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白花潭中學二號墓出土銅壺研究

四川省博物館介紹了成都百葉灘中學10座墳墓的挖掘情況。出土的銅壺。這件壺高40厘米,通體用金屬嵌錯出豐富多彩的圖象,生動地反映出古代社會生活的若干側面,是當時勞動人民創造的藝術珍品。壺上的種種畫面,對歷史研究很有價值;同時,這種嵌錯銅器在成都發現,又對探索四川地區的古代歷史文化提供了可貴的啟示。在青銅器上表現一定生活情景的圖象紋,興起于春秋末年,是我國古代奴隸社會趨于解體的一種曲折反映。由于奴隸主階級禮制崩潰,新興的地主階級走上歷史舞臺,這一時期青銅器的紋飾逐步擺脫商代、西周以來神秘森嚴的氣氛,出現了清新的藝術風尚,“有鑲嵌錯金之出現,有羽人飛獸之躍進,附麗于器體之動物,多用寫實形而呈生動之氣韻”。在這一潮流中涌現的圖象紋,以其制作工藝來區別,可分為鑄造的、針刻的和嵌錯的三種類型。其中嵌錯的圖象紋銅器,生產工序最為繁複,形式也最華麗美觀。青銅器嵌錯金屬花紋的技術,至少在春秋中期已經存在了。已知的最早實例,有傳出土于山東滕縣的夆叔三器,一敦、一盤、一匜,具有以紅銅嵌成的獸形紋。這一組銅器的形制相當于洛陽中州路二期,約當春秋中期偏后。年代再晚一點的安徽壽縣蔡侯墓銅器,不少件也有類似紋飾。不過,這些例子的嵌錯花紋都還不是圖象紋。圖象紋的流行時期,是春秋末至戰國前期,即約公元前五世紀的時期。成都百花潭發現的這件圖象紋壺,其鑄作年代大體也在這一范圍之內。關于這一點,可以列舉幾件同一類型的器物,試作比較說明。同百花潭銅壺最接近的,應推故宮博物院收藏的一件形制相同的壺(失蓋,拓本見圖一)。兩件壺的器身,均以斜角云紋的界帶劃分為上下三層畫面,圖象的內容也很相似。細微的區別是,百花潭壺末一條界帶的下面,還有一行狩獵圖象,附以雙獸相背的桃形垂葉紋,而故宮那件壺只有較簡單的圖案形垂葉紋。解放前,成都發現過一件嵌錯銅壺,出土地點傳說是白馬寺。該壺僅存下半部,留下的第三層畫面是百花潭壺上沒有的狩獵圖。但值得注意的是,白馬寺殘壺界帶的紋飾,末一條界帶下的一行狩獵圖象及雙獸垂葉紋,圈足上的菱形紋和四瓣紋,一一與百花潭壺相同,簡直可說是如出一手。百花潭壺紋飾中填嵌的金屬,據簡報是鉛類,白馬寺殘壺則傳為“錯銀”,很可能所用的是同樣金屬。從形制考察,三件壺的共同點是腹徑最大處在壺身中部。這種樣子的壺曾見于洛陽中州路四期的2717號墓,其時代是戰國前期。還有一些器種不同,而圖象有與百花潭銅壺共通之處的嵌錯銅器,例如:(一)河南汲縣山彪鎮一號墓出土的一對大鑒,通稱“水陸交戰圖鑒”,圖象內容為交戰攻防,類似百花潭壺第三層畫面。(二)《商周彝器通考》875鑒,圖象內容為車獵弋射,百花潭壺第二層畫面也有弋射,與之相近。(三)《美帝國主義劫掠的我國殷周銅器集錄》271、272有蓋豆,校部是所謂采桑圖,腹部是狩獵圖,蓋上系宴樂弋射,風格都和百花潭壺相似。從山彪鎮一號墓出土聳肩尖足空首布,看其各種遺物,應屬戰國前期。上述875鑒有寬扁的絢紋,內壁上鑄出浮雕狀雁鳧,是渾源李峪銅器一類作風,其年代比山彪鎮鑒稍早,應在春秋戰國之際。兩件豆的形制和上述各器屬于同一時期。同這幾件青銅器對照,百花潭這件壺的鑄作時代也不能太晚。六十年代初,山西侯馬遺址中出土了大量春秋戰國之際至戰國前期的鑄銅陶范。在這批范里,有一塊用來制造嵌錯銅器銅胎的“采?！眻D范。這一發現,對于判斷這一類銅器的鑄作時代也是一個有力證據。其實,只要仔細觀察銅壺畫面上某些器物的形象,這件藝術作品的時代特色是比較明顯的。舉例來說,在壺的第二層畫面中陳有大鼎,鼎的樣子是低腹、附耳、蹄足,使我們立即聯想到中州路2717號墓出土的鼎。再看畫中所懸編鐘還是甬鐘,沒有演變為較晚時期普遍流行的紐鐘。武士所操長兵,多為戈刺合組的戟,援部沒有揚起,也不會遲于戰國前期。有的戈附加有新月形的,這樣的實物正好在山彪鎮一號墓里發現過。因此,成都百花潭中學十號墓出土的這件嵌錯銅壺很可能為戰國前期的作品(考慮成都的地理位置距中原較遠,壺的年代也可能略晚一些)。壺的制作時代初步推定后,就有可能把壺上圖象反映的種種社會生活情景,放到一定的歷史背景中加以考察。這件壺是圓壺,觀察圓壺的紋飾,是以壺肩兩環耳為左右。按這樣放置,可以看到壺的前后兩面圖象是對稱的。每一面有三層畫面,各層又都可分為右、左兩個圖景,一共有六種圖景。最下面的一行狩獵圖象,只起花邊的作用,暫不計算在內。下面就依六種圖景的順序,對其內容和意義略作討論。(簡報展開圖系以壺耳放在中線上,圖景的左右配置和這里的敘述相反。)第一層右圖:這是一幅競射圖。圖的上方有一建筑物,其中有兩人并射,即古書中所說的耦射。圖左張設著侯(箭靶),兩箭已經射中。競射的兩個人,一個引弓待發,另一個剛剛發弦,箭在侯道空中飛過,姿態均極生動。在侯的前側,有一佩劍人雙手舉旌,是在箭射中時高聲唱獲的“獲者”。建筑物左部階上坐一人,可能是計算勝負的“釋獲者”,他手中拿的似即記數用的算籌。射者右側的持弓人,看來是指揮競射的。圖的下方另有五人,有的執弓挾矢,有的徒手,作準備競射的樣子。此外還有鼎俎,三人正從事烹炊。按周代奴隸主階級的禮制,有所謂“禮射”。漢末鄭玄在注《儀禮·鄉射禮》時說:“禮射,謂以禮樂射也,大射、賓射、燕射是矣?！睂嶋H應列為“禮射”的還有鄉射。這四種“禮射”,前三種專屬于奴隸主貴族,鄉射則在州里舉行,都有極其煩瑣的規定,是反動奴隸主階級借以“明君臣之義”、“明長幼之序”的手段。壺上這一部分圖景,如果和射禮比較起來,在許多方面都不符合。比如禮制中的侯,形狀是上大下小,如鄭玄所形容的:“侯,人之形類也,上個象臂,下個象足。”而壺圖所表現的侯,卻是上下均等。又如禮制規定要為獲者設“乏”,就是用牛革作成的蔽箭屏風,而壺圖里的獲者則是全身顯露的。至于在故宮那件壺上,相當這一部分的圖景中竟根本沒有獲者。我們再看畫面上參加競射的武士,人人行動自如,和奴隸主階級禮制嚴格規定的種種“進退周還”的儀節,實在沒有共同之點。在古代那些以講“禮”為職業的反動儒生眼中,這樣的競射恐怕要算作“非禮”之尤了吧?第一層左圖:圖上方有樹木兩株。左面一株,枝間有一女子采葉,另一女子正在攀登。右面一株,枝間一男一女,皆以手援枝。樹下有男子六人,女子五人,姿態各各不同。畫中所有男子,裝束和右邊的競射圖中都是一樣的,幾人還有佩劍。類似圖象,過去多名之為“采?！?。不過畫面中居主要位置的是男子,而不是攜筐采葉的婦女,這是一望可知的。在故宮壺上,樹前地面還陳放著獵獲的禽獸,所以這幅圖的主題仍應與射有關。如果說是單純表現采桑,甚或與所謂后妃躬桑聯系起來,似乎是難于解釋的。畫面中的男子,有的以手中的弓示于樹上蠶女,有的用兩臂表示弓形,有的用手和口扯弦,他們可能是在選取弓材。原來,桑科樹木是古代制造弓干的重要原料?！抖Y記·射義》提到“?；　?而更良好的弓材是桑科的柘和檿桑(山桑)。《考工記》曾指出,造弓干的材料以柘為最好(傳說著名的良弓“烏號”就是柘木制的),檿桑居第三位。柘葉古人也用來飼蠶,其樹一般比桑樹矮,葉多為全緣,不裂,與桑葉邊緣有粗鋸齒,有時呈不規則分裂不同。壺圖中的樹葉全緣無裂,有可能是柘。這幅圖是以帶有象征性的手法,表現了揀選弓材的場面。在故宮那件壺上,還繪有一個短裝人半跪獻弓,應為制弓的工匠,其圖意更為顯明。附帶提一下,這個畫面里不但有一個頂筐女子正在把一件枝柯形物遞予男子的“授受”情景,還有一個男子用手牽住女子的雙手。這在竭力鼓吹“四勿”之教的孔丘門徒看來,無疑也是“大逆不道”的事。第二層左圖:圖左有短裝射者四名,用贈繳(系繩的箭)仰射飛鳥,四只鳥已貫矢下墜,另一只剛被射中。右首帳幕中五人,三人有裳,兩人已更換短裝。著裳的三人里面有一個手執弓箭,一個正在壺旁取飲。帳前排列著獵獲的禽鳥,可見這種帳幕是供射獵者更衣休憩用的。帳幕以上的部分又是競射圖,一耦在競射,另一耦在準備。侯的一旁,有一人看守著有蓋的鼎。弋射飛禽的地方應該是澤。故宮壺上這一部分繪有池沼魚鼈,池旁有佇立或者展翅騰空的水鳥,水上有駕舟持弓的獵人,其背景更為明瞭?！抖Y記·射義》說:“天子將祭,必先習射于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于澤而后射于射宮?！边@一段文字和壺上畫面有表面相似之處,然而《射義》所說的“澤”是指近于水澤的澤宮,所射的是“椹質”,和壺的圖象實際并不相同。畫中所射的水鳥,從形狀看是鵠。如李時珍所描述,“鵠大于雁,羽毛白澤,其翔極高而善步”,即今天所說的天鵝。鵠不易射中,所以古人把箭靶的靶心稱為“鵠”。銅壺的這個畫面,把射翱翔的鵠與射侯上的“鵠”結合在一起,借象征的手法,以射鳥的命中陪襯射侯的命中,可謂極見巧思。第二層左圖:這是一幅宴樂圖。圖左上部表現一宏闊的建筑物,一人憑幾而坐,身后有執長柄扇的侍者,面前兩人持觶進獻,另兩人侍立。階下右方的兩件長方形器可能是篚,圓形器是鑒。器右,四人執矛作舞。圖的下部有鐘、磬、建鼓、笙、簫的演奏。圖象中的舞蹈,既不是執干戚的《武》舞,也不是執翟籥的《大夏》。這種執矛的舞,在禮制中是沒有典據的。還需要指出的是,高座堂上的那個貴者,身服短裝,壁上懸掛著一張弓,看來是處于行射前后。其服飾和置弓的處所,都與周代奴隸主貴族的禮制顯然不合。以上壺的第二層畫面,兩幅都比其他同類銅器構圖更為細膩。第三層右圖:攻防。第三層左圖:水陸交戰。這一部分圖象,大體與山彪鎮銅鑒相仿,一些論述鑒上畫面的著作已作過不少研究,這里不再重復。我們想談的一點是,百花潭壺的攻防圖上,攻城者沒有使用云梯,只是沿所畫的兩條斜線“蒙櫓(大盾)俱前”,這種攻城方法大概就是所謂“羊黔”?！赌印涓吲R》:“適(敵)人積土為高,以臨吾城,薪土俱上,以為羊黔,蒙櫓俱前,遂屬之城,兵弩俱上”。具體說來即在敵城下強行堆積薪土,作為登城的憑借。戰國初年,公輸般曾“為楚造云梯之械”,云梯這種攻城“重器”,當時在我國南方或許還沒有通行。據以上分析,百花潭銅壺上的三層畫面,中心主題可以歸結為演武和攻戰,正是春秋末以至戰國前期新興的封建地主階級意識形態的表現。作為儒家經典之一的《儀禮》的成書,恰好也在這個時期。十七篇內的《士喪禮》,傳說是孔丘口授給孺悲的。但是透過嵌錯銅壺的圖象,我們看到的不是孔老二夢想復辟的“禮”,反而是反動禮制的被沖決突破。這充分說明,奴隸制的瓦解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規律,不管孔丘及其門徒如何奔走呼號,終歸不能挽回“禮壞樂崩”的歷史趨勢。最后,再簡單地提出兩個問題。一個是百花潭中學十號墓的時期問題。嵌錯銅壺應作于戰國前期(或略晚一些),但它對于墓葬來說也可能是較早時期的遺物。關于川西地區的蜀國墓葬,已發表文獻中還缺乏充分的斷代根據。十號墓幾種“蜀式”戈,都是馮漢驥同志定為“一般屬于西周后期至戰國前期”的類型。銅甑上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