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恩銘同志與貴州荔波教授

自被“四國聯盟”曝光以來，報紙和雜志先后發表了關于鄧恩明烈士的文章。在閱讀后，我感到很舒服。應該指出的是，關于烈士在貴州荔波市的情況，一些問題的說法是不一致的。國慶三十周年期間,我們到荔波安排烈士故居維修工程,結合作了一些調查,綜合整理如下:一、關于其生一九年二月二十七日所有文章都認為恩銘烈士生于一九〇〇年。《光明日報》一九七九年七月二日發表的山東大學李肇年同志的文章,確指烈士生于一九〇〇年十二月十五日。我們有幸在烈士胞弟鄧恩光處看到解放前修的鄧氏《族譜》,寫明烈士“生于光緒庚子冬月十五日午時”。經查證,這年農歷冬月十五日,并非公歷十二月十五日,而是一九〇一年一月五日。烈士出席“一大”時是二十歲,不是二十一歲;英勇犧牲時是三十歲,不是三十一歲。二、恩銘東南角的4.4歲溶領水浦向來都說烈士誕生于荔波城關北街今向陽路二十五號故居。現經烈士胞弟鄧恩光仔細推敲,認為烈士出生于離城四十華里的山寨水浦。他說,他家歷來住水浦,父親二十多歲的時候才遷進城。他家從曾祖父起就開始行醫。祖父為了賣藥方便,在城里修了一棟木房,即今向陽路二十五號。父親從祖學醫,趕場天也在城里賣藥。平時,來回城鄉兩頭住。恩光小時候常聽母親講:“趕場頭一天,拖兒帶崽進城,背的背,抱的抱,走幾十里,難拖得很!”烈士在同胞中排行第二,在兄弟中則為老大。恩光只知同胞兄弟姐妹六人中,三個小的生在城里,三個大的沒有聽說。他再三思索母親的話:“背的背,抱的抱”,有好幾個,認定內中一個是恩銘大哥。我們到烈士故鄉水浦找了一些長者座談,也都認為烈士生在水浦。烈士六十五歲的堂弟媳鄧潘氏肯定地說:“大哥生在水浦。三歲多才跟大媽搬進城。進城后也常回水浦住。這是我家四奶講的”(大媽指的是烈士的母親,四奶就是她自家的婆婆,她倆是親妯娌)。烈士父母親和烈士姐弟們搬進城后,祖母、四叔和叔娘仍留在水浦農村。后來,四叔被土匪殺害,祖母進城,叔母移居板本寨中。今烈士舊居遺址依稀可見。一口石水缸完整無缺。不過,故居遺址長滿荊竹,約有人高。三、鄧家和潘、吳、鄧三姓關于族別問題,似乎尚無定論。有的認為是漢族,有的認為是苗族,有的認為是水族。持漢族說與苗族說的同志,沒有發表論據。持水族說的,只是《社會科學戰線》一九七九年第三期刊登的王鴻儒同志的文章提了兩點。論據雖有,亦嫌不足。通過實地調查,獲知鄧家在水浦至少住了八代人!《族譜》記載,烈士父輩之上,有高、曾、祖、考四代。恩光回憶,小時看見老人燒包,除寫高、曾、祖、考之外,還有上五世、上六世、上七世。再上就不清楚了。總之至少有八代人住水浦。水浦有三個寨子:老寨、板本和板安。現有五個姓,四十四戶二百五十四人,全都是水族。其中姓潘三十三戶,姓吳六戶,姓鄧兩戶(烈士侄兒),姓楊兩戶,姓蒙一戶。蒙家是土地改革時從瑤慶搬來的。楊家才遷來兩三代人。潘、吳、鄧三姓,就連自己也不知道在水浦住多少代了。就算鄧家在水浦住八代吧,那也有兩百多年。在兩百多年的實際生活中,與水族同俗,同水族開親,語言習慣,衣著住食,與當地水族別無二致。不論其歷史上來自何方,也不論其先民原是何族,從兩百多年的實際生活看,定為水族比較恰當。有人說,鄧家原來是客戶(漢族)。據水浦大隊會計潘耀彬說,恩銘烈士的侄兒鄧九、鄧毛剛,戶口上還填漢族。是什么原因?水浦的群眾分析了三條:一、水浦的水族多半姓潘、姓吳不姓鄧;二、水族住鄉下,鄧家有人住城里;三、水族漢話講不好,鄧家“講得明朗點”。第一條,可能反映鄧家與潘、吳兩姓來自不同的地方,或許鄧家原先不是水族(?)。在水族中,潘、吳、蒙三姓最多,占水族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認為三大姓以外非水族,可以理解。二、三兩條,顯然與行醫從業有關。就是鄧家自己,在民族歧視的年代,為了方便在外謀生,說是漢族亦不足為奇。還有人說,烈士是苗族。以前山東的同志大都這樣認識。就是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一日《貴州日報》發表的未經署名的文章,還持此說。不知這位未署名的同志是哪里人。往往外省人都習慣把貴州的少數民族泛稱為苗族。如象把侗族叫“侗家苗”,把水族叫“水家苗”,把仡佬族叫“仡佬苗”,等等。解放后,進行民族識別,才把“苗”作為苗族的專稱。由此看來,說烈士是苗族,盡管是個錯誤,但錯的也不是沒有緣故。綜上所述,說漢族,說苗族,說水族,都各有所本。但定為水族比較適宜。四、充分發揮了自己“功能”的發揮差不多所有的文章都一致指出,烈士出身于勞動人民家庭。這是完全正確的。通過實地考察,進一步證實了這一點。在烈士父親主持家務的年代,家有十挑稻谷的田。當地四挑為一畝,一挑稻谷六十斤,每年收入六百來斤,不夠食用,租田二十挑(五畝)耕種。二五分租,每年剩下六百來斤。當時家有祖母、母親、四叔和叔母。恩銘出世以后,家有六七口人。生活維艱,難以糊口。祖母只得兼賣一點酸菜飯營生。烈士家正當荔波通往周覃——三都和九阡——榕江的大路,挑腳的人時有往來。雖然如此,生活也不見好。父親農忙在家耕種,農閑走村串寨行醫。在舊社會,尤其是在民族地區,文化落后,迷信盛行,許多人信神信鬼不信藥。烈士的父親東奔西跑,櫛風沐雨,也找不了幾個鹽巴錢。后來,兄弟姐妹逐漸增多,加之鄉間土匪橫行,父親就將烈士母子遷入城中。入城定居以后,父親致力于看病賣藥,母親做鞋子賣和推豆腐賣。童年時代跟隨烈士母親學針線的高奶說,烈士母親手藝很高,鞋子做的又快又好,很受買主歡迎。她還記得,做的男鞋是“云頭鞋”,很好看但卻很費工。做的女鞋是繡花鞋。繡的是“鳳穿牡丹”、“鷺鷥鬧蓮”、“兵書寶劍”。最后挑三針、壓三針,鎖成“桂花口”。烈士母親,起早貪黑,晝夜操勞,協同父親掙錢養兒育女。她總是天不亮就起來推豆腐。恩銘烈士在家時,常常幫助母親推磨,天亮又幫母親把豆腐端去賣,然后才去上學。當年母子用過的磨,至今還完好地放在烈士舊居的院子中。五、公民道德地主事者,也有自己的主體身份,學術的基石也很好,三個月的學習生活有的文章說,烈士五歲進入本村私塾,十五歲在本縣高小畢業。又有文章說,烈士是五歲發蒙,七歲讀書,十七歲小學畢業。若是這樣,小學讀了十年。莫非當時的小學是十年制?!查閱了《荔波縣志資料》,又訪問了與烈士同時代的人,證實當時荔波小學是六年制。烈士的學習成績很好,與同班同學蒙慶安常為一、二名,絕不可能留級。也沒有因病或別的原因休過學。多少知道當時情況的老人說,烈士是四歲發蒙,正式上學讀書是十歲左右。讀的是荔波小學,地點在原“荔泉書院”(又叫“老衙門”,今城關一小校址)。學的是修身、國文、歷史、地理等新課程。當時人們把這所學校叫“洋學堂”,春季始業,冬季結業。烈士是民國六年(一九一七年)秋,當地打谷子的時候(大約九月間)離開荔波去山東,走前還沒有舉行畢業考試,因此,尚未取得畢業文憑。到了山東,要升學沒文憑,寫信回母校。學校鑒于他學業成績一向很好,雖未結業,仍破例發給畢業文憑。六、“伯云”的名字也有斜玉旁鄧恩銘同志用過好幾個名字。他常常愛用“鄧恩明”。到山東以后,他寫信回家給兩個弟弟起名字,起的是“恩光”和“恩榮”。可見他確實愛“明”字。他的小學課本,大半寫“鄧恩明”,很少寫“鄧恩銘”。家信差不多都用“恩明”而不用“恩銘”。但他父親叫國琮(又叫福臣)、二叔叫國瑾(又叫云從、澤沛)、三叔叫國珍(又叫云程、澤霖)、四叔叫國璋(又叫老四,烈士父親胞弟),各人的名字都有斜玉旁。按過去的習慣,烈士這一輩用個金字旁是順理成章的。烈士還曾用過“黃伯云”、“黃仲堯”這兩個名字。我們知道,烈士之所以去山東求學是因為有個二叔黃澤沛在山東做事的緣故。為什么鄧家的叔叔會姓黃?有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