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義分解性對中-英雙語者理解漢語慣用語和英語慣用語的影響

1語義分解性對慣用語理解的影響慣常語（idioms）是一種高度常見的表達，是一種是從口腔中表達總體意義的簡短而精確的習慣語。它通常主要基于三個字的形式，如“黑鍋”和“風頭”（馬利軍，張靜宇，張吉家，2010）。慣用語的比喻義不能由對詞素的句法加工和語義分析獲得。非建構觀點認為,慣用語是具有語義整體性和結構穩定性的固定詞組,通常作為一個完整的意義單位運用,是一種無理據的死隱喻(Swinney&Cutler,1979)。建構觀點認為,慣用語理解是主動的認知建構過程。在理解中,成分詞素的意義對整詞的比喻義通達發揮重要作用(Cacciari&Tabossi,1988;Gibbs&Nayak,1989)。兩種觀點爭論的本質在于慣用語究竟是死隱喻(能指與所指的關系是任意的)還是象似的(整詞理解可以從詞素義上尋找到理據)。結構主義認為,語言符號是任意的,詞素對整詞理解沒有貢獻;認知語言學認為,語言符號的象似性(分解性)多于任意性,語言在某種程度上是有理據的(朱永生,2002)。語義分解性(decomposability)是否影響慣用語理解是區分兩類觀點的重要指標。語義分解性是指慣用語的成分單詞對整詞意義理解的貢獻。依據有無貢獻,可以將慣用語分為語義可分解的和語義不可分解的。語義不可分解的慣用語不能提供任何整詞意義的線索,成分單詞對整詞理解無作用,加工不存在成分單詞的激活,如“sawlogs”,比喻意義是“打呼嚕”。依據成分單詞是字面義貢獻還是比喻義貢獻,可以將語義可分解慣用語分為正常可分解的慣用語和異常可分解的慣用語。例如,“popthequestion”中的“question”和“meetyourmaker”中的“maker”,“question”是字面義貢獻,“maker”是比喻義貢獻。許多研究證實語義分解性在慣用語理解中的作用。Gibbs,Nayak和Cutting(1989)發現,理解語義可分解的慣用語快于理解語義不可分解的慣用語,理解語義異常可分解的慣用語快于理解語義正常可分解的慣用語。張積家和馬利軍(2008)發現,詞素與整詞意義一致(慣用語可分解)易化整詞加工,詞素性質影響整詞理解。Libben和Titone(2008)表明,在延時任務中,分解性和熟悉性存在交互作用,語義可分解性對低熟悉慣用語理解發揮重要作用。但也有研究質疑語義分解性的真實性。Swinney等(1979)未發現語義可分解慣用語與語義不可分解慣用語之間加工速度的差異。另一些慣用語理解和產生的研究也未發現語義分解性的作用(Cutting&Bock,1997;Tabossi,Fanari,&Wolf,2008)。那么,語義分解性是否真的影響慣用語理解?慣用語是否具有高度的象似性?慣用語是人類概念結構的表現形式。慣用語理解并不僅依賴于語義分解性,還需借助于個體的概念系統和百科知識。Lakoff和Johnson(1980)認為,人類概念系統本質上是隱喻的。對慣用語理解依賴于概念結構映射,即參照源域去體驗目標域,前者是具體、熟悉的領域,后者是抽象、不熟悉的領域。文化知識在慣用語理解中發揮重要作用,語義分解性的作用必然受個體的文化知識制約。母語講話者會利用已有的概念原型和百科知識來理解慣用語,致使語義分解性在慣用語理解中不能獨立發揮作用。以往研究常局限于一種語言內,由于語言受文化影響,文化知識會影響語義分解性的作用。因此,通過考察不同語言的慣用語理解,可以分離知識經驗的影響,證實語義分解性的真實性,為語言符號的象似性提供證據。2實驗1。意義的分解在漢語中常見語言的理解中的作用2.1測試對象漢族本科生33人,男15名,女18名,視力或矯正視力正常。2.2雙詞語的分解性及熟悉性評價2(熟悉性:高/低)×3(語義分解性:正常/異常/不可分解)被試內設計。材料來自《漢語慣用語辭典》(周宏溟,1990),選取漢語慣用語60條,評定語義分解性和熟悉性。語義分解性采用類型評定(Gibbs,Nayak,&Cutting,1989),“1”表示語義正常可分解,“3”表示語義異常可分解,“5”表示語義不可分解。語義正常可分解、語義異常可分解和語義不可分解慣用語的可分解分數分別為1.55、3.08和4.27,語義分解性差異顯著,t正常-異常=16.34,p<0.05,Cohen’sd=5.19;t正常-不可分=26.21,p<0.001,Cohen’sd=8.29;t異常-不可分=19.01,p<0.05,Cohen’sd=6.01。熟悉性評定采用7點量表,“1”表示從未見過,“7”表示非常熟悉。高、低熟悉慣用語的熟悉性平均分為4.65和2.07,t=19.04,p<0.001,Cohen’sd=4.92,差異顯著。依據熟悉性分數和語義分解性分數將慣用語分為6類,每類10條。從《漢語慣用語辭典》中選出與慣用語比喻意義相關或無關的雙字詞各60條,采用5點量表評定雙字詞與比喻義的相關程度,“1”表示毫不相關,“5”表示聯系緊密。相關的雙字詞的平均聯系程度在3.80以上,無關的雙字詞的平均聯系程度在1.60以下,t=10.56,p<0.001,Cohen’sd=2.73,差異顯著。采用5點量表評定相關的雙字詞和無關的雙字詞的熟悉性,“1”表示從未見過,“5”表示非常熟悉。兩類雙字詞熟悉性的平均得分為4.97和4.99,t=1.27,p>0.05,差異不顯著。相關的雙字詞和無關的雙字詞的平均筆畫數分別為16.25和16.28,t=0.04,p>0.05,差異不顯著。所有的評定均由20名母語為漢族研究生完成。2.3計算機仿真實驗采用E-Prime編程。啟動刺激為三字格慣用語,目標刺激為雙字詞,要求被試判斷雙字詞和慣用語的語義是否相關。實驗包含120個刺激,在計算機上隨機呈現。在正式實驗前,先呈現指導語,接著呈現紅色注視點“+”300ms,啟動刺激呈現400ms,空屏100ms,最后呈現目標刺激,要求被試既快又準地判斷,“是”按F鍵,“否”按J鍵,按鍵反應在被試間平衡。被試按鍵后,間隔1s,呈現下一刺激。在正式實驗前,用8個非實驗詞進行練習,實驗中可以休息2分鐘。計算機自動記錄反應時和反應正誤。計時單位為ms,誤差為±1ms。使用SPSS11.5對數據進行處理。2.4簡單效應分析反應時分析時刪除錯誤數據和M±3SD以外的數據,結果見圖1和圖2。反應時的方差分析顯示,語義分解性的主效應顯著,F1(2,64)=94.67,p<0.001,η2=0.75;F2(2,54)=39.37,p<0.001,η2=0.59。熟悉性的主效應顯著,F1(1,32)=18.44,p<0.001,η2=0.37;F2(1,54)=5.76,p<0.05,η2=0.10。語義分解性和熟悉性的交互作用被試分析顯著,F1(2,64)=14.41,p<0.001,η2=0.31;項目分析不顯著,F2(2,54)=2.18,p>0.05。簡單效應分析表明,對高熟悉慣用語,語義正常可分解的慣用語和語義異常可分解的慣用語、語義不可分解的慣用語的反應時差異顯著,p<0.01;語義異常可分解的慣用語和語義不可分解的慣用語的反應時差異不顯著,p>0.05。對低熟悉慣用語,三類慣用語之間的差異均顯著,p<0.01。對語義正常可分解的慣用語和語義異常可分解的慣用語,熟悉性作用不明顯。對語義不可分解的慣用語,高熟悉慣用語理解速度顯著快,p<0.01。錯誤率的方差分析表明,語義分解性的主效應顯著,F1(2,64)=86.57,p<0.001,η2=0.73;F2(2,54)=8.31,p<0.01,η2=0.24。熟悉性的主效應顯著,F1(1,32)=59.79,p<0.001,η2=0.65;F2(1,54)=5.54,p<0.05,η2=0.09。語義分解性和熟悉性的交互作用被試分析顯著,F1(2,64)=26.37,p<0.001,η2=0.45;項目分析不顯著,F2(2,54)=1.79,p>0.05。簡單效應分析發現,對高熟悉慣用語,語義可分解性的主效應不顯著,p>0.05;對低熟悉慣用語,語義正常可分解的慣用語與語義異常可分解的慣用語、語義不可分解的慣用語的錯誤率差異顯著,p<0.01;語義異常可分解的慣用語與語義不可分解的慣用語的錯誤率差異不顯著。對語義正常可分解的慣用語,熟悉性的主效應不顯著。對其它兩類慣用語,高熟悉慣用語的錯誤率顯著低,p<0.05。2.5語義不可分解的慣用語慣用語存在字面義和比喻義。成年母語者可以快速準確地理解慣用語的字面義,但比喻義通達受語義分解性和熟悉性影響。實驗1表明,語義分解性影響慣用語理解。語義分解性越高,通達整詞比喻義的反應越快,錯誤率越低。語義正常可分解的慣用語,字面義與比喻義的語義透明,字面義理解易化比喻義通達,反應最快,錯誤率最低。語義異常可分解的慣用語,成分單詞的隱喻義與比喻義相關,反應時加長,錯誤率增加。語義不可分解的慣用語,字面義與比喻義“無關”,理解字面義對通達整詞的比喻義貢獻小,反應最慢,錯誤率最高。語義分解性的作用亦受熟悉性影響。對三類慣用語,熟悉性作用不同。熟悉性影響異常可分解型慣用語和不可分解型慣用語的理解。實驗1證實,在漢語慣用語理解中,語義分解性的作用真實存在。但是,母語講話者對慣用語理解受文化知識影響。雖然實驗1區分了慣用語的熟悉性,但語義分解性不能從被試的文化經驗中剝離。語義分解性的作用是否可以不依賴于文化知識存在?如果語義分解性的作用不依賴于個體的文化知識,在理解其它語言中低熟悉慣用語時,語義可分解的慣用語通過字面義來構建比喻義,整詞得到較好的理解;語義不可分解的慣用語不能從字面義推及比喻義,需要依賴個體已有的文化知識,整詞意義較難得到正確的理解。為驗證語義分解性是否能從文化知識中分離出來,實驗2探討母語為漢語的被試如何理解低熟悉的英語慣用語。3實驗2。意義的分解在理解英語中的角色3.1測試對象漢族本科生46人,通過大學英語六級考試者23名,未通過英語四級考試者23名,視力或矯正視力正常。3.2雙詞語的熟悉性2(英語能力:通過六級/未通過四級)×3(語義分解性:正常/異常/不可分解)兩因素混合設計。材料來自Libben等(2008)對英語慣用語的研究,從中選取熟悉性低(英語母語講話者的評定)的慣用語45條,15條語義正常可分解,15條語義異常可分解,15條語義不可分解。在正式實驗前,由兩名大學英語教師(通過英語專業八級)對材料進行評定。材料的分解性(Gibbs,Nayak,&Cutting,1989)。語義正常可分解、語義異常可分解和語義不可分解慣用語的可分解分數分別為1.03、3.10和4.97,語義分解性差異顯著,t正常-異常=23.68,p<0.001,Cohen’sd=8.65;t正常-不可分=31.00,p<0.001,Cohen’sd=11.31;t異常-不可分=23.67,p<0.001,Cohen’sd=8.64。從《美國俚語詞典》(NTC’sThematicDictionaryofAmericanSlang)中選出與慣用語比喻意義相關或無關的漢語雙字詞,要求對雙字詞與慣用語比喻意義的相關程度進行5點評定,評定標準同實驗1。相關的雙字詞和無關雙字詞的熟悉性采用5級評定,“1”表示從未見過,“5”表示非常熟悉。兩類雙字詞的平均熟悉性為4.98和4.95,t=0.54,p>0.05,差異不顯著;平均筆畫數分別為16.07和16.13,t=0.12,p>0.05,差異不顯著。以上評定均由20名母語為漢族研究生完成。3.3這個程序同實驗1。啟動刺激為英語慣用語,下面標注逐字的中文翻譯。3.4語言效應和錯誤率反應時分析時刪除錯誤反應時和M±3SD以外的數據,結果見圖3和圖4。反應時的方差分析表明,語義分解性的主效應顯著,F1(2,88)=87.25,p<0.001,η2=0.78;F2(2,42)=50.23,p<0.001,η2=0.71。均數比較表明,語義異常可分解型慣用語的反應時顯著長于語義正常可分解型慣用語,語義不可分解型慣用語的反應時顯著長于語義異常可分解型慣用語。英語水平的主效應不顯著,F1(1,44)=0.39,F2(1,42)=0.06,p>0.05。語義分解性和英語水平的交互作用顯著,F1(2,88)=5.33,p<0.01,η2=0.21;F2(2,42)=6.85,p<0.01,η2=0.25。簡單效應分析表明,對語義正常可分解型慣用語,英語水平高的被試的理解速度顯著快于英語水平低的被試,p<0.05;對其它兩類慣用語,英語水平不同的被試的反應時差異不顯著,p>0.05。錯誤率的方差分析表明,語義分解性的主效應顯著,F1(2,88)=177.87,p<0.001,η2=0.87;F2(2,42)=13.02,p<0.001,η2=0.38。均數比較表明,語義異常可分解型慣用語的錯誤率顯著高于語義正常可分解型慣用語,語義不可分解型慣用語的錯誤率顯著高于語義異常可分解型慣用語。英語水平的主效應顯著,F1(1,44)=22.31,p<0.001,η2=0.25;F2(1,42)=296.21,p<0.001,η2=0.89。英語水平高的被試的錯誤率顯著低于英語水平低的被試。語義分解性和英語水平的交互作用被試分析不顯著,F1(2,88)=1.31,p>0.05,項目分析顯著,F2(2,42)=5.05,p<0.05,η2=0.21。3.5不同語義的分解性對慣用語的依賴程度不同英語慣用語亦存在字面義和比喻義的區分。在實驗2中,慣用語的字面義標注了逐字的中文翻譯,被試均能正確地理解字面義。無論英語水平如何,慣用語的比喻義對被試來說都是陌生的。實驗2顯示,語義分解性影響被試對英語慣用語理解。語義分解性越高,對慣用語理解的反應時越短,正確率越高。英語水平亦影響慣用語理解。對語義正常可分解的慣用語,英語水平高的被試反應時短,錯誤率低;對語義異常可分解的慣用語,英語水平高的被試加工優勢僅表現在錯誤率上。對語義不可分解的慣用語,英語水平高的被試未表現出任何加工優勢。當慣用語語義可分解時,被試通過理解字面義來建構整詞的比喻義。當慣用語語義不可分解時,由于缺少相關的文化知識,被試無法通過字面義推及比喻義,無法快速準確地通達慣用語的意義。研究表明,不同語義分解性的慣用語對文化知識的依賴程度不同,語義不可分解的慣用語即使給出字面義,也無法快速、準確、有效地通達比喻義,對文化知識依賴程度高。例如,正常可分解型慣用語“sitonthorns”(坐立不安),字面翻譯為“坐在荊棘上”,而不可分解型慣用語“cookone’sgoose”(毀掉自己的前程、希望),字面翻譯為“烹飪某人的鵝”,兩類慣用語意義的通達難度不同,對文化知識的依賴程度不同。4一般討論4.1隱喻映射與慣用語理解雖然部分研究者質疑語義分解性的真實性,但通過對中-英雙語者對不同語言的慣用語理解的研究發現,語義分解性對慣用語整詞意義的理解發揮了作用,表明語義分解性跨文化地存在,證實了語義分解性的心理現實性。實驗結果從一個側面佐證了慣用語整詞的象似性和理據性,并非是死隱喻。實驗1表明,中-英雙語者對語義可分解型慣用語的理解快于語義不可分解型慣用語。語義可分解型慣用語,字面義對整詞意義貢獻大,兩者之間語義距離近,加工所需的認知努力少。語義不可分解型慣用語,字面義與比喻義“無關”,對字面義理解無助于比喻義“通達”,兩者的語義距離遠,加工需要的認知資源多。研究發現,對漢語語義異常可分解型慣用語的理解慢于語義正常可分解的慣用語,錯誤率高。但是,Gibbs等(1989)以及Bortfeld(2003)均發現,英語母語者對英語慣用語理解表現出相反的模式,即語義異常可分解型慣用語的理解速度快于語義正常可分解型慣用語。他們認為,語義異常可分解的慣用語的兩種意義之間存在著具體形象的隱喻映射。兩類研究任務不同可能導致不同結果。Gibbs等(1989)以及Bortfeld(2003)要求對慣用語進行概念類別判斷。語義不可分解型的慣用語的詞素意義往往表征慣用語的概念原型。任務提示導致被試更多關注詞素或整詞的概念隱喻。本研究采用語義相關判斷,要求被試識別慣用語的語義。結果表明,在語義異常可分解型慣用語加工中,隱喻映射并不能使慣用語理解跨越字面義直接提取比喻義。事實上,隱喻映射不是一個單一的匹配提取過程。源域和目標域之間映射的本質特征是選擇性,即只有源域的一部分特征被映射到目標域上(劉正光,2003)。源域映射到目標域是一個隱喻聚焦的過程,個體識別存在著線索累積效應。雖然漢語的語義異常可分解的慣用語存在隱喻映射,但需要先激活字面義,進行線索提取,獲得比喻義。對英語慣用語的研究結果表明,語義分解性真實地影響慣用語理解,被試能夠跨文化地理解其它語言的慣用語。Bortfeld(2003)采用逐字翻譯方式給英語單語者呈現拉丁語慣用語(實驗2)和漢語慣用語(實驗3),發現被試可以正確通達語義可分解慣用語的意義,對語義不可分解的慣用語的選擇判斷也高于概率水平。筆者認為,語義分解性是一個由低到高的連續體,語義分解性越高,跨文化地理解慣用語的可能性就越大。語言能力也影響對其它語言慣用語的通達,但語言能力受語義分解性制約。實驗2表明,英語水平高者對英語慣用語的成分意義的整合好于英語水平低者,對語義可分解的慣用語的理解成績較好;但是,英語語言能力并未對語義不可分解慣用語的理解產生影響。語義不可分解的慣用語的語用義通常來源于文化傳統、神話傳說等典故,字面義大多只是它的語源意義,一旦成為固定表達后,字面義不再起作用,抽象的虛指義或泛指義成為它的實際意義(溫端政,2005)。語義不可分解的慣用語文化依賴性強,非母語講話者缺乏英美文化知識熏陶,只能通過較少線索去“猜測”慣用語的意義,造成反應時長,錯誤率高。綜合實驗1和2,說明慣用語的語義分解性具有心理現實性。語義分解性不同,慣用語理解的速度和準確性有差異。在剔除文化因素之后,語義分解性依舊有利于慣用語的加工。4.2不同結構的慣用語的更易理解實驗1表明,熟悉性影響慣用語理解。高熟悉慣用語理解得快速和準確。Schweigert(1986)表明,加工速度與理解者對慣用語的熟悉度有關。含有高熟悉慣用語的句子理解速度快于含有低熟悉慣用語的句子。顧蓓曄和繆小春(1995)發現,熟悉的漢語慣用語理解得快。Nippold和Taylor(2002)以及Qualls等(2003)表明,熟悉性和語境影響青少年對慣用語理解。本研究發現,對語義不可分解和語義異常可分解的慣用語,高熟悉慣用語理解得更加快速和準確。熟悉性作用受語義分解性影響。在實驗1中,熟悉性并未影響語義正常可分解型慣用語的理解,表明被試通過對成分字詞意義的理解來構建比喻義,比喻義并非是直接提取。熟悉性降低了語義異常可分解型慣用語的錯誤率;提升了語義不可分解型慣用語的反應速度,降低了錯誤率。在高熟悉時,語義正常可分解型慣用語理解最為快速和準確,其它兩類慣用語的加工速度和準確率無顯著差異。熟悉性易化了語義不可分解型慣用語的理解。在低熟悉時,語義正常可分解型慣用語理解最為快速和準確,語義不可分解型慣用語理解速度慢于語義異常可分解型慣用語。Libben等(2008)表明,熟悉性與語義分解性存在交互作用。熟悉的慣用語不受語義分解性影響;不熟悉的慣用語受語義分解性影響,語義分解性高的慣用語理解快速。對不熟悉的慣用語,本研究結果和Libben等的研究結果一致。對熟悉的慣用語,兩個研究結果存在差異,原因可能是材料性質不同。Libben等選用英語動賓結構的慣用語,通常組織方式是“動詞-(定)冠詞-名詞”,中間詞素常不發揮作用。本研究的材料包含動賓和偏正兩類結構的慣用語,每一成分詞素都發揮獨特作用,對慣用語理解需要整合所有語素的意義。不同于英語動賓結構的慣用語,漢語動賓結構的慣用語常是“1+2”形式,后兩個語素結合起來形成亞詞匯。因此,對漢語慣用語理解,熟悉性和語義分解性存在交互作用,無論熟悉性高低,都受語義分解性影響。4.3語義不可分解型慣用語的文化基礎慣用語作為人類概念結構的產物,既是思維的表現,也是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現象。對相似的經驗,不同民族和文化的人會以某種獨特方式進行概念化,形成不同語言中獨特的慣用語體系。例如,英語講話者常用“spillthebeans”表達信息被泄密,拉脫維亞語講話者使用“spill(the)water”。拉脫維亞語講話者認為,英語使用“beans”而不是“water”令人奇怪,因為“beans”可以被撿起來,映射了事件可逆的內涵,而秘密泄漏恰恰類似于“潑出去的水”,具有不可逆性(Borfeld,2002)。因此,文化知識在概念映射中發揮重要作用(Kecskes&Papp,2000)。對北方人而言,常講“拍馬屁”,廣東人卻常講“擦皮鞋”,這源于具體生活經驗不同:南方很少養馬,拍馬屁沒有象似理據。不同語義分解性的慣用語對文化依賴程度不同。語義可分解的慣用語通常具備共同的生活經驗或文化基礎,理解相對容易。語義不可分解的慣用語在最初形成時,同樣有構詞理據,成分字詞的意義對比喻義有貢獻,但經過發展和演變,理據逐漸讓位于意義,成為“死隱喻”。當慣用語語義可分解時,無論是漢語慣用語還是英語慣用語被試正確通達的概率都較高。當慣用語語義不可分解時,被試對兩類慣用語的理解存在困難,尤其是對英語慣用語,達到大學英語六級的被試的正確通達率是61.74%,未達到大學英語四級的被試的正確通達率僅為56.52%。慣用語的理解和使用由概念知識驅動。對不同語言的不熟悉慣用語,被試對漢語慣用語的理解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