎上又增加了第三個維度:主流文化群體對非主流文化群體成員文化適應的影響(Berry,2003:17-37;Berryetal.,2002)。他認為主流群體成員對非主流群體的文化適應過程表現出四種態度:多元文化主義,熔爐主義,隔離和排斥。當主流群體要求非主流群體采取同化策略時,稱為“熔爐主義(meltingpot)”,當主流群體對非主流群體強加分離策略時,稱為“隔離(segregation)”,強加邊緣化策略時稱為“排斥(exclusion)”,而整合策略的取向則稱為“多元文化主義(multiculturalism)(張勁梅,2008)。貝瑞把國家或主流群體的態度加進他原初的二維模型,就把社會結構的維度帶入到文化適應研究之中。這種從個體選擇與社會結構二者之間互動來看待文化適應的視角,為考察移民文化適應的過程和結果帶來了豐富的可能性。在文化適應的過程和內容方面,學者們普遍認為,文化適應過程是復雜和相對的,不同的學者提出了眾多不同的文化適應領域。著名的文化心理學家菲尼經過詳細的文獻梳理之后指出,移民群體對主流社會文化的接受是多方面、多領域的(multifaceteddomains),主要包括語言偏好,人際關系,文化活動,文化價值觀和族群認同等(Phinney,1990:499-514)。另一位心理學家應郁文(Yu-WenYing)認為,由于個體對上述諸多要素適應的難易程度以及接受程度不同,個體很難接受或適應主流文化的所有方面,因此,對文化適應的測度可以從某些特定的領域入手。她認為,在這些要素之中,語言取向,文化活動和社會關系更為重要。其中,語言取向是其他兩種文化適應行為展開的前提和工具,是公認最為重要的要素;文化活動適應包括對主流文化群體風俗習慣、文化傳統和宗教信仰等的接受和參與程度,是文化適應直接而顯著的行為體現;而社會關系適應則指與主流文化群體成員的良好交往和互動,是融入主流文化群體最深入,也是最困難的環節(Ying,1995:893-911)。從我國目前文化適應的研究現狀來看,除了對國外的文化適應理論、模型和研究進行介紹和述評的文章之外,大量研究聚焦于考察少數民族對漢族文化的適應。這方面的代表性研究包括胡興旺等人對白馬藏族初中學生的文化適應情況進行的考察(胡興旺等,2005:497-501),王亞鵬對藏族大學生民族認同、文化適應與心理疏離感的考察(王亞鵬,2002)和陳曉毅對廣州穆斯林的文化適應情況的考察等(陳曉毅,2010)。除此之外,另外還有一些文化適應研究考察了來華留學生在我國,以及我國留學生在國外的文化適應問題(亓華、李秀妍,2009:84-93;楊軍紅,2005;鄭雪、DavidSang,2003:9-13;雷龍云、甘怡群,2004:729)。總體而言,由于我國境內人口的種族,國籍多元性并不突出,同時,雖然我國有56個民族,但始終是一種多元一體的格局,面臨的民族文化差異不如移民國家那么顯著,導致的問題相對而言也沒有那么嚴重,因此我國的文化適應研究數量并不多(張勁梅,2008)。而就流動少年兒童的城市適應研究來看,目前我國研究者主要聚焦于探討流動少年兒童城市適應的狀況和影響因素兩方面。學者們一致認為,流動少年兒童群體城市適應狀況較差,仍是一種“局部適應”,他們是城市的邊緣人,未完全融入到城市生活中去。流動少年兒童的城市適應影響因素包括在城市遭遇的制度歧視和人際歧視,以及社會支持、學校環境、師生關系、家庭社會經濟地位、流動時間、戶口來源地、性別、學校類型等方面的差異等。①這些研究大多從社會排斥和社會融合的理論視角出發,來研究流動少年兒童的城市融入,從文化適應的理論視角出發的研究并不多,因此,有必要加以補充和完善。我國學者經過經驗研究指出,流動少年兒童的城市適應標準可分為兩個層面,一是心理適應,二是社會文化適應。心理適應包括心境和個性兩個維度,社會文化適應包括人際關系、適應環境、外顯行為、內隱觀念、語言和學習6個維度(劉楊等,2008:77-83),這與前述菲尼的研究結果存在著一定程度的一致性。相對于心理適應,本文更側重于從社會文化層面來考察流動少年的文化適應。而且,由于在之前的研究中,筆者已經分別從身份認同(石長慧,2010a:25-39)和群體偏好(價值觀)(石長慧,2010c:2-12)兩方面考察過流動少年兒童的城市文化適應,因此本文不重點考察文化適應的社會認同、內隱觀念和學習等方面,而主要依據應郁文的理論框架,著重從語言取向,文化活動和社會關系三個角度來考察農民工子女的文化適應過程。需要說明的是,“文化”迄今為止仍然沒有獲得一個公認的、令人滿意的定義。本文對文化的界定,采用民族學界關于“文化是人們在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過程中所創造出來的一切財富,包括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以及人們所具有的各種生產技能、社會經驗、知識、風俗習慣等”的定義(林耀華,1997:384)。本文所指的語言取向,文化活動和社會關系與應郁文的定義有所不同。其中語言適應主要考察流動少年兒童對方言和普通話的使用情況;而文化活動適應,則考察流動少年兒童在閑暇時間所參與的城市文化活動類型和參與程度;社會關系適應則是考察流動少年兒童與本地人的社會交往和社會互動情況,對于尚未成年、沒有結婚、也沒有進入勞動力市場的流動少年兒童來說,主要考察其與本地人是否有面對面的、直接的社會互動,是否建立起親密的朋友關系等。三、流動少年群體的調查和訪談本文的研究對象是戶口類型仍然為農村戶口,年齡為12-18歲,從農村遷移到城市的流動農民的未成年子女,筆者將其稱為流動少年。由于難以取得整個流動少年群體的資料,為了研究的方便,筆者選取了就讀于農民工子弟學校的中學生來進行調查和訪談。為獲得對流動少年群體的經驗性認識,筆者于2006年9月至12月參加了北京市海淀區海成②農民工子弟學校的支教活動。其后,筆者于2007年1月采用整群抽樣的方法,對北京市朝陽區志遠農民工子弟學校初中二年級和三年級的流動少年進行了問卷調查,調查共回收有效問卷140份。在此基礎上,筆者于2009年2月至6月進入朝陽區著名的“城中村”——“河南村”進行了田野研究,在新民農民工子弟學校進行了為期5個月的全職支教活動,對學校初中二年級的30名③學生進行了深度訪談和參與觀察,同時,還訪談了學校的校長、老師,學生的家長,社區居民和政府官員等,以全面而深入地探討農民工子女的文化適應和城市融入問題。四、移動兒童的文化適應(一)第二,生活的社區,總產生了一些特殊的開發語言流動少年的父輩從外省市來到北京,操著各地的方言,他們中的一些人始終保持著鄉音,而即使說普通話,也顯得頗為蹩腳。到了流動少年這一代,則恰恰相反,他們都能夠說流利的普通話,對于方言的使用,則顯得蹩腳起來。對于在城市生活10年及以上、在城市接受完整的中小學教育且沒有回家鄉長期生活的城市化了(urbanized)的流動少年(石長慧,2010a:25-39),他們無一例外地表示,已經無法完整地用方言來表達自己的想法,雖然在家庭的交流中,一般都還使用方言,但是有好些詞語和語法他們都無法運用了。由于和直系親屬住在一個小院中,安徽少年程俊(14歲,在京14年)①能有經常說方言的機會,因此對方言只是有些不熟悉,無法使用其中的一些語法和稱謂。而在另一名河南少年楊森(16歲,在京14年)的家中,普通話則取代了河南話,成為家中日常使用的語言。這樣的結果是,楊森只會說一點河南話,而小他3歲的出生于北京的弟弟,則根本不會說方言。對于城市化了的流動少年來說,會不會說方言,取決于生活的社區,特別是家庭中使用的交往語言。也即是說,社區和家庭的語言環境,對流動少年的語言使用起著決定性的影響。由于生活在外地人(大多是同鄉)聚居區中,絕大多數流動少年都能或多或少地說一些老家的方言。但是他們同時也表現出了對方言的陌生,一些流動少年已經開始不習慣用方言進行表達,而另一些流動少年甚至在主觀上對方言表示出了拒斥:問:方言還會說嗎?陳宇來:說也會說。安徽話和普通話沒有什么大的區別。但是一說方言,和普通話比較覺得有一點別扭。說方言總覺得有點不太好聽。問:安徽話你都會說嗎?陳宇來:不是都會說,會說一些。我從來到北京開始,如果和北京人或其他人,就不說老家話,只說普通話。和父母有一點用老家話。就在家說。問:那你就會說老家話啊?陳宇來:我一般都不想用老家話說,只有在和父母在一起才說的。在別人面前我從來不說老家話。問:那在別人和父母都在的時候呢?問:和父母也是?陳宇來:嗯,還是普通話。陳宇來:因為常說普通話,說老家話有點別扭,有點說不慣。從陳宇來(16歲,在京10年)的表述我們可以看出,他已經“不想用老家話說”,而且和普通話比較,覺得方言“有一點別扭”,說方言總覺得“有點不太好聽”。在他看來,和普通話相比較,方言顯然地位較低,使用方言使他有一種自尊受損的感覺。因此,他“在別人面前從來不說老家話”。這種感覺不唯陳宇來所獨有,在另一些流動少年兒童身上,我們也可以看到使用普通話給個體所帶來的一種自尊和優越感。“族群語言認同理論”(ethnolinguisticidentitytheory)(Balletal.,1984:668-694)認為,向優勢群體的社會流動是一種個體策略,人們渴望進入支配群體,成為他們中的一員。反映在語言上,就是采用支配群體的語言。而本身族群語言的言語標識(speechmarkers)則被弱化,因為個體已經習得了支配群體的語言(Hogg&Abrams,1998:198)。雖然普通話是全國通用的官方語言,對于這種語言的采納可能是受官方教育的結果,以及出于廣泛溝通的需要。但是對于流動少年而言,他們講普通話而不愿意講方言,則不僅僅是吸收地域文化(無高低之分)的結果,而且同時是認同于支配群體的一種表征。在熊易寒的研究中,就發現上海的流動少年兒童以說話用上海詞,帶上海腔而自豪(熊易寒,2008)。這種對支配群體語言的使用,給個體帶來自尊和優越感。在流動少年所處的情境中,普通話代表著主流,代表著正統,代表著高地位,它成為認同的對象,而說方言則代表著邊緣,異類與低劣。這種心理情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他們對方言的拋棄,以及對普通話的使用。而從文化適應的角度來看,上述個案的經歷證明,對于長期在城市生活的流動少年來說,在語言方面,他們已經變得城市化了。(二)上網與規定休閑時間和頻率是城市青少年的主要活動類型已有的研究顯示,農村中學生的休閑活動較為單一,看電視、聽音樂是大部分青少年打發閑暇時間的主要活動,與同學、朋友游戲玩耍居第二位,此外,鍛煉身體,做家務,走親戚等占用了較多的時間,上網行為雖然也有,但上網的人數和頻率都比較少(張蕾,2007)。而城市青少年的業余活動則較為豐富,排在前幾位的分別是看電視、聽音樂,讀課外書籍和報刊,體育鍛煉和散步,上網,逛街購物和進行興趣愛好活動(岳曉春、李永生,2000:8-13;周國萍,2004;關健,2006)。比較城鄉青少年的閑暇活動我們可以看出,看電視和聽音樂成為中國青少年度過休閑時間的主要活動,這在城鄉之間是一致的;而除此之外,相比于農村青少年,城市青少年在閱讀課外書籍和報刊,上網,逛街購物和進行興趣愛好活動方面所花的時間和精力更多。從流動少年的文化活動來看,雖然有與城鄉少年均不同的地方,但是更趨同于城市青少年。1.課外書籍是受教育者為職高生一般情況的。據在閱讀課外書籍和報刊方面,流動少年由于家庭經濟條件較差的原因,較之城市青少年為少,但是無論在書籍報刊的種類上,還是數量上,其接觸的機會和頻率都大大超過農村青少年。因此,閱讀課外書籍和報刊在流動少年中頗為流行。筆者在支教期間,看到班上流行著好些小說,其中以武俠、鬼怪和言情小說為主,男女生互相傳看。他們常常不聽課,甚至在上課期間,也偷偷地看著這些課外書籍。任課老師大多睜一只眼閉一只眼,但常常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也會沒收學生的書籍。因此,放學后到老師的辦公室索要課外書籍,是筆者經常會見到的景象。而在業余時間,好些學生把精力也花在了看書上:我和趙方迪(15歲,在京2年)住得近,經常一起出去玩,到書店看書。我們那邊有個石油書店,經常去。還去中關村圖書大廈,樂柏和石寬(16歲,在京4年)也常去。上周我就去了。看文學,武術方面的書,什么都看。(郝霖,15歲,在京5年)我喜歡看軍事報,每天去報亭買《環球時報》。對韓國,日本,美國的情況比較感興趣。(樂柏,16歲,在京2年)沒想過考高中,因為不喜歡。我就喜歡看書。除有害健康的書外,什么都看,還喜歡畫漫畫和聽歌。將來我希望開個書店。想看書自己就可以拿。(姚麗敏,15歲,在京4年)北京作為全國的文化中心,聚集了眾多的書店。這成為郝霖等人周末打發時間的好去處。而來自江蘇小城鎮的樂柏,家境頗為豐裕,因此養成了每天讀報的習慣。筆者在學校的時候經常看到,吃過午飯,三五個同學圍在樂柏周圍,聽他講從報上看來的新消息。H1N1流感的爆發,日本流行什么發型,韓國樂隊出了什么新唱片等,都是他們討論的話題。姚麗敏則是文靜寡言的女生,基本不與其他同學交流,看課外書籍,成為她打發業余時間的主要活動。而課外書籍在班級中盛行風氣的形成,部分是因為學校的老師疏于管教,加以縱容外,部分還來源于一些老師的鼓勵,將其作為避免紛擾的課堂環境打擾,甚至是讓學生們學到一些課外文化知識的手段。2.家長和學校是“互聯網+”的紐帶上網是流動少年度過閑暇時間最為常見的活動。在30名學生提交給筆者的自我情況介紹中,有10人明確表示自己的興趣愛好是上網,打游戲。流動少年們上網的頻率很高,有些學生甚至到了每天都利用午休時間上網的程度,因此對社區中哪里有準許未成年人進入的黑網吧,哪個網吧的價格多少,都了如指掌。而有個別同學甚至已經沉迷于其中,近乎沾染上了“網癮”,對學習帶來了較大的影響。城市到處可及的網吧,為流動少年上網提供了便利的物質條件。而農民工子弟學校因為學生沒有升學的壓力,同時老師為了減輕自己的負擔,放學時間較早,布置的家庭作業也很少,這就為流動少年上網提供了充分的時間;另外,由于學校管理不嚴,家長因為工作忙無暇顧及管教學生,和學校又缺乏聯系,因此,家長和學校聯合管教的鏈條就此切斷,為流動少年上網提供了便利的條件。這些都成為流動少年容易沉迷于網絡的客觀原因。另外,由于一些流動少年的父母工作時間不固定,上網或者打游戲也成為自身消磨時光的一種方式,因此在家里配置了電腦。由此,不用同齡群體影響,有些家長自身就扮演了酷愛上網的“榜樣”。暑假中的一天,筆者應約到程俊的家里去家訪。筆者按時到達,程俊不在家,同班學習的姐姐程婷(17歲,在京14年)接待了我。我進到屋里,看見從事家政工職業的程母正坐在電腦前,興致勃勃地玩游戲。雖然程婷在一邊介紹我這位老師,而我也道了問候,而程母則顯然在興頭上,口里應著“好”,卻并沒有回身看我一眼。半分鐘后,才有點戀戀不舍地暫停了游戲,開始和我談話。令我感到哭笑不得的是,在談話過程中,程母抱怨程俊因為沉迷于網絡,耽誤了學習,所以成績不好。而就在此時,程俊因為家里電腦沒有網線,無法接通網絡,正在鄰居家里上網,整夜未歸。3.機理:網絡日志豐富、消費在農村的時候,流動少年的零花錢往往較少,同時,集鎮出售的商品,品種和款式很少,這在一定程度上都限制了農村少年的購物行為。而城市的花花世界,較之于農村遠為復雜而精彩。不同種類,不同樣式的商品,常常讓人眼花繚亂。在城市中生活的流動少年,耳濡目染,也逐漸為這些商品所吸引,逛街購物,成為他們,特別是女生打發時間的一種休閑方式。在老家生活沒有零花錢,衣服也挺破的。來這邊開始的時候因為在老家習慣了,也不用零花錢;現在不行,沒錢就找家長要。穿得也好一些。衣服是自己和朋友一起去買的,我媽買的不好看,我不讓她買。(葉燕玲,14歲,在京5年)和老家穿得有區別,老家的衣服不好看。買東西就到一個小鎮,挺小的,稍微稀奇一點的東西都沒有。不像北京的西單啊,動物園啊(北京的這兩個地方有很多不同檔次的大型服裝商場),能玩能逛的地方多。(湯莉莉,15歲,在京5年)對流動少年來說,逛街購物不僅是一種打發閑暇時間的方法,而且成為朋友聚會的一種重要方式。葉燕玲在自己的QQ空間中,完整地記錄了和同學們周末逛街的詳細場景(石長慧,2010b:58)。從其中可以看出,買衣服,照大頭貼,上網,打游戲,外出就餐,這些城市青少年的休閑方式,已經為流動少年們所習以為常。另外,從網絡日志中還可以看到,在寫作的過程中,葉燕玲使用了很多網絡語言(如N次,N個和PP)和北京地方俚語(如丫的),表明她受到了地方方言以及網絡的較大影響。事實上,網絡對流動少年的影響還不止于此,即使在提交給筆者的自我情況介紹這樣的嚴肅文稿中,也多次出現了一些如“偶”(我)、“衰”等常用的口語化的網絡詞匯,可見網絡文化作為一種城市流行文化對流動少年的影響之深。在購物所買的商品中,除了日常的生活用品之外,一些城市才有的商品如奇裝異服和各種化妝品等,也開始出現在流動少年的生活中。一些男生追逐潮流,模仿韓國明星,喜歡穿著寬松的韓式服裝。而另外如NBA的籃球服,歐洲足球聯賽的足球服等,也為一些男學生所歡迎。女學生的著裝打扮則更是受到城市時尚的影響,甚至到了不合時宜的地步。一天,在辦公室里,幾個女老師在討論班上學生的著裝。話題落在了女生的身上:羅老師:金老師,你們班還挺時髦啊。你看葉燕玲,湯莉莉,張希他們都開始用上指甲油了。金老師:可不是,張希更厲害,都穿起黑絲襪了,你看那領口低的……,還是學生嗎?穿成那樣,我看了都覺得臉紅。通過逛街購物,流動少年不僅接觸到城市豐富的物質和商品,同時也接受了城市人的審美觀,并開始模仿他們的穿著打扮,盡管有些裝扮方式對他們來說還并不合適。這也說明,流動少年的社會化,受到城市很深的影響。大都市是奇裝異服者,追逐潮流者的聚居地,他們的衣著打扮和行為方式,不可避免地為流動少年所學習和模仿。正是在這個過程中,流動少年形成了與城市人趨同的消費觀念和審美方式。4.網玩游戲、畫,還是在公立學校在1938年發表的經典文章中,沃思將城市定義為“由不同的異質個體組成的一個相對大、相對稠密、相對長久的居住地”(Wirth,1938:9),他認為城市性可以理解為一種生活方式,它表征了人類聯系的具體形式。而城市性主要可以用人口數量,居住地的密度,以及城市居民生活的異質性三個指標來衡量(Wirth,1938:1-24)。這些異質的個體,在城市中組成了一個個小群體,產生了新的子文化。城市社會學中的子文化理論則認為,有很多子文化只有在城市中才會存在,而形形色色的子文化,“構成了城市與農村有別的多樣性”(鄭也夫,2002:68)。這些城市之中的子文化,對流動少年有著深刻的影響。從前面學生們的著裝和打扮方面我們已經有所認識,而在興趣愛好方面,這種影響也顯得很為突出。陳宇來在自我情況介紹中這樣表述了他在城市中習得的廣泛愛好:21世紀的少年興趣愛好一定、而且應該廣泛,這樣可以培養人們的素質、內在涵養等等,本人就是一位興趣愛好廣泛的學生。我喜歡踢足球,打籃球、乒乓球、游泳、長跑、短跑、看中外名著、小說、上網玩游戲、看新聞……怎么這么多呀,我都說不過來了。我的小學六年是在公立學校上的,因此條件允許,我每周都會在學校操場踢足球,跑步等。只是現在空間有限,條件不允許。實話說,我已有2年多沒有踢過足球了,只有閑時偶爾和以前學校要好的同學打打籃球,就再也沒有什么好做的了。從陳宇來的表述,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由于在公立學校上小學,他的興趣愛好廣泛,并且和城市少年沒有任何區別。而來到民工子弟學校之后,限于條件,踢足球,打乒乓球等興趣都受到了限制,以至于“已有2年多沒有踢過足球了”。而另外一些流動少年,即使在農民工子弟學校之中,由于受著城市多元子文化的熏陶,也習得了非常新潮時尚的興趣愛好。夏東文(15歲,在京10年)是一個熱情的街舞愛好者。他利用業余時間,自學了一年的街舞,其間還找會跳街舞的大學生當過老師。他對街舞頗為癡迷,甚至把跳街舞當作未來的人生理想。而在他的帶動下,同班同學李輝也有了學跳街舞的興趣。而對另外一些流動少年來說,滑板,武術,籃球等則是他們所熱愛的體育運動。在這些少年看來,玩滑板,打籃球,學武術等,都是“挺酷的”行為。而且他們并不是頭腦發熱,只有一時的熱情。在閑暇時間,筆者經常看見樸大偉(17歲,在京7年)帶著滑板,在離學校不遠的公園練習。而張曉東(15歲,在京7年)則對籃球十分癡迷,不僅對NBA的球星的情況耳熟能詳,而且讓父母給買了崇拜的球星——麥克格雷迪的球衣,在班級用來集體聊天的QQ群中,也經常發籃球方面的信息和圖片,而在業余時間,自己也經常參加籃球比賽。畫畫則為一些女同學所偏愛,班上的姚麗敏,莊晨(16歲,在京5年),秦娟(17歲,在京9年),鄭小梅(15歲,在京5年),萬霞(15歲,在京5年)等幾位女生均表示,她們對畫畫頗為愛好。除了和同學們一起玩耍之外,畫畫就成為她們打發時間的常見活動。然而由于畫畫所需要的耗材成本很高,這些女生的家庭基本無力承擔她們發展興趣的費用,因此,即使有較高的畫畫天賦,她們最終也只能選擇放棄:其實我小時候繪畫天賦蠻好的。然后我就想我長大當個畫家。現在有時候也畫。現在不可能當畫家了,我看別人的畫和我的畫,我只會畫漫畫,動物什么的,但是我畫素描一點都不會。因為我沒有錢去買那些東西(繪畫材料),也沒有學。我只有小時候在武漢,學校有美術輔導班,我就去。但是來到北京就沒有報過了。也沒有學了。(萬霞)事實上,如萬霞一樣,很多流動少年都有著自己獨特的興趣愛好,一些人在幼兒時代開始接觸某一項運動和藝術項目,在相應方面可能還頗具天賦。但是由于在現代社會,孩子運動和藝術能力的提高以及走向專業化,往往需要家長投入很多的金錢,時間和精力,悉心加以培養。而這些是農民工家庭可望而不可及的。所以無論流動少年對某項興趣愛好有著多高的熱情和天賦,他們都難以和城市少年一樣接受哪怕是最基本的專業的指導和訓練,從而走上職業的道路。絕大多數人在少年時代只能半途而廢,興趣最終頂多變成了個人的業余愛好。對于第一代農民工來說,從在農村種地到在城市務工經商,發生了從業類型的變化。而對于流動少年而言,從小就與農業生產幾乎沒有任何關聯,相反,他們當中的許多人,或是為了補貼家用,或是因為在父輩身邊的耳濡目染,習得了農村少年鮮有機會接觸而城市少年無須過早接觸的從事城市工商業的經驗。5.從生活的變化到學習的能力的轉變(1)打零工。在筆者所訪問的流動少年中,確知有葉燕玲,秦娟和林丹(17歲,在京6年)三個女生在周末和假期有過打零工的經歷。葉燕玲當過服裝銷售員和水吧服務員,秦娟在西單賣過衣服,林丹則在朝陽公園的游樂場當服務員。這種打零工的經歷,或許是害怕被同學瞧不起的緣故,只有葉燕玲直爽地告訴了筆者,其他兩位同學的情況則是筆者在和別的學生的交談中意外獲知的。當問起本人關于打零工事宜的時候,秦娟和林丹都一再叮囑筆者不要告訴別人。由此筆者推測,班級中可能不只此三人有打零工的經歷。在打零工的過程中,流動少年體會到了父母謀生的不易,習得了吃苦耐勞的美德,同時和城里人有了直接的互動,從這種互動中,形成了對城里人理性的看法。而同時,打零工占用了流動少年的學習時間,對他們的學習成績和學習興趣必然會產生影響。有些同學就通過這種類似“實習”的過程,慢慢走上了和父輩一樣務工謀生的道路。(2)學習經營。除了打零工的學生之外,一些學生的家長是個體戶,自己家里開了店面做小生意,他們或者通過耳濡目染,或者通過直接的輔助經營,習得了許多經營方面的知識,變成了一個個精明的“小商人”。萬霞的父母在河南村里開了一家廢品回收店,她每天放學回家后的任務,就是幫父母打理生意。夏天的時候生意興隆,她常常要忙到12點才睡覺,而早上6點多又得起來上學,有時忙得連寫作業的時間都沒有。通過每天長時間的輔助經營,萬霞已經能夠獨當一面地照顧家里的小店。即使父母、姐姐都不在家,也絲毫不影響她完成工作。經過這樣長期的鍛煉,她掌握了如何和業內的生意人打交道的技巧。正是通過這種日常生活中的實踐鍛煉,久而久之,一些流動少年積累了相當的經營知識。其中有些人并因此立下了將來從商的志向。來自浙江的石寬,父母在北京市大鐘寺的一家商場內出售電腦配件,而他的志向,則是將來做國際性的服裝生意。在業余時間,他會主動去考察王府井,西單等商場里服裝店內所賣商品的價格、款式,并觀察售貨員和顧客之間的討價還價。他甚至對北京和浙江顧客的消費習慣都有所總結,并有了回家創業的初步打算。誠然,流動少年在成年后是否會走上他們年少時憧憬的道路,現在斷言還為時尚早。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他們中的絕大部分,都將留在城市里生活,因為童年和少年時期在城市的社會化經歷,已經讓他們習得,并習慣了城市的生活方式,學會了怎樣在城市里生活,怎樣適應并創造在城市的生活。從文化適應的角度而言,在語言和文化活動兩個維度上,他們雖然沒有與城市少年完全趨同,但是他們在城市的社會化經歷使得他們與農村少年有著根本的差別,他們已經融入到城市的生活中去,并發展出了獨特的社會化方式。然而在社會關系維度上,他們卻遭遇了和父輩一樣的命運,受到城市的排斥和拒絕,被擋在主流群體之外。(三)城鄉結合部—社會關系融入現有的大量研究已經證明,農民工群體主要依賴親戚、朋友、老鄉等先賦性社會關系實現鄉城遷移,最終在城市里形成了鄉土網絡錯綜交織的外地人社區。本文也發現了類似的現象。河南村是典型的外地人聚居的城中村社區。依靠鄉土網絡進入北京的農民工,在其中形成了基于血緣關系的強關系群體。他們中的一些人幾乎在城市中復制了農村的社會關系網絡。通過訪談筆者了解到,對于很多流動少年,特別是城市化了的流動少年來說,由于在北京居住的時間長,親戚很多,即使在春節,也再無回老家的必要。他們已經脫離了流動人口既“流”且“動”的特質,成為長期在城市居住的常住人口。由于他們常年不回老家,更加劇了對農村的陌生。但是,對農村的陌生并不代表著對城市的熟悉和融合,事實上恰恰相反,在城市的外地人聚居區在一定程度上反而阻礙了流動少年與城市人交往并建立社會關系。李漢林發現,即使是混居在一起,城里人(社區居民)和農民工仍然是“兩張皮”,生活在兩個不同的世界里。城里人有自己的交往圈子,農民工也有自己的聯系網絡。如果說農民工要和城里人打交道的話,更多的也是從“業務上”的考慮,而不是“地域”上的因素在起作用(李漢林,2003)。地域身份將流動人口與村民、市民區分為外地人(暫住者)和本地人(常住者),城鄉結合部地區實際上是本地人和外地人形成的“兩個社區的疊加”(王漢生等,1996,轉引自唐燦、馮小雙,2003)。在河南村中,已經很少有北京人居住。本地居民與農民工的交道,主要是“業務上”的往來——收取租金。而由于很多早先來到北京的外地人從本地居民手中租得了房屋,再轉租給其他后來者,所以對于很多流動人口來說,即使在租賃房屋方面,也只須與同是外地人的轉租者(俗稱二房東)打交道。生活在這樣的外地人社區中,流動少年與北京人的交往并不多。在30個訪談對象中,有18(60%)個學生回答從來沒有跟北京人打過交道。他們被鄉土型的社會關系所包圍,生活在同質的外地人社區之中,沒有與本地人發生社會交往、進而融入到主流社會之中去的機會。根據社會心理學的研究,在人際交往過程中,如果沒有直接的接觸,通過間接的途徑如他人的介紹、大眾媒介的描述等獲得關于某人或某個群體的看法,很容易形成刻板印象。在刻板印象的認知者眼中,特定群體作為整體被看作是同質的,群體內的所有成員都具有相同的特質(Hogg&Abrams,1998:65-66)。由于與北京人接觸得不多,流動少年對北京人的認知存在著刻板印象。在沒有和北京人交往,或者只有表面的,一次性交往的少年眼中,北京人往往被視為一個同質的整體,其形象常常是高傲,自大,欺負外地人的:北京人我也沒怎么接觸過。北京孩子就是學習條件,生活條件應該比我們好吧,具體差別我也不知道。北京人對外地人好不好我也沒見過,感覺就是不好。(方敏儀,15歲,在京5年)方敏儀并沒有和北京人打過交道,但即使這樣,在她的心目中,感覺北京人“就是不好”,這種負面印象的形成,很可能是受到父母和班級同學介紹的影響。在流動少年群體中,只有很少的與北京人有過較為深入的社會互動的城市化了的流動少年,才會從個體而不是從群體的角度去評判北京人,得出北京人“有的好,有的不好”的較為客觀的結論:有些北京人不好,特別狠,就感覺他是北京人,就欺負外地人。我們家店面外不是有一塊地方嗎,他們(北京人)老把車往門口一堵,我們家的車就過不來了,老堵那我們不好做買賣嘛,你讓他挪一點,他們就大吼大叫的。我爸媽和他們吵過,吵長了就不吵了,因為沒用,那就停吧。……有些北京人就挺好的,我隔壁就住個北京人,挺好的。他兒子今年五一結婚,我們還去喝喜酒了。(鄧思洋,17歲,在京10年)在和北京人接觸,特別是成為朋友之后,流動少年對北京人的判斷就不再是高傲,自大,而變成了“有的好,有的不好”。他們不再將北京人作為一個整體來對待,而是在“好人”(友好的人)和“壞人”(敵視的人)之間做出區分,此時二者的互動從群體層面轉入個人層面,正是在這種互動之中,群體偏見和刻板印象逐漸消除,流動少年開始對北京人有更為客觀的認識。已有研究發現,農民工“不文明”、“沒素質”、“沒文化”、“危險”的群體形象,已經為城市居民和新聞媒體所共同建構,幾乎成為一種定論(張擘,2005)。由此導致了城市居民在日常生活與社會交往中對農民工群體采取了語言歧視、有意回避、職業歧視和人格侮辱等歧視性行為(朱力,2001:48-53)。這些隔離和排斥的態度與行為,在河南村的當地居民中也較為常見。對流動少年的家長和社區居民的訪談結果表明,本地居民認為流動人口特別是農民工是城市臟亂環境和惡劣治安狀況的制造者,對他們的態度并不友善,在社會交往中往往采取警惕態度和回避行為,并限制自己的子女與流動少年的交往。而作為家長的農民工為了使孩子免受傷害,往往也會采取回避交往的策略。十分重視陳宇來的教育,并把他送到公立學校念小學的陳母這樣說道:陳母:咱說實話啊,真正北京的孩子啊,不跟他們(陳宇來等流動少年)玩。老家的孩子主要還是跟老家的孩子玩,你像陳宇來雖然在公立學校念書,都沒去過北京同學的家里,要去人家肯定不喜歡。問:小孩子之間不會有這些想法吧?陳母:小孩之間沒什么,但是家長不是。像我就經常教育陳宇來,別上北京同學家里去,你到人家家里去,他父母肯定不喜歡。不喜歡外地人的孩子到他家里去。你不說別的,就是我們在單位里的北京同事,都是多少年的朋友了,根本就沒有到他們家里去過。認識就完了,說話可以隨便說,也可以一起做事,你上他們家他們就嫌棄你了。問:很多城里人不也是農村出來的嗎?陳母:農村出來的他也比咱高級啊,你說是吧?陳母:那更不會了。家長不喜歡他們(本地孩子和流動少年)來往。我也教育陳宇來別上北京同學家里去。從陳母的談話可以看出,未成年的少年,易于基于個人的特質進行交往。而在成年人之間,由于負載了社會經濟地位,被劃分進不同的社會階層之中,個體之間的互動,很難脫離階層的影響。陳母雖然和單位的北京同事有著長年的交往,但是仍然存在著較遠的社會距離。雙方之間的社會互動,甚至無法達到互相到家拜訪的程度。而父輩這樣的社會關系,也自然影響到流動少年與本地少年的交往。由于受到地理空間上的隔離,城市人的排斥與歧視,以及父輩回避交往等多種因素的影響,我們看到,大部分流動少年與北京人的社會交往并不多。而雖然一些流動少年與北京本地人有著或多或少的來往,但是雙方的互動是淺層的,沒有達到親密和深入的程度,有著北京人好朋友的流動少年極少。由于生活在外地人社區之中,被外地人的社會關系網絡所包圍,流動少年維持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