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詩序》的文本來源

《毛詩》是世界著名歌曲的源于創作的歌曲的類似繪畫，通常被稱為“毛詩序列”。《毛詩序》是研究《詩經》的重要文獻,然而對于《毛詩序》內部結構的分類、分類的名稱及各類的作者則自漢代以來就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其實,就序文內容而言,《毛詩序》的每篇序文在結構上顯然大多可以分成前后兩個部分。一般說來,序文的一、二句構成前一個部分,其余的則構成后一個部分。前一個部分的內容往往是揭示詩人作詩之旨,后一個部分則往往是對詩人作詩之旨、對詩作的價值作進一步的申述。因此,對這兩個部分,古人或以大序、小序,或以前序、后序,或以古序、續序之名來加以區分,不能說是完全沒有意義的。引起紛爭的是《關雎》序。在《毛詩序》各篇序文中,《關雎》之序比較特殊。因為《關雎》既是《周南》的首篇,也是《國風》與整部《詩經》的首篇,所以《毛詩序》在申述《關雎》時,所言甚為深廣,不僅申述《關雎》,同時對《南》,對《風》,對詩之六義皆有所述,因而事實上《關雎》題下的序文已經成為《毛詩序》序文中帶有綱領性質的一篇詩論,非其他詩篇序文所能比擬,這就使得不少古代學者喜歡將《關雎》題下的序文稱為《大序》,而將其他詩篇題下的序文叫做《小序》,由此造成《毛詩序》序文劃分標準與名稱使用上令人眩目的混亂。至于《毛詩序》的作者,則更是自漢以下,爭訟不絕。眾說之中,以鄭玄之說時代較早,也較可信。保存鄭玄之說的文獻主要有以下幾條:第一,陸德明《經典釋文》于《關雎》下所引舊說,將《毛詩序》分為大、小兩個部分,以“《關雎》,后妃之德也”至“用之邦國焉”為《關雎序》,謂之《小序》,以“風,風也”至“《關雎》之義”為《大序》。其實際,是將《關雎》題下綜論《詩經》大義的序文稱為《大序》,而將《大序》之外所有揭示與申述單篇詩作創作主旨與價值的《毛詩》序文稱為《小序》。在引述舊說分類之后,陸德明復引南朝梁代沈重之言曰:“按鄭《詩譜》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有不盡,毛更足成之。”1依陸德明之意,似乎鄭玄對《毛詩序》的分類與舊說相同。不過,沈重所引鄭玄《詩譜》之說,并不見于孔穎達《毛詩正義》所保存的鄭玄《詩譜》之中,蓋為鄭玄《詩譜》之佚文。第二,孔穎達《毛詩正義》所引鄭箋在箋注《魚麗》、《南陔》和《白華》何以沒有歌辭而有序文言其作詩旨意時,乃云:“此三篇者,……孔子論《詩》,雅、頌各得其所,時俱在耳。篇第當在於此,遭戰國及秦之世而亡之,其義則與眾篇之義合編,故存。至毛公為《詁訓傳》,乃分眾篇之義,各置於其篇端,……而下非孔子之舊。”2據此,則鄭玄之意,在毛萇之前,《毛詩序》中各篇序文本來合編在一處,而且這種合編乃是“孔子之舊”,也就是說,乃是傳自孔子。一直到了毛萇之時,才將《毛詩序》序文分編在所序各首詩篇題目之下。第三,孔穎達《毛詩正義》于《常棣》序文下引《鄭志》答張逸問曰:“此序子夏所作,親受圣人,自足明矣。”3在這里,鄭玄一面以序文為子夏所作,一面又說子夏所作受之于孔子。綜合上述三條,可知《毛詩序》乃是在毛詩傳授系統中不斷經人潤益而成之作。大概其序文所言義理最早由孔子傳受給子夏,子夏則將其精心整理成文,子夏之后,歷經幾代傳至毛萇,又有所增益,而且原先合編在一處的整部序文也被毛萇分別編入各篇詩歌題目之下。這就是鄭玄的意見。要指出的是,毛萇之后,東漢的衛宏很可能也對《毛詩序》序文做過申發。依范曄《后漢書·儒林傳》載,衛宏,字敬仲,嘗隨擅長《毛詩》的謝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于今傳于世。”(1)據此,頗有學者以為《毛詩序》之作與孔子、子夏及毛萇無關,是衛宏之所獨創。其實古人使用“作”字,并非都是指前無古人的獨創而言。即以鄭玄為例,他說“《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顯然是將“卜商意有不盡,毛更足成之”的文字當成“作”了。再者,如《春秋》本是孔子在《魯春秋》基礎上筆、削而成,但無論是孟子還是司馬遷,卻都喜歡說孔子“作春秋”。可見,在古人那里,一些在前人基礎上寫成的附有己意的東西有時也可以稱為“作”。《后漢書》說衛宏作《毛詩序》的“作”也應該是這種意思。況且,《毛詩序》的內容多是揭示詩人作詩之旨,若無孔子、子夏及毛萇的傳承,單憑衛宏,怎么可能將千百年前詩人作詩之旨一一講明呢!魏征《隋書·經籍志》云:“《毛詩序》,子夏所作,毛公及敬仲又加潤益。”(2)其言甚是,只是我們要補充,子夏所作《毛詩序》在內容與義理上是師承于孔子的。關于《毛詩序》內容傳自孔子、序文成于子夏之說,自古就有疑之者。而今,由于上海博物館所發現與收藏和整理的戰國楚竹書《孔子詩論》的問世,可以認為《毛詩序》傳自孔子、子夏之說不為無據。因為《孔子詩論》的議論與今本《毛詩序》大多相合,且議論時語言文字的風格也與《毛詩序》相類,更重要的是,在寫作年代上,《孔子詩論》一般被認為是戰國中前期的作品,以至于有部分學者認為“竹簡《詩論》可能是失傳了兩千多年的子夏《詩》序。”(3)現存《孔子詩論》的作者是否就是子夏,這一問題值得深入探討。依漢儒之說,孔子傳詩給子夏,時在孔子刪《詩》之后。可是,就《孔子詩論》的議論來看,似乎孔子作此番議論之時,尚未刪詩。因為在綜論《頌》詩的特點時,孔子說:“其樂安而遲,其歌伸而引,其思深而遠。”(4)這一特點實際上還僅僅只是《周頌》的特點,并非今本《詩經》中所有《頌》詩的特點。我們可以根據王國維在《觀堂集林·說周頌》中論證《周頌》之聲“較風雅為緩”的依據來論證這一問題。王氏之依據主要有四:風雅有韻,而頌多無韻,一也;風雅皆分章且后章句法多疊前章,而頌則不然,二也;較之風雅,頌之篇幅過于短小,三也;頌雖短,而所用之禮節則頗繁瑣,四也。(5)在這四條依據中,前三條說的都是詩體本身的特點,不過,這三條正如王氏文題所表明的那樣,這僅僅是《周頌》的特點,而無關乎《商頌》與《魯頌》。因為在頌詩當中,《魯頌》與《商頌》不僅都有韻,多疊章,而且篇幅也都是很長的。尤其《商頌》押韻多為句句押韻,曲調自然是趨于急促歡快和鏗鏘有力,而不大可能是“安而遲”的。所以說,《孔子詩論》論及《頌》詩之時,尚未包括《魯頌》與《商頌》。復據班固《漢書·藝文志》所謂:“孔子純取周詩,上采殷,下取魯,凡三百五篇”,(6)則今本《詩經》中的《魯頌》與《商頌》都是孔子刪詩之際選入《詩經》之中的。所以,《孔子詩論》論及《頌》詩既然未嘗包括《魯頌》與《商頌》,那么其詩論的傳授顯然當傳于孔子刪詩之前。由此說來,則《孔子詩論》雖與子夏所傳《毛詩序》內容及風格相類,但顯然并非子夏所作。因為子夏學詩既然學于孔子刪詩之后,則其綜論《頌》詩的特點不應該不包括《魯頌》與《商頌》在內。所以,在《孔子詩論》作者的各種說法中,以子羔說比較可信。因為,一方面從《孔子家語·廟制》所載來看,在子羔仕衛之時,也就是在孔子刪詩之前,子羔嘗問詩于孔子,很可能在孔子刪詩之前曾學詩于孔子;另一方面,從楚簡的編聯體制上看,“現在題名為《孔子詩論》的簡文,其實是《子羔》篇的一部分。”(7)平心而論,現存《孔子詩論》很可能是子羔或者子羔后學在孔子所傳詩學基礎上編寫而成。它雖非子夏所傳《毛詩序》,但由于與《毛詩序》在詩義的理解上皆出于孔子,所以二者的內容可以相互印證。如鄭玄說,子夏學詩于孔子時,孔子是將自己對于《詩經》中各篇詩歌的理解集中在一起傳授給子夏的,而據《孔子詩論》來看,孔子在講解《詩經》時,一面總論風、雅、頌之大義,一面正是將各篇詩義聯系在一起傳授給子羔的。所以總而言之,《孔子詩論》的出土,證明在《毛詩》傳授系統中,《毛詩序》不管經過后人怎樣的潤益和修改,其序文對詩義的原始講解則毫無疑問,應該出自孔子。不過,值得思考的是,就是孔子,距《詩經》中一些詩篇的寫作年代,也已經有幾百年的時光,他又是怎么得知這些詩篇的創作之旨的呢?其實,這個問題不難回答。就傳世文獻推斷,孔子應該是通過周代史官保存的詩學文獻得知古人創作之旨的。在周代,史官在制度上與詩發生關系的形式基本有兩種:一是參與各地詩歌的采集,一是負責采來詩歌的館藏與識讀。先說史官與詩歌的采集。《毛詩序》在論及變風、變雅時,嘗有“國史明乎得失之跡”云云。孔疏引《鄭志》答張逸問曰:“國史采眾詩時,明其好惡,令瞽矇歌之。”依鄭玄之說,周代史官顯然曾參與王朝的采詩活動,所以對所采詩篇美刺好惡的創作之旨十分明了。不過,周代史官是緣何參與到采詩活動中的呢?這就須要知道,周代諸侯國的史官有很多是周王室派去的。錢穆先生在解釋《孟子·離婁下》所謂:“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后春秋作”時,曾經談到:“大概在宣王時,或許周王室便早正式分派史官到各國去。”(1)錢穆先生說周王室有派史官到諸侯國去進行監控的制度,這個觀點無疑是可取的。不過,錢穆先生將“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后春秋作”解釋成宣王以后諸侯不再依禮朝見周王,于是用以助興的詩歌也就逐漸消亡,取而代之的是周王派史官到各個諸侯國去,以便及時將各國所發生的事變呈報中央并相互通報,這個解釋值得商榷。依錢穆之意,則《春秋》一類的史書是在宣王之后,各國史官相互通報事變時應運而生的。可是,班固《漢書·藝文志》說得很明白:“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為《春秋》,言為《尚書》,帝王靡不同之”,(2)如此,則《春秋》一類史書的產生似乎不會晚到宣王之后,而周室分派史官到各個諸侯國去,也不一定晚到周宣王之時。在宣王之前,諸侯雖然經常依照禮度來中央朝見周王,但這不足以使周王及時并且切實地掌握各地諸侯的政情民意,而在宣王之后,諸侯既然已經不再經常來朝,不再聽從王室的指令,那么即使分派史官去監控各國,對周王室又有什么意義呢?所以,周王室分派史官到各地諸侯國去,依情理說,不應該始于王室衰落之時,說它始于周公制禮作樂那樣強盛的歷史時期似乎更加可信。換言之,分派史官到各諸侯國實施監控,很可能就是周公制禮作樂的一大內容。在周初,周王室既然能夠讓國氏、高氏為其監守齊國,那么,分派史官到各地,或者任命當地之士在各諸侯國中充任史官,對各國實施監控,當然也不應該是什么很困難的事情。總而言之,大概自周代初年,周王室就有分派史官到各地諸侯國任職的制度。這些被派往和委任在各國的史官不僅負責記載并且向中央匯報各國的事變,而且依鄭玄所謂的“國史采眾詩”云云,還兼負采集各國詩歌的責任。國史而兼負采眾詩之責,這并不奇怪。因為各國詩篇或美或刺,多是針對現實事件而發,采集而匯報給中央,不僅與匯報各國事變有異曲同工之妙,而且能使王室更加形象地感受各國的政情與民情。所不同的是,對于各國發生的事變,史官會隨時把它們通報給中央,而詩歌則不然。依《漢書·食貨志》及《公羊傳》何休注所載,各國詩歌是由各國在固定的時間,即在每年農閑的十一月、十二月集中加以采集,并于次年正月獻給前來采詩的王之遒人。(3)很可能到了孔子晚年之時,周王室因為自身的極度衰弱,已經不再約束各國史官向王室匯報各國政治變化,同時也不再派遒人到各諸侯國去采詩,而各國史官因之也就不再組織詩歌的采集,采詩制度于是乎亡。大概孔子對此十分傷心,所以才因魯史記而作《春秋》。孟子所謂“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后春秋作”可能就是指這一事情而言。其所謂“王者之跡熄”應該如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程樹德《說文稽古篇》及楊伯峻《孟子譯注》所云,是指以木鐸循路求詩的王之遒人不再奉命采詩,(4)而非如錢穆先生所說,指宣王到平王這一段時間諸侯不再朝王。再說史官對采詩文獻的保存。依《朱子語類》所載,朱熹嘗宣稱:“‘國史明乎得失之跡’這一句也有病。《周禮》、《禮記》中,史并不掌詩。”(5)一直以來,朱熹的這一判斷,是否認《毛詩序》序文內容淵源于國史的一大利器。但實際上,《周禮》中并非沒有國史掌詩的蛛絲馬跡。譬如,據《周禮·地官·鄉大夫》載:鄉人“三年則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眾寡,以禮禮賓之。厥明,鄉老及鄉大夫、群吏獻賢能之書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內史貳之。”(6)對于經文此處所謂的“賢能之書”,鄭玄注、賈公彥疏、孫詒讓正義皆解作王者策命爵祿之書。然而經文既以此“書”為鄉老及鄉大夫、群吏所“獻”,則此“書”顯然不能理解為王者策命爵祿之書,而只能是指賢者、能者在鄉人的比試中所作的能夠體現其賢能的書。那么,在這些賢能之書中會不會包括一些詩歌作品呢?從經文來看,這些賢者與能者之所以被尊為賢者、能者,是因為他們在鄉人的比試中長于道藝,而在六藝中,無論是禮,還是樂,都與詩歌關系密切,所以鄉中賢能所獻之書包括詩歌作品的可能性顯然是不能排除的。又,何休《春秋公羊傳解詁》宣公十五年注在談及周代采詩制度時,嘗云周之國人,亦即鄉人:“從十月盡,正月止,男女相從而歌,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而鄉人之所以在冬季“相從而歌”,究其實際,實在就是為了用歌詩諷刺的形式來比試德行和道藝以求拔用。(1)只不過,這種比試還只是每年都會進行的規模較小的比試,非三年之大比。但不管怎樣,它說明在鄉人的比試之中,總有詩歌諷詠的內容,所以在比試過程中產生的賢能之書,顯然應該包括一定的詩歌在內。大概由于這些賢能所述之語,所賦之詩常關乎其鄉其國之事,是故“內史貳之”。“貳之”者,猶言藏其副本以志之也。《周禮·春官》云:“凡四方之事書,內史讀之”,(2)可見內史有記四方之事的職守。復據《太史公自序》所云,“詩三百篇,大抵賢圣發憤之所為作也”,(3)是司馬遷乃以《詩經》所收詩歌多為賢能之作也。又據今傳《毛詩序》所言,則《詩經》所收錄的四方賢能之詩大多于國事有所本,內史貳而藏之,亦分內之事也。值得注意的是,周室內史對于四方所匯集來的詩歌并不僅僅只是負責收藏,而且有知其義蘊的職責。因為依《說文》段注:“諷誦亦可云讀,而讀之義不止乎諷誦。諷誦止得其文辭,讀乃得其義蘊。”(4)故而《周禮·春官》所謂:“凡四方之事書,內史讀之”的“讀”字顯然當作“得其義蘊”解。《左傳》昭公十二年,楚國子革正是因為左史倚相不能誦讀祭公謀父所作《祈招》之詩來嘲笑倚相的,可見楚之左史也可能負有解讀古詩的職守。當然,《周禮》所謂:“鄉老及鄉大夫、群吏獻賢能之書于王”云云,說的可能還只是周王之鄉。至于諸侯之鄉,恐怕鄉人在比試道藝中產生的詩歌佳作,當先由各國負責采詩的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