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中期進士考試三昧制度

在中國的科舉考試制度發展到成熟階段的明清時期，進士考試實行了三個制度，主要包括三個經濟層次、詩歌賦和對策。這三個系統是在唐代之前形成的。唐代進士科考試有一個逐步完善的過程,其內容和形式變化甚多,端緒頗不清晰,清人趙翼《陔余叢考》卷28《進士》說:其初雖有諸科,然大要以明經、進士二科為重,其后又專重進士。此后世進士所始也。唐初制試時務策五道,帖一大經。經、策全通為甲第。策通四,帖過四以上為乙第。永隆二年,以劉思立言進士唯誦舊策,皆無實材,乃詔進士試雜文二篇,通文律者然后試策。此進士試詩、賦之始。開元二十五年詔:進士以聲韻為學,多昧古今,自今加試大經十帖。建中二年,中書舍人趙贊權知貢舉,又以箴、論、表、贊代詩賦。太和八年,仍復詩、賦。此唐一代進士試藝之大略也。趙翼所言與史實頗有出入處,如唐初進士并不試時務策加帖經,進士試詩賦也并非從永隆二年起,然而卻說出了唐代進士科考試內容的復雜多變和曾經采用過的考試內容與形式。大體而言,唐代進士考試經歷了只試時務策——試對策加經書——試對策、經書加雜文的演變過程,而雜文考試經歷了諸多實用性文體與詩賦的反復,經書考試則經歷了經策、帖經和經義的變化,進士科三場考試內容與形式遂成定制。一、新見:新傳統、新舉措,有所為試策關于唐初進士科考試的科目內容歷來存在不同意見。有認為進士科初起時試時務策與帖經兩項,如趙翼,趙翼之說當是依據《新唐書·選舉志上》:“凡進士,試時務策五道,帖一大經。經、策全通為甲第,策通四、帖過四以上為乙第。”宋人葉夢得也持相同意見?！侗苁钿浽挕肪硐略?“唐初以明經、進士二科取士,初不甚相遠,皆帖經文而試時務策。但明經帖文通而后口問大義,進士所主在策,道數加于明經,以帖經副之爾。永隆后,進士始先試雜文二篇,初無定名,唐書自不記詩賦所起,意其自永隆始也。”此說多為后人所據。但是葉夢得細致地意識到一個問題:如果不加區別地說唐初進士考試也是試策與帖經,那么與明經何以為別?他的解釋是:考試科目雖同,科目側重有異——進士科重在試策,是主考科目,且道數多于明經,而帖經只是副考科目而已。然而事實上,在唐初相當長的一個時期里,進士科考試不止是與詩賦無關,亦與帖經無關,甚至與經書無涉,只試策。關于這一點,當時人文辭中多有提及?！锻ǖ洹肪?5《選舉三》說:貞觀起秀才科漸廢,“自是士族所趣向,唯明經、進士二科而已。其初止試策,貞觀八年,詔加進士試讀經史一部。至調露二年,考功員外郎劉思立始奏二科,并加帖經。”《大唐新語》卷10《厘革》說:進士“古唯試策。貞觀八年,加進士試經史?！薄杜f唐書·楊綰傳》記楊綰《條奏貢舉疏》云:“近煬帝始置進士之科,當時猶試策而已。”《封氏聞見記》卷3亦云:“國初,明經取通兩經,先帖文,乃按章疏試墨策十道;秀才試方略策三道;進士試時務策五道?！碧瞥踹M士只試時務策,這體現了進士科選才標準與明經、秀才兩科的區別。從保存下來的唐初進士策文看,其策題確實大多關涉時事政務,如關于禮樂、刑政、律令、獄訟、治術、選才、君臣等國家當前政治事務的對策。這些策題的設問,確是出于探索治國之道和了解應試者的政治態度、思想水平、處事能力、文字功夫的愿望,決非記誦經文科條者所能應對。但也正因為唐初進士考試僅試時務策,行之既久,也就發現問題:以“時務”為題,要求聯系實際,陳當前之弊,解當務之急,確有良好的愿望,但舉子們往往將應答當世之急務的策問之對策文,撰寫成文辭華麗的美文,對時務問題的應對也就流于套路,考試流于形式,暴露了進士科考試時務策的弊端?？紩r務策既可以脫離時務也能取得成功,又導致舉子們“唯誦舊策,皆亡實才”。所以才有了貞觀八年(634年)三月三日的詔:“進士試讀一部經史”。以期通過加試經書、史書各一部,引導舉子除練習策文外尚需多多留意讀書,以增強經史素養。進士科考試早期的實踐,暴露了其缺陷所在,即進士于經于史都缺乏根柢,對歷來重視經史傳統的政治而言,當然算不上“實才”,改革的第一步是增加經史內容,這也證明唐初進士考試只試時務策內容單一的缺陷。所以貞觀八年進士科考試中引進經史是進士考試內容發展上一個重要轉折的開始。但改革只是初步的,因為雖然增加了經史內容,而考試形式仍是試策,以經史問題策問和對策,比較帖經而言,在扎實掌握經史(尤其是經)的要求方面仍不能算是高的;同時,考試形式仍是試策,舉子們“唯讀舊策,共相模擬”的狀況也無大的改觀。于是又孕育新的改革。二、明清新事后溝通城市進士科諸考試進士科考試在唐高宗晚年發生了一次重大改革,即由僅試一場策增加為試帖經、雜文、策文三場。改革的發起人為考功員外郎劉思立。據《唐會要》卷76《貢舉中·進士》記載:調露二年四月,劉思立除考功員外郎。先時,進士但試策而已,思立以其庸淺,奏請帖經,及試雜文。自后因以為常式?！斗馐下勔娪洝肪?則更具體地指出增加考試雜文和帖經的數量要求:“開耀元年,員外郎劉思立以進士惟試時務策,恐傷膚淺,請加試雜文兩道,并貼小經”。劉思立的建議受到采納,于次年正式詔令實行?！短茣肪?5《貢舉上·帖經條例》:永隆二年八月敕:“如聞明經射策,不讀正經,抄撮義條,才有數卷;進士不尋史籍,惟通文策,銓綜藝能,遂無優劣。自今已后,明經每經帖十得六已上者,進士試雜文兩首識文律者,然后令試策。……”調露二年(680年)即為永隆元年,永隆二年(681年)又為開耀元年,所以調露二年劉思立奏增帖經、雜文考試,次年詔令實行,但因詔下已是八月,真正實行又要到開耀二年即永淳元年(682年)春了。也就是說從開耀二年起,進士科考試正式實行貼經、雜文、策文三場考試。三場考試順序為:帖經、雜文、策文,每場定去留。《唐六典》卷4《尚書禮部》:“凡進士先帖經,然后試雜文及策?！泵繄龆ㄈチ羟覍⑻浄旁谑讏?可見對進士科考經的重視程度。帖經考試的內容要求,據《唐六典》卷2《吏部尚書》載:“其進士帖一小經及《老子》,皆經、注兼帖”?！耙恍〗洝敝浮吨芤住?、《尚書》、《春秋公羊傳》、《春秋谷粱傳》擇一,帖十通六以上;《老子》通三以上。直到開元二十四年為止,進士科帖經考試基本如是。雜文考試的內容與形式,據徐松《登科記考》卷2“永隆二年”條下注云:按雜文兩首,謂箴銘論表之類。開元間,始以賦居其一,或以詩居其一,亦有全用詩賦者,非定制也。雜文之專用詩賦,當在天寶之季。徐松的見解基本符合事實,最初試雜文多為箴、銘、論、表、頌等實用文體,但試雜文以賦居其一,并非如徐松所言晚至開元間,試雜文之初即已有試賦之舉。上引顏真卿《顏元孫神道碑銘》記顏元孫即已“省試《九河銘》、《高松賦》”二首及時務策五道,深得考官劉廷奇稱贊。當年為垂拱元年(685年),雜文考試是一銘一賦,距正式實施帖經、雜文考試才三年。唐高宗晚年進士科考試內容的改革在進士科發展歷史上意義重大。其一,增加帖經與雜文,形成三場考試的格局,進士科考試的內容與場次基本定型。其二,增加考試帖經,實是向舉子提出起碼的經學要求,以彌補進士歷來疏于經書的缺陷;增加考試雜文,則便于辭藻出眾、才思敏捷者脫穎而出。這兩場考試的增設,適應了武周政權有別于以往的新的人才需要,即擅文藝且通經學的官員。其三,增加雜文考試為日后進士考試走入詩賦的發展方向創造了可能。其四,帖經、雜文、時務策三者構成一個較為合理的考試內容和形式體系,對士人素質的要求最為全面,因此使進士科考試具備了其他各科都不具備的優勢。三、明清時期:帖經考試的規定發生了矛盾唐中期進士科三場考試的基本格局未變,變化較大的是帖經和雜文考試的內涵變化以及三場考試的先后側重,反映了詩賦考試受到重視。雜文考試內涵的變化大體是:自雜文考試開始實行時起即間而有賦,開元年間賦更頻繁出現又間而有詩,天寶年間則專用詩賦,形成定制。據徐松《登科記考》記載:開元元年(713年)試《籍田賦》;二年試《旗賦》;四年試《丹甑賦》;五年試《止水賦》;七年試《北斗城賦》;十一年試《黃龍頌》;十二年試《終南山望余雪詩》,是雜文試詩最早出現;十四年試《考功箴》;十五年試《積翠宮甘露頌》;十八年試《冰壺賦》;二十二年試《梓材賦》、《武庫詩》,是雜文同時試詩賦最早出現;二十六年試《擬孔融薦禰衡表》、《明堂火珠詩》;天寶四載(745年)試《玄元皇帝應見賀圣祚無疆詩》;天寶十載試《豹蕮賦》、《湘靈鼓瑟詩》等等?？梢婋s文考試內容與形式的變化是逐漸發生的,總的趨勢是文學色彩越來越濃重,逐漸走向考試詩賦并定型于考試詩賦。進士科雜文考試的這一變化,反映了唐詩在經過初唐的發展而在開元天寶年間達到繁榮的局面,詩歌繁榮的影響所及,至天寶年間促成以詩賦取士形成固定格局。帖經考試最初的變化發生在開元二十五年。開元二十四年春,進士科考試中發生在主考官李昂與考生李權之間的一場沖突,反映了進士地位大大提高的發展趨勢,沖突直接導致唐代貢舉之職始由吏部移歸禮部。禮部侍郎姚奕知貢舉后采取諸多改革措施,其中包括改革明經、進士兩科考試內容,奏請“進士帖《左氏傳》、《周禮》、《儀禮》,通五與及第。”次年二月,以“進士以聲律為學,多昧古今”為由,敕令“其進士宜停小經,準明經帖大經十帖,取通四已上,然后準例試雜文及策者,通與及第。……進士中兼有精通一史,能試策十條得六已上者,委所司奏聽進止?！庇商〗浺幌伦痈臑樘蠼?對經書要求的提高跨度甚大,不能排除借此打擊一下舉子們的威風之意,同時也無非是設置一堵門墻,對進士掌握儒家經典提出更高標準。結合對精通史書者所規定的特殊待遇,可見進士科考試在偏重文學的同時,對經史的要求也未放松。這可以看成在進士科考試標準之爭中,重文學的主張最初并未完全占據上風。然而這種平衡迅速被打破。據《封氏聞見記》卷3《貢舉》:“天寶初,達奚珣、李巖相次知貢舉,進士文名高而帖落者,時或試詩放過,謂之贖帖。”達奚珣、李巖相次知天寶二年至七載貢舉,當時“舉人多于經不精,有白首舉場者,故進士以帖經為大”。帖小經已是為難了進士,帖大經更成為許多舉子的一道難以逾越的障礙,即使才高八斗,也徒喚奈何!達、李的“時或試詩放過”,偶爾以詩贖帖,表明對進士的讓步,也表明重文學的主張逐漸得勢。這一變通之舉也埋下了后世進士考試最終廢除帖經的根子。這種變化還表現在進士考試三場的先后順序上。將帖經放在第一場,無非是強調經書是進士及第的基本要求,在逐場定去留的情況下,尤其顯出對經書的重點要求,因為經不熟,詩賦、策論再好也無濟于事。隨著主張文學的勢力的上升,三場順序同樣面臨挑戰。天寶十一載(752年),楊國忠任吏部尚書知選事,進士孫季卿進言道:禮部帖經之弊大,舉人有實才者,帖經既落,不得試文。若先試雜文,然后帖經,則無余才矣。國忠然之。無何,有敕,進士先試帖經,仍前后開一行?！芮宄?要求更換前兩場次序的目的是為了保證進士科考生的文學才能有機會得到顯示。雖然動議當時未得采納,但問題畢竟被提出來了,并且也在不久后得以實現?！短綇V記》卷179《閻濟美》記閻濟美試于東都洛陽,11月下旬試雜文,12月3日“天津橋放雜文榜”,閻通過。“四日,天津橋作鋪帖經”,閻以詩贖帖通過。東都考試的一切安排是以西京長安為法,可知當時三場次序已換,雜文場已在帖經場之前。閻濟美于大歷九年(774年)東都榜進士及第,帖經與雜文場次的更換當是發生在天寶十一載至大歷九年之間。同時,當閻試帖時,自忖“不工帖書,必恐不及格”。主司告之:“可不知禮圍故事,亦許詩贖?！笨梢姷酱藭r以詩贖帖也已實行有日,也證實了達奚珣、李巖知舉時的確允許以詩贖帖了?？傊?唐中期進士考試內容與形式的變化總趨勢是由重帖經轉向重雜文,即由帖小經繼而帖大經進而以詩贖帖,由三場帖經、雜文、策論轉而三場雜文、帖經、策論。而雜文考試則漸主于詩賦。因此詩賦優劣逐漸成為能否及第的決定因素,帖經考試甚至可以用作詩替代,致使帖經在進士考試中逐漸淡出,帖經考試的被廢也由此發端。這樣,進士科的考試模式更加確定,地位更得確立。正如杜佑所說:“開元以后,四海晏清,士無賢肖,恥不以文章達”。形成進士尤為貴、得人尤為盛的局面。四、詩賦考試的地位在進士科考試以詩賦決定棄取的模式逐漸形成之際,反對意見也在形成,爭議集中于進士考試是重文學還是重經史這一問題上。爭議固然是歷史的延續,但也有當時的社會背景。就近而言,“安史之亂”引發當政者的反思,也及于人才及其選拔制度;就遠而言,唐代前、中期統治政策的取向周旋取舍于儒佛道三者之中,儒學不顯造成明顯的統治思想混亂和社會道德淪喪,于是重振儒學傳統逐漸成為社會思潮。進士科考試中的重經史主張因此抬頭,與之相應,詩賦考試受到嚴重批評。與前不同的是,唐后期重經史卻未再肯定帖經的地位,而是重策和以經史試策。還在寶應二年(即廣德元年。763年),楊綰初履禮部侍郎職即上疏條奏貢舉之弊,認為隋煬帝設置進士科不過“試策而已”,自劉思立奏進士試雜文后,積弊成俗:幼能就學,皆誦當代之詩;長而博文,不越諸家之集。遞相黨與,用致虛聲,六經則未嘗開卷,三史則皆同掛壁。沉復征以孔門之道,責其君子之儒哉!祖習既深,奔競為務……考試詩賦造成人們不讀經史典籍,只留意于當代詩賦文集,最為嚴重的后果是丟失儒道。為了引導人們“返淳樸,懷禮讓,守忠信,識廉隅”,建議考試于“三傳”、“三禮”、《尚書》、《毛詩》、《周易》中任通一經,“每經問義十條,問畢對策三道”,以之斟酌取士。提議開設東都舉的尚書左丞賈至也附議說:今試學者以帖字為精通,不窮旨義,豈能知遷怒貳過之道乎?考文者以聲病為是非,唯擇浮艷,豈能知移風易俗化天下之事乎?是以上失其源而下襲其流,波蕩不知所止,先王之道,莫能行也。楊、賈二人的批評充分強調了儒家經典應在考試中占有至高無上的位置,但他們所主張的考經已非“帖字”,而是“窮旨義”,即如楊綰所建議的問義和對策,因此帖經受到鄙棄,詩賦面臨非議。盡管楊、賈二人的建議最終遭否決,甚至到大歷年間以詩賦取人還愈演愈烈,“非辭賦登第者莫得進用”,但在政府上層圍繞考試內容所引發的爭論卻延續不絕,因循與改革的舉措也時有反復。建中二年(781年)中書舍人趙贊權知貢舉,對明經、進士兩科考試都作出改革。對考經強調“義以為先”,對雜文考試“請以箴、論、表、贊代詩賦,仍試策二道?！睋焖伞兜强朴浛肌肪?1考證,建中三年進士試題《學官箴》,進士別頭試題《欹器銘》;建中四年《易簡知險阻論》;興元元年(784年)《朱干銘》,隨后又恢復試詩賦。但批評詩賦考試憑文辭取士的呼聲也愈高。洋州刺史趙匡上《舉選議》,批評進士考試詩賦“務求巧麗”,不唯無益于用,且有妨正習。因此提出:進士習業,亦請令習《禮記》、《尚書》、《論語》、《孝經》并一史。其雜文請試兩首,共五百字以上、六百字以下,試牋、表、議、論、銘、頌、箴、檄等有資于用者,不試詩賦。……其所試策,于所習經史內征問,經問圣人旨趣,史問成敗得失,并時務,共十節。禮部員外郎沈既濟的條奏也表達了相同的意見。雖然眾多力倡改革貢舉的議論、奏疏并未立即被采納,但越來越多的人們認識到以文辭韻律取士之弊和接受以經史衡文的意見。唐德宗貞元末年,重經史主張終占上風。先是中書舍人高郢權知貢舉(貞元十五至十七年。799—801年),“謝絕請謁,專取行藝”。其舉措一是以經史入詩賦題,如貞元十五年《行不由徑詩》,十六年《性習相近遠賦》,十七年《樂德教胄子賦》;二是取人標準首重經義?！杜f唐書·白居易傳》載:“貞元末,進士尚馳競,不尚文,就中六籍尤擯落。禮部侍郎高郢始用經藝為進退,樂天一舉擢上第。明年中拔萃甲科?！本o接著從貞元十八至二十一年(802—805年)連知三屆貢舉(貞元二十年停舉)的權德輿延續了高郢的考試路線,在重經史、倡實用方面更進一步。他曾反省道:“近者祖習綺靡,過于雕蟲,俗謂之甲賦、律詩,儷偶對屬。況十數年間至大官右職,教化所系,其若是乎!是以半年以來,參考對策,不訪名物,不征隱奧,求通理而已,求辨惑而已?！背鲱}不搜羅罕僻的事物,不征引隱奧的現象,考試求平實,求通識道理、辨解疑惑。高郢、權德輿抑制浮艷、崇尚才藝的考試路線,不僅影響了進士三場考試(尤其是詩賦)的內容取向,也影響了三場考試的地位輕重。以經史入詩賦題和取人崇尚才藝必然帶來三場考試中對對策地位的提升和對詩賦地位的貶抑,高郢、權德輿均十分注重對策即是其表征。至此,進士科考試中詩賦的地位不再至高無上。之后,元和三年(808年)衛次公、七年許孟容、八年九年韋貫之,主試均以重實著稱。到太和七年(833年)八月禮部侍郎李漢奏準“進士舉人先試帖經,并略問大義,取經義精通者,次試議論各一首,文理高者,便與及第。其所試詩賦并停者”。20太和八年春試果真不考試賦及策,而代之以帖經、經義與議論三場。這是唐后期進士考試中重經史一派的登峰造極,李漢已不滿足于以經史入詩賦題和策題,而是希望開設經義和議論兩種考試形式來體現對進士的經史要求。但是,李漢之舉顯然走過了頭。因為到唐中期,進士科考試已經成熟,體現進士選拔標準的考試項目——帖經、雜文、對策——已自成體系,獨具特色,迥異于其他考試科目,且已形成強大而廣泛的社會影響。李漢的進士考試改革