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動人口研究回顧與展望

30年來，中國流動人口研究文獻數量不斷增加，研究內容逐步擴大。20世紀80年代,以流動人口統計與控制為主;90年代起,全國或地區流動人口的總體研究繼續加強,同時出現了以某些流動人口群體為特定對象的專題探索,最引人注目的是關于農民工的研究。近年來,流動人口研究已形成人口學、社會學、經濟學、管理學等多學科并存、研究議題豐富且不斷增多的局面。在流動人口研究繁榮的同時也提出了新的挑戰。已有文獻中對流動人口的研究對象、使用數據、研究取向、最終結果等存在明顯差別,不同研究處于一定程度的分割狀態,缺乏交流與互動。這已經影響到流動人口研究的整體發展。因此需要討論流動人口研究設計的多樣性問題。本文在辨析流動人口的主要概念和數據類型的基礎上,對不同的研究議題進行歸類,分析研究多樣化帶來的問題。一、研究對象的多元化流動人口研究的發展首先表現在主要概念的擴展,反映出研究對象的多元化。在早期的研究中只有“流動人口”這一概念,而最近的研究中“農民工”和“外來人口”等概念極為常用。(一)流動人口概念“流動人口”是一個中國特有的現象,與戶籍制度有著密切的關系。20世紀80年代,當“流動人口”剛剛進入研究視野時,這一概念一度泛指常住戶口人口之外的所有人口,包括在非戶籍地長期居住人口、短期逗留人口和“流量”(鄭桂珍等,1985;羅茂初等,1986;張慶五,1986)。后來,流動人口的界定逐漸統一為戶口登記地與現居住地分離、但長期居住的人口1。這樣,流動人口成為一種“中國式”的遷移人口,即改變了居住地、但沒有戶口登記地相應變更的遷移人口。由于中國流動人口和戶籍遷移人口并存,而其他國家一般沒有這種區別,國際學術界通常采用一些對偶概念來研究中國的遷移流動,如“永久遷移/臨時遷移”,“戶籍遷移/非戶籍遷移”,“正式遷移/非正式遷移”等,后一類遷移即人口流動(Fan,2001)。與國際上遷移人口定義和統計類似,流動人口概念總是以特定地理范圍為基礎的。“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公報”提供了流動人口統計的兩個口徑及普查結果2。第一口徑以鄉鎮街道為邊界,把流動人口定義為居住地與戶口登記地所在鄉鎮街道不一致、且離開戶口登記地半年以上的“人戶分離”人口。通俗地說,這是指跨鄉鎮街道流動的人口。第二口徑是在第一口徑流動人口中,減去“市轄區內人戶分離人口”。這就是說,在市轄區范圍內跨鄉鎮街道流動、改變常住地且無戶口登記變更的行為不被視為人口流動。按第一口徑統計、普查時點全國31個省份流動人口為261386075人,而第二口徑統計的流動人口為221426652人,為前者的84.7%。2010年的流動人口總量約為2.21億,這是官方正式報告的當年中國大陸流動人口總量3。在下文中,如無特別聲明,“流動人口”專指第二口徑流動人口。(二)外來農民工:流動人口及其家族在流動人口研究中,“農民工”也是一個常用概念,而且近年來被選用的頻率明顯高于“流動人口”。實際上,學術關注的重點不是一般意義上的農民工,而是“外出農民工”、“流動農民工”或“外來農民工”。按照國家統計局的定義,農民工是指從農業轉移出來的農村戶籍勞動者,包括在本鄉鎮從事非農工作的本地農民工和在本鄉鎮以外務工經商的外出農民工(國家統計局住戶調查辦公室,2013)。2010年,全國農民工總量為24223萬人,其中本地農民工8888萬,外出農民工15335萬,分別占當年農民工總量的36.7%和63.3%。本地農民工在家鄉當地或附近實現了非農轉移,并不涉及人口流動。外出農民工的定義符合第一口徑流動人口的統計標準,15335萬外出農民工是26138.6萬流動人口(第一口徑)的組成部分。圖1表示農民工、第一口徑流動人口兩大集合之間的關系,兩個集合的交集就是外出農民工集合。然而,外出農民工個體不都屬于第二口徑流動人口,在市轄區內有例外4。因此,外出農民工不是第二口徑流動人口的子集,“2.21億流動人口包括15335萬外出農民工”是一個不太嚴格的說法。圖2表示第二口徑流動人口、外出農民工兩大集合之間的關系。所謂外出農民工,是就流出地而言的;基于流入地視角的概念是“外來農民工”。“農民工”是當代中國經濟社會轉型時期的一個特殊概念。“流動人口”的背景是現行戶籍管理制度下的人戶分離,而“農民工”源于城鄉二元戶籍制度。因此,與前者相比,農民工概念關系到更深層的城鄉分割制度安排和身份制社會分層。此外,農民工是從農業向工業和城市轉移的勞動者,這又涉及發展經濟學關注的二元經濟結構轉變。正是由于其制度性、結構性屬性,農民工研究成為社會學、經濟學等學科解釋性研究的一個重點。(三)人口統計學處理在流動人口文獻中,有時“外來農民工”與“外來人口”兩個稱謂混用,但實際上前者只是后者的一部分。“外來人口”概念具有強烈的地域性,是相對于“本地人口”而言的,通常指沒有本地戶口的外來人員。在全國性研究文獻或政策條文中,一般使用“流動人口”或“農民工”這樣的總體概念;只是在地域性研究或地方性政策法規中,才有可能選用“外來人口”或“外來勞動力”、“外來務工人員”這類術語。因此,特定區域內進行外來人口數量的統計或估計才有意義。在一個行政區域(通常是省或地級市)內,(第二口徑)流動人口由行政區域內部流動人口和區域外流入流動人口兩部分組成,后者即這個區域的外來人口。一些區域性的流動人口抽樣調查或研究使用了“流動人口”概念,但不涉及區域內部的流動人口,實際上是以外來人口為對象。按照戶口的農業或非農業性質,一個城市的外來人口可以劃分為農村戶籍外來人口(外來農民工及其家屬)和城市戶籍外來人口(“外來市民”,即城市間流動人口或城—城流動人口)兩大類別。“外來人口”概念同樣離不開戶籍制度,但這種關聯不是人戶分離,也不是城鄉分割,而是戶籍身份的區域分割。在城市中,特別是流動人口聚集的大城市和沿海開放城市中,由于地方公共資源緊張、本地居民壓力、政績追求等,政府部門可能利用“本地”、“非本地”兩種戶籍身份,制定、實施有利于本地人口的地方政策。差異性、排他性的地方公共政策、社會政策派生出新“本地一外來”不平等,這與城鄉分割是有區別的。(四)北京市常住人口“流動性”結構根據邏輯關系和通常的經驗觀察,在一個城市,流動人口、外來人口與外來農民工(及家屬)三者之間存在著以下數量關系:(1)流動人口數量>外來人口數量>外來農民工及家屬數量(邏輯關系);(2)外來農民工及家屬數量>外來市民數量(經驗觀察)。以北京為例,根據北京市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2010年,北京市常住人口總數19612368人,其中“人戶分離”的第一口徑流動人口10498288人,為常住人口的53.5%。在第一口徑流動人口中,市轄區內“人戶分離”人口2738462人,由此可以計算出第二口徑流動人口為7759826人,為常住人口的39.57%。在第二口徑流動人口中,戶口登記地不是北京的常住外來人口7044533人,為常住人口的35.92%5。圖3展示了2010年北京市常住人口的“流動性”結構。雖然第二口徑流動人口是測量全國人口流動的核心指標,但對于北京市來說,最重要的是常住外來人口,市域內部的人口流動不是政府部門關注的重點6。在北京的常住外來人口中,外地農業戶口人口(農民工及家屬)4768145人,為外來人口總數的67.69%;外地非農業戶口人口2276388人,為總數的32.31%7。(五)“農民工”和“人口”的關鍵詞使用情況目前,流動人口、農民工和外來人口是流動人口研究的三大對象,農民工專題研究的文獻數量最多。“中國知網”期刊檢索結果是:1992～2012年,以“流動人口”、“農民工”和“外來人口”為關鍵詞的核心期刊論文數分別為2624篇、8456篇和1178篇8。但農民工專題研究論文明顯居多的情況是2000年以后才出現的。圖4顯示了上述論文數的跨時間變化情況。從中可以看出,1992～2003年,“流動人口”、“農民工”、“外來人口”被選為關鍵詞的論文頻數大致在一個水平上;2003年以后,“農民工”的使用頻率上升到最高,“流動人口”和“外來人口”的頻率分別是第二、第三位。由此可見,近10年流動人口研究對象有向“農民工”聚集的傾向。9二、調查對象和研究方法流動人口研究的另一特點是使用多種數據,包括人口普查數據、1%人口抽樣調查數據、專項抽樣調查數據和匯總數據。其中使用較多的是1990、2000和2010年普查數據,以2000年五普數據使用的頻率最高。除了全國人口普查數據,2005年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數據也被廣泛使用。該調查數據覆蓋全國、樣本量極大,有類似于人口普查數據的收集人口統計信息功能,被視為小普查。在流動人口研究的原創性文獻中,普查數據和1%抽樣調查數據的主要用途是:(1)作為主數據使用,提供研究發現;(2)作為配套數據或輔助數據使用,此時其他數據可以是抽樣調查數據,也可以是匯總數據;(3)提供一些關鍵性指標,用以評估主數據的樣本代表性。抽樣調查是按照某種目的或需要設計的,抽樣調查數據可以用于描述性研究,也可以用于解釋性研究。在流動人口研究中,抽樣調查數據的主要用途是后者,為理論導向的經濟學、社會學和其他學科學者所偏愛。流動人口研究的抽樣調查數據有一個重要特點,即根據抽樣地點劃分為流出地調查數據和流入地調查數據。流出地抽樣調查,即在流動人口的家鄉來組織調查、獲取數據。流出地調查一般在農村展開,調查對象主要是外出農民工。目前最重要的流出地調查是國家統計局組織的農民工統計監測調查,調查范圍為全國899個縣、7500多個村(國家統計局住戶調查辦公室,2013)。該調查數據是全國農民工基礎信息的主要來源,對于農民工研究而言,有類似于普查數據或1%抽樣調查數據的作用。另外,農業部農村經濟研究中心、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中國人民銀行等機構也在農民工流出地組織了抽樣調查,獲得了全國性數據。但只有農村經濟研究中心的數據與國家統計局數據的各項估計指標較為接近(張展新等,2011)。在流動人口研究中,上述全國性流出地調查數據幾乎不曾作為主數據使用;需要獲得流出地數據的研究者要自行設計抽樣調查,或使用他人的調查數據。這樣的調查范圍一般不大,通常做法是先選一個縣,再從中選出樣本村或村民小組,最后確定調查農戶。流入地調查通常在外來農民工或外來人口有一定比重的大中城市組織實施。“中國居民收入調查”、“中國城市勞動力市場調查”等都收集了進城農民工的樣本,形成為數不多的多城市、跨年份流動人口調查數據。近年來,覆蓋單一或幾個城市的流動人口流入地調查項目逐漸增多,其中一些項目的調查對象已經不限于外來農民工,也包括其他外來人口。流入地抽樣調查的一個主要問題是沒有適用的抽樣框(陳傳波等,2012)。這背后的原因是,大部分城市沒有建立常規的外來人口信息系統。如果城市有外來人口的分布信息,可以通過一定步驟,獲得有代表性的樣本(侯亞非、洪小良,2007)。在沒有抽樣框的條件下,在城市農民工或外來人口調查中,樣本集中在中心城、以戶籍人口住戶信息為抽樣基礎等,都可能造成系統性偏差。提高流入地調查數據的質量,從根本上說,有賴于地方人口管理模式擺脫戶籍制度的束縛,向常住人口管理和城鄉一體化轉變。在流動人口研究中,有時需要使用一些經濟、社會、環境統計的“年鑒數據”,主要來源是全國或地方的統計年鑒。研究者使用的來自統計年鑒的匯總數據,主要是地區層面(省份或城市)的一些指標,如GDP、農民人均純收入、人均固定資產投資等。流動人口研究不能僅僅使用年鑒數據,原因是統計年鑒沒有流動人口的統計指標。在研究中,匯總數據一般要與從普查或調查得到的數據聯合使用。為了考察流動人口研究的數據類型分布,我們選取了一批代表性論文。選取步驟如下:(1)在最有可能涉及流動人口研究的人口學、經濟學和社會學核心期刊中,確定了9種具有一定權威性的期刊10。(2)利用“中國知網”的信息平臺,選擇1992～2012年在這些學術期刊上發表的關鍵詞為“流動人口”、“農民工”、“外來人口”其中之一的論文,共選定652篇論文。(3)在上述652篇論文中,再篩選出使用定量數據、具有原創性的代表性論文320篇11。表中給出了代表性論文使用的數據類型與期刊類別的交互統計。從表中可以看出,使用流入地調查數據的論文最多,遠超過其他的論文數量。這就是說,大多數原創性流動人口研究使用流入地調查數據。使用流出地調查數據的論文數量最少。產生這一現象的原因可能是流出地調查更為困難。使用普查數據或1%抽樣調查數據的論文數與使用匯總數據的論文數大致相當,但二者都大大低于使用流入地數據的論文數。表中報告的代表性論文的數據分布,反映了在流動人口研究中數據使用的整體狀況。另外,從期刊類別上看,人口學期刊使用數據的論文數量最大。但這并不體現數據使用的學科分布。其原因是,自20世紀90年代起,人口學期刊登載的流動人口研究論文已經走出人口統計的局限,開始步入多學科領域。三、對安全的研究綜述在討論了主要概念和數據類型之后,可以歸納流動人口研究的模式。以往的研究綜述主要側重研究內容,本文增加了研究設計這一主線,將研究對象、使用的數據類型、研究的性質(描述、解釋)等都納入考量。基于這樣的視角,我們從已有文獻中,梳理出以下5個主要的研究議題。(一)流動人口動態研究全國流動人口總體描述的研究對象是流動人口,而地區流動人口描述性研究的對象多為這個地區的流入人口,即外來人口。早期的流動人口文獻主要以描述性研究為主,使用專門設計的流動人口抽樣調查數據。1990年以后,人口普查數據的開發利用成為流動人口描述性研究的主要手段,這在區域流動人口研究方面更為明顯(葉健夫等,2003;李曉、朱宇,2004)。但依然有研究使用地方的流動人口專項調查數據(翟振武等,2007)。目前,六普數據已經用于流動人口最新狀況的描述性研究(喬曉春、黃衍華,2013;鄭真真,2013)。流動人口描述性研究的重點是:(1)流動人口總體的人口學特征,如年齡、性別、婚姻狀況、受教育水平、流動時間;(2)流動人口總體的就業特征,如就業崗位與行業、就業方式、收入水平、社會保險參與比例;(3)流動人口的空間特征,如流動人口來源、流向、分布結構、對流入地人口結構的影響;(4)流動因素的描述性分析,如流動人口的社會網絡、流出地、流入地的平均收入等。流動人口描述方法比較簡明,通常不涉及復雜的統計手段。因此,如果數據質量沒有問題,研究結果一般不會有太大差異。流動人口描述性研究的一個重要功能是為解釋性研究提供可參照的基礎信息。(二)人口流動對流動人口規模的影響因素研究研究人口跨地區流動的影響因素屬于中觀分析,觀察與分析單位是地區(省份或城市)流動人口群體。例如,以城市流動人口規模為被解釋變量的研究(朱傳耿等,2002;于濤方,2012),省內和省際人口流動影響因素的研究(王桂新、潘澤瀚,2013)。這類研究需要利用大樣本人口統計數據(普查數據、1%抽樣數據等)估計所關注地區的流動人口規模;另一方面,需要收集地區層面的統計年鑒數據,構建解釋或控制變量,如人均GDP,人均收入,常住人口規模等。有的研究把流動人口的個體變量納入,研究流入省份的選擇,嘗試新的分析模式(周皓,2006)。綜觀這類文獻,各個研究在統計年鑒變量選擇上存在明顯差異。由于這一原因,盡管“拉力”因素是這類研究的共同關注點,但研究結果的可比性還不夠強。(三)農民工外出與流入地調查相關研究農民工外出與回流行為研究具有鮮明的微觀分析性質。在這一領域,一些研究使用了流出地抽樣調查數據。這類調查以農戶為對象,既包括了外出或回流的農民工,也涉及其他農村勞動者,這樣就有了外出或回流農民工的參照群體。農民工外出決策研究一般關注農村勞動者的個人特征、家庭特征、流入地特征等因素(時金芝、蘇志霞,2004)。在考察收入對外出決策的影響時,有研究嘗試對經典的遷移經濟學理論進行修正(蔡昉、都陽,2002)。有的學者以農戶外出務工時間、務工人數比例等為被解釋變量,分析了戶籍改革對農村勞動力外出的影響(孫文凱等,2011)。農民工回流研究側重個人、家庭因素和城市就業環境影響(白南生、何宇鵬,2002;張宗益等,2007)。另一方面,一些研究使用流入地調查數據來分析農民工外出決策及相關行為。例如,影響農民工外出的內部、外部因素研究(紀韶,2012),農民工就業地選擇因素分析(劉家強等,2011),農民工家庭遷移行為研究(洪小良,2007)。這些文獻為農民工外出與回流行為分析提供了另一個觀察視角。需要注意的是,由于缺乏抽樣框,這類研究多采用非隨機抽樣的調查方法,因此可能存在樣本的偏差;流入地調查的另一缺陷是沒有外出農民工的農村參照群體。這類問題都可能影響最終結果。因此,這類研究需要獲得更多的流出地調查數據。(四)流入地調查研究相對于本地人口,外來人口在城市中處于什么樣的經濟社會地位?是否受到歧視或排斥?這是流動人口研究的一個重要議題。早期研究聚焦外來農民工(李強、唐壯,2002;楊云彥等,2004)。近年來,外來市民作為一個新變量被納入觀察與研究(張展新等,2007),城市外來人口成為研究對象,形成外來農民工、外來市民和本地人口的“三群體”分析(原新、韓靚,2009;楊菊華,2011;郭菲、張展新,2012)。這些研究以流入地抽樣調查為主,也有研究使用了1%人口抽樣調查數據。外來人口地位研究與農民工外出與回流行為研究都是微觀個體的分析,但外來人口地位研究關注的不是決策行為,而是就業、收入、保障、居住等方面的不平等狀態,即與本地人口的凈差異,并試圖進行制度性或結構性的理論解釋。外來人口相對地位研究的一個新熱點是城市外來人口的社會融入或融合研究,這既有“三群體”比較視角(楊菊華,2010),也有新的關注點(張文宏、雷開春,2008)。在外來人口相對地位研究這一領域,基于流入地調查的研究需要提升樣本質量。普查數據或1%人口抽樣調查數據可能沒有質量問題,但這類數據的原始目的是人口統計,問卷設計可能不完全適用于具有理論導向性的社會學或經濟學研究,這是研究者需要注意的。(五)流動人口研究外來人口相對地位研究強調群體間不平等,而外來農民工個體差異分析的重點是農民工群體內部的差異及影響因素。這是一個綜合的研究議題,包括多個不同的主題。這類研究一般只分析農民工樣本,不需要參照群體。這方面的具體議題比較多,例如,農民工職業流動因素分析(趙延東、王奮宇,2002;姚先國、俞玲,2006),農民工參加社會保險意愿研究(謝勇、李放,2009),農民工社會網絡研究(李樹茁等,2007)、農民工進城落戶或定居意愿研究(張翼,2011)等。這些研究的數據來源包括全國性抽樣調查、多城市抽樣調查和單個城市的外來農民工調查。使用流入地調查數據觀察進城農民工群體內部差異,可能存在著樣本代表性問題。這類研究的興趣點差異很大,研究成果也各具特色,但共同點是有助于觀察和理解農民工群體的差異性。這一研究取向有助于形成新的學術關注點。例如,有研究在分析了農民工職業流動因素后指出,中國農民工的職業已經多元化,但統一的身份類屬掩蓋了群體分化的事實(符平等,2012)。農民工個體差異研究可以為農民工相對地位研究提供有價值的參考和補充。上述五大議題覆蓋了流動人口文獻所涉及的大部分領域,代表著不同的研究模式。在流動人口研究中,還有一些分散的主題,沒有納入。如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研究,流動人口聚居區研究等。這些研究往往有較強的特殊性,不屬于以上議題的范圍。四、流動人口研究設計多樣性從前面總結的五大議題來看,流動人口文獻研究設計的差別很大。各個議題的研究對象不同,所使用的主要數據或數據組合不同。從研究的性質來看,除了流動人口描述性研究,其他議題都屬于解釋性研究,但解釋(控制)變量、被解釋變量的選擇各異。人口流動的中觀分析與農民工行為分析都力求解釋人口流動,但在分析單位和使用數據上有明顯區別。城市的外來農民工研究可以重點研究群體間差異,也可以側重群體內部的差異。研究議題的差別,從某種意義上說,反映了中國人口流動現象的復雜性:流動人口是多層次、多群體的,因此要區分不同的研究對象;流動動因或約束是多方位的,因此要按照中觀或微觀、流出地或流入地等多個視角展開研究。另外,研究者的學術訓練背景是多樣的,包括人口學、經濟學、社會學、管理學等。這些都是研究設計多樣性的原因。流動人口研究的多樣性是學術繁榮的一種表現,但也應該重視與此相關聯的一些問題。首先,由于研究對象使用的數據、研究目的等差異很大,各類研究形成不同的話語體系,存在著不同研究“各說各話”的現象,相近研究缺乏必要的交流。例如,人口流動的中觀研究和農民工外出的微觀分析二者之間幾乎沒有對話,更談不到研究成果的相互借鑒(主要表現在文獻引用上);流動人口相對地位研究與農民工個體差異分析之間也大致如此。第二,有的學者較少考慮不同研究的特點,簡單地使用某類研究的標準來評價其他研究。例如,片面強調一些研究的數據代表性問題,忽視其理論意義、地方適用性和學術貢獻。第三,有些研究缺乏深度,在不同學科、不同議題的結合部上做一些看似“突破”的文章,實際上真正的學術價值不高。這類研究盡管可以得到發表,但難以置于充分的學術對話之中,不能取得實質性的研究進展。第四,面對錯綜復雜的研究學科和研究議題,初次進入學術生涯的青年學者難以做自身的學術定位,可能需要經歷長期徘徊。應當說,在綜合研究領域中,大都存在著類似的問題。但是,中國流動人口研究是在不長的時間里,通過多頭并進擴展的,因此這類問題顯得更為突出。這些情況已經造成研究資源的分割和研究興趣的分散,影響到流動人口研究的整體發展。流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