秩序與秩序大地上的思想者

袁福三年（元代），蘇軾因海南島的解放而背誦了《孤獨老人的思想》和《膚淺的宣傳樂聲》（6月20日大海）。此聯首句借用《論語·公冶長》“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之典,精當蘊藉。毫無疑問,自孔子至蘇軾,那片位于大陸邊緣的海洋,總系聯著荒蠻與神秘。這種認識,事實上涉及的是地理學觀念。若考察千年以來古人對海洋認識的變遷,以及海洋在中國古代文明中的地位,則進入了地理學思想史的范疇。以地理學思想史為研究對象,將“地理學”與“思想史”組合,在中文研究界并不多見,故而唐曉峰所著《從混沌到秩序——中國上古地理思想史述論》(中華書局二〇〇九年版,下引此書只注頁碼)頗值一讀。所謂地理學思想,研究對象不僅是地理學知識或知識史,而且是地理觀念以及觀念之間的聯系(8頁)。這是作者多年來關注的課題。作者認為,研習中國古代地理思想,相比于人類的自然觀,更應注重的是秩序觀。“秩序”是中國早期地理學思想的關鍵詞,是古人著力經營與闡發的核心概念。這一概念,貫穿著古代地理學思想的衍生過程,也是《從混沌到秩序》書名的由來。本書研究時段,大致自新石器時期起,至《漢書·地理志》完成的時代止,總稱為“上古地理學思想”,本文也寬泛地將這一時段稱為“早期中國”。中國上古地理學思想,圍繞著秩序建立這一主題展開,書中將其梳理為三條線索:宇宙論,空間秩序,王朝地理秩序。先秦時期,開辟神話(或創世神話)并不盛行,人居世界之創建缺乏“神力”的指引。早期歷史書寫中著重描述的往往是拯救世界的英雄,以及重建世界秩序的圣人。換言之,在對世界源頭的追溯中,古人不重“創世”而重“再造”,再造而成的,是一個秩序井然的人文世界。這正牽涉到地理學思想史中的一個關鍵問題:人類如何認識環境大地的本質。作者認為,先秦時代儒家與道家的宇宙論,構成了古人認識大地本質的兩條主線:道家重視自然秩序,推崇天然未鑿、不受人力干預的宇宙運行狀態;儒家則回避自然大地,強調人文世界的本質,支持人類向自然的索取。從空間秩序的生成史來考察,自新石器時代空間方位觀之確立,至戰國時代地理學逐漸獨立,是古人逐步認識與建構世界的過程。這其間涉及幾個重要概念:天圓地方、分野理論、絕地天通。在天與地之間建立聯系,是先秦時代人們認識世界的重要模式。“昔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動于九天之上”(《孫子兵法·形篇》)、“天有五星,地有五行”(《史記·天官書》)、“天有五行,地有五岳;天有七星,地有七表”(《初學記》引《河圖括地象》)等說法屢見于典籍。用于占驗的式盤作為宇宙模型,是這種模式具象化的表達。而分野、災異等經典理論,作為這種觀念的體現,長期影響著傳統政治文化的表達與實踐。不過,大地固然與天空息息相關,細究古人對天地關系的書寫,則不難發現,“天”是威嚴而遙遠的存在,將可能被闡釋的征象投射于大地。人類關心的,終究是地上世界的休咎。“絕地天通”的意義在于,地理思想從此“走上獨立發展的道路”(157頁),得以從“天人之際”轉向“人地之際”與“人人之際”。自從古人將仰視天空的目光投向大地,對人文世界的經營和規劃就成了中國地理學思想的主要著力點。本書的關注點在于王朝地理秩序的建立。王朝地理學,是作者提出的概念,他對此早有相當成熟詳盡的闡發(TangXiaofeng:FromDynasticGeographytoHistoricalGeography:AChangeinPerspectivetowardstheGeographicalPastofChina,Beijing:TheCommercialPressInternational,Ltd.2000)。在本書寫作中,作者僅就關鍵文本與概念做了凝練的論述,可大致總結為“建設人文世界”。自“中央”展開,五方位與九方位漸次具足,繼而是“四土”、“五服”等概念的建立,最終,華夷之分明確,作為“禹跡”的九州即作者所謂“元典區域觀念”得以確立。在《禹貢》的世界中,大地域王朝版圖結構已經形成,華夏整體觀念、領土的政治文化禮教意義已然成熟(285頁)。在這一過程中,《禹貢》的經典化意義重大。這意味著,中原的大一統真正完成之前,一套適用于統一帝國的模式與理念已經得以建構。下一步的理論建設,就是統一王朝建立后,更為嚴密的領土政治秩序的創設,即“王朝地理學”。在王朝地理學中,地理不是被動的記載,而是主動的規劃,郡縣地理的本質就是空間政治方略(288頁)。而《漢書·地理志》,就是王朝地理學成熟的、代表性的文本(302頁)。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古代地理學的表達都延續著經典文本所提供的范式。在一般理解中,地理學是一門非常“實”的學科,而思想史卻顯得“虛”,二者之間的平衡不易掌握。不過,地理學并不僅與河道變遷、疆域劃分或行政沿革有關,它也包含著人類對大地的理解。作為一門直接關聯人類與大地的學科,如何認識大地,也反射出人類如何認識自己,這正是地理學最為動人之處。不同的理解方式及其對人類思維與行為的影響,構成了地理學思想史。提煉與把握所謂的“虛”,有助于闡發地理學的內在精神。本書最有價值之處,就是梳理出一條早期中國地理學思想史的清晰線索。作者首次對早期地理學思想進行了系統考察,勾連史料,從不同類型的文獻中發掘地理觀念信息。最終,通過對重點問題的解答,搭建起理解早期中國地理學思想的大框架。這一框架所提供的核心概念,往往又影響著后代地理學思想的演進。先秦史學界有一句老話:“三代無學科。”在早期歷史的研究中,往往需要綜合考古學、歷史學、古文字學等知識,這是由史料的性質直接決定的。在早期地理學思想史的寫作中,我們面對同樣的問題。哪些材料才是真正屬于“地理學”的?傳統的答案往往是《禹貢》、《山海經》與《漢書·地理志》。不過,尋繹文獻與考古發現,得到的回答要豐富得多。目前已發現多件的式盤,本身就是古人對宇宙的構擬;《漢書·藝文志》數術略有形法家,“大舉九州之形勢,以立城郭室舍”,是對環境大地與人居世界關系的處理;沉埋牲玉的山川祭祀,以及君主和群臣“并走群望”的祭祀方式,關聯著對本國疆域與主權的認知。地理學的核心是人地關系,如此處理材料,早期地理學尚有很多問題值得進一步闡發。同樣,一些深入人心的“地理學”概念,若放入更為廣大的背景中考察,也可能得出更加立體的結論,如自《禹貢》時代就深入人心的“九州”概念。九州首見于《尚書·禹貢》,又見于《爾雅·釋地》、《周禮·職方氏》、《呂氏春秋·有始》等傳世文獻,九州之名稱與分割方法各不相同,近年發表的上博楚簡《容成氏》中也記載了另一種不同的九州說。對于這些差異,研究者往往熱衷于考訂九州地理邊界與名山大川的位置,以此判斷某種九州說的時代與發源地。這種角度,偏重于地理知識或地理學史。本書的作者則注意到了另外一點:《禹貢》與《容成氏》的“九州”與大禹治水密不可分,而《職方》、《有始》、《釋地》等文獻中的“九州”,已經與大禹脫離了關系(221頁)。《呂氏春秋·有始》的九州說,表現的是道家“天地合和”的自然秩序,是天地之大經,即便其中有圣人的力量,也只能居于次位(222頁)。這種切入角度,就使得地理學問題展示出思想史的意味。由此思路進一步推演。已知的數量眾多的九州說,劃分依據各個不同。可以說,“九州”概念一經確立,便構成一個框架,成為不同學說比附或演繹的基礎。不同的作者都樂于遵循九州的框架構建世界,或以九州的形式表達對世界的認識。這些說法背后當然有地理知識的基礎,但更應看做同一語境中的自我表達。特別是在《呂氏春秋·有始》、《淮南子·地形》等抽象化程度很高的九州說中,“九州”的具體特征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古人借助此框架對地理空間的不斷建構。此時,“九州”已漸漸成為一種模式化的表達,不僅描述真實的地理知識,也反映了思想本身的發展脈絡。至于鄒衍的“大九州說”,則顯然是將華夏之九州推而廣之,建設起一個九州套九州的結構,成就了一種世界模型。正如作者所說,“九州”使人們獲得了一種清晰方便的區域描述語言,其象征意義從未衰微(224頁)。解讀先秦史料,還需要洞察古人的“觀念先行”。先秦史料中地理學的經典文本與核心概念格外豐富,這些概念因依附于經典,積累了豐富的古注舊疏。在地理學思想史的研究中,首先應理解經學的內在理路及其影響,同時也要避免傳統注釋方式中牽合文獻、處處聯系史事的習慣做法。由這兩條路徑入手,才能理解這些核心概念在理論推演與實際操作中的雙重影響。作者提出,西周時期“中國”、“禹跡”、“九州”、“五服”、“五岳”等高層核心地理概念已經形成。在這些概念的基礎上,地理上的“華夏天下”、“文化中國”得以建立。這些重要概念的產生,或者早于實踐本身,或者從未得以施行。先行于實踐的觀念,往往指導了人們實際的規劃;而一些從未落實過的觀念,則以另外一種方式影響著人們的行為模式。前者如五岳。“五岳”這一概念,戰國時代就已形成。至戰國晚期,《爾雅》、《周禮》等文獻中已出現數種五岳名單。不過,“五岳”成為統一王朝國家祭祀中的一部分,則直到西漢武、宣兩朝才得以實現。“五岳”概念以山川象征中央與四極,以巡狩五岳宣示君主對國土的控制。這種對大一統王朝山川祭祀理想化的構擬,在大一統帝國建立之前便已形成。在此過程中,地理概念從策略上升為理念,并進一步獲得意識形態意義,從而指導政治實踐。當然,也有一些觀念,始終停留在思想的層面,如《周禮·地官·大司徒》對五等爵封地租稅的規劃:“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叁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叁之一”等等。再如《禹貢》中以五百里為界層層推進的甸、侯、綏、要、荒“五服”。這兩種對世界的規劃,都未曾真正得以實現。因此,對于這些觀念的判斷與理解,就需要把握虛實之間的平衡。既不必以之規范實際的考古發現或計算其實際距離,也不應以之為“虛造”而棄之不顧。思想觀念模式,仍應回到思想史層面上考察,以理解其在古代世界中的意義。比如,我們雖不必窮究“五服”與“九州”的內外關系,或坐實何處為“要”、何處為“荒”。然而,“五服”所構擬出的空間結構,規范了中國人的空間行為趨勢,影響著我們對中央(首都)與地方的理解。這種行為趨勢與理解,才是“五服”的關鍵意義所在。居于科技昌明的現代,我們對自己所生活的世界的細節及其運行原理的認知遠勝于古人。不過,如用我們熟習的學科分類或知識結構去規范古人的知識與思想,雖然在敘述上較為方便,實際上卻加深了我們與古代思想之間的隔閡。在地理學史的寫作中,這一點尤為明顯。學者往往強調知識的不斷累積,著力于解釋古代觀念在現代地理科學框架中的意義,卻忽略此種觀點的歷史與知識背景。換言之,忽略其在古代世界的實際意義。以“天圓地方”的概念為例,學者往往嘗試解釋,在人類視野中的地為何方、如何方。本書作者則獨辟蹊徑,認為所謂“地方”,應從地理(特別是人文地理)的秩序觀上來理解(125頁),用超越視野的空間秩序與空間格局來解釋“地方”,使得“地道曰方”得到了更為完滿的解釋,也做到了開掘地理學觀念的思想史意義。在這類問題的探究中,現代科學知識常常無法給予有力的幫助。與古人相比,我們的知識或許先進,但識見未必高明。地理學思想史的寫作,不妨放下“科學時代”的現代人的傲慢,設身處地體察古人之思維及其闡釋世界的方式。美國學者格來肯(ClarenceJ.Glacken)在其地理學思想史名著《羅德海岸的痕跡》(TracesontheRhodianShore:NatureandCultureinWesternThoughtfromAncientTimestotheEndoftheEighteenthCentury,UniveristyofCaliforniaPress,1967)的開篇,提出了三個問題:第一,對于人類和其他生物,大地顯然是一個適宜生存的環境,但它是否是被有目的地創造出來的?第二,它的氣候、山嶺起伏、大陸結構,是否影響著個人品行和社會屬性?第三,在大地漫長的歷史中,人類以何種方式改變了大地的原生面貌。在格來肯看來,這是解讀西方地理學思想史的三條重要線索。他七百余頁的論述都圍繞這三個問題展開。在這部著作中,當然提到了人類地理知識的累積,如顯微鏡、望遠鏡的發明,庫克船長的探險,洪堡的美洲之旅等。但他更關心的,是人類如何看待自己生存的世界,如何處理與廣袤大地的關系。因此作者花費大量篇幅,去探討里斯本大地震后人們對“天意”的論辯、十八世紀學者們關于古代與現代孰優孰劣的爭執、新大陸“發現”后人們對物種生態與自然改造的爭論等。這些看似與“地理學”沒有直接關系的內容,恰恰是與地理學“思想”最為相關的問題。這關系著人類如何去認識與發現大地,如何改造和建設自己所居的世界,并在與大地互動的過程中,再次認識自己。所謂“地理思想”或“地理學思想史”,在中文學界一向少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