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體制轉型的性質與進程

“俄羅斯體制的轉變”是指從高度集權的計劃經濟和黨壟斷的傳統體制向現代市場經濟和民主法統社會的歷史轉變。從一般的意義上說,起自于1991年12月蘇聯解體的俄羅斯體制轉型迄今經歷了兩代領導人,因此也大致分為了以前總統葉利欽為代表的“激進派”和以現任總統普京為代表的“漸進派”。兩種不同的轉型方式,產生了不同的效果。俄羅斯是世界上不可忽視的主要力量,其體制轉型必然會引起世界的關注。一、聯在的國家整合和政治堅持中面臨的困難和問題在俄羅斯進行經濟轉軌以前的蘇聯,長期實行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計劃經濟體制,雖然經歷了20世紀50—60年代赫魯曉夫時期的經濟管理體制改革、60—70年代勃列日涅夫時期的改革、80年代后半期戈爾巴喬夫時期的“徹底的”經濟管理體制改革,但是沒有觸動舊有管理體制的根本。政治上的一黨制,勢必導致監督機制的缺失,執政黨和人民的關系日益疏遠。由于利益的驅使,形成了一大批利益集團和特殊階層,加上本來就存在,而且并沒有處理好的民族矛盾,孕育了潛在的深刻危機。在國際社會中,20世紀70年代蘇聯開始實行的擴張性全球戰略,使得蘇聯在國際社會中受到的阻力和抵制也越來越多。到了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蘇聯不只是經濟陷入負增長,蘇聯的國際地位也呈下降態勢。在蘇聯解體前夕,整個社會已經陷入嚴重的經濟危機、政治危機和民族矛盾的漩渦之中。蘇聯后期戈爾巴喬夫實行自由化和公開化方針,一時間西方各種經濟、政治理論和思潮紛紛涌入,對西方自由資本主義世界精神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向往成為社會的一種潮流,市場和民主的觀念深入人心,迅速替換掉舊有的僵化體制步入現代西方文明成為蘇聯知識分子和一部分政治精英的夢想。正是在這樣的國內國際環境下,以葉利欽為代表的自由派掌權后,在很短的時間內徹底推翻了蘇維埃政體,實施了以“休克療法”為代表的一系列激進的、推倒重來式的“革命性”的變革。政治上,迅速推翻蘇聯幾十年來形成的蘇維埃政體,代之以議會民主、多黨制、三權分立的西方式民主制度。自1993年以全民公決的方式通過新憲法,俄羅斯各種派別、各種層面的政治力量斗爭基本實現了在憲法的框架內進行。經濟上,在政治民主框架確立后,立即推行了以“休克療法”和大規模私有化運動為標志的激進的社會經濟改革方案,短短的時間內包括所有制結構的轉換,價格、工資和匯率機制的自由形成,盧布的內部可兌換等市場經濟的基本結構初步形成。在這一過程中,由于盲目地崇尚“國家退出”的西方自由主義模式,政府喪失了對經濟的宏觀調控能力,在制度構建迅速展開的同時,俄羅斯的經濟一落千丈,工農業產值大幅衰退,居民生活水平急劇下降,陷入普遍貧困。俄羅斯作為一個大國,在世界上的經濟和政治地位迅速衰落。正是經濟的滑坡和社會的動蕩,引致了國內外學界對葉利欽改革道路的一片譴責之聲,似乎葉利欽的改革道路自始至終就是錯誤的。但是筆者認為不應該抹殺葉利欽所進行的憲政改革的積極成果,可以說“憲政民主”體制的建立是葉利欽時代最重要的改革成果。二、普京治國理念的形成普京從葉利欽手中接管的俄羅斯,政局動蕩,中央與地方關系緊張,民族矛盾突出;“休克療法”所造成的經濟弊端日益突顯,加上經濟危機所造成的沖擊,使得俄羅斯的經濟水平急劇下降,國力衰弱。而且十年的大規模私有化,造就了一批特殊的官僚資本家,也有人稱為寡頭資本家,這些人,形成了一個個的利益集團,操縱了俄羅斯的經濟運轉,甚至影響著俄羅斯的政治。普京執政以后,針對前任總統改革的弊端,從政治上強化中央對地方的控制,建立七大聯邦區,改組議會上院;打擊民族分離主義和極端主義勢力,堅決鎮壓車臣叛亂,維護國家統一;打擊寡頭勢力,限制寡頭干政;改革政黨制度,組建支持總統的政權黨——統一俄羅斯黨;府院相爭時期被畫上了句號,出現了總統、政府、議會密切合作的局面。普京在政治方面的整肅,大大強化了總統和中央政府的權力和行為能力。政局的穩定,成為俄羅斯經濟進入良性增長軌道的前提。正是由于上述措施,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指責普京正在破壞民主的原則,提醒警惕普京把俄羅斯導向極權的道路。不過用最近俄羅斯學者經常提到的一個詞來形容普京的政治改革也許更準確,那就是“可控民主”。在經濟方面,普京執政后實行了稅法改革,降低稅負,統一稅率,擴大稅基,增加預算收入,從而改善國內投資環境、刺激企業投資生產和結構改造;進行了大規模的銀行體系重組,將銀行破產、重組機制制度化,促進銀行恢復將儲蓄轉化為投資的經濟功能;加強對金融市場和貨幣信貸政策的宏觀調控,通過對利率和匯率的調節促進國內市場的穩定和生產的投資;繼續推進私有化,但加強國家對具有戰略意義的企業和部門的控制,注重私有化對提高企業自身生產效率以及通過它提高整個經濟運行體系效率的經濟任務;完善社會保障措施,以現金補償的方式替代原先的社會福利保障等等。普京在就任總統之前發表的《千年之交的俄羅斯》一文中提出的治國理念的核心就是實行國家宏觀調控下的、居民社會保障的市場經濟。從“普京新政”幾年來的成績看,俄羅斯目前正沿著這個方向發展,市場經濟由于有了國家的干預和調控也變成“可控制的”了。普京所實施的一系列改革的非常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可控性”。與葉利欽的完全放任自由、模仿西方式的自由民主、自由市場經濟不同,普京非常重視國家在社會生活中的干預和調控,不管是在政治層面的,或者是經濟層面的。按美國卡內基基金會高級研究員列文的觀點,普京治國理念的形成主要受兩方面影響。他說,有兩樣東西對普京影響很大:一是葉利欽時期俄羅斯國力下降,普京認為這和中央權力渙散及無政府主義泛濫有關;二是中國經濟改革的巨大成功給普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俄羅斯學者斯特羅卡尼認為,普京關于“2010年國內生產總值翻一番”的提法、關于重點發展本國高科技產業和出口產業、關于在改革過程中注重政治穩定的思想等都借鑒于鄧小平思想和中國經驗。鄧小平思想中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一理念中,很重要的一個特征就是:中國的市場經濟是“計劃”下的市場經濟,這里的“計劃”并不是說回到以前的計劃經濟時代,而是指有宏觀調控的國家干預下的市場經濟。前一個原因使得普京有了改變以往改革方式的想法和決心,而后一個原因,則幫助普京確立了改革的方向,給予了他非常大的啟示。在普京看來,不管政治還是經濟,應該都是“可控制”的,“可控制”的政治經濟,賦予了俄總統具有遠遠超過美國、法國等總統制國家的總統的權力。有人認為普京的漸進之路是對葉利欽激進之路的否定。但是筆者認為,不應該簡單地將普京的改革道路認同為就是對葉利欽道路的摒棄和否定,因為不管是“可控民主”還是“可控制的市場經濟”,終究是在民主和市場經濟的框架內,葉利欽時代所通過的憲法、確立的國家政體和基本的民主原則都依然存在,市場經濟制度的架構和方向都沒有改變,改變的只是在民主和市場經濟的實現方式中強調加強國家的控制和調節作用和對葉利欽時代一些過激政策的調整。而所有這些調整正是基于已經建立起來的民主和市場制度。如果說到葉利欽時代與普京時代的最大不同,可能就在于,葉利欽強調的市場與民主是西方式的,而普京的公式里則在市場和民主之外加上了俄羅斯現實。至于在就任總統前夕的1999年歲末,普京在互聯網上發表的《千年之交的俄羅斯》一文中所講的,“俄羅斯在政治和社會經濟動蕩、巨變和激進改革中已經精疲力竭……只能采取漸進的、逐步的和審慎的方法,要保證社會穩定,不使俄羅斯人民的生活惡化”,也并非是指對葉利欽改革道路的拋棄,因為當采取了激進的方式完成制度變革之后,所有的制度磨合、修補與調整的過程都只能是漸進式的,事實上這種漸進式調整在葉利欽時代中后期就已經開始了,只是由于不停的政府危機、人員更迭而少有成效。三、不斷完善俄羅斯制度的框架中俄兩國長期以來實行的都是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計劃經濟體制,可以說兩國的轉型有著極為相似的制度背景。兩國在從計劃體制向市場制度的過渡中選擇了不同的道路和方式,一個“激進”,一個“漸進”,因而取得了不同的成效。改革20多年來,中國的社會財富總量不斷增加,經濟總量已經大大超過了俄羅斯,人均GDP已從低收入國家進入到中低收入國家行列改革以前,按照經濟發展的總體水平和人均指標,俄羅斯屬于人均不低于5000美元的高收入國家,中國還屬于人均不超過250美元的貧窮的發展中國家,應該說20多年的改革,中國在保持了社會穩定的情況下經濟獲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而俄羅斯經濟在幾乎整個20世紀90年代都呈現一種衰退狀態,通貨膨脹惡性發展,生產急劇衰退、居民實際收入劇降,社會動蕩、政局不穩,整個社會陷入一種悲觀絕望的情緒中。這個時候,誰也無法認可俄羅斯經濟轉軌的成效。從上面的一些經濟數據中,我們不難發現,中國的轉型遠遠比俄羅斯的轉型要成功,但是如果從更加深層的視角來觀察,對于“中國的改革比俄羅斯要成功”這樣的觀點,尚不能作出斷言,因為制度的變遷是一個長期的過程。任何一種制度的破除一定是要付出成本的,而制度變遷效果的顯現是有時滯性的,一時的衰退還不能作為對一種道路選擇否定的依據。在普京總統經過幾年的政治經濟整肅取得了顯赫的成果并已經得到廣泛認同的情況下,我們仍然不能確認,俄羅斯的改革之路就一定是前途一片光明,對與錯、成與敗的檢驗尚需時間。俄羅斯進入普京時代后,經濟與社會的發展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居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綜合國力顯著增強。可以說,俄羅斯為改革所付出的成本將越來越少,而改革的績效將越來越明顯。俄羅斯的改革,正在從成本大于績效,向績效大于成本轉變。中國漸進式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