貴州民族歷史調查的重要意義六山六水民族調查與仡佬族研究

1983年以來，由中國西南民族研究學會和貴州省民族研究學會創辦，貴州民族研究所組織了多項人才對少數民族“六山六水”地區進行的全面研究。20世紀50年代至60年代，經過對貴州少數民族的社會歷史調查，對貴州少數民族進行了大規模、全面的調查研究。從調查研究的過程與類型來看,這是一項承前啟后的歷史性研究。從調查研究的內涵來看,這次調查既繼承了過去重視社會形態,重視歷史,重視經濟文化類型研究的長處,又突破了以往的教條主義的束縛,加大了民族文化調查研究的力度,并取得豐碩成果。這次調查為自新中國成立以來的貴州民族社會歷史調查畫上了一個圓滿的規范的階段性調查研究的句號。今試以仡佬族的研究為例說明之。一兩代樹立上的灣族間的地位,且多見成周及朝的機構設置中國民族學淵源久遠。古代史籍文獻中關于各邊疆族群的記述可歸入描述性研究范疇。其中有關仡佬族及其先民的記述,可以上溯至《史記·西南夷列傳》。太史公曾親歷西南地區,“遷仕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以其所聞見,記述了具有“A結,耕田,有邑聚”物質文化特征的夜郎等部落屬民。再上溯,還可以追至《管子·小匡》,春秋時齊恒公得管仲輔佐,多次大會各地諸候首領,欲樹立其盟主地位。當時,今貴州境內有前往會盟。是迄今為止所知貴州最古的名稱。更溯源,其先民可屬于周朝初年到成周(今河南洛陽)進貢丹砂(水銀)的“卜人”族群,見載于《逸周書·王會解》,以及商朝初年南方的“百濮”族群。漢朝曾依其古稱命在此地所設郡名為郡。《后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記夜郎國(古代地方及部落政權皆可稱“國”,今之中國古稱“天下”)為竹王所建,稱其族人為“夷獠”。《華陽國志》記載了巴(今四川東部)、蜀(今四川西部)、南中(今四川南部、貴州、云南及廣西西部)的濮人和獠人,但將夜郎王族稱為“夷濮”。夜郎是戰國末年至漢朝初年貴州的一個地方政權。《魏書·獠傳》第一次為“獠”人立傳,具體地記述了當時“獠”人的物質文化、社會文化概況。隋唐時期史籍文獻中出現“犭葛獠”、“犭乞犭老”等族稱記載,見于(隋)《武陵記》,(唐)《元和郡縣志》、《舊唐書》、《新唐書》等。以后,各朝各代史籍典志關于“獠”和“犭乞犭老”(仡佬)的記述不絕于書。或記其分布遷徙,或記其物質生產生活及社會習俗,或載其對封建王朝的向背。《元史·地理志》中記載了元朝在貴州設置的若干“犭乞犭老”長官司,反映出當時仡佬族聚居情況。元代史籍還記載了滇川黔邊境地區的“土獠蠻”(又記為“禿剌蠻”)。明代載籍中開始固定記為“犭乞犭老”,并且說明“犭乞犭老”就是“獠”,還按其服飾等習俗特征區別為紅仡佬、花仡佬、打牙仡佬、剪頭仡佬等。明清兩代方志中,對仡佬族各支系的分布和習俗有更詳細的記載。歷史文獻中關于仡佬族的記述雖然多數只是零星點滴,但仍然能夠從不同側面或略或詳地昭示出仡佬族及其先民歷史存在的軌跡。新中國成立以后,統一其族稱為“仡佬族”。二對貴州灣族的調查研究用近現代民族學理論方法對仡佬族進行實地考察,比較著名的如20世紀40年代,法國民族學家鮑克蘭(InezDeBeau),她在中國人類學家吳定良博士的幫助下,到過貴州安順灣子寨和黑寨,還到過鎮寧和郎岱進行過實地考察,發表了《貴州仡佬族的歷史和現狀》一文。她收集中國歷史文獻中關于仡佬族的記載,認為仡佬就是“獠”。她注意到凌純聲把“獠”和聯系起來視為一個民族集團的觀點。她還主張把貴州仡佬的研究與湘西的仡佬、貴州的木佬、噶當和仡兜、云南的民家和那馬,以及緬甸的卡倫人加以比較。但是她的這類意見多半發自于兩族之間有個別文化現象相同或相似形成的印象。在后來新中國展開的大規模民族調查研究中,發現湘西的仡佬族已融入相鄰的苗族和漢族之中。貴州的木佬后來被識別為仫佬族,仡兜識別為苗族。云南的民家和那馬識別為白族。在實地調查中,鮑克蘭還記錄了一些仡佬語詞匯。她把仡佬族保存的最后幾套仡佬服裝也收藏走了。在鮑克蘭之前,比較著名的還有20世紀初英國傳教士克拉克(S.R.Clarke)著《在中國西南部族中》,他在中國傳教達33年,在貴州安順傳教20年。他曾收集安順仡佬語詞匯,并且認為仡佬族是當地的土著。此后,中國人類學家芮逸夫著《僚為仡佬試證》。從漢語古今讀音的差異及文化特征的比較研究中,論證僚就是仡佬。三重新整理出《灣族史》,進行了進一步的調查研究新中國成立以后,1950—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向貴州仡佬族地區派出了中央訪問團,1955年進行了民族識別的調查研究工作,1956年正式公布仡佬族名稱。同是,建立了遵義平正和仁懷安良兩個仡佬族鄉。1958年秋,中國科學院民族研究所貴州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組深入仡佬族地區進行調查,參加單位有北京大學、中央民族學院、貴州民族學院的研究人員。調查范圍主要是貴州省仡佬族分布地,1958年仡佬族共有24000人,分布在貴州省的黔西、織金、六枝、鎮寧、關嶺、普定、大方、清鎮、仁懷、水城、安順、遵義、平壩、金沙、興仁等20多個縣,還有數百人分布在廣西壯族自治區的隆林各族自治縣和云南省文山壯族苗族自治州的廣南、文山、富寧、馬關等縣。調查所得的資料用來編寫《仡佬族簡史簡志合編》(草稿)。貴州省參加編寫仡佬族簡史簡志的有田曙嵐、劉紹勵、詹倩韶、李文杰、黃光銳、紀森、張正東、何家禮、胡積德。由田曙嵐任組長。至1959年寫出《仡佬族簡史簡志合編》(草稿)。1960年中國科學院貴州分院民族研究所成立,又組織人員對仡佬族進行補充調查,對草稿作了補充和修改。這一次參加編寫的人員,除原班人馬中的貴州民族研究所成員之外,增加了鄒世恒。由何家禮任組長。1963年寫成《仡佬族簡史簡志合編》(初稿),鉛印成冊。后因從1963年以后的一連串的政治運動直至文化大革命的影響,《仡佬族簡史簡志合編》(初稿)被擱置下來,既未能正式出版,又未能進一步完善。需要指出的是,20世紀50—60年代對仡佬族調查,由于是在全國范圍內開展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的大環境下進行的,在廣度和深度方面,都遠遠超出以往任何一次對仡佬族的社會歷史調查。但又由于預先確定的調查重點在階級關系、經濟情況、社會形態等問題,雖然也注意了歷史和語言的調查。但是,在指導思想上,把民族文化風俗視為“無關緊要的奇風異俗”,對其調查研究被批評為“資產階級獵取奇異”。受這種極左的指導思想束縛,當時雖然田曙嵐、王尚志(仡佬族)、鄒新民等一起,曾經對仡佬族文化進行過系統的調查和積累,編寫了《仡佬族的生產情況》、《仡佬族的生活情況》、《仡佬族的信仰和婚喪風俗》、《仡佬族的節序風俗》等等。但最后都只是打印資料,未能正式發表或出版。我在1979年、1981年、1986年三次到仡佬族地區深入村寨調查,1994年到務川開會,又得田金海先生(仡佬族)及其他仡佬族人士贈送他們積累的資料,這些資料歸納起來,寫成了《仡佬族》(限5千字)、《仡佬族文化史》(限5萬字)、《仡佬族文化志》(限6萬字)。盡管20世紀50—60年代沒有公開出版過仡佬族社會文化歷史的調查報告或專門著作,但這一時期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工作的篳路藍縷之功,終究不可埋沒。其間,賀嘉善女士、陳書田先生、陳其光先生在仡佬語的調查研究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他們收集了普定窩子寨、織金牛洞、遵義青龍、遵義尖山、關嶺頂銀、織金龍泉等地仡佬語材料,編入《仡佬族使用語言情況》(初稿)。后來,賀嘉善在1983年編寫出版了《仡佬語簡志》。從1960年到1963年,在困難的條件下,田曙嵐先生在自己長期深入仡佬族村寨從事實地調查的基礎上,夜以繼日,系統爬梳整理仡佬族和夜郎國史料,撰寫了《“僚”的研究與我國西南民族若干歷史問題》,由貴州民族研究所里的熱心人幫忙義務刻寫油印100本(1963年6月印成),散發給大家。在文革結束以后,面對浩劫之后學術領域一片空白的情況下,正是這本以資料豐富完整見長的著述,幫助年輕一輩的學者解決了當時學術資料匱乏急待彌補的問題,使貴州社會科學學術界得以迅速地進入了夜郎討論的學術活動中。此時田曙嵐先生已經辭世。在1978年8月第一次夜郎學術討論會上,許多與會學者在發言時,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表達對田曙嵐先生在夜郎國研究方面所做的資料奠基工作的敬意。后來,貴州民族研究所又專門撥出人力物力,整理鉛印了《“僚”的研究與我國西南民族若干歷史問題》,輯入貴州民族研究所編印的《民族研究參考資料》第八集(1981年9月)。田曙嵐先生在廣泛接觸各種學術的見解和實地考察的材料之后,經過自己的研究,在這部著作中提出“濮——僚——仡佬”相承襲說,為深入探明仡佬族來源開辟蹊徑,并為仡佬族夜郎國與夜郎國關系研究奠定了資料方面的堅實基礎。但是在當時,濮和僚的歷史內涵尚未明確界定的情況下,濮、僚與仡佬相承襲說并沒有引起注意。四調查報告的寫作背景“六山六水”調查研究工作的啟動,揭開了仡佬族研究的新篇章。一方面,極左的教條主義的框架已經被歷史所拋棄。民族學家完全可以自如地運用馬克思主義民族學的理論和方法,對民族文化的各種存在形式,例如物質文化、社會文化、精神文化的方方面面,進行實地的客觀的調查研究。另一方面,環境的寬松和科研經費的充裕也使調查得以充分地進行。1982年至1990年的民族識別工作的再一次開展,對黔北道真、務川、正安、石阡等縣仡佬族的調查研究和識別,之后,成立了道真和務川兩個仡佬族苗族自治縣。仡佬族分布地區遠比過去擴大,人數也增長很多。對仡佬族調查要求的范圍也更大。科學技術的發展也為開展這一場深入持久的實地調查工作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技術裝備,如性能良好的照相機、錄音機、攝像機等等。總之,這是一次具有相當規模的、規范化的民族學實地調查研究。“六山六水”的調查帶動并促進了貴州民族研究各方面工作順利進行。在這一時期仡佬族研究能夠承前啟后,完成許多重大成果,都是與“六山六水”的調查分不開的。例如,《仡佬族簡史》的編寫出版,《仡佬族》(志)的問世,《仡佬語研究》的成書等。雖然1979年經中央宣傳部、中央統戰部批準,由國家民委組織編輯、修訂,出版國家民委民族問題五套叢書”,確定《仡佬族簡史》由貴州省民族研究所負責編寫。但直到1984年,才正式成立由胡積德、萬斗云、翁家烈組成的編寫組,胡積德任組長。編寫組人員深入貴州,廣西、云南、四川等地仡佬族居住地區,作了大量的調查,并查閱了有關史志文獻,在《仡佬族簡史簡志合編》的基礎上,1985年寫成《仡佬族簡史》第一稿。同年6月,貴州省民族問題五種叢書編委會在貴陽召開了有從事仡佬族歷史研究的專家、學者、民族工作者及仡佬族知識分子、干部代表參加的審稿會,與會同志提出了很好的修改意見。會后,編寫組進行了認真的修改,寫成了第二稿。1986年初,由侯紹莊通篡,寫成第三稿。8月,經綜合各方面意見,整理出第四稿。1987年秋在貴陽召開了第三次審稿會。會上,各地仡佬族代表要求補充云南、廣西、四川等省區仡佬族的情況。經省編委會研究決定,由編寫組在第四稿基礎上作適當修改,組長胡積德負責統篡,交編委會副主任陳永康審定。4月,陳永康帶領考察組赴廣西隆林、云南文山州有關縣進行仡佬族歷史、現狀考察。1988年5月,陳永康在遵義主持定稿會,最后定稿。1989年由貴州民族出版社出版。就在《仡佬族簡史》編寫審定的過程中,翁家烈先生先后發表了輯入《貴州民族調查》(即“六山六水”調查報告集,以下注明之一、之二……)的若干篇調查報告,如:《大方縣普底鄉紅豐村調查》(之三),《松桃、江口、石阡、思南、正安五縣民族社會歷史調查》(之四),《黔西縣民族調查報告》(之五),《關嶺縣仡佬族宗教信仰評述》(之六)等。與此同時,張濟民先生也發表了《大方縣普底鄉仡佬族的雞卜與禁忌》之三)、《六枝仡佬語調查報告》(之二)、《大方縣普底鄉仡佬語調查報告》(之三)、《晴隆仡佬語調查報告》(之四)、《平壩縣大狗場仡佬語調查報告》(之六)等。這些調查報告為《仡佬族簡史》的定搞提供了學術的依據。例如,大方縣普底鄉的調查報告,從當地仡佬族的自稱和彝族對仡佬族的他稱方面,提供了仡佬族是濮人的直接證據。仡佬與僚、濮的源流承襲關系的論點終于被大家所接受,并寫進了定稿的《仡佬族簡史》中。又如,翁家烈先生的專著《仡佬族》,1992年由民族出版社出版。這是第一本全面記述仡佬族的文化志,是填補空白的著作。正如翁先生自己坦言:“十多年來,我如饑似渴地終年埋頭于有關仡佬族文獻資料的搜集和社會歷史的采訪、考察。走訪了黔、川、滇、湘、桂等省區仡佬族所居住的和與仡佬族先民有關的村村寨寨。先后寫出了數十篇有關仡佬族的論文和一些專著。”這十多年最主要的就是“六山六水”調查的十年。其資料來源主要依靠“六山六水”調查中所得。因為翁先生所發表的調查報告都是按照基本的民族學調查提綱進行實地調查后撰寫成的,其調查范圍包括地理生態環境、生計方式、歷史遷徙來源、風俗習慣、歲時節日、民間知識技能、宗教信仰、神話與禁忌等等。調查資料極為詳細具體。即便是專題調查報告,側重點有所不同,但也沒有遺漏基本情況的調查。可以說,沒有“六山六水”的實地調查,也就沒有這第一本由翁家烈先生撰寫的規范的仡佬族志。再如張濟民先生的專著《仡佬語研究》,這是一部44萬言的巨著,由貴州民族出版社1993年出版。其材料的基本來源是輯入“六山六水”調查18集調查報告中的,總字數達數十萬字的仡佬語調查報告。它們是:《六枝仡佬語調查報告》(之二)、《大方縣普底鄉仡佬語調查報告》(之三)、《晴隆仡佬語調查報告》(之四)、《平壩縣大狗場仡佬語調查報告》(之六)、《安順仡佬辣調查報告》(之七)、《普定仡佬語調查報告》(之八)、《仡佬語方言土語劃分調查報告》(之九)。此外,這部著作還包含作者對貴州從江瑤語、湖南瀘溪苗語、云南邱北的人語、四川鹽邊的伊羅語等與仡佬語相鄰語言的補充調查所獲資料。仡佬語正在瀕臨消亡的過程中。張濟民先生的這部專著保留了迄今為止最完備的仡佬語的語音、詞匯、語法等記錄資料,具有搶救的作用。同時,作者對仡佬語內部各方言進行了比較研究,對仡佬語與其外部的木老(仫佬)語、苗語、瑤語、布依語、漢語等語言也進行了比較研究,清楚地展示了仡佬語的語音音位、詞義生成、語法結構等方面的特點。作者還提出民族學家應當注意從仡佬語與相鄰語言之間的同源詞、借詞的分析研究中,以及仡佬語各類詞義生成的具體特點中,發現仡佬族族源、歷史、風俗習慣、民族關系等方面的線索。與這些比較系統的調查的同時,還出現了一些單篇的專題調查報告,如陳天俊先生的《四個仡佬族聚居村寨婚喪習俗調查》(之八)。這是對關嶺麻凹寨和擺布寨、安順彎子寨、平壩大狗場四個保存民族文化較為完整的仡佬族大寨的婚喪習俗進行實地考察后寫成的調查報告。其特點是在翔實記述當地傳統習俗的同時,注意考察習俗的發展變化。陳先生還有一篇《黔西縣沙井苗族彝族仡佬族鄉政權建設調查報告》(之九),以民族鄉的政權建設為選題,顯示出政治民族學和應用民族學的特色。龔黔蘭女士的《務川仡佬族苗族自治縣婦女教育調查》(之十二),對務川仡佬族苗族自治縣婦女教育的狀況,特別是務川縣政府和縣婦聯采取的掃盲措施和開展“雙學雙比”(學文化學技術,比成績比貢獻)活動,在生產實踐中培養各種女能人等行之有效的做法作了實地調查。蔣立松先生在《六枝特區少數民族綜合調查》(之十六)中,對散居于中寨的仡佬族(屬打鐵仡佬支系)的社區文化特征進行了民族學實地考察和記述。這些單篇的專題調查報告各從一個側面或一個聚居點反映了當代仡佬族的文化和政治狀況。“六山六水”調查掀起了民族調查的新高潮,帶動了貴州全省其它單位對民族調查的熱情。如貴州民族學院羅懿群、王成亻桀、王勤、唐文新等在這一時期收集編成的《仡佬族勞動歌集》(1986年印),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