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詩經》學與文學研究

中國傳統的詩歌研究沒有孔子研究和文學研究。引起《詩經》經學與文學研究區分意識以及爭論的是二十世紀初期的事情。二十世紀初期,學人持異域的文學觀對中國傳統《詩》學重新審視,得出一個基本結論——中國傳統《詩》學中根本沒有“文學的研究”,而全是經學研究。例如,聞一多在《文學的歷史動向》說:漢人功利觀念太深,把《三百篇》做了政治課本;宋人稍好點,又拉著道學不放手——一股頭巾氣;清人較為客觀,但訓詁學不是詩;近人囊中滿是科學方法,真厲害。無奈歷史——唯物史觀的與非唯物史觀的,離詩還是很遠。明明一部歌謠集,為什么沒人認真的把它當文藝看呢?1這是對傳統《詩》學方法的批判。聞一多所持的評判標準就是“文(藝)學研究”。“明明一部歌謠集,為什么沒人認真的把它當文藝看呢!”這是對從漢代至近代《詩經》研究偏離《詩經》文學本質的徹底否定。胡適在《談談詩經》中說:《詩經》不是一部經典。從前的人把這部《詩經》都看得非常神圣,說它是一部經典,我們現在要打破這個觀念;假如這個觀念不能打破,《詩經》簡直可以不研究了。因為《詩經》并不是一部圣經,確實是一部古代歌謠的總集,可以做社會史的材料,可以做政治史的材料,可以做文化史的材料,萬不可說它是一部神圣經典。2胡適這是要把《詩經》從傳統的經學神壇上拉下來,恢復它歌謠總集的文學真貌。在胡適、聞一多等現代《詩經》研究者看來,中國二千多年《詩》學只是一部經學史。他們認為傳統《詩經》學忽視了一個最根本的事實——《詩經》是一部歌謠總集。因此,在現代學者看來,傳統的《詩》學里,文學性研究是根本不存在的。傳統《詩》學“離詩還是很遠”,也就是說根本沒有以詩看《詩》。在中國古代長期的封建社會中,《詩經》確實是被作為儒家重要的經典加以研究和運用的。從秦漢之際到“五四”以前,這兩千多年的《詩》學史被現代學者定性為經學性質是基本正確的。“五四”以后,傳統的《詩》學思想、方法被徹底否定。以胡適和顧頡剛等為中心的古史辨派,主張“大膽地推翻二千年來積下來的附會的見解;完全用社會學的、歷史的、文學的眼光重新給每一首詩下個解釋”③3。聞一多等也把《詩經》的文學讀法提到了相當的歷史高度。因此,“‘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爆發,馬克思主義思想的傳布……以‘古史辨派’學者為主體的《詩經》大討論,魯迅、郭沫若、聞一多關于《詩經》文學研究的卓越見解,揭開了‘現代詩學’嶄新的序幕。”④4中國現代史上對傳統《詩》學研究思路、方法和《詩》說的否定,有其當時的社會現實意義和合理因素,對開拓《詩》學研究新思路、新方法起著巨大的推動作用。“‘現代詩學’能夠擺脫經學的困擾,從事真正的文學研究,無疑是《詩經》研究史上一次‘質’的飛躍,一次可喜的飛躍。”⑤5現代《詩經》學倡導《詩經》“文學研究”,無疑是中國《詩》學發展史上的巨大進步,也帶來了《詩經》學研究思路、方法等的根本變革。說現代《詩經》學開辟了《詩經》學發展的一個新時代,這是毫不過分的。但只看到傳統《詩經》學的經學、孔教、封建等特征,而完全忽視了其中的一些非經學性內容,特別是文學性研究內容,這顯然也是現代《詩》學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所存在的偏失。現代《詩經》研究者似乎從來就沒有明確定義過什么是“《詩經》的文學研究”。雖然沒有明確界說,但似乎各人心中都有一把“文學”的尺子。梁啟超在《要籍解題及其讀法》中說:“故治《詩》者宜以全詩作文學品讀,專從其抒寫情感處注意而賞玩之,則詩之真價值乃見也。”如果說《詩經》文學研究的標志是“專從其抒寫情感處注意而賞玩之”,那么,我們若是稍微檢索一下,則不難發現傳統《詩》學并非沒有“專從其抒寫情感處注意而賞玩之”的內容,而且在某種程度上似乎比現代更注重,也更成理論體系。以經學極盛時代的兩漢《詩》學為例說明之:例如,《鹽鐵論·徭役篇》說:“古者無過年之徭,無逾時之役。今近者數千里,遠者過萬里,歷二期不還,父母愁憂,妻子詠嘆。憤懣之恨,發動于心。慕積之思,痛于骨髓。此《杕杜》、《采薇》之詩所為作也。”深刻揭示了《小雅·杕杜》、《采薇》為情而作的特點。其言《杕杜》、《采薇》之作的動因是“憤懣之恨,發動于心。慕積之思,痛于骨髓”,這就是典型的“發憤作詩”論。《史記·太史公自序》云:“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詩》三百篇,大抵賢圣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此正可與《鹽鐵論》相互發明。這種認識在漢代具有普遍性。如《淮南子·汜論訓》說:“憤于志,積于內,盈而發音。”先秦兩漢時期,音與詩是相通的,這也是說的發憤作詩。又如韓詩《薛君章句》論《周南·芣菅》說:“詩人傷其君有惡疾,人道不通,求己不得,發憤而作。,”這是十分明確的“發憤作詩”論。“憤”乃一種強烈的情感,“發憤作詩”揭示了詩緣情的特點。可以說,漢代《詩》學“發憤作詩”說就是“專從其抒寫情感處注意而賞玩之”的。“以情論《詩》”是兩漢《詩》學的一個基本特點。又如,《漢書·杜鄴傳》載杜鄴說王音曰:“鄴聞人情,恩深者其養謹,愛至者其求詳。夫戚而不見殊,孰能無怨?此《棠棣》、《角弓》之詩所為作也。”此明確揭示了《小雅·棠棣》和《角弓》是“怨而作詩”。《后漢書·陳忠傳》載陳忠上疏曰:“……周室陵遲,禮制不序,《蓼莪》之人作詩自傷曰:‘瓶之罄矣,惟罍之恥。’……。”此說《小雅·蓼莪》是詩人“作詩自傷”,這不是明確在講《詩》實乃為情而造文嗎?《劉瑜傳》載劉瑜上書曰:“《詩》云:‘五日為期,六日不詹’。怨曠作歌,仲尼所錄。”此說的是《小雅·采綠》。此詩鄭箋:“怨曠者,君子行役過時之所由也。”“終朝采之而不滿,怨曠之深,憂思不專于事。”“婦人過于時乃怨曠。五日、六日者,五月之日、六月之日也,期至五月而歸,今六月猶不至,是以憂思。”這些對“怨曠作歌”的剖析,無疑充分體現了漢儒解《詩》“專從其抒寫情感處注意而賞玩”的特點。又如《鄭風·溱洧》鄭箋云:仲春之時,冰以釋,水則渙渙然。男女相棄,各無匹偶,感春氣并出,托采芬香之草,而為淫佚之行。“女曰觀乎”,欲與士觀于寬閒之處。士曰“已觀矣”,未從之也。女情急,故勸男使往觀于洧之外,言其土地信寬大又樂也。于是男則往也。士與女往觀,因相與戲謔,行夫婦之事。其別,則送女以勺藥,結恩情也。鄭玄是戀詩情歌來解讀《鄭風·溱洧》的。鄭玄把《溱洧》簡直當成了一幅春天男女嬉戲圖。其不惜筆墨地娓娓剖析仲春男女言情的心理發展過程,這不正是“專從其抒寫情感處注意而賞玩之”嗎?而《毛詩序》說《詩》的基本模式是“樂、傷、思、惡、閔、憂、困、悔、美、哀、怨——而(故)作是詩也。”這些正與《大序》“吟詠情性”、“發乎情”相呼應。劉勰《文心雕龍·情彩篇》說:“蓋風雅之興,志思蓄憤,而吟詠情性,以諷其上,此為情而造文也。”“風雅之興……為情而造文”,此似乎正可用做《毛詩序》說詩模式的概括。顯然,毛詩也有“專從其抒寫情感處注意”的。漢儒不僅把《詩》當經看,也有把《詩》當詩看。例如,《漢書·藝文志》說:“哀樂之心感,而歌詠之聲發”、“感于哀樂,緣事而發。”何休《春秋公羊傳·宣公十五年解詁》云:“男女有所怨恨,相從而歌。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王符《潛夫論·務本篇》說:“詩賦者,所以頌美丑之德,泄哀樂之情也。”。這些關于詩歌的理論認識均可在漢儒《詩》說中找到直接相對應之內容。又如,王褒《四子講德論》說:“……詩人感而后思,思而后積,積而后滿,滿而后作。”劉向《說苑·貴德篇》說:“……夫詩,思然后積,積然后滿,滿然后發。”這些關于詩歌發生的認識均是在對多篇具體的《詩》文解析后所得出的。其產生基于《詩》學對詩緣情之心理過程的開拓性研究。又王粲《為潘文則作思親詩》說:“詩之作矣,情以告哀。”王褒《圣主得賢臣頌》說:“陳愚而抒情素”。莊忌《哀時命》說:“志憾恨而不逞兮,抒中情而屬詩。”“獨便悁而煩毒兮,焉發憤而抒情。”劉向《九嘆》云:“讒夫藹藹而漫著兮,曷其不舒情。”秦嘉《贈婦詩》言:“詩人感《木瓜》,乃欲答瑤瓊,愧彼贈我厚,慚此往物輕,雖知未足報,貴用敘我情。”這些詩歌創作中所反映出來的對詩緣情規律的認識和自覺遵循,顯然深深受《詩》學之影響。這實乃《詩》學向詩學的一種直接轉換,也正是“專從其抒寫情感處注意而賞玩之”的。漢代《詩》學一直被做為《詩經》經學研究的典范。但正是這樣的《詩經》經學研究典范,卻對詩篇的情感高度重視和強調,對詩篇情感的分析透徹而深刻,《詩》說中的情感內容系統而理論化。我們能說這樣的傳統《詩》學不注重“情感”嗎?能說它根本不是文學性的研究嗎?如果不是,那么文學性的研究又應該說些什么呢?中國傳統文學觀有自己的一套理論和話語體系。如果按傳統文學觀,《詩經》學一直就沒有離開過文學研究的范圍。即使用西化的文學觀來衡量,傳統《詩》學也一直與“文學”保持著密切關系。特別是詩歌創作以及理論的發展,始終是以《詩》為軸心而前進的。不同歷史時期的文論思想的展開,《詩》學更是一個生發場和突破口。因此,現代學者的傳統《詩》學無“文學研究”的結論似乎就顯得有些過于簡單化了。二二十世紀初期對傳統《詩經》學的基本定性曾經影響了中國現當代《詩》學發展的很長一段時間。但隨著當代文學理論界“失語癥”的發作以及重建中國文論話語呼聲的高漲,研究者再次重新審視傳統學術,《詩》學研究也開始突破現代學者的某些定論。當前有一種觀點逐步占主導,即認為傳統《詩》學并非單一的經學內容,其中也交織著文學研究。充分肯定傳統《詩經》學在文學研究上的成績,并對其做深入探析,這是當前《詩》學發展的一大進步。但卻帶來了兩個更加復雜的問題,即關于傳統《詩》學文學研究的起點和如何區分傳統《詩》學中經學性研究與文學性研究內容的問題,而對這些問題的解答在當前《詩經》研究界正表現得相當混亂。例如,戴維《詩經研究史》說:“《詩經》研究,南北朝以前,雖一直有人將之引入文學范疇,但缺乏系統,失于零碎。劉勰在繼承前人的成果之下,正式將《詩經》引入文學范疇。這種《詩經》研究的轉變,是劉勰正式開啟的。此書認為“《詩經》的文學研究”是劉勰正式開啟。并認為“劉勰論《詩》,完全是從文學角度出發”,劉勰別開生面的“文學研究”表現在三個方面:“一者表現在對詩的認識,二者對詩的六義的研究,三者是對文詞句法的論述。”⑥6若細考南北朝以前的《詩經》學,特別是兩漢《詩經》學,則不難知道,戴維所歸納的一、二兩方面并非南北朝《詩經》研究的劉勰所新創。如果說對文詞句法的研究可以算是劉勰《詩經》研究的新發展的話,那么,我們不禁要問,難道對文詞句法的研究就是《詩經》文學研究起點的標志嗎?又如,汪祚民《“本義”問題:<詩經>文學闡釋的起點》一文認為,宋代以前的《詩經》研究都談不上文學性研究,兩宋以前的研究是“在具體的說詩過程中,經學家往往忽略或偏離了詩的抒情本質,重在比附牽合,申言美刺,闡發政教倫理方面的微言大義,《詩》中許多篇章的真情實感為政治說教所掩蓋。”認為只有《詩》“本義”問題才是《詩經》文學性研究的起點。因此,其把歐陽修《詩本義》作為《詩經》文學性研究的起點。認為“歐陽修對《詩經》本義的探求及其具體的說詩方式,表現出對《詩經》文本前所未有的關注和尊重。《詩經》文本本來就是文學性的,而歐陽修又是著名的文學家,他在完整、系統、客觀忠實地審視《詩經》文本以求本義的過程中,《詩經》的文學特質就有機會顯露出來。”文章指出《詩本義》典型性的“文學鑒賞的語言”有“認為此詩(《靜女》)是‘述衛風俗男女淫奔之詩’”;“認為‘不知此彤管是何物也,但彤管是色之美者,蓋男女相悅,用此美色之管相遺以通情結好爾’”;“論《葛覃》本義:‘仰見叢木之上黃鳥之聲喈喈然,知此黃鳥之鳴乃盛夏之時,草木方茂,葛將成就而可采,因時感物,樂女功之將作。’”7事實上,以感物論《詩》,以男女之情解《詩》或對《詩》篇言情特點的賞析與把握,這在中國傳統《詩經》學發展史上,歐陽修并不是第一個。那么,把“本義”問題做為《詩經》文學闡釋的起點就很值得商榷了。再如,莫礪鋒《從經學走向文學:朱熹“淫詩”說的實質》一文認為⑧8,從先秦至唐代,“除了歷代詩人在寫詩時模仿《詩經》的做法多少暗示了其文學性質以外,《詩經》學在整體上只具有經學的屬義而絕無文學的性質。”其認為朱熹乃實現《詩經》學文學研究轉向的第一人。“朱熹著《詩集傳》,其本意也是從事經學的研究,是為了更準確地解讀儒家經典。但由于他自身具有極高的文學悟性,其治學態度又以事實求是為宗旨,所以他對《詩經》文本的文學性質無法視而不見,于是《詩集傳》在實際上終于打破了經學的藩籬,《詩經》學終于在一位理學宗師的手中邁出了從經學轉向文學的第一步。”該文認為朱熹實現《詩經》文學研究轉向的關鍵在于其“淫詩”說。“所謂‘淫詩’,其實就是‘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者’,這正是《詩經》中文學性質最為強烈,也是歷來受到經學家最大曲解的部分。恢復對這部分作品文學性質的確認,對整部《詩經》的文學性質的體認也就探驪得珠了。”類似的,汪大白《傳統<詩經>學的重大歷史轉折——朱熹“以<詩>言<詩>”說申論》也認為,朱熹《詩集傳》是傳統《詩經》學的發展史上最重要的一個里程碑,是鄭玄《毛詩傳箋》,“尤其是《毛詩正義》所不能比擬”。強調《詩集傳》最“重要的是實現了傳統《詩經》學自身內在的實質性的重大變革,那就是結束了完全‘以史證《詩》’,‘以《序》解《詩》’的歷史,開創了‘以《詩》言《詩》’,進而‘以詩言《詩》’亦即以性情論《詩》、以藝術說《詩》的新風氣。”⑨9莫、汪之文皆把朱熹作為傳統《詩經》學開啟文學研究的第一人。二文所判斷文學研究的依據是朱熹能以情論《詩》、以情性論《詩》、以比興說《詩》。但從中國古代《詩》學發展史上看,莫、汪所列出的這些依據,似乎并不足以證明朱熹在《詩經》文學研究所邁出“第一步”特點。因為早在漢代毛詩便已有“吟詠情性”和“發乎情”的論述。魯詩、韓詩也有“發憤作詩”理論論述。而齊詩的“《詩》原情性”的著名論斷更是對中國古代文學與文論的發展產生過深遠影響。若單從對男女情詩的解讀來說,據上文所引也可知,何休、鄭玄的《詩》說,無論從具體情感心理剖析和理論概括一點也不亞于朱熹的“淫詩”說的。從《詩》學實踐看,兩漢《詩》學以情論《詩》更是明確而自覺的。而以比興等藝術手法說《詩》的風氣顯然也并非朱熹所開創。因此,把朱熹定為傳統《詩》學開創文學研究的第一人是否有點過了呢?目前,還有一說特別有影響,那就是認為《詩經》的文學研究開啟于明代。例如,劉毓慶在《從經學到文學——明代<詩經>學史論》一書中說:“假如我們懷著索隱探賾的心態,去探索《詩經》作為文學研究的歷程,在先秦漢唐及北宋人的著述中,也不是找不到從文學角度認識《詩經》的只言片語,如孔子所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毛詩序》所謂‘情動于中而形而言’,鍾嶸評五言,每云‘其源出于《國風》’之類,但這是沒有多少意義的。”⑩10這里視明代之前的《詩經》文學性研究幾等同于荒漠。劉毓慶雖然在其著作中沒有說明其《詩》學“文學性研究”的判斷標準,但從其所歸類的文學性《詩》說材料來看,實際所持的基本標準仍然是:凡能以“情性”言《詩》者,則視為文學性研究。這實際上與上文所引莫、汪所持的判斷標準并無實質性差異。同樣是探討《詩經》的文學性研究,視角都是“從經學到文學”,何以不同的研究者得出的結論竟如此懸殊呢?究其根由,當在于各研究者所持“文學研究”的判斷標準很不一致。當前這些研究,在《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