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渝舞中國舞蹈的活化

“巴渝舞”又稱“巴渝舞”、“巴魚舞”、“玉兒舞”、“昭武舞”、“玄武舞”、“舞具舞”等。它是古代巴渝地區非常受歡迎的少數民族舞蹈。它也是中國文字記載中最古老、最古老的舞蹈品種。她因巴人祖先智慧而催生,漢唐盛世年華而滋養,明清變幻風云而豐富、新中國百花齊放土壤而嬌艷,堪稱中國舞蹈的“活化石”。通過對有關巴渝舞的文獻的梳理,我們不難發現其清晰的舞動脈絡:一條是創世后榮登宮廷的“高雅”賞樂,另一條則是堅守民間土壤的原生態民俗樂舞。在他們各自的衍生發展中,都書寫著中國舞蹈活化石的種種印跡。一、巴渝舞的形成關于舞蹈起源的思想,流派紛呈。筆者以為,唯物論者恩格斯的論述更深刻揭示了其本質:藝術起源于勞動。由于人類的繁衍發展,依靠長期的勞動實踐,在人們改造客觀世界的同時,自身的器官也得以進化發展,比如大腦逐漸發達,肢體直立行走,發聲器官日益完善,并最終產生了語言。隨著勞動協作的增強,語言與動作的變化也逐漸增多,因此就產生了歌舞的基礎。我國的論著亦對舞蹈起源有精辟論述:《毛詩序》就記載:“情動于中形于言,言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如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于聲,聲成文謂之音。”63《呂氏春秋·古樂》也說:“昔葛天氏之樂,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闕:一曰載民,二曰玄鳥,三曰逐草木,四曰奮五谷,五曰敬天常,六曰達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總萬物之極。”29除了勞動之外,在對抗自然界乏力時祈求上蒼神靈的庇護,重大活動時祭祀祖先等原始宗教活動,也是巴渝舞形成的重要原因。據《山海經·大荒西經》等記載,華胥后人中有以巫咸為首的“十巫”,在荊巴大地廣泛傳播巫祝文化,今四川閬中靈山、靈臺山(云臺山)曾是巫祝文化的中心。唐代杜甫《南池》詩中還描繪了“南有漢王祠,終朝走巫祝”的盛況。《宋書·樂志》里記載了有關巴渝舞安設祭壇祭祀祖先的曲名《安臺本歌曲》和《安臺新福歌曲》。在《龍山縣志·風俗志》里,也清晰地記載了“土民祭土司神……供土司神位……”的祭祀活動。二、巴人祖國時期的武舞巴渝舞產生之后,在巴人祖先們的常年遷徙、征戰和祭祀等過程中,逐漸形成一種恢弘氣勢的“武舞”。據楊銘先生研究所載:“巴氏最早的居住地在今回水流域,后遷徙到山西南部與四姓結盟,形成巴族,商周時逐漸向南方遷徙到豫、陜、鄂之間,春秋戰國時期遷徙入川渝地區。”到周慎靚王五年(前316),秦滅巴時,巴國四境已東至魚復(今重慶市奉節縣),西至僰道(今四川省宜賓市),北接漢中(今陜西省漢中),南極黔涪(今湖南西北部、貴州東北部及與湖北和重慶的鄰近地區)25。根據巴人祖先的遷徙路線圖我們不難看出,巴人祖先與商、周、秦、楚等強大部族有過雜居。其處境堪稱艱難,為了生存發展,他們在勞作之余,必須依靠部落內各氏族成員形成一種合力,以便一遇戰事,可以齊心協力“共為社稷”。有據可查的歷史文獻最早記錄了“武舞”形式的就是《尚書大傳·周傳》所記載的武王伐紂時的巴渝將士情狀:“武王伐紂,至于商郊,停止宿夜,士皆歡樂歌舞以待旦”,“惟丙午,王逮師,前師乃歌鼓噪,師乃十舀,前歌后舞”。另外,常璩的《華陽國志》將其描述為“勇猛、剽悍、善戰,能歌善舞”23。《華陽國志·巴志》還這樣描述道:“周武王伐紂,實得巴蜀之師……巴師勇銳、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故世稱武王伐紂,前歌后舞也。”21再有《后漢書·西南蠻夷傳》記載:“閬中有渝水,其人多居水左右,天性金庸。初為漢前鋒,數陷陣,俗喜歌舞。高祖觀之曰:‘次武王伐紂之舞也’。乃令樂人習之,所謂‘巴渝舞’也。”37司馬相如在《子虛賦》中還描繪了這種武舞的壯觀場景:“千人唱,萬人和,山陵為之震動,山谷為之蕩波。”由于巴人在幫助劉邦征戰過程中的卓越貢獻,加之其獨創的巴渝舞之恢弘氣勢,高祖遂將這種舞蹈引入宮中,在接待朝貢使者時常常表演,以耀軍威。至此,巴渝舞便有了所謂“宮廷大雅之舞”與“民間俗文化”之分了。盡管他們分屬不同的流派,其生命演繹之路同樣都為史料所具錄,為后人留下了彌足珍貴的歌舞財富。1.“昭武舞”的演變(1)西漢建國時,高祖劉邦將巴渝舞引入宮中,“命樂人習之”。(2)在宮廷表演過程中,據《漢樂府》記載,巴渝舞經文人、樂師的改編、加工和潤色之后,舞曲分為了四章:《矛渝本歌曲》、《安弩渝本歌曲》、《安臺本歌曲》、《行辭本歌曲》。(3)繼編曲名之后,巴渝舞又有所發展,出現了“樂舞交作,邊歌邊舞”的形式,還有“巴俞鼓員三十六人”的新形式。(4)至魏晉六朝時,因漢樂府所傳之巴渝辭曲均保留著最初的巴語風格,“其辭既古,莫能曉其句讀。魏初,乃使軍謀祭酒王粲改創其辭”,粲向巴俞帥李管種玉歌曲意,試使歌,聽之,一考校歌曲,而改之為《矛渝新福歌曲》、《弩渝新福歌曲》、《安臺新福歌曲》、《行辭新福歌曲》。《行辭》以述魏德。黃初三年,又改巴渝舞曰‘昭武舞’。……西晉時,又改‘昭武舞’為‘宣武舞’,由傅玄更創新辭,為《惟圣皇帝篇·矛俞第一》、《短兵篇·劍俞第二》、《軍鎮篇·弩俞第三》、《窮武篇·安臺行辭第四》。四篇之后還加了一段“亂”(辭)1332。(5)隋唐至宋時,作為宮廷大雅之舞的巴渝舞,其命運可謂起伏不定,悲喜兩重天。據《二十五史·隋書·音樂志(下)》記載:隋文帝當政時,采用了牛弘建議,認為《矛渝》、《弩渝》等舞曲,“既非正曲,悉罷不用”36。唐朝時,巴渝舞又起死回生,重登宮廷大雅之堂,并留有新作被收錄。如詩人陸龜蒙曾經所作一首名為《吳俞兒舞歌》的,被收集在《樂府詩集中》768。到了宋代,巴渝舞再遭厄運。據《宋書·樂志》記載,宋朝被統治者認為巴渝舞乃“四夷樂者……豈可施于廣庭,與大樂并哉”,于是不再在宮廷中演奏。從此之后,在宮廷大雅之樂的舞臺上,再無巴渝舞之身影,陡然淡出了王公貴族們的生活。2.流變的形式因勞作、祭祀、崇拜圖騰等起源于民間的巴渝舞,其置身于民間土壤里,一直孕育著自己的不謝之花,也當仁不讓地成為了巴渝之精華。如《四川通志·輿地·風俗》記載:萬州“正月七日鄉市女渡江南峨眉磧上作雞子卜,擊小鼓唱竹枝歌。”描述的就是流行于重慶地區的民間花燈、龍燈、馬馬燈等源于巴渝舞,后又不斷演進的民間巴渝舞形式。如《隨書·地理志》“荊州風俗”記載:“始死,置尸館舍,鱗里少年,各持弓箭繞尸而歌,以箭扣弓為節。”描述的就是三峽庫區僚人銅鼓圖案上的“羽人舞”的形式。如《記效新書》里記載,明代抗倭名將戚繼光以盾牌舞的形式訓練士兵。它描述了流傳于三峽庫區盾牌舞的形式。如宋人《夔州圖經》記載:“俗傳正月初夜,嗚鼓連腰,以為‘踏蹄’之戲。”他描述的就是三峽庫區巴人后裔的“踏蹄舞”的形式。如《永順府志》記載:“各寨有擺手堂,每歲正月初三至十七日止,夜間鳴鑼擊鼓,男女相聚,跳舞唱歌,名曰‘擺手’,此俗猶存。”這描述的就是流傳于土家族的擺手舞。如四川閬中、巴中一帶在節日里表演的巴渝舞,亦頗有古巴渝舞的韻味。通過對記載巴渝舞的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