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中國古代楚文化的形成

中華民族歷史悠久，是世界文明古國之一。它是一個勤勞勇敢的偉大民族,在經歷過數千年的發展之后,創造出了光輝燦爛的古代文明。而在中華民族創造的古代文明中,有一支高度發達且風格獨特的區域文化——楚文化。楚文化內容廣泛,籠統談其特征是難以揭示楚文化的博大內涵的。每一種文化都有很多展示的層面,第一層是這種文化高度概括出的精神要義——我們稱之為民族精神;第二層是在特定文化背景下形成的行為思維方式——我們稱之為民族心理;第三層是這種文化的物質產品方面——我們稱之為物化文化,包括作為物態形式的哲學、文學作品。楚文化在這三方面都表現了自己的個性,具有鮮明的區域文化特征。楚文化以其絢麗多彩的文化為世人所矚目。青銅器、漆器、音樂、絲織等等一大批文化瑰寶無不讓世人驚嘆。回望歷史的發展軌跡,楚國在中華民族的發展歷史中書寫了濃墨重彩的一筆。楚國、又稱荊、荊楚,中國歷史上春秋戰國時代的一個諸侯國。它最早興起于古荊州之地的楚部落,滅于秦國,轄地大致為現在的湖南、湖北全部地方以及重慶、河南、安徽、江蘇、江西的部分地方。楚國先民的創業歷史是艱苦卓絕的,楚是三苗人在長江中下游建立起,它在周朝初期曾參加了周武王伐紂的戰爭。楚國由周成王封熊繹于楚地開始,居楚地丹陽(今湖北秭歸,有爭議),從一個附庸小國逐漸變成春秋戰國時代的一個強國。公元前704年,楚君熊通為武王,有地千里。因其地處中國南方,故而楚國與中原的華夏各諸侯國經常發生戰事。通過戰爭,楚莊王成為春秋五霸之一。楚國先后吞并了45個較弱小的諸侯方國。《戰國策·楚策一》“楚,天下之強國也。楚地西有黔中、巫郡,東有夏州、海陽,南有洞庭、蒼悟,北有汾陘之塞、郇陽,地方五千里。”楚國之疆域,雖然時有得失損益,但在其鼎盛時期,據考察其地跨今十一省,兼縣三百余,為戰國時期最大的國家。楚國的這種蓬勃發展的勢頭,從西周初年算起,持續了大約700年之久,直到戰國后期楚懷王時代,由于決策的失誤,才導致出現轉折。在春秋戰國時期,也是中華民族歷史上諸侯割據、戰亂頻繁的歷史時期,這期間整個社會形勢處在激烈動蕩變革階段,周王朝正逐步走向瓦解和衰亡,諸侯各國則乘機通過戰爭兼并奪取小國政權,而在這其中受益最大的莫過于楚國。此時的楚國已從局促于丹陽一隅的“蠻夷”之邦,通過多年的南征北戰,逐漸變成“地方五千里”的戰國時代最強的國家。通過不斷開拓疆土所形成的大范圍內民族融合,無疑是使楚國充滿生機和活力的一個重要原因。在經歷了連年的戰亂和多民族的不斷融合之后,楚國的文化也得到了迅猛的發展和變化,到了春秋戰國時期,楚國的音樂、舞蹈、繪畫、雕刻等諸多藝術表現形式鑄就了其楚文化的光輝燦爛的一頁,由于楚國在此時期成為了南方的民族融合中心,其楚文化的藝術也表現出了濃郁的民族性和融合性的特點。古代的楚國版圖包括了今天的湖北、湖南、四川、云南、貴州等省區,這些地區山勢險峻、水流湍急,氣候差距大,雨雪分布不均,造成了人們心理狀況波動較大,并具有冒險精神和駕馭困難的能力的特點,從而創造了中華文明史上最有靈氣的區域文化。楚文化具有很強的融合力,在與巴蜀文化的交流和對滇的開發中,楚人幾乎包攬了大半個中國的奇風異俗,造就了風格迥異于中原文化的楚文化。從出土的楚國文物來看,楚文化的特色突出地反映在造型、圖案、色彩方面,尤其是它的圖案(紋樣)大都是以曲線、弧線組成,同時伴有連續變化的幾何紋樣,大部分的紋樣圖案,線條流暢,給人以活潑、飄逸的自然美感.通常我們說:每一種文化都有很多不同的表現特性,而在特定文化背景下所形成的思維方式都會表現出強烈的個性,并具有鮮明的區域文化特征。楚人有自己的傳統文化,但從不固步自封,也從來不拒絕外來文化的合理因子,不以處蠻地而自卑,敢于在逐鹿中原中實現自己的價值,展露自己的鋒芒。在發展本民族文化的過程中,楚人兼采夷夏之長,并積極開展文化交流的各民族之間的相互學習,正因為是在這種開放的基礎上形成了自己的文化特色,從而在不斷地融合中保持了一份屬于本民族文化的精髓。終于通過“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的艱辛歷程而成為泱泱大國,并以春秋五霸、戰國七雄而載入歷史的長河中。青銅器——楚人師夷夏之長的目的在于創新,在于形成自己的特色。早在楚國建立之初,楚國就發明了“楚式鬲”,使自己的礦冶水平居于全國領先水平,井創立了介乎夷夏之間的楚制和楚俗。此時的楚人博采眾家之長,將揚越的冶煉技術和中原的鑄造技術結合起來,生產出大量優質的青銅器,從而使自己的生產工藝超過中原達到了一流水平。此時由于各民族的不斷融合,各民族間所需的青銅器的種類大量增加,但這一時期的青銅器幾乎全是貴族日常生活用器,往往帶有大量的陳舊的痕跡,在器物形制和裝飾上也不再是模仿,而是根據自己的傳統,按照自己的審美情趣,表現了自己的風格,與中原同類器物相比已有不少變化,并開始出現獨特的器物,裝飾紋樣大部分是中原常見紋樣,但在表現形式、組合關系和裝飾手法等方面有不少中原罕見的特點,其裝飾中浮雕、圓雕、透雕等技法運用非常廣泛,且技巧嫻熟,同時銅禮器的鑲嵌技術已開始推廣運用,這些特點將中原銅禮器遠遠地拋在了身后。從現有出土的青銅器,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制作精湛的成套禮器和樂器的數量、品種之多空前絕后。并且在青銅器上鑲嵌了許多設計精美、構思巧妙的獸面紋和各種動植物的紋樣,充分展現了楚國先民們對自然力量的敬畏和崇拜。湖北省青銅器出土文物十分豐富,僅隨州曾侯乙墓出土的青銅器(含兵器、樂器)共有6239件,重約10.5噸。其中青銅禮器(包括樂器、酒器、水器)117件,用器17件,共38種134件,均為實用器,總重量2340多千克,是歷年來我國出土青銅器數量最多、種類較全的一次。縱觀人類的發展史,我們可以看到這樣一個自然發展的規律:人類從使用石器到鑄造青銅器是人類技術發展史上的一次飛躍,是社會變革和向前發展的巨大動力。春秋晚期和戰國時代,早期封建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促進了青銅鑄造技術的提高,舊禮制的衰落消除了種種束縛,其舊禮器時代的紋樣特性也隨之逐漸消失。有相當一部分轉化為日常生活器皿,而且呈現出式樣精巧新奇,紋飾細密華麗的特征。另有部分青銅器則以器耳、器首、器足的形式呈現在其它大型器物上。湖北隨州出土的曾侯已墓編鐘架同仁銅人、虎形掛鉤、編磐架立獸、蟠龍鼓座等,這些做為其器物附飾或支架、底座、附件的青銅雕塑紋樣大都具有相對獨立藝術設計構思。通過這些造型可以看出楚國的設計者們在考慮到它們作為附飾和附件的特殊功能時,也注意到了它們與器物之間總體上的藝術風格的協調性。漆器——大量出土的楚國的漆器彩繪則向世人展示出了楚文化所蘊含的深厚的文化底蘊。湖北省素有“九省通衢”之稱,地處長江中游,土地肥沃,物產豐富,交通便利。楚、秦和西漢時期的墓葬,遍布全省各地。雖然這里的雨水多,地下水位較高,但這些墓葬多為土坑木槨墓,深埋于地下,棺槨外面又常常填塞密度較大、能起防潮和隔絕空氣作用的自膏泥,因而出土的漆器數量之多、保存之完好,在全國實屬罕見。因此,湖北省出土的楚秦漢漆器,對于研究我國古代漆器藝術及其發展史,具有無可替代的重要學術價值。這些漆器制作精美、造型各異,主要有生活用具、家俱、文房用具、兵器及其附件、樂器、車馬器、手工藝品等等,廣泛地用于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在當時的社會生活中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早在戰國和秦漢時期,這是我國古代漆器史上的一個繁榮發展時期,在湖北省出土的這一時期的漆器,不僅數量大、器類品種多,而且它的制作工藝、器物造型、裝飾紋樣也都具有較高的藝術水平,是當時我國漆器發展史上的一個里程碑階段。通過對這些漆器不斷深入的研究,可以確定這一時期漆器工藝的快速發展,對我國漆器工藝的傳承和提高,產生了相當深刻的影響。湖北省出土的大批精美的漆器,經當時的能工巧匠的精心制作,各類器皿千姿百態、琳瑯滿目,充分顯示了均衡協調、樸素大方、美觀實用等造型特點。而且我們發現,這一時期楚國先民們已掌握了紋樣圖案的原始構成法則,并以充滿著豐富想象力及瑰麗多姿的各種花草紋樣圖案進行描繪,這足以說明它已不是一種可有可無的虛飾,而是一種增強美觀和實用價值的裝飾藝術。在這個時期銅、鐵、陶、漆、竹、木、玉和絲織物等各種材料的裝飾藝術中,漆器的裝飾藝術水平是較高的,它在我國古代藝術史上有著極其重要的地位。在楚國漆器的彩繪中,有大量的裝飾性抽象化的動植物紋樣,它們有的是在器皿表面或內底的地漆上描繪的;有的是在雕刻各種動物形象的漆器上加飾的彩繪花紋。隨著時間的推移,各種動物紋樣的增減有明顯的變化,例如在器皿上直接描繪的動物紋樣的數量由少逐漸增多,而在雕刻動物形象上加飾的紋樣卻由多逐漸減少,紋樣的繪制,即使是同一時期或在同一畫面上,也是富于變化的,并非千篇一律.有的只是單獨作為漆器上的裝飾紋樣,大部分紋樣則是作為主要的裝飾紋樣,在漆畫工匠的筆下,這類紋樣更顯出其千變萬化、絢麗多彩,使整個漆器圖案顯得十分和諧優美。另一方面,漆器中也有大量的寫實性的情景繪畫,方相氏率領神獸執戈驅疫的儺儀圖;湖北荊門包山大冢出土的漆奩蓋的周圍,彩繪著聘禮行迎場面,構圖疏密有致、人物主次分明、色彩明快和諧,表現出了戰國漆器裝飾畫的卓越水平,在現有出土的一些漆器器皿中心位或某一面上,古代的畫師們描繪的往往是由一個或幾個獨立單位構成的裝飾紋樣,并且主要是采用平衡、變異、連續、旋轉等多種表現形式,組成了裝飾性極強的優美圖案。特別是連續紋樣的使用,使它與變異的主要紋樣被有機地相互結合起來,畫面層次分明,同時產生了更加強烈的韻律動感和節奏變化的視覺感,從而達到了極佳的裝飾效果.楚國的漆器制作工藝精湛,繪畫手法既粗狂又抽象,其造型和紋樣的主要對象不外乎大自然生靈和先民們崇拜的虛構神怪,但在楚國匠師們的手中,這些形象個個都被描繪得栩栩如生,這充分反映了楚人的審美觀念和審美需求。楚人崇尚自然,對自然界的生命的運動,對自然界的萬物和諧都具有強烈的贊美之情。他們通過雕塑造型的手段逼真傳神地刻畫出自然界的生靈們,這些形象以形寫神、栩栩如生,高度濃縮出一幅大自然的美景,給人們以視覺上的享受。同時又表現信仰神靈,相信天地萬物皆有神存在的泛神論者,因而神靈就成為楚人造型藝術表現的主要對象。當然各種神的形象都是來自于自然界真實生命構成部分的重新組合。正如我們傳說中的龍鳳就是綜合了從多動物的特征而形成的一種超現實的虛擬的動物,龍鳳等虛擬動物再與現實生活中的其它動物相結合構成了想象奇特的神靈形象,例如鎮墓獸和虎座飛鳥。龍鳳是楚藝術的母體,楚漆器上的鳳紋變化多端,具有高度的抽象性,有些鳳紋甚至是符號化了的風頭紋和鳳尾紋。所以楚國漆器上的紋樣的變化,主要歸納為寫實與夸張兩種類型。寫實的紋樣裝飾手法,是直接摹擬自然界的各種動物以及花草植物、自然景象和人類生活場景為題材作為當時漆器的主要裝飾紋樣。這一手法春秋時期使用較少,而到了戰國時期,隨著社會的向前發展,生活懷鏡的改變,人們從對生活簡單的運用發展到具有一定的審美需求,這種裝飾手法則被廣泛地使用在各類漆器上。夸張變形的裝飾手法,其實并非是按客觀事物的原貌進行描繪,而是對其主要的有意義的部分進行夸張變形,使其特征更加強烈、集中,以加強裝飾紋樣的藝術效果。絲織品——除了青銅器和漆器,還有絲織品、刺繡。楚國絲織品上的紋飾,從施紋的技巧而言,可分為編織和刺繡兩種。編織紋飾是以絲織工藝中的提花技術的發展為基礎的。由于受到施紋技術的限制,編織紋飾的題材和造型也受到局限,主要以幾何紋為主,人物和動物題材只占少量。提花絲織品的幾何紋樣主要有:大菱形紋、小菱形紋、塔形紋、十字菱形紋等。各種幾何形紋飾中,以菱形紋最為變化多端,奇詭如迷宮。幾何紋飾線條規整勻稱,色彩層次清楚,立體感強,給人以對稱、均稱、平衡的形式美感。絲織提花紋樣中還有少量的人物紋和動物紋。戰國時期,隨著社會經濟、政治的大變革,以及人本主義思潮的高漲,對生命與自由的向往在各種藝術形式中反映出來,這種新的氣象在絲織品編織紋飾中的動物、人物紋飾生動地表現出來。馬山一號楚墓出土的一件絳帶上的田獵紋是一個完全寫實的紋樣,描寫的是貴族進行田獵活動的場面。田獵紋絳用棕色、士黃、鈷藍色相間織出二人御車追逐獵物、奔鹿倉皇逃命、武士執劍與盾搏獸等戲劇性的生活場景。幾何圖案化的各種人和動物形象都能巧妙抓住對象主要特征予以生動地表現。將這類充滿激烈運動,扣人心弦的場景設計成編組紋樣。這種寫實風格有花紋在先秦絲織品中還是第一次發現。另一件具有代表性的編織紋絲織品是馬山1號墓出土的動物舞人紋錦,這也是一件反映貴族生活題材的作品。舞人動物紋錦的花紋由七組不同的動物和舞人構成,其中長袖飄拂的歌舞人物,長尾曳地的峨冠鳳鳥,以及兩組姿態不同的爬行龍,都顯得意趣盎然。刺繡是用多種彩色絲線在絲織品上鎖繡紋飾的一種工藝。楚國的刺繡實物,在長沙五里牌、烈士公園、江陵望山和九店都有發現。特別是江陵馬山1號墓出土了許多保存完好的刺繡品,為研究楚國的刺繡工藝提供了珍貴的資料。刺繡題材以動物、植物為主,而動物中又以龍、鳳為主,江陵馬山出土的刺繡品花紋有10多種:蟠龍飛鳳紋繡,舞鳳舞龍紋繡,花卉蟠龍紋繡,一鳳二龍相蟠紋繡,一鳳三龍蟠紋繡,鳳鳥紋繡,鳳鳥踐蛇紋繡,舞鳳逐龍紋繡,花卉飛鳳紋繡,鳳龍虎紋繡,三首鳳鳥紋繡,花冠舞鳳紋繡,銜花鳳鳥紋繡,鳳鳥花卉紋繡等。在龍、鳳主題之外,有的紋樣還有虎。動物紋樣伴以花草、枝蔓,或為紋樣的有機組成部分,或作為紋樣的間隔、填充,表現了自然界的生機與和諧。鳳鳥的形象屢屢出現,但絕不重復,從視角而言,有正面也有側面;從動作而言,或飛翔奔跑,或追逐嬉戲,或鳳昂首鳴叫,或顧盼生情,盡現鳳鳥百態;或踐蛇而舞,或與龍相皤,或與虎相斗,顯示出鳳鳥的神異力量。刺繡的代表作品有《三頭鳳》,三頭鳳局部)《鳳斗龍虎》,鳳斗龍虎局部)等。馬山一號墓刺繡的繡線顏色極為豐富,有棕、紅棕、深棕、深紅、桔紅、淺黃、金黃、土黃、黃綠、綠黃、鈷藍等12種之多。在我們看到的代表楚文化的青銅器、漆器以及絲織品上的彩繪、雕塑等裝飾紋樣以及各類藝術表現形式中,其設計的創作構思基礎大都源于楚國先民們通過日常生活和勞作所產生的思維想象上的能力。我們可以通過諸如青銅器、漆器、彩陶、絲綢等表面上的紋樣探尋出古人認識自然的思維方式。也可從這些精美地雕塑、紋樣、彩繪、裝飾圖案中看到數千年以來,生活在荊楚大地上的先民們,在長期的生活實踐中對美好生活的一種追求。從他們對簡單的農耕生活場景的描繪到復雜多變的裝飾紋樣的演變過程,我們看到的是變化、眾多組合和積淀,還有不斷創造創新的努力,最后逐漸演變成為更為流暢絢麗的幾何象征圖形。眾所周知,圖形、紋樣、圖騰、符號都屬于視覺傳達的范疇,而每一個不同的時代都具有不同的時代特征。那么在現在社會藝術水平高度發展的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