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決獄與以禮入法、禮法融合

“春秋監獄”又稱“儒家正義監獄”，是西漢時期至唐代的一種獨特的司法制度。它不僅是根據法律和法令的犯罪，也是孔子以儒家為代表的決定逮捕的基礎。筆者擬分析“春秋決獄”產生的歷史背景,以及如何正確認識其內容和實質,并結合二篇案例,作一番探討。一、漢武帝“特征”的司法化及其背景“春秋決獄”產生的主要原因可以概括為是適應了當時社會和統治階級的需要,即西漢武帝時期為適應“大一統”的政治要求,緩和日益尖銳的階段矛盾,采用了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方針,但是在法制領域中一時還不可能建立起與此方針相適應的、體現儒家思想特點的法律體系,因此在司法過程中以“春秋決獄”彌補法律的不足。秦始皇統一中國后,繼承和發展了法家重刑輕罪的傳統,實行專制獨裁的繁法嚴刑。二世時更是有增無減。統治者的倒行逆施,使得“赭衣塞路,囹圄成市”,嚴重破壞了社會生產力和經濟基礎,激化了階級矛盾。漢高祖劉邦吸取了秦滅亡的教訓,提出“約法三章”,受到了百姓空前的擁護。但隨著社會的發展,他很快就感覺到“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于是相國蕭何捃摭秦法,取其宜于時者,作律九章”,《刑法志》即命蕭何等在《法經》六篇的基礎上增加戶、廄、興三篇作律九章,再命叔孫通作《傍章》18篇。武帝時又有張湯制定《越宮律》27篇,趙禹制定《朝律》6篇,合60篇,統稱為漢律?？偲饋砜礉h律比起秦律并不簡易,正如人們常說的“漢承秦制”。漢高祖初入關時的漢初至武帝70年間立法上雖如是,但司法上卻比秦代總要輕緩得多,這是這一時期“黃老之學”貫徹到司法領域的反映。但是到漢武帝時期,社會形勢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漢初的休養生息恢復了國家的元氣,而此時即位的武帝已不甘于實行黃老之治,他要施展自己的雄才大略,遂使階級矛盾日漸加劇。正如《漢書·刑法志》所言:“及至孝武即位,外事四夷之功,內盛耳目之好,征發煩數,百姓貧耗,窮民犯法,酷吏擊斷,奸軌不勝,于是招進張湯、趙禹之屬,條定法令,作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法,緩深故之罪,急縱出之誅……禁網寢密。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條,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決事比萬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書盈于幾閣,典者不能遍睹?！笨梢娫谖涞蹠r期,為了規范越來越多的不法行為,立法越加繁密。同時為了推行這些法律打擊犯罪,許多酷吏應運而生,繁法嚴誅的局面又出現了。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漢武帝采納了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德主刑輔”的政治法律思想。由于它有利于封建統治者用新的儒學對地主階級進行統一,加強對人民的思想控制,所以逐漸被西漢統治階級所接受。這樣在“西漢武帝時代曾出現了意識形態與法律實踐分道揚鑣的奇特現象:“在意識形態領域……儒家思想成為社會的統治思想;在法律領域,由于漢承秦制、漢承秦法、漢承秦吏,致使當時的法律和司法活動仍體現秦律和法家的基本精神。”(P175)基于“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和“德主刑輔”的政治法律主張,作為董仲舒思想的一部分的“春秋決獄”,就在這種情況下應運而生了。二、“春秋監獄”的內容和性質(一)“春秋審判”的內容1.對主觀惡意程度的追求桓寬在《鹽鐵論·刑德》中說:“春秋之治獄,論心定罪。意善而違于法者免,意惡而合于法者誅?！奔粗饔^動機是好的,即使違法也可以免于處罰;主觀動機是惡的,即使行為合法也要治罪。這種說法揭示了“春秋決獄”對主觀方面因素的重視,但由于過于強調對主觀方面因素的重視,未免使人覺得“春秋決獄”有從客觀歸罪走向了主觀歸罪的另一極端之嫌。對于“春秋決獄”,董仲舒說得更為全面些:“春秋之聽獄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惡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論輕……罪同異論,其本殊也。”所謂“本其事”,就是要查清包括犯罪客觀方面在內的案件的全部客觀情況及其原委。所謂“原共志”,就是要在“本其事”的基礎上,考慮被告人有無主觀惡性與主觀惡性的大小。主觀惡性包括犯罪動機、目的等,如果把“志”僅僅理解為“動機”是欠妥的?；诖?董仲舒對“志邪者”、“首惡者”、“本直者”,分別進行論述,得出“罪同異論,其本殊也”的結論?？梢?“論心定罪”并非是對某一種具體犯罪作的規定,而是對在所有犯罪中如何區別主觀惡性定罪量刑所作出的高度的理論概括,這就要求定罪量刑要在弄清案件客觀事實的基礎上,分清故意和過失、慣犯和偶犯、首惡與脅從、固執與悔改等主觀方面的因素。從刑法理論上講,主觀惡性的有無與大小,又必須綜合案情及行為人的一貫表現來考察。顯然,董仲舒在這里以“春秋大義”作為判斷“志”的善惡的標準,既強調弄清客觀案情,又考慮行為人主觀方面的因素,這不是動機論,而是針對法家不繩于法之外、不池于法之內的主張和定罪量刑不講主觀因素,只講甚至不講客觀事實的弊端,強調定罪量刑要主客觀因素統一加以考慮。2.“《法》生處是“救父”,無“嫁”董仲舒在理論上主張定罪量刑要綜合考慮主客觀方面的因素,同時也將這種主張付諸實踐,下面僅舉兩例:《太平御覽》:甲父乙與丙爭言相斗,丙以佩刀刺乙,甲即以杖擊丙,誤傷乙,甲當何論?或曰毆父也,當梟首。論曰:臣愚以父子至親也,聞其斗,莫不有怵悵之心,扶杖而救之,非所以欲詬父也。春秋之義,許止父病,進藥于其父而卒。君子原心,赦而不誅。甲非律所謂毆父,不當坐?！短接[》:甲夫乙將船,會海風盛,船沒溺流死亡,不得葬。四月,甲母丙即嫁甲,欲皆何論?或曰:甲夫死未葬,法無許嫁,以私為人妻,當棄市。議曰:臣愚,以為春秋之義,言夫人歸于齊,言夫死無男,有更嫁之道也。婦人無專制擅恣之行,聽從為順,嫁之者歸也,甲又尊者所嫁,無淫行之心,非私為人妻也。明于決事,皆無罪名,不當坐。在案例一中,董仲舒考察了案件發生的全過程,以及被告甲的主觀方而的因素,依春秋之義,認定甲為救父而毆傷乙,其“志”是善的,動機是“救父”,“毆父”只是由于過失(或意外事件)而非故意,不應以“毆父”定其罪。在案例二中,董仲舒也考察了整個案件的客觀情況,根據春秋之義認為,婦人“夫死無男,有更嫁之道”。他沒有拘泥于漢律中“夫死未葬,法無許嫁”的規定,而是從夫乙在出海溺死,婦人無法歸葬的客觀事實出發,并用甲遵從母命改嫁非私為人妻的主觀無罪,定婦人甲無罪。由此觀之,“春秋決獄”在定罪量刑時,是強調主客觀統一的,并非動機論。誠然,筆者并不否認,如果過分地強調主觀的善惡,是容易陷入拋開事實和法律,不管效果、只講動機、隨意治罪的動機論泥淖的。但是,從上述分析可見,董仲舒等漢儒強調“志”的善惡是不過分的,即使在“春秋決獄”的過程中,可能出現只以主觀因素定罪的偏向,但也決非董仲舒等漢濡提倡“春秋決獄”的本意。同時我們應看到,單從“本其事而原其志”這句話看,是有拋開法律、不受法律約束之嫌。但是,從如上兩例“春秋決獄”的實踐看,它只是不拘泥漢律中某些條文的規定,主張從案件的實際出發,運用法律,綜合考慮被告人主客觀方面的因素來定罪量刑。(二)以漢律對服刑人員的禮治主義觀為指導思想“春秋決獄”其實質在于,一方面抵抗了繁法嚴誅的濁流,讓統治者在剝削和刑罰上不要超過限度。如前面兩個案例中“毆父”罪和“私為人妻”罪,按漢律都是死罪。董仲舒從春秋經義中尋找根據,從實際情況出發,運用漢律對案子作出了符合實際的判決,使被告人免于一死。在封建專制主義的統治下,緩和了階級矛盾。另一方面,通過“春秋決獄”宣揚儒家的禮治主義倫理思想,教化人民自覺遵守三綱五常,安于受統治與剝削,以維護封建統治秩序的長存。從《九朝律考》所載六篇案例中我們可以看出,內容上涵蓋了君臣、父子、夫妻關系,即屬于董仲舒提出的三綱的范疇。從案例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董仲舒力圖把法律與倫理結合起來,使法律上的無情裁斷,涂上富有人情味的倫理道德色彩,從而把適用當時法律的司法活動置于儒家思想的指導之下,進而把儒家思想作為評判一切是非、善惡的標準。三、“春秋決獄”的歷史影響綜上所述,筆者認為,將“春秋決獄”放在其產生的客觀歷史背景、條件下加以分析,應本著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辯證法來評價其歷史意義:(一)“春秋決獄”無論從法律思想、法律制度的發展史,還是從人類社會發展史的角度來講,都具有一定的進步意義1.它抵抗了繁法嚴誅的濁流,主張判案以儒家經典作根據,“本其事而原其志”,強調要綜合考慮行為人主觀方面的因素,較之法家的只講客觀、不講主觀,甚至連客觀因素也不講的嚴刑峻法、濫殺無辜,在刑法思想史上是一大進步,這對后世的刑事立法和司法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2.“春秋決獄”既是引禮入律的啟動者,又是它的促進者。從歷史上來看,“春秋決獄”即以經釋法,它推動了以禮注律,進而推動了引禮入律,至唐代永徽律及其律疏的出現,儒家經義的法典化才最終完成。3.它的運用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否定和修改嚴苛漢律的作用,緩和了階級矛盾,鞏固了漢王朝的統治,在客觀上減輕了勞動人民的一些痛苦,促進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鞏固和加強了封建的經濟基礎,從而加速了歷史的進程,使漢與后來的唐一樣,成為我國歷史上值得引為驕傲的強盛朝代。(二)從歷史上看,“春秋決獄”也有一定的消極作用1.“春秋決獄”的作用在于造成法律的儒家化、倫理化,使宗法倫理道德獲得合法地位,得到法律保障,有的直接成為法律規范,從而強化封建統治,加強對人民思想與行為的禁錮。2.春秋決獄本質上是封建專制統治的工具,是為統治階級服務的,統治者可以以“志善”為由,為其內部不法分子開脫罪責。由于用春秋大義解釋律法,指導審判實踐,便于地主階級隨心所欲地利用文義深奧的經文加強對勞動人民的鎮壓,所以它得到了封建最高統治者的大力支持。劉師培先生曾指出,“名曰引經斷獄,實則便于酷吏之舞文……自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