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綜合治理”：中國治理的話語體系與經驗理論——兼與“多中心治理”理論比較摘要：中國式“社會綜合治理”模式與我國國情緊密關聯，是經過經驗驗證的合理模式。其意涵隨著中國社會的協同發展而不斷優化和創新，因而總體上不斷適應中國發展的現實。這種模式與現代法治政府的理念高度契合，不斷發展“綜合治理”模式是解決現實問題的重要保障。“社會綜合治理”有其獨有的話語體系，并區別于西方的“多中心治理”話語體系；其所形成的經驗理論，即“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也已日臻完善。“社會綜合治理”話語體系與經驗理論彰顯著中國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關鍵詞：“社會綜合治理”；中國治理；多中心治理；話語體系；經驗理論問題的提出“治理理論”、“多中心治理”等肇始于西方的理論概念，近年來頻頻被視為學術熱詞，獲得了學界的廣泛關注。一些學者和實踐部門甚至已將“治理理論”、“多中心治理”奉為“經典”，乃至“包治百病”的“靈丹妙藥”。即使有些持批評意見者，抑或是中立立場者，都普遍存在著一個致命的弱點：近乎一致地忽略了對中國社會綜合治理現實發展的發現和挖掘，甚至對中國的治理實踐投之以鄙視眼光。在中國知網全文期刊的CSSCI期刊上，筆者將“社會綜合治理”作為檢索的關鍵詞,設置從2002到2017年的時間跨度，通過篩選后結果有59篇。筆者進一步統計發現，在這59篇文獻中，只有極少數是涉及到政治學或者公共行政學的，在這類專業期刊上發表的文獻也少之又少。超過90%以上的文獻都是發表在如法學、稅務等相關領域的期刊，且對“社會綜合治理”理論的研究只是點到即止，并沒有進行深入的展開。2013年10月，習近平總書記專門就“楓橋經驗”發表講話并表示：50年前，楓橋干部所開創的楓橋經驗是以群體群眾為基礎的就地解決矛盾的社會問題治理經驗；如今50年后，楓橋經驗的內涵不斷升華，并且隨著社會主義的發展而逐漸演化為社會問題綜合治理的經驗。為此，習近平總書記就吸收借鑒楓橋經驗作出了重要的指示，指出要吸收借鑒楓橋經驗的優秀成果，不斷發揚優秀的傳統，為群眾創新工作方法，貫徹好黨長期以來堅持的群眾路線。習近平：《把“楓橋經驗”堅持好發展好把黨的群眾路線堅持好貫徹好》.新華網：/politics/szxzt/fengqiao/中國改革開放已經走過了四十年的發展歷程，社會秩序穩定、經濟快速發展、人民生活水平穩步提升、國際影響力不斷提高。然而，流行于當下的一種不正常、不自信的心態則與中國的改革創新不相符。過分推崇西方發達國家“治理變革之道”、而忽略對中國改革經驗進行提煉的學術氛圍應該得到扭轉。難道中國基于自己國情走出的特有的社會綜合治理模式就不能成為典范和理論嗎？如何真正理解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提出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為此，筆者嘗試以中國的“社會綜合治理”為主線，在梳理我國“社會綜合治理”的實踐演進、經驗總結和理論創新的同時，兼對西方的“多中心治理”理論進行比較分析，歸納出中國“社會綜合治理”的經驗理論和話語體系。二、“社會綜合治理”話語體系與經驗理論的形成（一）建國初期的話語初現與經驗總結在我國，“綜合治理”實際起源于社會基層問題，這種模式最早可以溯及到上世紀60年代初期的“楓橋經驗”，即浙江省諸暨縣楓橋鎮的基層干部群眾在解決當地問題時所形成的，通過積極發動群眾來解決社會矛盾，從而防止問題的擴散。隨后，在總結“楓橋經驗”的基礎上，1964年中共中央發布了《關于依靠群眾力量，加強人民民主專政，把絕大多數“四類分子”改造成新人的指示》。其中發揚群眾力量就是借鑒自楓橋經驗，無疑在黨的發展的新時期，借鑒楓橋經驗對于治理社會問題大有裨益，吸收楓橋經驗進行社會治理的創新，無疑是與當時社會發展相契合的重要經驗。盡管當時尚沒有上升到“社會綜合治理”的理論化和體系化，但關于“社會治安”的經驗與話語已經初步形成。與此形成對比的是，美國“多中心治理”同樣源于上個世紀的60年代。美國為了所謂的“偉大計劃”和“偉大夢想”開始了前所未有的社會改革。然而改革卻使得美國陷入福利國家的漩渦，同時也陷入了國家治理的危機。在化解國家危機的過程中，國家主義和新自由主義陷入兩難的境地。于是，“多中心治理”企圖尋找到中間路線，并在一些公共資源管理領域開始嘗試新的治理。不難看出，同樣是60年代，中國的治理基于社會治安的需要，源于實踐部門的總結與提煉；美國基于社會改革需要，源于學者對實踐的歸納與演繹。由于所處的歷史時期和發展階段不同，解決的問題和方法也不盡相同，但是基礎是相同的，就是動員基層社會和個體公民。改革開放初期的話語形成與理論提出改革開放初期，國家工作中心轉移至經濟建設上來。然而，經歷文革之變后，社會治理的問題也與愈發凸顯，犯罪問題不斷突出。在這種背景下，“楓橋經驗”再次進入到中央高層的視野。“楓橋經驗”很快獲得了認可，并在治理社會問題，化解群眾矛盾，就地解決糾紛等方面發揮著重要的作用。隨后，中央政府積極試點出臺“楓橋經驗”的相關政策，加速推進“楓橋經驗”的擴展，為當時中國政策制定提供了有效的依據。1981年6月14日，中共中央批準的中央政法委員會1981年6月5日《京、津、滬、穗、漢五大城市治安座談會紀要》首次提出了綜合治理的概念，并就綜合治理的要求作出了具體且細化的規定。其主要內容是，綜合治理就是要在黨的領導下，積極依靠各個部門以及群眾的力量，運用多種綜合手段（包括政治、經濟、文化等手段），來有效化解和預防社會治理問題，切實做好社會治安工作，確保社會的穩定。進入90年代，“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話語初步形成。1991年3月2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了《關于加強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決定》。誠然，從本質上看，“綜合治理”強調的是“標本兼治、重點治本”，其所用的具體方法就是要發動群眾力量，讓群眾參與到社會問題的治理過程中。正是在多部門多主體的協同作用下，當時的社會治安問題才能夠逐漸緩解。從治安目標來看，當時采取綜合治理措施，主要是為了應對社會問題，積極的治理社會中存在的重大惡性案件，建立良好的治安秩序，為社會問題的有效解決奠定基礎，讓群眾生活在安全有保障的社會環境中。1996年12月28日在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三次會議上，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的李錫銘做了《全國人大常委會執法檢查組關于檢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加強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決定〉執行情況的報告》。該報告中強調了綜合治理工作的重點，通過不斷加強領導責任以及目標管理責任，做好基層建設，堅持“嚴打”的基本策略，從而有效推動綜合治理工作的全面展開。在這項政策的推動下，各個部門開始多管齊下、協同治理社會問題，為改革開放創造了良好的社會環境。而作為最先開展綜合治理的楓橋鎮，依然不斷總結綜合治理的社會實踐經驗，豐富發展“楓橋經驗”的內容，又衍生出了以群眾為依托、依靠群眾解決矛盾的經驗。不難看出，“改革開放以來出現的社會綜合治理體系，依然延續了執政黨主導的組織化調控模式，并進一步使之精致化。”唐凰鳳，新中國60年國家治理體系的變遷及理性審視，《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09（5）.此時的“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唐凰鳳，新中國60年國家治理體系的變遷及理性審視，《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09（5）.（三）經濟快速發展時期的話語拓展與理論升華 進入21世紀以來,復雜性成為社會治理生態的基本特征,由此產生的社會的開放性和社會治理格局的多元化對傳統的控制導向的政府社會管理模式提出了嚴峻挑戰。鄭家昊，政府引導社會管理:復雜性條件下的社會治理，《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14（2）.發展到當下，綜合治理在形式和內容上較之前的“楓橋經驗”有很大的不同，可以說時代賦予了綜合治理以新的內容。其典型表現是，在新的歷史時期，中央在總結經驗的基礎上，科學的判斷了當前的國家形勢，提出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的新策略，形成了黨委領導、政府管理、公眾參與的新的社會管理體制。由此可見，和之前的社會治安問題解決有所不同，如今，綜合治理的范圍已經得到了極大的延展，擴散到社會管理的方方面面，而不是如以前僅僅限于治安層面。參與者也不在限于之前的各個單位，而是拓展到社會公眾。在管理機制層面，也逐漸強調公眾參與的作用，早已超越了以往的通過組織發揮群眾作用的模式。這時期，有關治理的話語體系已經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即由“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已經演進為“社會綜合治理”、“社會治理”，經驗理論也逐步得到了提升。鄭家昊，政府引導社會管理:復雜性條件下的社會治理，《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14（2）.中國共產黨十八屆三中全會所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總目標，從根本上說就是承繼綜合治理的理念，不論綜合治理的內容如何變化，其根本目標始終是維護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維護社會的穩定。其具體的操作方法主要是，在黨委的領導下，積極發揮政府的作用，同時讓社會公眾積極參與到問題解決過程中，積極引入社會公眾支持系統，實現政府治理系統的完善，進一步提升組織綜合治理能力，有效預防和化解社會矛盾。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立足于法治中國的立場，進一步豐富了綜合治理的時代內容，賦予綜合治理法治化內涵。黨的十九大對于社會治理做出新的定位，把社會治理放在“堅持在發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內容中，提出“建設平安中國，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維護社會和諧穩定，確保國家長治久安、人民安居樂業”，并要強化“堅持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不難看出，黨的十八大以來，“社會綜合治理”的話語體系已經形成，即“社會治安”——“社會綜合治理”——“社會治理”——“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而從中國實踐中提練出來的經驗理論也已成熟，即“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的社會治理基本格局和深刻內涵。三.中國“社會綜合治理”與西方“多中心治理”比較肇始于上個世紀60年代的“社會綜合治理”到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國家社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基本演繹了我國綜合治理話語體系和經驗理論的逐步完善過程，同時也不斷地被我國的實踐所證明：即基于本國國情的治理理論及其在實踐中的應用是適合的，也是卓有成效的。而當中國大地上正在演進著“社會綜合治理”的理論發展和制度建構同時，在西方發達國家也正在經歷著治理理論的盛行，這其中的“多中心治理”多中心治理理論是以文森特?奧斯特羅姆為代表美國學者提出的公共治理途徑，對于公共管理、公共選擇、政治學和公共政策等領域所作出的創新性研究路徑。是其核心內容。表面上看，成長于中國土壤里的“社會綜合治理”和來自于美國實證演繹的“多中心治理”多中心治理理論是以文森特?奧斯特羅姆為代表美國學者提出的公共治理途徑，對于公共管理、公共選擇、政治學和公共政策等領域所作出的創新性研究路徑。（一）治理主體的多元化與中心化現代社會綜合治理模式是富有中國特色的社會治理模式，在該模式下，黨委領導、政府主導、社會多方力量參與是協同互動的。但從這里我們也可以明顯的看出，不同的力量在參與社會治理的過程中，其地位是存在主次之分的，黨政機關無疑在其中起到主導的地位。這明顯不同于“多中心治理”中的“多中心”，即意味著許多形式上相互獨立的決策中心；它們在競爭性關系中相互重視對方的存在。Ostrom,Vincent,CharlesM.Tiebout,andRovertWarren,Theorganizationofgovernmentinmetropolitan:atheoreticalinquiry.AmericanPoliticalScienceReview.1961，55(4),pp831-842.而“多中心治理”則是由不同層次和不同類型的組織組成的復雜聯合體。這些組織來自公共、私人、市民亦或第三Ostrom,Vincent,CharlesM.Tiebout,andRovertWarren,Theorganizationofgovernmentinmetropolitan:atheoreticalinquiry.AmericanPoliticalScienceReview.1961，55(4),pp831-842.McGinnis,M.D.,andOstrom,E.ReflectionsonVincentOstrom,publicadministration,andpolycentricity,PublicAdminstrationReview,2012,75(1),pp.15-25.在后工業社會轉型過程中，全球共同體應當是一個互惠合作的共同體。張康之、張乾友：《共同體的進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年，第16頁。在復雜的動態的共同體系統中，盡管“多中心治理”強調：行動者會自動成功的進行調試。但是，這種試圖否定和放棄國家和政府的中心地位，企圖讓眾多參與者之間形成一個合作與競爭的動態網絡遭到了西方學者的強烈抨擊。Goldsmith,StephenandWillianDEggers.GovernanceandEuropeanIntergration.Lanham,MD:Rowman&Littlefield.2004.pp231-234西方新公共行政的代表人物弗雷德里克森在其著作中指出：“在作為治理的公共行政中，必須注意的是，我們不能把組織機構削弱到這樣的程度，以至于我們失去了制定優質的公共政策及有效執行這些政策的能力。”[美]H·喬治·弗雷德里克森：《公共行政的精神》，張成福等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62-63頁。在社會價值多元化的今天，任何問題的治理都不能夠依照以往的線性思維進行思考，將各個主體的力量聯合起來，能夠最大限度的發揮各個主體的作用，要找到復雜問題的處理機制，就必須要從問題產生的根源著手，在多個層面了解問題產生的原因，才能夠生成問題的妥善解決方案。作為公共組織的政府，在社會治理過程中發揮著無可替代的作用，即便在今天的時代背景下，我們也不可能夠隨意的削弱其作用，在共同體問題的治理過程中，只有強調政府的主導作用，才能夠讓相關政策有著更好的執行力。因此，要想公共政策得到有效的執行，必須要確保組織機構運作的有效性，為組織民主性建設奠定良好的基礎。“多中心張康之、張乾友：《共同體的進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年，第16頁。Goldsmith,StephenandWillianDEggers.GovernanceandEuropeanIntergration.Lanham,MD:Rowman&Littlefield.2004.pp231-234[美]H·喬治·弗雷德里克森：《公共行政的精神》，張成福等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62-63頁。所以，對于“多中心治理”保持一種清醒的態度，不能簡單篤信“多中心”、以及各個組織的“獨立決策中心”，更不能搞所謂的“沒有政府的治理”。各個組織的角色在治理過程中應當如何定位和分工，始終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目前缺乏一致的結論。作為對政府科層制（或稱馬科斯·韋伯的官僚制）和市場調控機制進行補充而確立的一種新的治理方式，“多中心治理”不是萬能的，也不是能夠適用所有不同體制國家的靈丹妙藥，不僅存在著極大的治理失效可能性，而且生搬硬套的使用還可能帶來不可挽回的損失。（二）治理對象的具體化與差異化通過前文分析可知，我國的綜合治理模式源于社會治安的綜合治理，也就是為了維持社會穩定，對違法犯罪人員的綜合防治策略。當時的綜合治理針對性比較強，范圍也比較狹窄。“楓橋經驗”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其最初就是讓矛盾解決在基層，依靠群眾的力量來解決社會治安問題。后來，隨著時代的變遷，綜合治理的內容也在不斷的豐富，其適用范圍總體上呈現不斷拓展的趨勢，從最初的專門針對治安犯罪等問題，拓展到社會問題的綜合管理，到當下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機制完善的綜合治理。可以看出，如今的綜合治理已經拓展到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也涵蓋了國家治理層面的內容。政策的目標隨著社會變化也在不斷調整，這表明，以往地方層面的楓橋經驗，經過長期的發展，已經升華為國家層面的問題治理，并且在社會問題的治理的過程中得到有效的體現。綜合治理的對象不斷拓展，從客觀上表明了綜合治理在現實中所發生的作用也不斷提升。在當今的時代背景下，政治、經濟、文化的轉型，也在不斷賦予綜合治理以新的含義。事實上，綜合治理與社會發展是協同的，處于社會轉型關鍵時期的我國，只有不斷賦予綜合治理以新的內容，才能夠不斷應對即將而來的各種挑戰，促進社會問題治理的完善化。從這個層面可以看出，綜合治理的內容已經不斷拓展，將綜合治理上升到國家安全層面，已經有著充分的理論支撐，對于綜合治理的理解也不應該局限于以往的社會秩序維護。而“多中心治理”則起源于美國五六十年代大都市普遍存在的聯邦、州、縣、自治市等職能和管轄權重疊、管理碎片化的病態現象。“多中心治理”的代表者們提出了公共服務提供和生產的區分，以及可以由私人或社會組織來承擔公共服務或產品。不可否認，“多中心理論”的提出與應用得到了美國學者很高的評價：該理論及實踐有助于多樣化公共產品或服務的生產替代方案，有助于引進準市場關系和競爭中的效率提高，有助于供應單位靈活調整不同服務和產品的規模，有助于簡化供應單位內部的組織管理以及為小規模政府單位的生存提供合理的理論基礎。Oakerson,.J.Ronald：GoverninglocalPublicEconomies:CreatingtheCivicMetropolis.Oakland,CA:ICSPress.1999.P35顯然，與起源于建國初期需要政治穩定、社會安寧的中國的“治安綜合治理”不同，“多中心治理”則發端于公共服務的提供，或者說“多中心治理”主要適應于美國的公共服務領域。盡管在“多中心治理”典型代表文森特看來，“多中心治理”的制度安排與美國聯邦主義、民主政治、公共行政緊密相連，或者這些領域本身都蘊含“多中心理論”。但實際上，“多中心治理”頂多只是企圖用“多中心理論”的視角來解釋聯邦主義、民主政治和公共行政而已，并沒有像中國的“社會綜合治理”Oakerson,.J.Ronald：GoverninglocalPublicEconomies:CreatingtheCivicMetropolis.Oakland,CA:ICSPress.1999.P35（三）治理理論的成形化與制度化我國綜合治理是從地方到中央不斷推進的，其成型化和制度化的過程是在中央的領導下，通過頒布一系列規范性文件并讓地方予以配套而實現的，可以說這一系列配套措施，為綜合治理提供了有效的保障。在楓橋經驗的基礎上，敏銳地察覺到中國問題治理的關鍵，探索出適合中國發展的綜合治理路徑，是新中國延續至今的道路。幾十年的綜合治理經驗無不證明，在我國法治社會的建設過程中，融入綜合治理的理論，是符合我國發展和制度變遷規律的，只有如此才能夠發揮制度相互融合與促進的作用。隨著中國現代化治理能力的提升，綜合治理所帶來的經驗以及發展路徑，正好契合我國當下的發展現狀。不同于中國“社會綜合治理”的制度化和法制化的演進過程，“多中心治理”更多地是一種思維方式和理論框架，是美國為代表的西方發達國家公共物品的生產與公共事務治理的模式之一。“多中心治理”從始至今一直在試圖創新理論視角，并且美國等發達國家的聯邦主義、民主理論、公共行政中都包含了“多中心治理”理論的制度化內容。但是，21世紀的今天與之前已經有很大的不同，為了應對不斷加劇的國際競爭，各國都無疑強調國家權力的集中，通過統籌國家權力來有效解決社會治理的問題。綜合治理的經驗表明，權力中心的分散，很容易導致治理效果的疲軟。所以，發達國家的各項制度化和法制化內容中很少或者根本找不到來自于“多中心治理”理論的影子，更不用談“多中心治理”理論直接進一步成型化與制度化了。正因為如此，在中國法治化建設的過程中，吸收綜合治理模式的優秀成果，是確保法治社會建設的方向指針。其實，從本質上看，綜合治理與當代法治中國的建設是一脈相承的，因為從根本上看，綜合治理最初解決的是治安問題，當下社會主義法治建設也關注于此，只不過當下的綜合治理范圍比較寬泛，法治中國建設將重心集中在法治領域，治理的方法更加聚集。因此，綜合治理和法治中國建設是相互兼容的，提倡綜合治理也并不會帶來新的治理問題。（四）多樣化的治理工具與豐富的治理方法誠然，綜合治理并非單純的利用某個方面的工具進行治理，而是強調多樣化的治理工具與豐富的治理辦法。在綜合治理幾十年的發展經驗中，黨和國家主導綜合治理的發展方向，在社會公眾的協同參與下不斷豐富綜合治理的內容。綜合治理不僅在內容上得到了豐富，在治理的方法上也得到了有效的升級。例如，以往的治理模式受制于組織領導體系，只是顯性的貫徹政策，因而其治理方法比較僵化。但是在今天的時代背景下，綜合治理已經逐漸走向多元化，在綜合治理的過程中可能會綜合運用到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等各方面手段，具體治理問題的解決思路也是在堅持因地制宜的基礎上形成的。可以說，根據綜合治理的理念所形成的種種方案，都是不固定的，以問題解決為核心，不斷塑造解決問題的具體方案，多工具與多方法并存，是綜合治理理念運用必須要關注的重點。21世紀以來，地方政府在總結經驗的基礎上，形成了多種綜合治理的經驗，這些經驗的創新無疑都反映出方法的升級。綜合治理的經驗表明，社會問題的復雜性決定了在解決社會問題的時候，絕對不能夠采用單一的手段。要仔細的甄別問題的關鍵，不斷優化問題解決的方法，才能夠真正探索出解決社會問題的有效方案。解決問題的方法在不斷探索中，但核心理念卻始終保持高度一致。將多種工具與方法融入到社會治理的過程中，是根據社會問題復雜性所作出的正確判斷。而在“多中心治理”中，政府更多的是作為非主導者的地位存在來引導社會多主體參與從而共同提供公共物品和解決公共問題。不可否認，奧氏的“多中心治理”理論實際上是在多國實踐的基礎上形成的，其理論吸收了實踐的合理內核，有效的回答了什么樣的制度能夠促進公共資源的集約利用，實現社會的可持續發展這一根本問題，對于正在探索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的我國而言亦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多中心治理”雖在表面上已被政治學、公共行政學者們廣泛接受，但學者們接受的一致性僅限于工具層面。就學科理性及形而上學、方法論上來看，學者們的認知差異仍然非常明顯。如果堅持浪漫的、后現代的多中心理論主張，如沒有政府的治理、網絡中各主體對等地位，那么其理論的解釋力十分有限，而且從科學進步的標準看，多中心理論還不是一個新的公共行政的范式，且在行政學科中的成就還存在很大局限性。王詩宗：《治理理論與公共行政學范式進步》，《中國社會科學》2010第4期，第87-100頁。四、結論中國式綜合治理模式是從基層經驗中升華的產物，經歷了自改革開放以來的長期實踐檢驗，是符合我國國情的問題治理方案。時代在變，而“社會綜合治理”的內涵也在不斷創新發展，但其來自“楓橋經驗”的核心卻從未改變。正如如今楓橋鎮的紅楓義警、楓橋大媽、楓橋鄉賢聯合會等47個大大小小的社會組織，這支五千多人的隊伍在治安巡防、矛盾化解、社區矯正等領域發揮各自的作用。楓橋鎮還組建成立了社會組織黨總支，集黨群服務、社會組織服務、群眾文化功能于一體的“紅楓”黨群服務中心。“楓橋經驗”誕生55周年，社會治理浙江樣本，OL/DB/news/862370.html“楓橋經驗”誕生55周年，社會治理浙江樣本，OL/DB/news/862370.html.張康之，論主體多元條件下的社會治理，《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14（2）.中國的社會建設和社會治理伴隨著中國經濟體制改革、行政體制改革和社會體制改革的步伐穩步推進，同時也是正在進行的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內容之一。其發展的邏輯，經歷了全能政府時代政府包攬的社會管理，到逐步放松管制、還權與市場和社會組織、并尊重市場和社會各個主體并存的社會治理。雖然，中國目前仍處于轉型時期，但是已經度過了粗放經營、粗放發展和粗放管理的時代，正在朝著精細化發展和管理的方向邁進，而有規則的、有秩序的、有成效的法治社會則正是精細化管理的應有之意。中國社會管理、社會治理到法治社會的建設的逐步演進過程，背后有其深刻的邏輯，也是一個必然的漸進過程。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毛澤東誕辰120周年座談會上提出：“道路決定命運，找到一條正確道路是多么不容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是黨和人民歷盡千辛萬苦、付出各種代價取得的根本成就”。習近平：《在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20周年座談會的講話》，《人民日報》2013年12月27日.從最初的社會治安，到后來的社會治理，再到當下的國家治理體系的構建與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建設，中國“社會綜合治理”理論與實踐一直“站立在960萬平方公里的廣袤土地上，吸吮著中華民族漫長奮斗積累的文化養分，擁有13億中國人民聚合的磅礴之力”，習近平：《在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20周年座談會的講話》，《人民日報》2013年12月27日.“社會綜合治理”作為我們黨和國家實踐經驗的結晶，必須給予正確定位，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言：“習近平：《在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20周年座談會的講話》，《人民日報》2013年12月27日.習近平：《在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20周年座談會的講話》，《人民日報》2013年12月27日.習近平：《在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20周年座談會的講話》，《人民日報》2013年12月27日.發端于西方發達國家的“多中心治理”作為統治方式的一種新發展、社會治理工具或模式的創新，其對公共部門和私人部門之間差別的消弭作用不可忽視。或者說，作為公共行政中新工具的治理是新鮮的、時髦的、用途廣泛的，也可以把治理的公共行政視為一種交易的公共行政。March.J.G.andJ.P.Olsen.，DemocraticGovernance.NewYork:FreePress，1995.p123然而，對于發展中的中國而言，我們的借鑒與適用必須審慎。“多中心治理”無論是從政治層面，還是從經濟發展層面，抑或是社會文化層面，都很難移植到富有鮮明特色的社會主義的中國。因此，對于域外的治理理論，只能夠有選擇的吸收其中合理的成分。通過前文的分析不難看出，域外的治理理論及其所形成的經驗，不論是在意識形態還是理論架構層面，都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不契合，不能夠只看到西方國家在社會治理方面的經驗而無視了其中潛在的風險。在法治中國建設的今天，綜合治理有了新的內涵，綜合治理的經驗表明，任何治理理論都不是普適的，只有在充分尊重中國國情的基礎上，總結出適合本國社會問題治理的經驗，才能夠真正解決好中國問題。中國應該堅持走“綜合治理”之路，“中國人民應該有這個信心，每一個中國人都應該有這個信心。”March.J.G.andJ.P.Olsen.，DemocraticGovernance.NewYork:FreePress，1995.p123習近平：《在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20周年座談會的講話》，《人民日報》2013年12月27日。“SocialComprehensiveGovernance”:TheChineseGovernanceDiscourseSystemandExperienceTheoryComparingwiththetheoryof“PolycentricGovernance”ConghuWangXia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