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中國古文字學的幾點思考

古代文學是一門古老的科學。從漢代《郊區(qū)祭祀志》到《張朔好古文》，東漢徐慎寫的《說文解字》已有近2000年的歷史。研究對象從3000年前的銘文轉變?yōu)?000年前的陶瓷碑文。古代語言也是一種新科學。人們發(fā)現(xiàn)了八十多年前的碑文，但歷史超過80年。而且,這門學科突飛猛進,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也只是近五十年左右的事情。究竟什么是今天意義上的“中國古文字學”?它同傳統(tǒng)文字學(即“小學”)相比,有哪些特征?這些特征又是怎樣形成的?本文根據自己學習和研究的體會,試對上述問題,作一些闡述,以求指正。一、研究的范圍之新現(xiàn)代的中國古文字學,是一門邊緣性質的新興學科。它橫跨交錯于語言學、考古學、歷史學三大領域,但又不能被其中任何一個領域所單獨容納。沒有任何疑問,今天的中國古文字學,已經用一種獨立的姿態(tài),站在人類學術之林中。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中國古文字學術研究會在中國長春成立。四年之后,國際中國古文字學研討會在香港召開。這都是中國古文字學在當代的必然發(fā)展趨勢,是中國古文字學被廣泛地認識為一門獨立學科的鮮明標志。很明顯,一般文字學(隸屬于傳統(tǒng)小學的文字學及隸屬于現(xiàn)代語言學的文字學)并不具有中國古文字學上述的性質。性質是由內容決定的。下面從中國古文字學內容的三個方面——研究對象、研究目的、研究手段——加以分析。中國古文字學,是以古代文字實物材料(從非考古流傳的過渡到今天考古發(fā)現(xiàn)的)為研究對象的一門人文科學。筆者曾接受以下四大分支的劃分法①1,以說明當代中國古文字學研究對象的廣度:1.殷商甲骨文;2.西周青銅器銘文;3.戰(zhàn)國文字;4.竹簡帛書文字。四分法顯然比過去的甲骨、金文兩大類分法要科學得多。但是隨著古文字學實踐的迅速發(fā)展,上述的分類法也已不能適應。如商代除大量的甲骨文(這當然是主要的)外,還有陶文、玉石文字及為數(shù)不少的青銅器銘文;西周除青銅器銘文,又有震動學術界的周原甲骨文;近年來,隨著新石器時代至早商的陶文(或稱陶器刻劃)的大量發(fā)現(xiàn),利用他們進行漢字源始的研究,成為古文字學中不可忽視的一個方興未艾的領域,這是四分法所未能容納的;另外,在分類時既有斷代標準,又有器物標準,在邏輯上顯得不夠周密。所以,筆者最近經過同李學勤教授的商討,覺得提出下列五個分支的劃分法,或許更為科學,更為符合中國古文字學的研究實踐:1.漢字源始的研究;2.商代文字的研究;3.西周(附春秋)文字的研究,4.戰(zhàn)國文字的研究;5.秦漢文字的研究。在這里,斷代是唯一的劃分標準,器物分類被容納于各個斷代中。因為,我們認為,古文字的發(fā)展演變是有歷史階段性的。同一時代的文字,無論銘刻或書寫在何種器物之上,都有那個時代的時代特性。文字的時代差異,其規(guī)律性和意義要遠遠大于器物的差異。我們贊成以一個時代為綱,融會貫通各種器物上的文字進行綜合研究,無論是陶文、玉石文、甲骨文、銅器銘文、錢幣文、璽印文、竹簡文、帛書文。正如李學勤氏在五十年代末提出“戰(zhàn)國文字”這一概念一樣。這樣有益于探討古文字的規(guī)律,有益于同考古學、歷史學的結合。在這一分類法中,比較難處理的是春秋時期的文字材料,從它的數(shù)量和特點來看,尚沒有條件形成一個分支。在西周和戰(zhàn)國文字兩者中,春秋文字是一個過渡期,但它更接近于前者,所以,我們不采用西、東兩周的劃分,而把它附在西周之后。當然,文字時代的分野,絕不可能象朝代的更換那樣劃分出一條明確的界限。從這一點說,斷代分類法的界限不如器物分類清晰,分支與分支的邊緣往往是相互滲透、犬牙交錯的。但我們認為,這種情況可以容許,正如歷史學上社會發(fā)展的分期,語言學上語言史的分期,都會遇到類似問題。按照李學勤教授的意見,古文字學研究對象的下限年代應在漢武帝時。所以,這也應當是第五個分支“秦漢文字”的年代下限。李氏這一意見的意義是:這就把中國古文字學研究對象的時代,同司馬遷《史記》所囊括的歷史時代吻合起來了。從上述的中國古文字學的研究范圍之度來看,自然是僅以文獻上的書面文字為研究對象的傳統(tǒng)的文字學所不能比擬的。中國古文字學的研究目的,大致有三個方面:1.考釋古文字材料,研究它們的形、音、義,它們的書寫時代、背景……等等。2.在此基礎上,運用古文字材料研究當時的社會歷史、文化狀況……等等。特別值得提出的是,古文字學界并不是消極地向史學界提供史料,而是積極地本身去完成這一研究目的,如甲骨學家胡厚宣氏的商史研究。當然,史學界中也有運用古文字史料杰出的例子,如楊寬氏的《戰(zhàn)國史》。3.運用古文字材料,研究漢字發(fā)展的規(guī)律。包括文字源始、形體演變、部首組合等等。從上述研究目的來看,自然也是為詮釋經書及其他文獻服務的傳統(tǒng)文字學所不能比擬的。中國古文字學采用的研究手段大致有:1.語言學的研究方式,運用傳統(tǒng)文字學、音韻學、訓詁學,乃至于現(xiàn)代語言學的結構、層次、歷史比較等方法,對古文字作形、音、義三者的考察。2.考古學的研究方法,對古文字材料,特別是科學發(fā)掘的古文字材料,作出土位置、地層關系、器物排隊、斷代標準諸方面的考察。3.歷史學的研究方式,把古文字材料同古典文獻中的歷史記載聯(lián)系起來,并運用現(xiàn)代史學乃至擴大到社會學、民俗學、宗教學……等等的觀念,考察古文字材料的社會歷史文化意義。而且,在中國古文字學的研究實踐中,上述三種主要手段往往相互滲透、相互融合,在同一個研究專題中一起使用。近年來,某些新的科學手段被引入中國古文字學的領域,如巴納氏用現(xiàn)代技術對帛書和青銅器銘文的考察;張光直氏用電子計算機對青銅器諸因素進行綜合處理;周鴻翔氏和童恩正氏等分別用電子計算機對甲骨文碎片進行綴合;以及一些人試圖用數(shù)學模式研究古文字的規(guī)律。對使用新技術的試驗,我們的著眼點不僅僅是目前成功的百分率,而應當注意到非常值得歡迎的下述一種趨勢:具有深厚傳統(tǒng)學問功底的古文字學界,一旦同現(xiàn)代科學技術結緣,將開創(chuàng)出一個新的研究天地。上列這些研究手段,也是僅以“六書”或音韻、訓詁為手段的傳統(tǒng)文字學所不能比擬的。總之,從性質、內容來看,中國古文字學確實繼承了某些重要的傳統(tǒng)學術領域(尤其是傳統(tǒng)小學)的成就。但是,它已有了質的突破,取得了舊時代傳統(tǒng)學術所不具備的研究深度和廣度。在這從繼承到發(fā)展為一門新學科的過程中,與考古學、歷史學的結合是關鍵的催化劑,也是區(qū)別舊時代的傳統(tǒng)小學與新時代的中國古文字學的最主要標志。試用下圖(圖見下頁)表明中國古文字學縱的(歷史的)和橫的(共時的)學術淵源:二、新的研究方法一門學科要取得突破性的發(fā)展,尤其是要從舊的領域中成長為一門新的學科,取決于以下四個條件:1.研究成果的長期積累;2.研究材料的極大豐富;3.新式研究方法的引進(所謂“新式研究方法”,包含兩個方面:一是哲學思維方式,即研究的方法論;二是具體的研究手段);4.相關學科的融會貫通。當代的中國古文字學,其源頭可以追溯到兩漢時期。從那時開始,到如今的近兩千年中,它才逐漸完全具備了上述四個條件,取得了如今的性質和內容。所以,我們說,這是一門既古老又年輕的學科。這一漫長的發(fā)展形成過程,可大致劃分為三個時期:即萌芽期、創(chuàng)建期、成熟期。(一)《漢書藝文志》的序字學意義該期始于兩漢,終于清季后葉。兩漢是中國學術史上的一個繁榮時期,不少重要的傳統(tǒng)學科,在那時奠基、草創(chuàng)。其間,也留下了學者們探索古代文字(在那時來說即秦以前的文字)的足跡。較為著名的事件有:“好古文字”的張敞對武帝時出土的尸臣鼎的考釋。同我們今天大量發(fā)現(xiàn)的青銅器銘文比較,張敞的釋讀應是可信的,這反映了當時學者對古文字認識的水準。司馬遷,這位古代最偉大的史學家,十歲就“誦古文”,即學習用先秦文字寫的經書。在《史記·太史公自序》里,說明他利用了大量的秦焚書以前的古籍(這自然也是用先秦文字書寫的),所謂“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可以說,研究并運用古文字材料,是形成不朽的《史記》的重要因素之一。據《漢書·藝文志》: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shù)十篇,都用“古字”寫成。對這一次古文字材料的成批發(fā)現(xiàn),后人毀譽不一。尤其是今文經學派,以門戶之見妄加否定,指為偽作。其實,以今天的科學眼光來看,既然睡虎地可以出土秦簡,馬王堆可以出土帛書,為什么孔子老家就不可出古文經書呢?還有,西漢末年到新莽時的大學問家劉向、劉歆父子,尤其是后者,在整理、釋讀、編次古文典籍上作出了卓越的貢獻,開古文經學之先河。以上這些例子,同繼承《蒼頡篇》系統(tǒng)的揚雄《訓纂》、賈魴《滂喜》、司馬相如《凡將》、史游《急就》、李長《元尚》等漢人字書相比,雖然同樣關系到研究文字的問題,但《訓纂》等只屬于一般文字學的范疇,張敞等則明顯地聯(lián)系了古代文物與歷史,帶有古文字學的意味。東漢許慎著《說文解字》,集兩漢古文字研究之大成,首創(chuàng)了用今文字譯釋古文字(秦篆及先秦文字)的體例,可以說是中國學術史上的第一部古文字學著作。由于《說文解字》的出現(xiàn),使兩漢成為中國古文字學萌芽的開端。但是兩漢之后,本來有形成專學趨勢的古文字學研究長期陷于沉寂,我想,大致有這樣幾個原因:(1)長期以來,人們對《說文解字》這一煌煌巨制的學術意義的理解還帶有片面性。誠然,《說文解字》是中國第一部漢字大字典。但是,它不僅僅是一般意義上的字典。它對古文字有“譯”、有“釋”,同后代那些只需“釋”,不需“譯”的純粹字典,如《玉篇》、《字匯》、《正字通》、《康熙字典》等來比較,顯然多出了一個古文字學的功能。可惜的是,后人往往忽略了這個功能,只注意了它“釋字”的即作為字典的另一功能。于是,從漢之下到清季這一漫長的歷史時期中,對《說文解字》的繼承和研究是在一般文字學即小學的軌道上,而不是在古文字學的軌道上進行的。直到今天,古文字學者已經在大量的研究實踐中重新開采《說文解字》的寶藏。(關于中國古文字研究會第四屆年會的述評指出:“看來,曾經盛行過的‘說文學’又有漸起之勢。”見《中國史研究動態(tài)》1981.12)而比較系統(tǒng)評價《說文解字》古文字學功能的學術史論著尚未出現(xiàn)。本人在五年前發(fā)表的《試論說文解字及許慎學術思想的進步性》中,也只評價了它作為第一部漢字大字典的歷史地位,未曾深入開掘闡述它的古文字學價值。在近年來自己對古文字學的學習中,特別對古文字形位規(guī)律的摸索中,一再感到《說文解字》的寶藏是如此驚人,才深深體會到必須從一個新的角度,也就是從古文字學的角度,來觀察這部偉大的典籍。(2)受經學史發(fā)展的影響。在中國學術史上,自從漢武帝“獨尊儒術”以來,經學長期是至高無上的學術主導,經學的狀況,往往會對其他學科帶來極大的影響。如東漢古文字學的蓬勃,是基于經學兩派之爭的需要,《說文解字》就是在古文經學派的旗幟之下問世的。但魏晉以降,經今古文之爭逐漸消弭,兩派融為一體。特別是唐太宗令孔穎達撰《五經正義》,定經文于一尊,直到晚清的今文學派重新挑起論戰(zhàn),一千多年未曾改變局面。喪失了經學需要這個巨大的推動力,使古文字學落入了低潮。同樣,因為對經書只需“釋”(注、疏),不需“譯”,《說文解字》的字典功能受重視之程度,必然超過其古文字學功能。(3)古代封建社會中的落后意識,尤其是迷信觀念,妨礙了人們用科學的眼光看待古代文化遺物。如雄才大略之漢武帝,每有青銅器出土,動輒立祠薦之,視為天賜祥瑞征兆。在中國古代,一般對文字有敬畏感,對于不知所云的先秦文字,更是抱著一種神秘莫測的心理。這樣,自然難以建立科學的古文字研究。(4)一些狹隘、孤立、繁瑣的舊式治學方式的影響。如前所述,今文經學派以門戶之見,攻擊詆毀古文字材料不遺余力。為了表明他們的今文(即隸書)經文貨真價實,是儒學正宗,不惜把隸書當作漢字的源頭,憑隸書的字形曲解漢字的本義。如“水”在古文字中原是水流的象形,卻說:“兩人交,一以中出者為水”(《春秋元命苞》)。“火”在古文字中原是火焰的象形,卻說:“人散二者為火也”(同上)。否認隸書之前還有漢字的更早形態(tài)。還有拘泥于一字一句的繁瑣考證,使學者有畢生鉆不完的牛角尖,影響了他們的視線投向新的發(fā)現(xiàn)及相關學科的發(fā)展,沒有融會貫通,自然不能建立古文字科學。尤其是對于“六書”的界說,幾乎是千古紛紜,在名詞概念上打不完的筆墨官司,繞不完的圈子。千年的《說文》學幾乎成了《六書學》。盡管這樣做還以“許學”自詡,但沒有繼承到許慎學術貢獻的實質,因而對古文字科學的建立沒有多大幫助。(5)古代生產力之不發(fā)達,大規(guī)模出土古文字材料的機會極少(現(xiàn)代中國出土大批古文字實物或其他考古發(fā)現(xiàn),往往是伴隨著大規(guī)模的農田、水利、建筑工程的進行,這就需要一定的生產力為基礎)。偶有發(fā)現(xiàn),有的因出土后缺乏科學保管條件而不能保存原物,如西晉汲郡戰(zhàn)國墓所出竹簡;有的出土后因不明其價值造成人為破壞,如被當作藥材吃掉的殷墟甲骨;少數(shù)幸存的(以青銅器為主),或束之深宮,或藏諸秘閣,被視為無上珍貴的古玩,而并非科學研究的對象。這樣,不能提供古文字學所需要的研究材料。以上五項,造成了古文字學發(fā)展的緩慢。但是,緩慢中也有值得推崇的進步,其間尤以兩宋金石研究的成就為最。如元祐年間成書的呂大臨《考古圖》十卷,并有古文字之釋文一卷;紹興年間的薛尚功《歷代鐘鼎彝器款法帖》二十卷,都有一定的地位。趙明誠《金石錄·序》云:“史牒出于后人之手,不能無失,而刻辭當時所立,可信不疑”。這已經是科學的眼光,而非一般古玩鑒賞的態(tài)度。金石學興于宋代,在元明中衰,至清季復起。至近現(xiàn)代,隨著新式方法的輸入,金石學不僅本身融入了考古科學,而且為古文字研究提供了相當數(shù)量的材料,是現(xiàn)代中國古文字學一個重要的源頭。乾嘉學者們及其學風影響下的繼承者,完成了古文字學萌芽期的終結。乾嘉學者們在傳統(tǒng)小學領域中,取得了中國傳統(tǒng)學術的最高成就,段、桂、王、朱的《說文》四大家注,可稱為傳統(tǒng)小學的總結。他們?yōu)楹笕嗽谛聲r代中運用傳統(tǒng)手段考釋古文字的形、音、義,打好了扎實的基礎。除《說文》四大家注之外,吳大澂的《說文古籀補》,也是宣告萌芽期終結的一個標志。其意義是:在兩漢之下的近兩千年之后,也就是學術界在一般文字學的軌道上研究《說文解字》近兩千年之后,重新注意到并闡發(fā)了《說文解字》的古文字學功能。過去一般的看法認為,《康熙字典》這一類字書是《說文解字》的繼承者,但他們只繼承了一部份功能,另一部份功能則是由《說文古籀補》所繼承的。《說文古籀補》并開創(chuàng)了現(xiàn)代中國古文字學著作的一種重要體例。請見下圖(圖見下頁):至此,中國古文字學的萌芽期結束。該期的歷史成就是:開辟了中國古文字學的源頭,為這門學科在近現(xiàn)代的創(chuàng)建和成熟累積了基礎。(二)發(fā)現(xiàn)甲基的發(fā)現(xiàn)該期處于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的交接之際。這一時期,正是中國社會激烈動蕩的時候,“新”與“舊”的搏斗和更替,幾乎充斥著各個領域:古老帝國的瓦解與新的社會結構的難產,西方文明與東方傳統(tǒng)觀念的沖突,“賽先生”走進中國古老學術的神秘殿堂……中國,象涅槃的鳳凰,在烈火中更生。看來,中國古文字學對此也不能無動于衷。十九世紀末,發(fā)生了震動學術界的一件大事——殷墟甲骨文之發(fā)現(xiàn)。這成為中國古文字學進入創(chuàng)建期的第一個標志。過去長期流傳的,王懿榮于一八九九年在北京達仁堂抓中藥“龍骨”而發(fā)現(xiàn)其上刻有甲骨文的故事,經今人詳細考證為不確。在一八九九年王懿榮高價收買甲骨文之前幾年,已有古董商至北京、天津銷售甲骨,一八九八年,天津的兩個窮秀才孟定生、王襄,已認識到甲骨是古代遺物②2。一九O三年,第一部甲骨著錄《鐵云藏龜》的作者劉鶚指出甲骨文是“殷代人的刀筆文字”。一九〇四年,孫詒讓著第一部甲骨文考釋著作《契文舉例》。判定甲骨文的發(fā)現(xiàn)權屬誰,是沒有多大意義的。因為無論是誰首先發(fā)現(xiàn),在其“偶然”的背后都有歷史的“必然”。就是:這一時期的學者基于乾嘉以來的學術熏陶及當時的科學水準,已經具備了足以了解這些古代文化遺物的認識程度。如果沒有這樣的條件,大量的甲骨文仍會被愚昧和無知所吞噬——繼續(xù)被當成“龍骨”刮去刻辭、碾成粉末、最后吃掉。所以,甲骨文被發(fā)現(xiàn),首先應當是中國學術史發(fā)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結果,其次才是發(fā)現(xiàn)者的偶然機緣。創(chuàng)建期的第二個主要標志是,羅振玉對古文字材料的大力搜集、整理與出版。雖然我們還不能說羅的方法就是科學考古的方法,但在現(xiàn)代的考古學引進中國之前,羅振玉確已盡到了在當時客觀條件下最大可能的努力。他原受騙于古董商,以為甲骨文出土于河南湯陰,后幾經探詢,又遣弟振常等,去實地查考,找到了甲骨文真正的出土地點——洹水之濱的安陽小屯。并“恍悟此卜辭者實為殷室王朝之遺物”(《殷商貞卜文字考》)。這就為后來的殷墟科學發(fā)掘指出了正確的途徑。羅振玉編纂出版的古文字材料集,又比舊時代的金石學著錄有了質的突破,現(xiàn)代中國古文字學中的材料集,是沿著羅振玉的路子下來的。甲骨文方面:從羅振玉的《殷墟書契前編》、《后編》、《續(xù)編》、《菁華》,到史語所的《小屯·殷墟文字甲編》、《乙編》、《丙編》,直到今天的《甲骨文合集》;青銅器銘文方面,從羅氏的《三代吉金文存》,到今天已完成的或正在編纂中的一些大型青銅器銘文匯集,我們可以看到學術上承緒和發(fā)展的脈絡。第三個標志是王國維運用史學觀念對古文字材料的研究。王氏曾說:“吾輩生于今日,幸于紙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種材料,我輩固得據以補正紙上之材料,亦得證明古書之某部分全為實錄。即百家不雅馴之言,亦不無表示一面之事實。此二重證據法,惟在今日始得之”(見朱芳圃《述先師王靜安先生治學之方法及國學上之貢獻》)。這一劃時代的“二重證據法”,一方面把古文字引進了史學,一方面把史學引進了古文字學。盡管在一些具體研究結論上,王氏尚不免于時代的局限,但就方法論來說,則無疑是開風氣之先。王國維在《殷墟書契考釋·后序》中說:“此三百年來小學之一結束也。”他真是極其敏銳!已經覺察到自己和羅振玉進行的工作,意味著學術史上新舊的分野。這位繼承了乾嘉學術成就,又精英、日、法諸國文字,受到西方哲學思想和科學方法熏陶的大師,無愧為中國學術史上舊時代的最后一位巨人和新時代的第一位巨人。該期總的成就是:甲骨文的發(fā)現(xiàn)和甲骨材料及金文材料的搜集,使學術界對文字研究的興趣,不得不從紙面移向地下實物。羅振玉同王國維的工作,開用現(xiàn)代考古和史學方法研究古文字的先河,從而形成了今天意義上的古文字學的雛形。(三)對于中國古代古文字學的評價該期始于本世紀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中國古文字學成熟的標志主要是兩個。一個是從1928年秋開始,在董作賓主持下的殷墟甲骨文科學發(fā)掘。這標志著古文字學同現(xiàn)代考古學的結合。1928年至1937年間,殷墟考古發(fā)掘共進行了十五次。其中第一至第九次,出土甲骨6513片;第十三至十五次,出土18405片。其中重要者,著錄在《新獲卜辭寫本》、《小屯·殷墟文字甲編》及《乙編》中,這些是甲骨學中首批有出土區(qū)域、坑位、編號記錄的材料著錄。在科學發(fā)掘的基礎上,董作賓發(fā)表了《甲骨文研究之擴大》(1930)、《大龜四版考釋》(1931)、《甲骨文斷代研究例》(1933)—系列重要論文,首次提出了甲骨文斷代的研究方法。董氏的五期分法是否確鑿,這是另一個問題。他開創(chuàng)斷代研究的意義是重大的,在考古學領域中,器物排隊一般只能說明相對次序,而一旦有了斷代分明的文字材料,絕對年代的歸屬便有了可能;在史學領域中,從斷代分明的古文字材料里,可以找到確鑿的史實;尤其是對中國古文字學來說,引進了現(xiàn)代考古學觀念,使得早期發(fā)現(xiàn)的混亂的、籠統(tǒng)的、支離破碎的古文字材料,逐漸梳理出清晰的系統(tǒng),從而趨于科學化。郭沫若推崇董作賓之成就時說;“董氏之貢獻在與李濟之博士同辟出殷墟發(fā)掘之新紀元。”又指出“劉羅時代亦早見超越矣”(《卜辭通纂·序》),這是中肯的評價。另一個是郭沫若從1930年到1937年間完成的一系列古文字研究論著,標志著古文字學同現(xiàn)代史學的結合。這些著作是:《中國古代社會研究》(1930)、《甲骨文字研究》(1931)、《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1931)、《兩周金文辭大系》(1931)、《金文叢考》(1932)、《卜辭通纂》(1933)、《古代銘刻匯考》及《續(xù)編》(1933——1934)、(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1934——1935)、《殷契粹編》(1937),可稱為煌煌巨制。郭氏的治學方式繼承了王國維的“二重證據法”。但更重要的是,他引進了歷史唯物主義即馬克思主義的史學觀點,并廣泛使用了社會學、民族學、民俗學、宗教學等方法,從而他“得見甲骨文字以后,古代社會之真實情況燦然如在目前”(《中國古代社會研究》)。深入探討了中國古代的奴隸社會狀況。郭氏的治學方法,指導了當今中國的一代學人。除此兩者之外,還值得推崇的是唐蘭在三十年代所著的《古文字學導論》及《殷墟文字記》。在古文字學研究中,“識字”是一個基礎環(huán)節(jié)。用歷史比較的研究法是較為直接和容易掌握的(如用秦篆去比較商周文字),但一大部分仍無法釋讀。尤為危險的是,古文字學興起后,有些人以為古文字概是象形,隨心所欲地加以臆測。這種猜謎式的偽科學,自然不利于古文字研究的健康發(fā)展,而且往往迷惑初學者誤入歧途。唐蘭氏在這兩本著作中提出并運用的“偏旁分析法”,則是迄今尚在運用的古文字考釋中最基本的一條科學法則,體現(xiàn)了古文字學同語言科學的結合。所以,雖然這還不足以同郭、董相提并論,但我們應當對此在古文字學成熟期所作的貢獻給予足夠的評價。至此,現(xiàn)代意義上的中國古文字學,已經建立起來。在“四堂”③3努力耕耘開辟過的這塊學術之苑中,五十年來已是繁花似錦,尤其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的三十多年,是中國古文字學發(fā)展的輝煌時期。其大致表現(xiàn)于:(1)國內研究的進展在古文字學中,開拓的比較早的是金文(青銅器銘文)和甲骨文兩個領域。建國以來,青銅器研究中有容庚氏與張維持氏的《殷周青銅器通論》的總論性著作;有迄今為最重要工具書之一的容庚氏《金文編》;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主持編纂的大型金文集,將是迄今最完整的一部青銅器銘文匯編;隨著陜西、河南等地成組的青銅器發(fā)掘出土,利用其銘文對西周史的研究不斷細致、深入;關于西周歷法中爭論已久的“月相”,馬承源氏、劉啟益氏等近來進行了比較系統(tǒng)的討論;在銅器斷代上,建國后有陳夢家氏提出了系統(tǒng)之作,李學勤氏近年來提出了建立西周銅器斷代標準器的意見。在甲骨文領域中,有陳夢家《殷墟卜辭綜述》問世,這是甲骨學中帶有總結性的一部大型著作;尤其是郭沫若氏主編,胡厚宣氏實際主持的《甲骨文合集》,是甲骨文發(fā)現(xiàn)以來空前的一部集大成著作,可以說是實現(xiàn)了甲骨研究者多少年來夢寐以求的個理想,這也只有在新中國的條件下,以國家的力量才得實現(xiàn)。在研究中,出現(xiàn)了顯著的突破,如在甲骨分期研究中,陳夢家氏提出了“貞人組”的概念和九期分法,李學勤氏提出了“非王卜辭”和九組兩系分法,特別是社會科學院考古所的殷墟婦好墓與小屯南地甲骨發(fā)掘和研究,引起了近年來熱烈討論,看來,徹底揭開“文武丁卜辭之謎”的時機已成熟了,另一個重大成就是陜西歧山鳳雛的周原西周有字甲骨成批出土及對它的研究,它證實了西周必然有甲骨文的科學推測④4,改變了甲骨文一定同殷墟在一起的傳統(tǒng)觀念,并提供了先周及商周關系的珍貴史料。張政烺氏并據周原甲骨上一種“異形文字”,指出這就是“八卦”,使古文字研究中關于“異形文字”較長的探索,有了滿意解答。(2)對于中國古代漢字學理論研究的學術意義古文字學中戰(zhàn)國文字與秦漢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